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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皮藍骨:後2018九合一大選的台灣

從太陽花到九合一(上):「台灣主體大聯盟」如何成為主流,又為何逐漸裂解?

2019/04/0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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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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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的民進黨支持者內部,存在著國家認同的尖銳分歧,深綠對於國家的想像存在其特殊性,也就是大體否定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相較之下,雖然同屬綠色,但深綠與淺綠之間,在國家想像的距離上反而可能比淺綠與淺藍間的距離遙遠。

文:西涼寺

台灣自馬英九執政後期以來,包括太陽花、民進黨全面執政、白色力量崛起、以及1124韓流等指標性政治現象,背後其實均存在物質條件層面的經濟成因,亦即現有以GDP為導向的傳統經濟典範,存在以下兩項內在的結構性危機,分別是:

  1. 產業外移造成GDP成長與本土經濟動能脫勾
  2. 經濟型態轉變造成越來越多的民眾只能撿拾日益縮減的經濟利益

而這兩項危機的惡果,又主要是由年輕世代與社經地位中底層的民眾(這兩個群體有一定重疊但本質上可以區分)所承擔,前者因而發展出以柯文哲為代言人的雙核心政治思維模式(在國家認同上擁抱天然獨,但多數時間期待政治領袖就事論事、厚積國力),後者則形成以韓國瑜為代言人的政治議題去優先化投票型態(只要有人幫我解決經濟問題,講什麼鬼話我都不管)。

上述的經濟面結構性危機對台灣社會帶來了一個重大的風險,亦即雖然多數民眾在國家認同層次上早已形成基本共識,而使得本文所稱「台灣主體大聯盟」的政治力量集結成為可能,然而人民的經濟困境,卻可能使得「台灣主體大聯盟」的選票基礎在2020年選戰中分崩離析,使得抱持少數國家認同的黨派或候選人能在選舉政治上勝出,而將台灣帶往與多數民眾對國家想像相反的方向。

為了避免此一風險的實現,本文希望從底層經濟結構的角度來描述台灣近年指標性的政治發展,幫助「台灣主體大聯盟」內部的不同成員理解彼此的矛盾與共通點,進而強調中華民國台灣的主體性,需要所有支持兩岸不相隸屬的力量一起團結,才能再現2016年「台灣主體大聯盟」的整合力量,將已經不避諱(隱含一國兩制之)和平協議的國民黨力量拒於總統府的門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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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中央社

「台灣主體大聯盟」如何成為主流,又為何逐漸裂解?

用極粗略的方式來說,所謂「台灣主體大聯盟」可以簡單區分為深綠、淺綠、為數可能不多但應該還是存在的中間、以及少部分願意跨越藍綠界線的淺藍選民等區塊。

「台灣主體大聯盟」內不同區塊的共通點,是在國家認同層次上,共同認為台灣(不論國號為何)是一個與對岸彼此分離,不相隸屬的個體,政府的任何施政,都應從最大化這塊土地上2300萬人生命共同體的福祉角度出發,而非將台灣想像為一個更大範圍的政治中國概念下的一個地方,從預設兩岸中國作為一個整合體(例如一國兩區、終極統一)的角度,來思考台灣的前途與發展。這些不同區塊在太陽花後實現政治結盟,也讓中共在2016後陷入民進黨恐長期執政的憂慮。然而才短短兩年,這個「台灣主體大聯盟」已呈現近乎全面潰散的狀態,太陽花以來所匯聚的台灣主體意識,也似乎在轉瞬間就被韓流徹底打垮。

「台灣主體大聯盟」的快速崩壞,一大原因當然是蔡政府的內政失當。但另一項主要的結構性原因,其實是「台灣主體大聯盟」內部其實存在國家認同(以及衍生兩岸路線)的尖銳分歧,此一分歧具體又主要存在於深綠與「台灣主體大聯盟」其他成員之間。相較於「台灣主體大聯盟」其他成員,深綠對於國家的想像存在其特殊性,也就是大體否定中華民國的統治正當性,認為台灣並非正常國家,而認為需要透過制憲正名,以台灣取代(即消滅)中華民國。

相較之下,雖然同屬綠色,但深綠與淺綠之間,在國家想像的距離上,反而可能比淺綠與淺藍間的距離遙遠。淺綠與淺藍的共通性,在於共同接受台灣這塊土地「已經」具備了國家的四個構成要件,分別是:

  • 領土(台澎金馬)
  • 人民(2300萬)
  • 主權(不隸屬中國)
  • 政府(中華民國)

兩個區塊間的差異,主要在於國號的優先順序,淺綠基本較偏好以台灣為國家名稱,但同一時間也不(完全)排斥深綠極度厭惡的國旗國歌等中華民國象徵;淺藍則偏好中華民國為名,熱愛中華民國象徵的國旗國歌,但也認同自己是台灣人,接受台灣跟中華民國其實是一體兩面、互為表裡的概念。

淺綠與淺藍的區分,長遠來說其實是會衍生兩岸政策上的細微差異,淺綠大體偏好維持現狀後漸趨獨立,淺藍則傾向先維持現狀,但未來不排斥看看要不要統一。但在現階段的國家想像上,兩個群體在本質上其實並沒有太大的差異。

而在年齡層上,認同台灣/中華民國國家地位的淺綠與淺藍,相當程度又以年輕族群為主。這群人成長經驗中的關鍵事件,是1996年的總統直接民選。總統直選作為國民主權的直接行使,對年紀較輕,世界觀尚未定型的族群來說,很自然產生一種以總統直選之人口(2300萬)與地域範圍(台澎金馬)為界線的共同體想像,並透過選舉中華民國總統,對中華民國政府的統治正當性產生了正當化的效果。此一重要的歷史經驗,於是在台灣年輕族群中形成前述領土(台澎金馬)、人民(2300萬)、主權(不隸屬中國)、政府(中華民國)的主導性國家想像。

深綠國家想像在「台灣主體大聯盟」成員中的差異,使得長遠來說,深綠與其他區塊終需一戰,以搶奪「台灣主體大聯盟」的主導權。而此一主導權的爭搶,具體就表現在深綠自柯文哲「兩岸一家親」言論開始對柯的一系列批判與挑戰,相關爭議尤其在DPP北市自提姚文智及吳祥輝活摘器官案後達到最高峰。然而,由於上述深綠在國家認同的獨特性,以及深綠和其他「台灣主體大聯盟」成員在經濟與世代議題上的不同立場(詳後述),使得該陣營對柯文哲的攻擊並未能在淺綠民眾引起共鳴,反而愈打愈將淺綠這個區塊的選民往外推,而造成深綠與其他「台灣主體大聯盟」成員路線日益分歧(柯粉與台獨吉娃娃壁壘分明),以及同一時間淺綠淺藍界線逐漸模糊,形成藍綠以外另一塊(白色)政治力量的態勢。

自詡處理兩岸穩紮穩打  柯文哲:至少非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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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智慧:到頭來,政治的表象往往還是反映了背後的經濟結構問題

國家認同的差異,其實只解釋了深綠與「台灣主體大聯盟」其他成員間矛盾的一個部分。在台灣社會常被忽略的,是深綠與「台灣主體大聯盟」其他成員(尤其是淺綠)在國家認同想像上的差異,其實又進一步與物質條件的經濟因素連結,而在不同世代間形成巨大的世界觀差異,最終形成無法化解的「台灣主體大聯盟」內部路線之爭。

而人民的經濟困境,進一步又可能使得「台灣主體大聯盟」的選票基礎在2020選戰中分崩離析,使得抱持少數國家認同的黨派或候選人能在選舉政治上勝出,而將台灣帶往與多數民眾對國家想像相反的方向。同一時間,「台灣主體大聯盟」現階段的主要政治代言人民進黨——尤其是蔡英文個人——卻又因為對上述深層的經濟面結構性危機缺乏足夠理解,而遲遲無法提出有效的反制方案,令人無比憂心。

經濟大環境的變遷,在台灣以約略40~45歲為界,形成了明顯的世代思維差異。此一年齡門檻以上的族群,是民國70~80年代台灣經濟奇蹟的主要受益者,整體而言仍持續主導台灣社會的社會與經濟資源,個人生活條件也因此較不易受到近20年台灣所面臨經濟大環境變遷之影響。與此同時,這個年齡層不論是因為發展階段(認知框架改變的彈性降低)或生命經歷(可能經歷過228與白色恐怖)的關係,在理解政治的視角上較為僵固,而構成過去20年間台灣政治一般所理解的藍綠基本盤主幹。

與此相較,40~45歲以下,在經濟奇蹟末尾或之後出生或進入職場的世代,則開始面臨台灣產業大量外移(尤其往中國移動)所造成的經濟生活條件持續惡化。產業外移除了直接造成本土工作機會的減少,也導致100至200萬具高度消費力的人口必須長期在中國或東南亞國家就職,造成本土經濟動能明顯下滑,GDP成長與一般庶民生活條件的提升脫勾,而衍生出薪資停滯、低薪過勞、貧富拉大等現象。再加上近年的高房價現象,將年輕世代的生活壓力繃緊到極限。

嚴格來說,這兩項經濟結構危機所帶來的影響,並無法完全用世代差異來完整呈現,許多社經地位底層的中高年人口,一樣會承受台灣整體經濟條件惡化的苦果(後者也正是韓流的主要對象)。然而自馬政府執政後期開始,台灣社會對整體經濟局勢不滿的反撲,一開始主要是以世代戰爭的型態出現。這背後的結構性原因,是前述年輕世代與社經地位偏高的中老年人口在經濟安全感受上的差異,加上目前台灣社會長期由後者(不論是老藍男或是老獨男)掌握權力的政經現實,導致大量年輕人的痛苦無法在政府體制中獲得系統性代言,而形成一個十分不穩定、隨時可能引爆的民主結構。

這顆炸彈在太陽花運動首次以世代戰爭的方式引爆。台灣社會一般將太陽花理解為「天然獨」世代主權意識的展現,但這樣的分析仍停留在傳統的藍綠架構,而忽略了前述經濟與世代因素對台灣政治板塊產生的結構性影響。更精準地說,固然太陽花發起者很多是深綠立場的獨派青年,但整場運動後續引發的社會動能,反映的卻是年輕世代(包括淺綠與淺藍)將馬政府以兩岸政治整合為終極目標而全速前進的兩岸經貿整合步調,理解為台灣近年勞動階層經濟生活條件快速惡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正是順著馬政府施政期間台灣勞動階層累積的深厚民怨,由深綠獨派發起的攻佔立法院,也才能一舉燎原,轉瞬成為深綠、淺綠、淺藍、中間選民共同結盟的經濟政變。進而在兩年後,打破台灣政治的藍綠基本盤框架,讓柯文哲入主台北市府,並將民進黨送上全面執政。

賴清德離開李登輝寓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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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執政後的經濟挑戰,執政者卻開始「步步錯」

低薪高房價的挑戰,勝選的民進黨當然有看到,但民進黨的全面執政很快在幾件事情上——尤其是一例一休的修法——讓年輕世代感到失望。在選票結構上,民進黨的基本盤是平均年齡層偏高的深綠,尤其是長期支持台獨的小資本家或中小企業主。但不幸的是,在改善勞動階層生活條件的這個議題上,這個族群恰恰與作為太陽花主力的年輕勞動族群站在對立面。

為了調和此一對立,民進黨政府因此提出「一例一休」的折衷方案,立意固然良善,但其一方面過於複雜,無法充分因應不同產業的個別狀況,甚至逼得賴清德接任閣揆後馬上再次修法。更重要的是,民進黨公職自身或挺綠資本家在修法期間的不合理發言,讓期待民進黨改善其生活條件的勞動階層年輕人,感覺民進黨終究與資本家站在一起,而深感遭到背叛。其中最經典的,自然是彰化縣小英後援榮譽總會長「沒有人過勞死,是勞工本來就有病」的談話,以及小英本人「勞工是民進黨心裡最軟的一塊」和「勞方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的失言。

新仇舊恨,一例一休也因此成為這個群體裂解的第一步(而非常可嘆的是,民進黨仰賴的中小企業主深綠鐵票在1124一樣沒開出來,讓人深感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台灣主體大聯盟」裂解的第二步,其實是同婚議題,但這部分涉及的因素與本文主要想探討的經濟物質條件較無關連,因此不予深究。若簡單用一句話來概括的話,同婚議題對民進黨的傷害,在於年輕淺綠覺得民進黨不夠進步,民進黨基本盤的中高年齡深綠選民則覺得民進黨台獨不搞去搞同婚,造成選票兩面流失的窘境,這部分除了敬佩小英是有人權理念、不計政治後果的政治人物外,也沒有其他可以評論的了。

然而,雖然一例一休讓年輕區塊產生明顯鬆動,但真正讓年輕世代徹底對民進黨感到絕望,讓先前的「團結」進入不可逆土崩瓦解的關鍵事件,還是白綠分手——以及後續的吳祥輝與葛特曼之亂(續)。

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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