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自從2013年「一帶一路」提出以來，積極佈局於歐亞大陸的文明與地緣交匯要衝，試圖由點而面的改變既有的國際秩序。有別於其他歷史上西方強國以軍事為先期手段，再設計各項殖民統治的制度，中國採取視域融合（fusion of horizons）的方法論，運用經濟與文化的力量，再逐步實現政治與軍事目標的「超軍事手段」。

部分國家在生活世界的常態中，逐漸消弭制衡與監督中國的能力，但是土耳其卻讓反而讓中國成為其平衡歐洲、俄國，甚至是伊斯蘭世界的籌碼，既能保持自身的主體性，還能在各方博弈之中取得最大利益，將中國的「一帶一路」成功為己所用。

土耳其的境遇看似成為中國的機會

一般而言，中國優先投入「一帶一路」的條件，除了偏好發展中的國家，還包括以下條件。首先，是基於地緣政治學的原則，選擇位處邊緣的地區，特別是陸地與海洋的交界，最好是歐亞非交通的要衝。其次，處於地區體系的下位者，特別是政治與經濟和上位階層發生矛盾。第三，具備多元文明特性，但是並非該地區的主流文明，時而與地區國家發生矛盾的行為者。

對於中國而言，緬甸、斯里蘭卡、巴基斯坦和吉布地大致都符合以上條件，但是土耳其更有著歐亞陸橋的優越位置，坐擁地中海東岸與歐亞陸橋，同時也是伊斯蘭、基督教和東正教三大文明的交叉口，更賦予土耳其文明與地緣政治的優勢應對「一帶一路」。

中國的地緣需求超越土耳其承受的風險

面對歐洲與北約的地區體系，土耳其時常處於被拒絕的下風，面對伊斯蘭世界則長期被阿拉伯國家質疑，遜尼派國家受到過往鄂圖曼土耳其統治的歷史因素影響，也沒有比什葉派的伊朗和敘利亞友善，以色列的情報部門摩薩德（Mossad）也在2020年將土耳其列為地區威脅。

在泛突厥斯坦主義的作用下，土耳其國內的庫德族等少數民族飽受敵視，亞美尼亞大屠殺也埋下與高加索地區的仇恨，尚不論隔壁希臘幾乎是「逢土必反」。除了亞塞拜然等突厥語族國家，土耳其實際上是缺乏善鄰。

面對地緣政治、周邊緊張、以及文明衝突的三重矛盾因素，中國的「一帶一路」成為土耳其回應的生存選擇。基於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邊緣地帶論」（The Rimland theory）的論述，若要成為世界主要強國，需要據有歐亞大陸邊緣的內「地中海」，土耳其更成為「一帶一路」關注的對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