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立法院附近工作很長一段時間，那裡是陳抗人士的一級戰區，獨立聯盟、愛國同心會、同團、護家盟、學生、勞團、年改、反年改、反反年改，每一個議題的正反勢力，都會出現在中山、濟南、林森、北平這四條框住行政、立法、監察三大院的巷道之間。

這些SNG車追逐的團體來來去去，其中許多，人們早就已經叫不出他們的名字，但在那些新聞標題之間，卻有另一群人從來得不到鎂光燈的青睞，他們或站在寒風裡瑟縮，或蹲在騎樓的角落避雨，他們的冤屈從來不見天日，有如陳情抗議圈的「邊緣人」，幾年間上下班和吃飯的過程中，有些抗議者在我記住長相前就已經拂袖而去，另也有一些不分烈日下雨都站在那裡，日復一日舉著相同的布條。

他們陳情什麼？為什麼他們的訴求從來沒人關心？我們能夠為他們做什麼？

和很多抱有「豪情壯志」的青年一般，我為他們設想的老遠，但突然發現每天從他們身邊來回經過的自己，竟連第一個題目——他們陳情什麼——都答不出來。於是有一天我走上前，細讀了高掛在監察院前面的布條，這也是我第一次知道這對何姓兄妹的抗爭歷程，從敲鑼、攔轎到衝官署，他們過去20年的生活，就像是所有「邊緣人」各自歷程整合而成的一部紀錄片，但也都同樣淪為局處秘書室檔案櫃深處的一個案號。

這不只是兩位「邊緣人」的故事，而是台灣鏡頭外抗議故事的縮影。

何玉珠阿姨和她的哥哥何勝興從2000年開始，就不斷向行政院、監察院抗議，十幾年來，每個上班日的忠孝西路和中山南路交叉口，都能見到何阿姨與他哥哥的身影。

何家1951年購買了一塊土地，嘉義市政府在1988年進行徵收，何家不服，第一次的行政訴訟判決何阿姨勝，但1990年嘉義市政府發起第二次訴訟，提用了1949年國軍剛撤退來台的資料判何家輸，推土機推過那片土地時，何阿姨一毛錢都沒收到。

那塊土地現在還是停車場，但旁邊蓋起了預售屋。

「就是土匪嘛」，何勝興說。抗議的初期，何玉珠阿姨幫人帶小孩加上做手工，一個月掙來三萬塊，讓何勝興伯伯請人寫一封八千塊的公文打官司，最慘的時候還背負了三百萬的房屋貸款，早上只喝一杯咖啡便出門，中午帶饅頭果腹，晚上回家自己包水餃充飢。

何玉珠阿姨說當時想著「覺得活著要不到，死了回頭來算帳」還自殺了兩次，後來挺了過來，債務也還清，反而務農的哥哥經過長年的日曬雨淋已經禁不起風吹，改由何阿姨鎮守監察院大門的關口，哥哥坐在會客室裡，望著「陳情櫃檯」前面來來去去的人。

20年間多少的金錢和精神，那些「照程序走」的公文往往就是上層在時間到的時候簡單答覆，用《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13條之4這個總使鳴冤難伸的規定給打回票。

《監察院收受人民書狀及處理辦法》13條之4：陳訴人之案件業經函復，而續訴書狀無新事證者不予函復。

最讓何家兄妹氣不過的，就是土地徵收的時適逢張博雅當嘉義市長，經過他們不斷向上陳情，繞了一圈竟然當上監察院長，昔日的「冤頭」成為處理糾舉案的主事者，自己一生的盼望有如注定石沉大海。

敲鑼、攔轎，也打過撕布條的警察

氣不過的兩人，用遍了各種方法，敲鑼、爬牆，也曾經夜宿過內政部，張博雅剛接任監察院長時，何阿姨甚至還曾拿鐵鎚大敲監察院的門，直到後來被警察拖走。

「蔡英文都說不爽可以拍桌子，為什麼我不能罵張博雅」何阿姨不平的說。

將近20年的抗議過程，何玉珠阿姨也進行過不少攔轎陳情。扁政府末期張俊雄任行政院長時，查勤監察院被他們攔住，當下做了「你錢講多一點不要抗議了」的保證，後來卻沒下文；馬英九執政路過監察院也被何阿姨拿布條丟向座車；毛治國擔任閣揆時，也被何阿姨堵過。

「那時候有人出來跟我們說要下雨了，趕快把布條收起來進來裡面，結果發現是毛治國，就一擁而上」陳阿姨回憶那一段和公機關鬥智的日子，好像昨天才發生一樣。

不久之前，新任監察委員陳師孟上任時也被何玉珠阿姨攔住，當面嗆他為什麼當時放話要把監察院關掉說，今天有了位子，就又不關了？

「我也希望監察院關起來，最好讓張博雅失業。」

然而這些衝撞和承諾，不但沒有化釋冤案，早期員警甚至常二話不說就把布條撕掉，每天撕，兩兄妹就每天寫，甚至還為此打過警察，在2006年分別被判了六個月和三個月。

原本的判決可以易科罰金，但兩兄妹沒有錢便選擇坐牢，「要關就關，關我還比較舒服，外面風那麼大」。

時至今日，原本紙做的布條換成防水防撕的塑膠布，駐警也從強拖的公權力變成「熟識足久」的亦敵亦友夥伴，唯一不變的，就是每天早上用老人票搭車的行程、中午兩個120元的便當，以及只從側門進出的兩院院長。

從羅淑蕾求到柯賜海，唯一回應的竟然是馬英九

何家兄妹並不是只有站在門口而已。

20年之間，他們找過許多立委尋求幫助，謝啟大以「不是我的選區」拒絕；羅淑蕾找了記者去拍，但之後留下一句「政府徵收你就要給他」；秦慧珠競選親民黨立委時也曾保證「當選之後一定幫你」，何阿姨為此連續幾天不抗議，改為她拉票，另外時任嘉義立委的蔡同榮，甚至是抗議天王柯賜海，都是何阿姨尋求協助的對象，也都沒有下文。

有趣的是，文武百官來來去去，真正做出實質回應的，反而是陳威仁任內政部長時，針對徵收土地中開路的區段，提供2,000萬元的補償金供何家的眾兄弟姊妹平分，後來還提出用屏東土地交換徵收地的提議，雖然兩兄妹沒有接受，但在他們的心目中，年輕世代最討厭的馬英九，反而是他們眼中「願意處理事情的人」。

「馬英九執政比現在這個好，他其實考慮老百姓很多，我們每天站在這裡看得最清楚。」

很多對現狀不滿的人，都期待改朝換代可以解決自己的問題，但中壢事件曾在警察局前被投過催淚彈的何阿姨，看著民進黨的勢力興起，全家投過陳水扁，再經過二度、三度的政黨輪替和兩任的行政院長，他們卻還是站在這裡。

成為強制徵收受害戶的英雄，自己卻不知情

有趣的是，何家兄妹的抗爭其實催生了大法官四○九號解釋文，針對「徵收應符合比例原則」的部分建立保障，直接使得1996年後類似的強制徵收受害戶有了於法有據的支持。

我和何阿姨提起解釋文的時候，原本以為會侃侃而談，沒想到她一臉疑惑，對這個判決和產生的巨大影響完全沒有概念。也是，畢竟他們的眼中，就只有扁時代那張寫著「超過五年不得申訴」的公文，即便他們的行為造福了那麼多人，到頭來，何阿姨只想把屬於她的東西要回來。

高掛的「政府不公」布條還沾著清晨雨滴，背後面結構性問題，絕非上個書、幫誰陳情就能解決，全台灣還有多少這樣的「邊緣人」，他們的訴求永遠不見天日。但從這對兄妹的故事，我逐漸發現這些「邊緣人」們訴求石沉大海的主因：不懂法律、沒有爆點。不懂法律，因此不知道如何用正確的方式為自己爭取權益，沒有爆點，所以記者的鎂光燈不會向他們閃爍。

在這個「公民力量」竄起的時代，眾人的影響力理應要超越傳統的媒體，而這個能量的起源就是「關心」，突破官僚制度和主流媒體的制約，用一句關心的話，成為全台灣無數「邊緣人」走出困境的第一手助力。

何玉珠阿姨說的話，其實也是每個「邊緣人」都想說的話：能夠解決問題，誰想要每天站在這裡。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