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歷經長達16年的四個任期之後，普受敬重的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決定不尋求連任。因此在9月26日德國大選結束後，得票最多的社會民主黨（SPD）可望和其他黨派協商共組聯合內閣，正式終結梅克爾時代。

在梅克爾於2006年剛接任總理時，德國處於經濟低迷，陷在「歐洲病夫」的惡名之中。

但梅克爾上台後，前總理施洛德（Gerhard Schröder）時期，使德國勞動市場具有更多彈性、減輕政府福利和年金支出擔負的「哈茨改革方案」，開始發揮效果，加上梅克爾所屬的基民盟（CDU）和社民黨組成大聯合政府，首任財長史坦布律克（Peer Steinbrück）也進一步在2009年，推出了「債務煞車」（Schuldenbremse）機制，來規定聯邦、各邦和地方政府與社會安全基金，必須大體上平衡預算。

這些措施一方面是恢復了德國經濟活力與強化經濟體質，另一方面卻也讓德國發展果實的分配更不平衡，壓抑了大眾的消費和必要的政府投資支持，讓多餘的儲蓄流向海外。

德國以及歐盟內其他富裕國家，流向西班牙、義大利、愛爾蘭和希臘等國的儲蓄，最後釀成舉世矚目的歐債危機。這種政策引發的總體經濟不均衡，加上德國長期躲在美國領頭的北約保護傘下，不需要真正扮演歐盟外交政策領頭人的角色，讓梅克爾看似光彩耀眼的16年政績（今年應對德國第二波疫情爆發時的緩慢、混亂是個例外），其實有相當陰暗的另一面。

這也就是被兩位美國政治學者馬泰斯（Matthias Matthijs）和卡內曼（Daniel Kelemen），巧妙地稱之為「Merkantilism」（梅克爾版的重商主義）的政策組合：永遠讓德國的商業和地緣經濟利益，擺在民主人權和歐盟成員的內部團結之前。

也就是這種政策傾向，才能解釋為何德國在梅克爾任內都是執行大體上非常親共的政策，儘管隨時間的推移在國內外政界和德國產業界，對此都開始有越來越大的反彈。

梅克爾會如此堅守冠上她名字版本的重商主義，主要就是因為德國國內在哈茨改革後，一般民眾的社會保障減少，同時因德國內部的大製造商，能以外移到歐盟內其他發展程度較低的國家，或是更遠的亞太國家為威脅，壓低工資上漲的幅度，加上前述在公共財政上新「債務煞車」規則限制，讓政府無法在國內大舉投資來拉動景氣，或是提升長期競爭力。

在國內消費成長動力不足，又有過度儲蓄傾向之下，德國要持續成為歐洲的經濟火車頭只剩下一條路：靠其強大傳統製造業的大量出口。而隨者時勢的推移，中國的市場成為德國經濟越來越大的依靠，也因此產生為了德國經濟而避免挺身抨擊中共益發惡行的梅克爾版重商主義。

梅克爾剛上台時，曾經短暫選擇了和她後來一樣親中的施洛德的不同路線：施洛德支持中共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還在歐盟內推動廢除天安門事件後所制訂對中共的武器禁運，但沒有成功；梅克爾曾在2007於總理官邸接見達賴喇嘛。但宣揚此歐盟引以為傲的人權民主價值，馬上引發中共強烈的報復，將德中之間的對話暫停了一年半，在當時引發德國政界和商業的強烈不安。

面臨此嚴峻情況，梅克爾只好開始改弦易轍，正好歐洲馬上又接連面臨2008年至2009年由美國傳來的次貸風暴，和2010年至2012年的歐洲五國債務危機，但同時期中共的經濟卻持續在穩定成長，對德國和其最大幾家工業巨頭都越形重要。

於是第一次德中關係的高潮出現在2011年：在2010年德國正式將中共視為戰略夥伴後，於次年開啟和中共的年度部長級諮商，2011就是由總理溫家寶率領13位部長和德國內閣進行會議。德國過去曾和法國、以色列還有前一年開始和印度進行這樣層級的對話，對中共來說，是首次能和歐盟成員國進行如此高階的對話。

到了2013年，梅克爾親自介入，阻止歐盟對從中共進口的太陽能板加徵懲罰性關稅。此外德國的汽車製造業者還聯合遊說政府，去阻止當時歐盟的貿易代表處理中共的不公平貿易問題。次年習近平上任後，首次訪問德國受到熱烈的接待，同時德中雙方的貿易額一路突飛猛進，在2016年中共正式取代美國成為德國的最大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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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在前一年，中共正式推出很大程度上以德國「工業4.0」計畫為藍本的「中國製造2025」還有「一帶一路」，應該要引起德國政策制定者和商業界的警覺，但當時這些群體還是一廂情願認為，中共只是在走向較為曲折的轉型之路上，會隨者時間變得更開放。

德國商業界更沒什麼人想從中國市場出走，尋找替代以分散市場風險，反而是在各種市場進入障礙和智慧財產權偷竊的逆境中，還想加碼投資。所以才會弄到每次梅克爾訪中時，都會有一大批德國企業家隨行；有一次甚至人多到要三架飛機才裝得下整個代表團。

同樣在2016年，唯一一件稍微喚醒德國對於中共侵略性經濟政策警覺的事件，就是德國機器人公司「Kuka」被中共家電製造商美的集團收購案。當時面對美的開價50億美金，措手不及的德國政府無法迅速找到另一個競標的國內買家，只好把Kuka拱手讓人，而且原任CEO在2018年就被美的解雇。

經此和其他幾件試圖收購德國公司的案件，才讓德國警覺到中共不只是個忠實的德國產品顧客而已，還是持續在製造業中往高端產品鍊上爬，試圖取代德國。

稍微大夢初醒的德國在2018年收緊了針對外來投資的法律。並和法義聯手，推動一個針對整個歐盟的協調機制來過濾來自外部的收購。隔一年，德國經濟部長阿特麥爾（Peter Altmaier）宣布計畫，要制訂新的產業策略並敦促歐盟檢討競爭政策，以面對中共的國企和國家補貼的公司，對歐盟市場帶來的各種扭曲。

這些舉措，顯示德國還是對於單獨處理中共的問題有所顧忌，傾向由歐盟這個層級來進行較有力的回應。

另一次更大的全面性反彈，則是同年由德國產業聯盟（BDI）所發表的報告中，首次將把中共稱為「系統性競爭者」，並呼籲德國和歐盟採取更強力且協調一致的方式，來回應中共的國家資本主義。該聯盟其實過去是避免直接批評中共的遊說團體。

而驅動這次改變的主題，是被認為德國經濟支柱的中小企業，因為它們缺乏足夠資源來保護智慧財產權和抵擋來自中共的收購。但這並非該聯盟所有成員一致的立場，工業巨頭西門子就在報告發表的最後一刻，還想阻止該報告的發布；之後歐盟在3月發布戰略展望時，也把北京視為系統性對手。

再來就是在基民盟內，都有不滿梅克爾因為怕德國企業遭到中共報復，並未將華為排除在5G網路建設之外的聲音。但這些反彈卻讓梅克爾身邊的一小群決策圈人士，和某些德國企業巨頭的董事會，開始擔心對中共的反彈是否過度了。

所以在同年9月，梅克爾任上的第12次訪問中，她又選擇了強調德中的合作和夥伴關係，而不是歐盟定義的系統性對手。在武漢的一場演講中，她強調了德中要當共同創新的夥伴，還談到雙方未來要在科學技術上合作。她充滿善意的公開表態，和在國內已經吵了一年、從少數外交菁英圈變成各部會熱門話題的中共問題辯論，形成強烈對比。

但原因還是和之前一樣，和她一同前往北京的大批企業家中，特別是汽車製造業者，正為了美國可能對德國車祭出貿易制裁擔心而更看重中國市場。例如福斯汽車在中國境內的銷售量，就佔了總銷量的40％。而德國一些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如汽車、電子零件、機械和化學產品，便佔了德國輸中產品的70％，這些產品的製造商很多都是影響力直通政府的大公司。

梅克爾對中共所釋放出最大、也是最後的善意，是在去年年底德國擔任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期間，大力促成簽署歷時7年談判的《中歐全面投資協定》，這對和美國對抗了快3年，並因為對香港、新疆的人權侵害、對澳洲的經濟霸凌，還有疫情而限於外交孤立的中國來說是個及時雨，也讓當時還沒有上任的拜登（Joe Biden）政府感到不快。

由以上對於德中關係的重點事件回顧便可以看出，雖然中共日漸侵略性的經濟政策和外交模式，已讓德國政府內的某些部會如外交、情報部門開始對中共產生警覺，某些在野政黨、甚至是執政基民盟的國會議員，也開始對總理親中的態度感到不滿，但是梅克爾本人始終堅守其德國經濟利益優先的重商主義，這也和她因為德國汽車廠在匈牙利和波蘭有可觀的投資，卻對這兩國政府施政日漸滑向威權卻不置一詞完全一致。

因此雖然她冷靜、理性審視大局又充滿耐心的執政風格，讓德國經濟保持了繁榮穩定，也成功帶領了歐盟度過了歐債危機，大膽接受百萬敘利亞難民的決定，更讓她贏得舉世讚譽，但從一個更高的標準來審視她的政績，會發現她讓德國變成一個自私的強權，無法為歐盟或是世界整體的利益、為某些基本價值挺身而出，連在北約體系內也因為國防支出過低，而使得德國缺乏相應其國力的軍事實力。

所以她在連任三屆後決定急流勇退，成為戰後德國政治史上第一位不主動尋求連任的總理，其實是明智的。而從目前的大選結果來看，如果勝選的社民黨透過複雜的協商，能和綠黨與自民黨組成聯合內閣，那麼將有望打破這個為了害怕經濟利益被影響而持續親中的格局，讓「Merkantilism」逐步走向終結。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