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從《神鬼認證》到荷索

台北電影節策展人筆記(三)

2018/05/09 , 評論
台北電影節
《神鬼認證2:神鬼疑雲》(The Bourne Supremacy, 2004),Photo Credit:聯合國際影業(UIP)
台北電影節
自2007年底,台北電影節成為隸屬於「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的常設影展單位,期望透過永續經營的理念,讓台北成為一個更親切友善的電影城市,同時也結合同屬台北市文化基金會的「台北市電影委員會」,進行電影與城市行銷產業交流工作。藉由影展活動,廣邀國際重要城市電影委員會成員,舉辦電影城市論壇,以及電影與城市行銷經驗等相關交流,攜手拓展國際視野。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台北電影節策展人自白:自己越接近影展壓力高峰時,越有看動作片的原始衝動。某天深夜回家看到《神鬼認證4》,影片讓我原本對動作片的期待落空⋯關於純粹電影,荷索列舉怪物電影、西部片、功夫片和色情片。我想動作片也算是一種純粹類型。

文:郭敏容(台北電影節策展人)

1.

本文原本要用《神鬼認證》系列導演Paul Greengrass在廣播節目《Desert Island Disc》的一段話作開頭。在那集的訪問裡,出身英國電視紀錄片背景,轉向拍心理懸疑、腎上腺素爆表動作片的Greengrass曾就真實與戲劇作比較。起筆前回頭重聽podcast抓原文,主持人在開場時引用導演曾說過的話:

「我不要壯麗奇觀,我不想要觀眾只從外頭看,我希望他們成為參與者,在這點上,戲劇能帶觀眾到真相無法到達之處。」

不可靠記憶。這跟我原本的行文邏輯沒能完全扣合,只好來追索Greengrass這段話在我的認知裡變形的線索。

《Talking_Money》劇照
Photo Credit:台北電影節提供
《Talking Money》劇照
2.

有時會聽到一種說法,將紀錄片在電影各種類型裡,拉到十分崇高的位置,因為「那是真實」。另外,在討論紀錄片的現場裡,也聽到「因為這是重演,是虛構,所以不能被視為紀錄片」,或因為一部作品裡找不到顯而易見的議題,因而被質疑「這是紀錄片嗎」。

幾年來被動的吸收累積,聽到本地對紀錄片的討論主題如:真實命題、蹲點、挖掘議題等面相,有些作品我覺得能就這幾個關鍵字提出觀點,也有我在道德層面的判斷,但在不得脫離真實前提下,對此類型的想像控制,或是議題先行的比較標準,我就會感到困惑,大概在異國比手畫腳地問地鐵站在哪,都還比較快能達到共識。

3.

同樣的幾年,也因為選片之需,看到各種奇形怪狀、不能歸類的影像,他們不視分類、只一逕講自己心中故事⋯⋯

這樣的本意不一定都成功,我時常感到困惑、莫名其妙,但同時也有一種「也能這樣拍」的驚詫,累積久了,反而會對來自各地創作者的天馬行空及不受限感到莞爾,進而敞開心胸,試著跟隨他人的邏輯。不過,若是該作品的內在邏輯、氣韻無法撐起一部作品,我仍然不會被說服。

「形式」是電影作為傳達各種情感、故事的重要元素,當這些對類型的想像框架,或莫名其妙的自由發揮累積到一定程度時,我終於在2016年台北電影節籌備期,提出將「國際新導演競賽」報名簡章裡明定「劇情長片」(沿襲數年的英文簡章則是No documentary)的「No documentary」負面表列拿掉,中文只留「長片」。

這樣的改變在電影節的運作上比較反其道而行。我在台北電影節七年,這個經驗終於逐漸得以累積的影展機構,在各種對外溝通語言上需要越來越精準,也因應而生更多的標準程序。在2016年修改的「國際新導演競賽」簡章將形式放鬆,開放的反而是模糊空間。以去年的入選名單來看,《孩子不懼怕死亡,但是害怕魔鬼》便是因為去除「劇情長片」/ "No documentary" 規定而入選的影片 。

不過,這在對外的解釋上並不一定能一次到位。去除表列式的形式規定,希望能為形式的多元性開啟空間,同時要解放對於各種類型的想像。

4.

這幾年來我為台北電影節選的片,參雜不少形式多元的影片類型。

2015年兩位葡萄牙短片導演Sandro AguilarGabriel Abrantes的作品分別在聲音與時間、當代藝術與實驗電影間反覆探索;去年焦點影人Yuri Ancarani觀察人的存在與外在體系的關係。自從看過《美術館時光》後,一直希望能作美國影像創作者Jem Cohen專題,在2015年便選了《城市的十五個片刻》。比較傳統紀錄片如《尋秘街拍客》、《托托和他的姐姐們》或《龐克海盜地獄首爾!》這幾年也深為節目組喜愛。

我希望將我當初接觸這些影片時,無預期和不設限所帶給我的驚喜和刺激,以同樣不分類、開放的方式介紹給觀眾,讓觀眾能看到與一般商業發行影片不同的作品形式而有收穫。

不過,絕大多數時候的反應或實情是:

  • 台北電影節固定觀眾不知道那是什麼,所以跳過不選
  • 即便是傳統的紀錄片,也因為沒有清楚標示出是紀錄片,而會讓只看紀錄片的觀眾忽略
  • 在稍微跨到視覺藝術或實驗電影領域的影片,短則是影展後一個月,長則三年後,突然有人跟我提到「咦,你有放這部片/這個人的片喔,我想看!」(笑)
5.

今年,仍然選了幾部「非劇情片」。因為不想讓這些影片再被忽略,還是開了個單元給它們,雖然片量不多。選其中三部影片概述:《動情基因》(Casanova Gene)從動物求偶談起,到人類高度儀式化的勾引挑逗、前戲與性高潮,還有常扮演情聖的約翰馬可維奇受訪時,在鏡頭前當場露一手和導演調情,看生物交配本能。《Talking Money》走遍四大洲多國的各種銀行信貸機構,鏡頭始終面對申請借貸或投資、貧富不等的一般大眾,聽他們的家庭問題與夢想,從最普遍性的機構看進個人的私領域。

《不恐龍法官》描述一位撐著粉紅色陽傘去掘墓開棺取嫌疑犯DNA、凹警察在非緝捕時刻鳴警笛開車到法院的比利時性格法官,一方面政治不正確,另一方面又無比貼近的傾聽犯罪嫌疑人,首映的聖賽巴斯提安(San Sebastian)影展的評審團還頒給這位作為被攝者的法官「最佳女演員獎特別提及」,可比《台北抽搐》的黃大旺,看似傳統紀錄片,但細看之下,此片的風格應該會被一些機構性補助的紀錄片審查要求修改。

取單元名的時候又碰到問題了:這個單元就叫紀錄片單元嗎?以後是常設單元嗎?這些影片有什麼特別嗎?所以是要提出電影節的紀錄片觀點與他人不同嗎?

同事建議是否用non-fiction這個迷人的詞來入單元名,似乎是個方向,但觀眾是否會更疑惑?

《不恐龍法官》(So_Help_Me_God)劇照
Photo Credit:台北電影節提供
《不恐龍法官》(So Help Me God, 2017)劇照

回答不出同事的提問,他們再問這些影片是否有貫穿的主題?我回答這些影片都在談人與世界的關係(與個人、與機構、與社會),自己說出來都覺得像廢話,但又隱隱覺得符合部分事實。

6.

不論是採取何種形式,一些選擇以電影作為溝通媒介的創作者,用創意的方式去接近自身或外界想要傳達的核心概念,這應該是要被納入考慮的,而非只有接近道德性對紀錄片、劇情片的二分法。

回到開頭引用Greengrass的話,與我的記憶變形:我誤以為Greengrass說,比起紀錄片,戲劇更能達到真實不能到的核心。我想我的記憶曲解,起始於我對部分之於紀錄片與真實關係的信仰,因此給予紀錄片崇高地位說法的質疑。

原本想借他人之口來論理不成,叨叨絮絮的還是將節目規劃的想法脈絡作了些介紹——形式是種表現方式,更重要的是試著跟隨脈絡去探索主題,一同感受思考,我覺得這是在看影展時,非常有意思的收穫。

後記

為什麼會突然想到Paul Greengrass呢?

其實是因為幾年下來,我觀察到自己越接近影展壓力高峰時,越有看動作片的原始衝動。某天深夜回家看到《神鬼認證4》,影片讓我原本對動作片的期待落空,於是回想起Greengrass執導的《神鬼認證》系列多麼精彩,也因此喚起這段錯誤的記憶。我覺得好的動作片是非常肢體的,在動作設計、場面調度和剪接的精彩度與能力常讓我折服。

荷索曾在訪談裡提到他現在只看Essential Cinema,也就是電影在形式與內容間的純粹關係這樣的獨特性,他將Essential Cinema分為兩種:純粹藝術、純粹類型。

在純粹電影的類型裡,荷索列舉怪物電影、西部片、功夫片和色情片。我想動作片也算是一種純粹類型。希望我沒有再記錯荷索的話(笑)。

影展資訊

名稱:台北電影節
時間:2018/06/28-07/14
地點:台北中山堂(台北市衡陽路51號)|台北新光影城(台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36號4樓)|光點華山電影館(台北市中正區八德路一段1號)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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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電影節20週年:

台北電影節邁入20年,我們特別透過展覽與出版,嘗試爬梳20年來的發展脈絡,將種種轉變放回當時社會歷史情境,從影展自身反思和過去參與者的觀察,梳理這些年來各種決策對台灣的影展、電影發展、文化版圖及文化事務的影響,甚至是台灣作為世界電影文化的參與者的意義與定位。這些整理與回溯,是為了讓我們更能理解,也更有勇氣嘗試多年來不同身份的支持者對我們一致的期待:作一個有活力的、創新的、勇於嘗試並有觀點的影展。「那個世界是如此嶄新,許多東西都還沒取名,提及時得用手去指」不滿足於既有的電影,對於新的可能持續保持好奇心與探索的慾望,希望跟著電影節20年的觀眾、電影人、參與者,我們繼續享受接下來的未知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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