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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人權影展】人權影展聚落串聯行動

透過與穿過銀幕,返回並反轉現實:專訪人權影展統籌馮賢賢、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下)

2018/09/18 ,

評論

陳平浩

Photo Credit:2018臺灣國際人權影展

陳平浩

台灣桃園人,1980年生。電影講師,影評散見於《破報》、《紀工報》、《周刊編集》、《放映週報》與《電影欣賞》等刊物。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需要人權電影來刺激大家推進人權觀念,人權館館長陳俊宏舉例「台灣每逢重大凶殺刑案發生時,總是群集高喊『快點槍斃加害者』;然面對轉型正義必須追究釐清加害者責任之際,又嚷著『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這正是對於國家暴力的本質反省的集體現象。」

馮賢賢自認是一個「不太需要(被)娛樂的人,比較無趣 (笑),不太看娛樂的電影,因為可以從其它事物 (比如小說)獲得娛樂。」在柯南和宮崎駿之間她毫不考慮立即選擇後者。

相較於馮賢賢「一開始看電影就抱持公共性與社會性的期待,看電影(無論紀錄片或劇情片)主要是為了獲得新知」,陳俊宏館長則是多年的影迷,如今擔任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館長,對於這屆人權影展,充滿了熱忱和期盼。

政治系裡的電影課,電影裡的人權課與民主課

陳俊宏回憶起大學時代「超愛看電影,很早就是『電影掛』了,常常在國家電影資料館(今國家電影中心)或金馬影展裡看一整天的電影。」影迷經歷讓陳俊宏明白電影乃是一種「非常有力量的說故事形式,可以注入觀念和想法;所以,當我在大學任教時,時常藉由電影來講解人權、透過影像來傳遞抽象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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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游千慧拍攝
由右至左:國家人權博物館館長陳俊宏、人權影展統籌馮賢賢

從芝加哥大學與倫敦政經學院返國之後,在東吳大學政治系任教——嚴肅的學院和冷硬的學門,卻沒阻止陳俊宏在課堂上放映電影。他認為,「透過電影可以擴大道德想像,讓觀眾 (以及教室裡的年輕學生)抽離自身位置、嘗試設身處地去同理、同情、與反思。」尤其,許多人權電影其實早已跳脫為了對抗政權與政宣有時反而縮減為單向度的反對和平反,而是複雜地呈現了「道德衝突的真實狀態」,陳俊宏說,「這些電影不給答案,而是刺激觀眾思考、讓更多人思考。」

之所以需要複雜的人權電影來刺激大家推進細緻的人權觀念,這是因為時至今日「台灣社會對於國家暴力仍是欠缺反省能力的。」

陳俊宏舉了一個例子、「一組矛盾的概念:台灣主流社會每逢重大凶殺刑案發生時,總是群集高喊『快點槍斃加害者』;然而,一旦面對轉型正義必須追究釐清加害者責任之際,卻又掉過頭去,嚷著『我們要向前看、別一直回頭看,過去的事已經過去了』。這正是對於國家暴力的本質欠缺足夠認識與反省的集體現象。」

對於國家暴力與白色恐怖的歷史面、結構面、政經面進行廓清的審視,以及對這些人權事件內部的道德兩難進行複雜的思考,恐怕正是當代與後代台灣人面對轉型正義時不得不一併面對的課題——比如,1950年代確實著手顛覆政體(因而確實預備叛亂)的「省工委」政治犯,在當前台灣主體意識日益確立、兩岸敵對形勢日益險峻、資本主義貧富差距日益加劇的台灣社會,我們該如何看待與理解?

媒體行動主義——電影確實能夠改變社會

在教室裡觀看、討論、思考電影仍是不夠的,陳俊宏不滿足於坐而言、也積極起而行,抱持了「媒體行動主義」,認為影像可以「作為重要的倡議工具,因其具有高度的公共性,足以傳遞觀念、與大眾對話。」因此,具有「社會影響力」(social impact)甚至「真的能夠改變社會。」

陳俊宏信手拈來兩個經典的例子:美國紀錄片導演Errol Morris的《正義難伸》(The Thin Blue Line, 1988),這是「重演紀錄片」這個特殊形式的前驅之一。(前述《抓鬼》、《S21赤柬殺人機器》、《日曜日式散步者》、《錢江衍派》都可納入此一系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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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21:紅色高棉殺人機器》DVD封面

導演透過戲劇形式一次一次重演案發事件,提出案情真相的各種可能性、指出處處疑點,質疑司法判定的粗糙與武斷——最終這部紀錄片改變了最後的判決。美國導演Joshua Oppenheimer拍攝印尼「930事件」(反共排華大屠殺)的紀錄片《殺人一舉》(The Act of Killing, 2012),導演居然獲得加害者信任,容許他(要求他)拍攝他們重演過去的暴行——這部片讓印尼國家人權委員會發表聲明,認為印尼人民必須認識和面對這一段國家暴力的歷史。

也有台灣本土的例子

教室講課之外,陳俊宏在台權會(台灣人權促進會)從事「救援蘇建和、劉秉郎、莊林勳」的人權運動時,曾經和紀錄片導演蔡崇隆合作,以其《島國殺人紀事》(1999)對大眾說明檢警調查與司法審判過程之中的諸多問題 (比如程序不正義),激起了輿論廣泛的關注與支持——2012年高等法院判決蘇建和等三人無罪三審定讞,在這漫長的、長期戰鬥的司改運動與人權運動的過程裡,《島國殺人紀事》始終發揮著社會作用。

陳俊宏說,「畢竟,一般民眾要搞懂司法程序、讀懂法條或判決書,實屬不易,但紀錄片讓觀眾相對容易進入事件與議題,進而支持司法改革與人權運動。」恰巧,這部紀錄片的誕生,馮賢賢也是推手之一:她協助蔡崇隆從1995年擔任超視「調查報告」記者所製作的蘇建和案專題節目、轉至公視進一步拍攝了這部紀錄片。

而這屆人權影展開幕片《少了一個之後-孤軍》也是一個紀錄片改變現實的例子。

水兵黃國章1995年在艦艇上離奇落海死亡,疑遭凌虐致死而後投海;黃媽媽喪子之後為了軍中人權奔走抗爭,迄今23年。《少了一個之後》即以黃媽媽的長年鬥爭及其犧牲作為拍攝主題,旁及仍未水落石出的黃國章案、以及軍中各項違反人權的制度。陳俊宏說,「打從1998年在台權會時便開始看見黃媽媽奔走的身影」迄今20年不輟,「她是令人敬佩的人權運動實踐者。」

而這部紀錄片竟然突破重圍得以完成,也令人吃驚:「軍隊一直是拍攝紀錄片的禁區,但拍攝團隊居然突破了」。此外,「台權會推動人權議題多年以來,『軍中人權』始終最難突破,」陳俊宏說,「這是最為封閉的體制,階層化、上令下效、服從作為鐵律,光是『紀律』二字便能夠壓垮『人權』。」

或許正因這部紀錄片的拍攝與殺青「驚動」了軍方,人權影展上開幕的首映會上,海軍上將總司令黃曙光親自出席,公開向黃國章家屬致歉。

「從來沒想過一個影展會有海軍上將來當觀眾,也沒想過居然得到了公開道歉。」馮賢賢說。「電影是真的擁有改變社會的力量的。」陳俊宏補充。

除了軍方公開道歉,2013年重啟調查的黃國章案 (不乏政治因素)已延宕停滯多時,也在首映日當天再次召開了偵查庭。「雖然不等於真相大白,但至少重新啟動了司法程序的下一個階段。」這都證實了「媒體行動主義」絕非僅只一套理論,而是指向改變社會的具體實踐。這也許是馮賢賢在選擇此片作為開幕時,始料未及的。

「導演正在為《少了一個之後-孤軍》爭取更多映演機會而募資,人權影展要予以支持。」這部紀錄片不只要被看見,還需要被更多人看見。

需要更多觀眾「觀看」與「談論」的人權電影

接任國家人權博物館的館長之後,陳俊宏便開始思索:如何讓人權博物館與更多人接近。主辦人權影展是「透過電影做教育」的延伸——讓少數同學的人權電影教室,擴展至多數民眾得以參與的博物館裡的人權影展。然而,人權影展「不會只是、也不能只是放映電影,映後針對電影進行討論也同樣重要。」陳俊宏與馮賢賢說,「和去年相比,映後座談的場次大幅增加了,這是為了同觀眾一起進行人權觀念與價值的交流和對話。」

在這個手機佔據了大部分注意力的時代,年輕世代甚至不太看電影了。手機螢幕是用來瀏覽或掃視Instagram照片、YouTuber短片、以及「抖音」極短片的,沒有多少人能夠盯著手機螢幕專心觀看(網路上垂手可得的)一部90分鐘甚或120分鐘的電影。即使難得或偶然上了電影院,也是快速消費聲光娛樂好萊塢鉅片(或稱爽片),看完之後起身就走。

如果難以把更多觀眾拉進戲院或影展,那麼一旦好不容易抓住了一群觀眾,就不能讓觀眾看完電影就走,必須讓他們多駐留幾分鐘,參加映後座談或QA,這是近年影展的趨勢。比如,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的映後QA和影人論壇,場次數目逐年暴增。(並且逐字稿往往事後會整理成座談紀錄,在網路上留存和流傳。)

電影是需要被談論與討論的,這是亟待復興的影迷文化之一,「尤其是人權電影,」陳俊宏說,「讓觀眾帶著puzzle回去亦無不可,至少要有如此映後討論的過程。」這是彌足珍貴的困惑 ,思考乃是從中得以開啟的。

透過銀幕走向大眾的人權博物館——人權影展聚落

不只想方設法吸引觀眾來看影展、除了散場之後想辦法把觀眾留下來交談,陳俊宏還試圖讓影展走向更多觀眾、進而讓影展走得更遠:「博物館,一直都肩負著社會教育的職責與功能,既然大家不走進博物館 (全球的博物館參觀人次皆逐年遞減),那就讓博物館走出去。」那麼,既然由人權博物館主辦了影展,下一步便是思考如何讓影展帶著博物館走向大眾。

於是,陳俊宏特地走訪國家電影中心,向執行長陳斌全請益,仿效目前國影中心正在建立與推動的「台灣電影聚落」,嘗試在本屆人權影展裡設計了「人權電影聚落」的行動。

「電影聚落」的概念,乃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影展:由相對「邊陲」的、身處地方或地區的、無論議題組織或影迷團體所主動發起,向位於「中心」的影展單位申請或者要求電影資源(比如影片的公播版權),因應自己的興趣、關注、與需求,自行籌畫和舉辦影展——「自己的影展自己辦」。

這是一種讓非好萊塢的、非商業營利的、非主流意識形態的、獨立製作的電影 (及映演模式)得以向外流通的、向更多觀眾開放的、向下扎根的、賦權的電影機制,同時也是一種遍地開花的、自我培力的影展。國影中心籌辦的的「台灣電影聚落」以數位修復的經典台灣電影作為核心,以台灣社會的文化歷史記憶之保存為任務,力圖讓更多台灣人看見這些難得一見的老電影;今年已然邁入第二年,老電影活化與新生的成果,已然開始醞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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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國家電影中心

去年第一屆人權影展,其實已有讓人權電影擴散的試驗:循著比如女性影展或TIDF的模式,尋找了台灣8個城市裡的8家戲院進行巡迴映演。陳俊宏評估,基於規模太小、經費不足、人力缺乏,去年此一模式「能夠approach的觀眾太寡也太窄」——多半仍是都會區的觀眾,其中多半是影展咖。「今年改採『人權電影聚落』模式,效應很可能更大,比起『同一組人同一組影片選點巡迴』(有如媽祖出巡)更佳。」陳俊宏說。

確實,截至訪談日為止,人權影展聚落粗估已有76場申請。這和此一電影聚落計畫乃是以人權議題作為主軸有關。「台灣社會關注人權議題的人不少,包括了草根NGO團體、在地公民團體、以及學校公民老師,這些人權倡議者欠缺的是content,只要提供content,他們便能自行組織和規劃影展。」

也就是說,民主化多年以來,台灣各地已然遍布公民種籽或人權火種,需要的是水肥澆灌或煽風點火。陳俊宏說:「我們提供坊間欠缺、然而很能刺激討論與思考的人權電影,我們尚可推薦或提供專業與談人(甚至包括與談人差旅費補助),協助開啟映後討論的豐饒空間。當然,也有地方上的有心人和出力者,自己從我們的影展片庫裡選擇片單、組織影展節目、形構論述或論壇,由草根公民運動團體在映後帶領討論——這讓『人權掛』和『影展掛』更有機會彼此掛勾。」這是一種透過影展讓各地人們自行串連、由下而上形成知識社群甚或實踐社群的路徑——簡而言之,電影與影展成為一種組織方式。

關於人權、民主、轉型正義,人人都還是(而且永遠是)學生

翻閱本屆人權影展節目手冊,你還會發現一個與其它影展截然不同之處:除了影展專文和影片簡介,每部電影都有一篇導讀文章,由既關注人權議題也從事過人權教育的作者撰寫,文末附上可供參考的討論問題以及延伸閱讀書目——隱然有一種「教案」形式。

解嚴已然30年,轉型正義也啟動不久,多數台灣民眾(無論老小男女藍綠)對於白色恐怖的歷史、國家機器的性質、國家暴力的運作、人權的觀念與價值,在認識上與實踐上,都依然處於「學步階段」——這是艱難的工程和路程,勢必牛步,難以一蹴可及(而且欲速則不達),國家人權博物館和人權影展(與人權電影聚落),兩人三腳,就像正在小學運動會的操場上向目標奔跑,場內場外,我們人人都必須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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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於活動首場放映日的30天前完成申請並繳交活動規劃,可自行規畫主題選片,須至少規劃2場以上影片放映,且所選每部影片限播放一次(請見影片目錄

責任編輯:游千慧
核稿編輯:翁世航


【2018人權影展】人權影展聚落串聯行動:

2018臺灣國際人權影展以「尋找我們的身世」(Through the looking-glass)為主題,選映來自西藏、巴勒斯坦、南韓、哥倫比亞、德國、突尼西亞與臺灣的人權議題電影。1949至1987年,臺灣歷經世界最長的戒嚴時期,轉型正義卻在解嚴31年後的此刻才正要起步;人權影展邀請觀眾透過影像走入探索歷史的迷離之境,進而踏上尋找自己身世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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