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是中美關係的二次高潮，國際舞台上中美聯合反恐，柯林頓政府也因此相信中國願意配合美國的「世界體系」，中國在同年的11月11日機入了世界貿易組織，乘上了參與全球經濟浪潮的快車，如今論經濟生產增值，按購買力平價已然超越美國，美國也在中國「入世」的過程裡，享受了大量來自中國的廉價貨物，使美國人過上了物美價廉的生活。——《亞洲週刊》2021年第36期，頁25。

泰國外交部長素拉基亞在解釋時語帶抱怨：「我的第一年發生911，第二年是阿富汗戰爭，我第三年有伊拉克，第四年還是伊拉克。在戰爭之間還有大規模武器、反恐對話、情報合作、林林總總的銷售案、逮捕漢巴里（印尼武裝組織伊斯蘭祈禱團領袖）——哪裡容得下經濟方針？哪裡容得下中國？」——《泰國：美國與中國間的角力戰場》，頁181。

第一段引文是從立場親北京的媒體所節錄，透露了中共非常懷念這段兩大國關係，是呈現於「互利互諒」的時期（引文中的柯林頓〔Bill Clinton〕政府可能是筆誤，因為當911事件發生時，美國已經是小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當政）。

但中共眼中的互利，不論從當時或是今天的眼光來看，真相恐怕是美國過分專注於反恐，而給了中共難得的歷史機遇期，可以利用美國的心有旁騖而大肆推進自己的重商主義、威權資本主義發展模式，並開始向外擴張；第二段引文就是來自利害相關第三者的最好證詞。

發生在2001年的911事件，是當時近200年來對美國本土的首次大規模攻擊，因此美國政府想全力根除恐攻的根源是完全合理的。

但遭逢此重大打擊的小布希總統，原本和他的前任柯林頓總統一樣，在競選時外交政策根本不是重點，所以小布希是被迫轉向，而對外交事務原本幾乎是一竅不通的他，只好倚重一群在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甚至雷根（Ronald Reagan）時期就在國防、國安部門出任要職的老臣，來打這場艱鉅的反恐戰爭；這些人在國安外交事務的立場上又長期以鷹派立場著名，一心想趁美國國力處於高峰時，一雪當年狼狽從越南撤退的恥辱。

而這其中最關鍵的六個人：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國防部長倫斯斐（Donald Rumsfeld）、副國務卿阿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副防長伍佛維茲（Paul Wolfowitz）和國家安全顧問萊斯（Condoleezza Rice），也因此有了「戰神幫」的稱號（Vulcans）。

這六個人在進入小布希政府前，倆倆就有長期的共事關係：錢尼在尼克森（Richard Nixon）政府時代是倫斯斐的助理；錢尼在老布希政府當國防部長時，選了鮑威爾將軍當參謀首長聯席會主席；阿米塔吉在雷根時代的國防部，以助理部長的職位和鮑威爾共事；伍佛維茲則是在雷根時期和阿米塔吉一起處理亞洲事務，到了老布希時期又在國防部當錢尼的首席助理。至於這裡面最年輕的萊斯，也在老布希政府中負責協調對蘇聯的政策，並受到國家安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的大力栽培。

而這六個人的背景有一個共同點，就是通通有過國防部的歷練，連萊斯在華府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參謀首長聯席會工作。

他們最關切的便是美國的軍事實力，在70和80年代他們的目標是在越南失敗後，恢復並重建美國的軍隊（鮑威爾和阿米塔吉曾在越南參戰，倫斯斐、錢尼和伍佛維茲則是都參與了是否要與蘇聯和解的辯論）。到了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初期，他們把重心轉向找出運用美國重振後軍力的最佳方式。在21世紀初，他們開始思索在美國軍力所向無敵、沒有對手的情況下如何定位美國在國際上的新角色。

也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這幫「戰神」們的主要焦點是傳統的國家安全議題，至於美國在國際經濟中該扮演的角色，他們留給了私人企業家去處理，這和積極打造後冷戰時期新國際經濟秩序的柯林頓政府，形成了強烈的對比：在柯林頓時期，國家經濟委員會有時候比國家安全會議權力還大，財政部和國際貨幣基金變成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工具。

偏偏這樣的重心轉換，就給了中共一帆風順的發展機遇坐大。根據美國前情報官員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在《百年馬拉松》一書中所述，他接觸到一位投奔自由人士告訴他，中共從1995到2000年是如何造假以說服美國國會，賦予中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地位，由此打開進入世貿組織的大門。中共仔細研究了美國的政治光譜分界，善加利用美國外交政策圈的派系分岐。

中共當時發出來的關鍵訊息是，逐步淘汰關鍵產業、陸續推出自由市場政策、不會操縱人民幣匯率、不會累積巨大的貿易逆差，美國的創新和智慧財產權會受到尊重。

除此之外，中共實際上還採取了借力使力的手段，向西方借技術開發股票和債券資金市場、共同基金產業、年金、主權基金、貨幣市場、國際主義的中央銀行、房屋貸款和信用卡，以及剛萌芽的汽車工業，這些全部都得到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和高盛等投行的積極參與指導。

於是，在白宮的國安外交團隊一心想靠美國的優勢軍力，在中亞、中東搞國家重建和推廣民主的同時，中共嘴上滿口改革，實際上是採用了各種重商主義的手段，將在國內組裝的廉價產品賣進美歐的消費者口袋。到了2012年，其國內生產毛額已經成長了四倍、貿易額增加了七倍，貿易順差也成長了十倍。與此同時，中共佔全球出口的比率從4％增加到了11％，工業產品甚至佔了16％。

這種只有中共單方面受益的情況，在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接近尾聲時，終於在美國開始引起部分人士的注意，後來擔任川普（Donald Trump）政府貿易代表的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可以說是代表性人物，2010年他在國會幕僚機構「美中經濟安全審查委員會」作證時，便指出當初美國天真地以為讓中共加入世貿可以：（1）為美國企業創造市場與經濟利益；（2）強化中共的法治；（3）對美國來說沒有任何壞處，因為美國不需要做任何讓步。

他進一步指出，結果到了2009年，實際情況是當初以為的經濟好處都沒有實現，美國對中的貿易逆差還翻了三倍，美國更因此失去了數百萬個製造業工作機會。中共也看不出有強化法治的傾向，美國政府持續對於中共不尊重美國企業的智慧財產權感到憂心。

總之，就是中共這種以鄰為壑的重商主義，對美國經濟有災難性的影響。

至於為什麼會這樣一路錯判，萊特海澤認為有以下五個原因：

（1）美國的政策制定者，忽略了中共的政治體系在本質上的不同、經濟政策上強烈的重商主義傾向，以及中共經濟日漸龐大的規模（在1995年中共的貿易赤字只有日本赤字的一半，到了2000年中共的經濟總量還比法國小一點）。

（2）錯判了中共在WTO的角色。WTO的前身是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其參與國大部分是以民主政治和市場經濟為原則的富裕國家，但後來卻讓中共這樣一個非市場經濟國家加入，還低估了它操弄WTO體系圖利自己的能力。

（3）低估了美國企業將產業全盤外移到中共境內，再回銷美國的誘因。中共政府提供了如補貼、刻意壓低匯率和各種鼓勵本地製造的計畫來吸引外資。

（4）主動放棄施壓中共的槓桿：如不再祭出1974貿易法案的301條款來對中共施壓，小布希政府決定不根據此貿易法案的402條款，對四件上訴案中受到中共進口品侵害的美國公司進行救濟，結果是2005年之後，沒有公司再向政府申請救濟。

（5）對於民主市場經濟必勝的自滿心態。

萊特海澤列出的這五個因素，除了（2）和（4）比較偏向是經貿專責機構的職權，且過於事務性的具體內容的確容易被負責外交和國安的高層官員所忽略外，其他三個原因其實就直指主要是小布希政府中，這群專於國防安全的戰神的缺失：他們忽略了中共是以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吸新進國家的血，但不改變自己政經體系的核心本質來壯大自己的。

而這幫菁英之所以犯下這種要讓繼任者爛攤子收不完的錯誤，就是花了過多的心力在中東搞國家重建與推廣民主，卻以為只要讓中共持續參與國際政經體系，市場經濟的規則便能自然滲透中共，帶來政治上相應的改變。

結果就是要到楊潔篪在2010年出席東協外長會議時，當者美國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坎貝爾（Kurt Campbell），還有新加坡外長楊榮文的面，蠻橫的說出：「中國是大國，其他國家是小國，這是無法改變的事實。」美國才慢慢開始覺醒，準備要重回亞洲。

但在現任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看來，這段空窗期中共已經在軍事上有了可觀的進步，擴大了和亞太區域內各國的貿易，強化了亞太各國的外交關係，參與各種區域性組織並靈活地運用其軟實力提升形象。

所以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顧世紀之交的美國，可以看出當時的美國政府高層，還是太執著於傳統觀念下的各國實力對比，和過於執著於重新發揮美國的軍事優勢，來應對眼前意外的恐怖攻擊威脅；反而忽略了中共是以韜光養晦、蠶食的方式，默默壯大自己經濟實力再延伸到其他領域，還反守為攻和美國的金融商業勢力，建立起類似利益共同體的關係，阻擋美國政界出手扭轉這種一面倒有利於中共的雙邊關係。

這種詭異的狀況終於在川普任上一步步被打破，在拜登（Joe Biden）上任後，則是又陷入一個看不清楚走向的僵局，但中共在氣勢上似乎回到了過去的高點，再加上美國於911事件20週年前夕，幾乎是災難的慌亂撤出阿富汗讓自己形象、威信大傷。

要如何在川普建立的基礎上重建美國的綜合性國力，而不是只有每天盟邦、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多邊主義不離口，但卻讓盟邦、夥伴提心吊膽，獨裁者歡欣鼓舞、躍躍欲試挑戰美國權威，是拜登在全心推動國內政治議程外的一大挑戰。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