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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七十年後具體的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就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讓我們將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從各個角度來回顧二二八: 二二七緝菸血案只是導火線,深掘事件最底層的起因,悲劇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嗎?他國的轉型正義經驗是否可資借鏡,來看看中國文革、韓國光州事件與東歐各國「除垢法」的例子。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最真實的悲痛與呼籲,政府聽見了嗎?最後,讓我們藉由電影與小說來重構當年的時空,《悲情城市》與《天馬茶房》、《痛史》與《綠島》各自提供了不同路徑可供解讀。

1 15 導讀文章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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唸給你聽

文:鄭鴻生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號(總第159期)。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其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一時難明。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們不能把這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放回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分歧的現代化路線、現代文明的位階與歸屬感、民族解放與回歸祖國、國共內戰、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即使一些具體的人事釐清了,也無助於對歷史真相的認識,無助於民族內部的和解。

陳映真在他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註一)描繪了一位叫林標的台籍日本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徵調當兵的台灣人(註二)。台灣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最後具現在台籍日本兵身上,這個運動讓台灣人終於能像日本人那樣成為皇軍,為天皇與日本帝國奉獻生命,成為真正的天皇子民。

皇民化運動影響深遠,台籍日本兵如今雖已凋零,但一直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台灣呼喚着那個殖民教化的強烈象徵。雖然大部分人當初並非完全志願參加,但其中有一些人確實受到感召,並且在解嚴之後復出活動,穿上日本軍裝來宣示其身份與政治立場。國民黨向來規避面對這批人的存在,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11月5日到高雄去參加一場名為紀念台籍老兵而實則主要紀念台籍日本兵的典禮,可見藍綠雙方對他們都有着曖昧的態度。

二戰時的台籍日本兵在台灣光復後就一直處於尷尬的位置,他們是被日本人徵調去幫助進行帝國戰爭的,除了被送到東南亞各戰場外,還有不少是到大陸去參加侵華戰爭。倖存者在戰後又被日本拋棄,歷經折騰才回到台灣,之後就幾乎成了幽靈似的存在,直到解嚴之後才又現身。

三十年來,雖然有些倖存者不斷向戰後日本政府申請,希望能像真正日本兵那樣獲得補償而屢遭拒絕,但在政治光譜上他們以日本軍裝的形象現身,卻強烈地象徵着對日本殖民的依戀情結。陳映真在他這篇小說裏就是以同理心的態度描述林標這麼一位對日本帝國朝思暮想,卻得不到日本政府理會的悲劇性人物。

雖說台籍日本兵終究是幽靈式與悲劇性的存在,但在光復初期他們卻曾出過風頭。戰後他們歷經折騰回到台灣後,不少人流於失業狀態,又因有着戰爭經驗,遂變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了帶頭衝鋒、衝撞官府、攔街毆人、奪取武裝據點的重要作用。
一、眾說紛紜的「二二八事件」

發生在台灣光復不久、1947年2月底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台獨人士當成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被定性為族群衝突,是一場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起義。對於左翼而言,「二二八事件」則是國共鬥爭背景下全國解放戰爭的一環,是一場人民的抗暴。這兩方面後來都各有旗幟鮮明的論述,但最重要的一方國民黨卻諱莫如深,所提供的官方檔案資料都不完整,以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至今還是眾說紛紜。

比如說,從2月27日事發到3月8日國府軍隊在基隆上岸為止這段期間(第一階段),遭殃的主要是所有政權機關以及外省人士,根據現場目擊者的描述是頗血腥的;鎮壓開始後直到3月中旬(第二階段),遭殃的則反過來是本省人士。外省人士在第一階段的死亡人數眾說紛紜,從數十人、七八百人到上千人;而台籍人士在第二階段的死亡人數則一向說是上萬人,甚至超過十萬人。

外省人士死傷多少至今沒有定論,台籍死傷人數則在1995年以後有了間接的統計數字可作參照。政府在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受難賠償事宜,接受遇難家屬申請。所謂「受難」,指的是遭到政府鎮壓之難的,並不及於被暴民打死打傷的無辜外省人,死亡的賠償金額最高為600萬新台幣。然而,到2015年8月為止,「事件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4件、『失蹤』類案件178件⋯⋯」(註三)這個死亡與失蹤的申請人數與向來的各種估算差距相當大,如何來解釋這個差距?

不少人將災難歸罪於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但到底他在整個中國紛亂的局面下,對台灣的動亂能有甚麼直接作為?這個連國民黨自己也講不清楚。而對於直接治理台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一般以「陳儀窳政」來概括他在台灣的治績,表示他的無能與胡為。

但是接觸過他的人卻常給予好評(註四),而他帶到台灣的幾個主要助手如嚴家淦、包可永、任顯群,後來在台灣的表現卻又極為亮眼(又如周一鶚回到中國大陸在生物學界也有他的一片天地),這些人顯非庸碌之輩。跟着陳儀到台灣的文教界人士還有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及學生臺靜農,這兩人對台灣文教的貢獻眾所周知。

所以說陳儀是個謎樣人物,這樣一個對台灣有重大影響的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至今沒有一本較為完整的評傳。又如,在事件中真正衝撞官府的人是甚麼社會成份?參與其中的台籍菁英與國府各派系的複雜關係為何?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註五)起了什麼作用?這些問題至今仍撲朔迷離。

對於為何一件追查走私香煙的小事故竟然會釀成整個台灣的大災難,不同黨派提出的答案一直都有,只是這些答案往往與政治運動緊密扣連,不然就是避重就輕。比如,國民黨應該清楚當時大陸人士遭難的情況,平亂之後應該有個死傷名單,但從來不見公布。只能讓人以為這事件真是國民黨的一個大瘡疤,連它自己都不敢去揭開,以至於寧願獨吞苦果。而不少學者引用南京記者唐賢龍當時在台灣的現場報導來批判陳儀政府的窳政,但對同一本書也提到的大陸人士遇難情況則避而不談(註六)。

「二二八事件」的這些迷霧在當下政治鬥爭猶然激烈的時候,一時還缺乏時代條件來釐清。然而筆者並非歷史學者,目標不在釐清這些謎題,而是想以較為寬闊而長遠的視野來探索促成事件發生的歷史與社會變遷諸種因素。重新檢視當時事情的可為與不可為,希望有助於接近真相,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有助於記取教訓。

二、從族群衝突說起

將「二二八事件」完全說成是族群衝突如今已是當道的主流看法。然而,它只是一場族群衝突嗎?或問,它主要是一場族群衝突嗎?光復後的台灣,以語言做區分的族群因素在關鍵時刻確實起過作用,比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與毆打外省人的主要是福佬人,客家人基本上沒參加,甚至對整個事態都不熱心。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而且不是當時起主要作用的面向。

這裏可以舉出具體而微的兩個例證來說明其中的非族群面向,一個是幾年前我們家族中偶然找到的一本小書,所透露的一位歷經「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青年的生命展望;另一個是流傳至今的當時一幅最有名的版畫《恐怖的檢查》(1947)及其作者黃榮燦的遭遇,所反映的是大陸進步知識份子對事件的聲援。

幾年前,我四嬸在整理舊物時找到四叔(1930-2006)讀中學時編撰的一本二十來頁的小書。四叔當時就讀台南一中,他以鋼筆書寫、手工編輯這本小書,還畫了水彩封面,上有一棵綠樹在高山與激流之間,留白處題了「奔流」兩個紅字。翻開來在刊頭語之後是一篇時事論文,討論當時冷戰已啟的緊張世局,配合一張政治漫畫。

然而,接下來都是文藝作品,有中文創作小說、好幾首現代詩、詩人拜倫(George G. Byron)小傳的翻譯、電影《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943)的影評、一篇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小說的翻譯、一封翻成了中文的舊日日本同學的來信,還有一首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英文詩。編者說:「很難翻譯中文,請讀者自己翻查字典吧!」這麼一本有評論、小說、散文與詩的小冊子,全用工整俊秀的鋼筆字寫成,配上的也是鋼筆畫出的精緻圖案,很清楚是一個還是中學生的文藝青年自得其樂的作品。

然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本小冊子的編撰日期標明是民國卅七年(1948)6月12日,那時距台灣光復不到三年,而距「二二八事件」也才一年三個多月。四叔在其中一篇散文裏這麼開頭:「歲月似飛瀑的傾瀉,江水的奔流一樣,在不知不覺間,我已度了十九載的生活。」

那年他滿十八歲,中學即將畢業,從日文教育轉而接受現代白話中文教育不到三年,卻已能用中文寫出蠻通順的文字。一個中學年紀、原本接受日文教育的年輕學生,在兩三年間掌握了現代白話中文,本無需大驚小怪,為何還讓我驚訝?其中一個原因是,白話中文這個看來應該開始成為他得心應手的思想與書寫工具往後在他手中的命運。

台南有個成年禮的民俗叫「做十六歲」,起源於乾隆年間(1736-1795)台南港口的碼頭搬運工要到十六歲才開始領取成人工錢並正式成年。2004年,台南為那些二戰困難時期不克「做十六歲」的老市民舉辦一個「補做十六歲」的活動,其中一項是讓這些老者去回憶十六歲當年的情況。

曾是文藝青年的四叔也寫了一篇回憶,然而卻全部用日文來寫。他的日文據說甚為流利,比中學時期當然是更好了,而他當年努力學得的中文則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我四叔後來的政治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這本文藝小書出土之前,我不曾知道他還有過那麼一段熱切擁抱白話中文、對前途充滿理想與憧憬的文藝青年時期。

此外,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又曾有過一次血淋淋的經歷。那是1947年3月上旬,國府軍隊從基隆上岸後一路鎮壓下來,進入台南的時候,大街頓時商店關門、行人匿迹,學校也提早放學。四叔那天離開學校後,因事延宕,不幸就在一條出大街的巷口碰上沿着大街前進的鎮壓部隊。他轉身就跑卻已來不及,被猛然而來的步槍刺刀刺中大腿。還好士兵沒追上來,他拖着血淋淋的大腿逃回巷子裏。這是另外一個讓我驚訝的原因──在四叔一年後編撰的這本文藝小書裏,找不到這次驚悚經驗的蛛絲馬迹,反而充滿了年輕人對理想與前途的憧憬,就如那位日本同學來信的譯文所說:

親愛的鄭君!

我起初寫了這一句便覺得異常的感慨,曾經在美麗的台灣島,肆意橫暴的我們日本人,嗚呼我們的末日是可憐極了──前經離別高雄港的我們,終於六號到達了大竹港,接受了溫和似的櫻花的歡迎,但是等待着我們的只是貧苦,絕望,無情,矛盾的社會和飢餓的生活而已。這也不過是日本過去的罪惡所致,這樣想來便覺得並沒有辛苦的。⋯⋯

新生中國,新生日本,互相握着手並將三民主義推廣世界而維護世界永遠的和平,必須要我們青年的熱血與努力,親愛的鄭君!我們的血是同樣的!我們是永遠朋友的!

這位日本青年在信中反映了戰後日本反思的契機,而新生中國與新生日本是他們當時共同的憧憬,顯然「二二八事件」本身並未讓四叔絕然轉向。因此,四叔後來從中文再回到日文,從憧憬變成悲情,是有一個過程的。就像與他大約同時代的李登輝,雖然歷經「二二八事件」,但並沒有因此摒棄中國,甚至還曾進一步擁抱過(事件後還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這與我原來對他們這一代人的認識大相逕庭。

這裡延伸出一個語言的問題。我四叔後來疏離了白話中文,但為何回不去用閩南語來書寫?在光復前除了日常生活使用的閩南語外,他只會日語,並且以日語作為他思考論述的語言。日據時期,台灣所有學校都是以日文上課,老師也絕大多數是日本人。

日本戰敗後,這些日本教師幾乎全部被遣送回國,而台灣人也沒多少人會說國語,包括為數不多的台籍老師。在這樣的嚴重語言斷層時刻,四叔是如何學得國語?主要由於光復後為了填補日本教師離去的空缺,很多大陸年輕老師應聘來台,其中不少為滿懷理想的開明進步人士。

光復後來台擔任中學校長的有不少大陸開明知識份子。比如新竹中學的辛志平(註七),在「二二八事件」打外省人期間被學生保護起來。新竹人為了紀念他,將其住家列為古蹟,也在校園裏建了辛園來緬懷。

台南一中當時的校長是蘇惠鏗,也是這麼一類人物,讓他兩個後來都傾向台獨的學生銘記在心。曾在1970年代當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的張燦鍙如此回憶:「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註八)

當過陳水扁總統時代外交部政務次長的高英茂也說過:「當時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學生人數排名全省第二,僅次於建國中學,我覺得要歸功於當時的校長蘇惠鏗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辦的很好。」(註九)雖然這兩位學生主要以辦學成績來評價他們的校長,但也可讀出蘇校長開明的辦學理念讓那一代的學生受益匪淺,包括我四叔。

1949年的一張南一中畢業班合照S
Photo Credit: 鄭鴻生
我四叔1949年中學畢業照,前排正中穿西裝者為蘇惠鏗校長,四叔是第三排左四。

我們可以想像,那時的台南一中正如台灣不少其他學校那樣,不只有位開明認真的校長,還有不少由這位校長聘用、來自大陸的開明進步知識份子當老師。這些老師不只來教學生國語,也帶來五四運動以來豐富的文學藝術作品。四叔那本小書提到的歐美文學作品應該就是他從大陸來的老師那裏學到的,因為在之前二戰高峰的皇民化時期是不可能讀到這些作品的。

光復那年四叔滿十五歲,正是開始文藝啟蒙的年紀,他的文藝取向與白話中文的磨練就在這樣的情境下發生。而「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動亂與經歷還能讓那時的四叔保留着對新中國的嚮往,沒有陷入族群的陷阱,應該就是這些開明的外省校長與老師起了作用。

這是個弔詭之處,一向被罵為胡作非為的陳儀為何會聘用這些開明認真的中學校長?當然這些校長應該不是他直接指派,而是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處長趙迺傳所招募來的,顯然這位趙迺傳就像前述周一鶚、嚴家淦、包可永、任顯群、許壽裳、台靜農等跟着陳儀到台灣的人,也非庸碌之輩,他既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也是杜威(John Dewey)的學生。我們可以說,光復之初確實有不少開明認真的大陸文教界人士抱着理想來到台灣。

這就接到我要舉的第二件事,即關於一幅有名的「二二八事件」版畫《恐怖的檢查》。這幅版畫在後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寫與圖片記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的作者黃榮燦竟是來自四川的外省人。黃榮燦是位青年藝術家,光復後三十歲不到便來到台灣推動版畫藝術。「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就在台灣現場,事變兩個月後他悲痛地創作了這幅版畫,之後也繼續留在台灣工作,卻在1950年代肅清左翼時期被當局槍決,埋骨台灣,直到1990年代才在台北六張犁山丘上的亂葬崗找到他的荒冢。黃榮燦也是光復後來到台灣的眾多大陸年輕開明進步知識份子之一。

黃榮燦_恐怖的檢查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1947年。

四川人黃榮燦事迹的啟示是,「二二八事件」的重點不僅不在於省籍族群衝突,而在於外省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進一步說,當時不少大陸的進步份子也在聲援台灣的這場抗爭行動,關於這些史實的資料幾年來都一一出土了。如今我們知道,當年大陸的民主進步人士沈鈞儒發表過〈台胞決不會奴服的!〉一文,章伯鈞也發表過〈紀念「二二八」感想〉,斥責當年國府在台灣的作為(註十)。這個重要面向如今已淹沒在強調族群衝突的支配性論述之下了。

三、三代人之間的語言斷裂

回過頭來問,我四叔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與歷史變遷下,疏離了以現代白話中文構築的文藝青年時期呢?顯然不是「二二八事件」本身,而台灣人的語言世代斷裂現象才是大背景,以致更大的世代壓力與世局變化最終還是把他拉回歷史的悲情漩渦中,挽回不了他曾經有過的那段前瞻中國的青春時光。

光復後還是中學生的我四叔有機會學得國語,但他的幾個已經離開學校的兄姊包括我父親,情況就不一樣了,甚至可以說遭遇了語言的斷裂。光復後,日語作為正式語文的地位被現代白話中文取代,這一大批已經是台灣社會中堅的中壯年頓然在正式場域說不出話來,因為在他們的一生中從來不曾學習現代白話中文──這個1912年民國肇建多年之後才確立的國語。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出生的台灣子弟──乙未新生代,他們學會的正式語言只有一種,就是日文,他們甚至連方言母語都講不好。比我四叔年長七歲的李登輝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戰敗時他已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回來轉讀台灣大學,但始終不擅長國語,日文反而是他最熟練的語言與終生的思維語言,母語閩南語卻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來應對。他當總統時,有次想用閩南語宣讀文謅謅的元旦文告,卻必須請一位熟稔典雅閩南語的老先生來為他宣讀。這是像我父親那樣的乙未新生代的基本語言狀況。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牽涉到近代列強入侵與漢語歷史,說來話長。簡單說,現代白話中文,即所謂的國語或普通話,是要到民初的白話文運動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中國正式書寫文體才確定下來,而以北京話為發音標準也晚到1932年才正式定案。中國國語的發展與民國成立後的白話文運動及現代化過程息息相關,然而台灣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卻未能參與到這個重要過程,不僅如此,還被迫學習敵國語言日語作為實現現代化的工具。

當光復的時刻來到,對當時台灣社會的知識菁英而言,祖國的國語成了必須重新學習的語言,自己的方言母語又已不再熟練,無法用來論述言說,而唯一可用來論述言說的反而是前殖民宗主國的日語,於是光復之後乙未新生代的台灣社會菁英頓時成了失語的一代。

這種語言斷裂扭曲的情況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背景,大陸來台接收人員不能與台灣社會菁英在語言上充分溝通,是這起偶發事件難以即時平抑的社會條件。不僅如此,國府來到台灣沒多久又禁止報刊的日語版面,就更於事無補。當時國府來到台灣提倡國語而壓抑日語的心情可以理解,歷經多年艱辛的抗戰終於取回失土,壓制敵國語言理所當然。但問題是台灣人就像大部分大陸人民一樣,並非天生就會講國語的。

甲午戰爭之前,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各自以其方言作為日常生活、讀書識字、引經據典及高談闊論的語言,就是說閩南語和客家話不僅各自作為日常生活語言,還是各自的知識菁英用來論述的高階語言。當然,他們與其他漢人社會一樣都使用共同的書寫語文──文言文,而有必要進京趕考爭取功名的傳統士人或者要到大陸各地經商的商賈,才會去學習當時全中國的共通語──官話。不過,當他們吟詩作詞、誦讀經典時還是要用各自的典雅方言,如此才能符合平仄押韻。換言之,在日本佔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漢語系統。

然而日本佔領台灣不久,殖民政府就開始進行現代化改造,尤其在教育方面,從小學程度的公學校開始,全面以日語實施現代化教育。因此,乙未新生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從小就不再接受以母語方言傳授的傳統漢文教育,漢文學堂也因公學校的設立而消失殆盡,也很少有人會去學習官話,他們轉而在新式學校裏全面用日語來上課,滲入許多西方詞彙的現代日語成了他們用來學習現代知識與進行思辯論述的現代語言。

他們不再像前清遺老長輩(即我的祖父母輩)那樣,能夠以母語來讀傳統經典,因而喪失了母語的論述與書寫能力,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註十一)。這就回答了我四叔在疏離白話中文後卻回不去典雅閩南語的問題。

這是第一次的語言斷裂,前清遺老如我的祖父母輩,由於沒能搭上日本殖民現代化改造的巨輪,在以日語為正式現代語言的日據時代成了失語的一代人,而台灣閩南語或客家話也就在這時因為傳承中斷,而沒能像香港的粵語那樣與時俱進,發展成適應現代觀念與論述的現代語言(註十二)。總的來說,由於日本據台五十年,台灣人三代之間前後發生了兩次語言斷裂,而光復後第二次語言斷裂所造成的溝通失效,更成了「二二八事件」難以收拾的潛在因素。

四、文明位階與兩岸不同的現代化路徑

光復後的語言斷裂本身問題不大,假以時日台灣人總可以慢慢學會國語。但是國語作為現代國族語言是帶着不同國家各自的現代化烙印的,比如中國的國語和日本的國語各自承載不同的現代化意涵,甚至披上文明等級的外衣,尤其在全球現代化大趨勢的籠罩下。

現代化啟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經由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而啟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現代化教育的台灣人,這對他們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義;傳遞給他們「現代文明」的日本帝國,就有如傳遞基督教義給第一批台灣信徒的長老教會那樣,戴上了神聖光環。

然而這種神聖性卻又很自然地迫使這一代人轉化為精神的屈服,即使是後來的叛逆,不論左右派別,也都在這個「文明」的範圍之內,因而內在的自主性在他們心中被剝奪殆盡。他們以日文學會了整套的日本式現代文明,不僅認為不會說日語的台灣人是不文明的,也不自覺地用這個標準來看待光復時來台接收的大陸軍政人員。

國民黨如今被民進黨打得倒地不起,還落了個被抄家的命運(註十三),除了各種複雜的內外因素外,還有一個無可逃避的歷史性因素,就是打從1945年台灣光復,國軍部隊一上岸開始就如影隨形緊跟着的文明因素。多年來,台灣社會曾流傳着多種對當年國府軍隊十分貶抑的說法,說當年來台的國軍軍紀如何不良、軍容如何破落、現代知識又如何貧乏。傳言中,下船的國軍衣衫不整、背着做飯的大鍋,還拿着雨傘,令台民大失所望。

這些現代文明觀點說法的貶抑性,最終凝結成一則關於水龍頭的故事,數十年來在台灣不斷地傳述:「當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插,卻奇怪為甚麼沒有水流出來。」這是我從小就聽過的笑話,先是耳語相傳,解嚴後就公然傳布了,甚至在往後每次大小選戰中被民進黨一再用來羞辱對手。多年前有個試圖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這顯然已經成了全民共識。

水龍頭這類故事曾經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流傳(註十四),比如英國人在二戰時對蘇聯紅軍、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城裏人對鄉下人,甚至國民黨自己對渡江的解放軍。水龍頭的故事不管是否屬實,是否有普遍性,幾十年來在台民心目中已經成了一種精煉出來對國府軍隊的「記憶」。

而且在這種帶着價值判斷的「記憶」中,拿來作參照標準的卻不是台灣人自己的軍隊,而是日本軍隊。在這標準下,國府軍隊是一點不如曾威懾台灣、軍容壯盛的日本軍隊,而國民政府也一點不如曾賜予台民水龍頭的日本帝國。1945年日本帝國戰敗投降,對只願認定這件大事是「終戰」的人士而言,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留下來的就不只是「軍容壯盛」與「水龍頭」的表徵,日本帝國還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是所謂「台灣主體性」的根源。

接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在光復之後以水龍頭的故事來嘲笑從農村拉伕來的落後的國民黨軍隊。其實,同樣的笑話也可被用來嘲笑未被現代化洗禮的前清遺老長輩,這是現代文明嘲笑落後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像我祖父那樣只上過漢文學堂,不懂日文與國語的人,從日據到光復,終其一生只能沉默寡言。他那一輩前清遺老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面對學得現代日語的我父親那一代人,除了語言斷裂外,還反映出使用傳統漢語在文明位階上的低下地位。

文明位階深刻地烙印在現代人的身份認同上。在二十世紀台灣,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僅有如蒙古大軍南下、清兵入關,更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一部分。當時日本不只是一個軍事強權,還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不只在武力上打敗你,還在文化、物質文明上壓倒你。這麼一個西方「現代文明」的東方代表,在台灣所造成的歷史與文化斷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戰敗退出台灣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更甚的,乙未割台造成的兩岸現代化的不同發展,不僅是像識字與自來水普及率那樣步調上的差距,更是不同路徑所造成的歷史觀的差異。中國大陸在乙未之變後連接發生重大歷史事件:戊戌變法八國聯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國共分裂八年抗戰等;這些知識菁英艱苦奮鬥,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尋求一條現代化之路;雖然頭破血流、顛顛簸簸,但確是自己獨立自主走出來的路。

台灣則有着極為不同的遭遇,走上一條基本上是日本帝國由上而下強制施行的殖民現代化之路,由此培養出來的新興現代化知識菁英,其中除了抗日志士外,對大陸走過的艱辛過程並不熟悉,卻有着被拋棄的「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心理。

這是光復後台灣社會的心理暗流。這麼一代基本上被動接受現代化的台灣社會菁英對還陷於貧困、落後與戰亂的大陸缺乏同情,看不起大陸來台接收人員的「文明落後性」。而來台接收的國府人員則背負着辛亥、北伐與抗戰的歷史觀,只能以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來回應,雙方互相缺乏同理心。這種文明位階上的自閉與互不諒解的情況,比單純的語言斷裂所造成的隔閡還要嚴重。

所以說,台獨運動必得從乙未割台講起,倒不是說獨立運動從這一年開始(雖然這一年曾經出現過一個虛擬的台灣民主國),而是說從此以後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的路徑上就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截然不同的道路,這對後來出現的分離思想有着重大影響。我們試着想像,如果沒有這個現代化因素,台灣在1945年的光復或許就像北宋收復了燕雲十六州,或如隋朝統一了長江以南諸國,只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分合,不至於會有「二二八事件」那樣的慘烈衝突。

可以說,這種現代文明的競逐心理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基本心理狀態,而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五十年所植入的「日本因素」從而產生的日本文明歸屬感的分離動力,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底層因素。


註一: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忠孝公園》(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1),頁125-229。

註二:廣義的「台籍日本兵」包括1942年起被徵調當正式日本軍人的八萬多台灣人,以及更早開始被徵調去為軍隊做工的軍伕十二萬多台灣人。

註三:參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官網

註四:例如陳兆熙等:《陳儀的本來面目》(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0)。

註五:葛超智(George H. Kerr,又譯柯喬治),1965年撰寫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65)一書。中譯本參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衞出版社,2003)。

註六: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南京:中國新聞社出版部,1947;台北:時英出版社,2016)。

註七:〈竹中之父 教育哲人辛志平

註八:〈《台南情、台灣夢》——張燦鍙訪問稿〉(2013年6月15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網。

註九:〈專訪高次長〉,《外交部通訊》,第24卷第6 期(2002年10月)。

註十:參見《海峽評論》,2005年3月號。

註十一:參見鄭鴻生:〈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思想》,第7期(2007年12月),頁244-64。

註十二:參見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頁1-18。

註十三:2016年7月25日民進黨在立法院以其多數黨強勢訂定法律,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註十四:參見鄭鴻生:〈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思想》,第2期(2006年9月),頁225-42。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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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5 專題文章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下)

Photo Credit:鄭鴻生
唸給你聽

文:鄭鴻生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號(總第159期)。

五、台灣抗日運動及其光復後的際遇

雖然「現代日本」這個因素在台灣光復時是個難以忽視的存在,但是「現代中國」的影響並非全然缺席。在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前,台灣已經有將近三百年漢人社會的堅實歷史,因此從乙未之變的第一天起,就有了近代民族解放性質的抗日運動,包括傳統的武裝鬥爭與現代形式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

漢人的武裝抗日一直延續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足足有二十年,傷亡數十萬人;原住民的武裝抗日甚至持續到1930年賽德克族的「霧社事件」。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失敗後,新一代抗日知識份子改而採取現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式,例如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文協)、1926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以及1930年代的各種工人與農民組織,最後是共產黨組織的出現。即使以階級為號召的左翼運動,基本上也是為了推翻殖民統治,因而充滿民族解放的色彩。

此外,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不管武裝與否,除了具有從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解脫出來的民族解放性質外,因為它原是從中國被割讓的,所以還有一個回歸祖國的特性。因此,日據時期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既是反帝國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又是回歸祖國運動,這是台灣抗日運動與其他落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不同之處。對台灣人而言,光復就不只是單純的民族解放問題,更有着複雜的回歸問題,而這在現代世界是史無前例的。

1913_謀刺袁世凱的台灣青年
Photo Credit: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1913年台灣青年謀刺袁世凱的送別合照,前排左二為翁俊明,左三為杜聰明,後排右一為蔣渭水。 (圖片由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供)

台灣抗日份子多是懷抱中國身份認同投身運動的,而且這些運動又大半與祖國的革命進程亦步亦趨。從羅福星在台灣延燒辛亥烽火而在1914年上了日本殖民政府絞刑台開始,抗日份子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每個環節的行動,接二連三直到台灣光復。台南人翁俊明(1891-1943,歌星翁倩玉的祖父),畢業於台灣醫學校,以辛亥革命志士自我期許。他曾於1913年集結同志籌款援助國民革命,同年與同學淡水人杜聰明(1893-1986)同赴北京企圖暗殺袁世凱,未果而還。翁俊明後來投奔大陸,並在抗戰期間幫助成立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

1920年,台中傳統商家子弟蔡惠如(1881-1929)受到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號召留日台灣青年學生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出資仿照《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南京等地的台灣學生相繼成立台灣青年會、台灣學生聯合會、中台同志會等組織。

曾在二十世紀之初受到梁啟超親身教誨的台中青年士紳林獻堂,1921年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和平方式爭取台民自治。接着,醫學校畢業的宜蘭人蔣渭水,以「台灣孫中山」自許,1921年糾集同志成立文協,推展台灣人民的啟蒙運動,並在1926年成立民眾黨,展開工人與農民運動。

而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彰化人賴和響應大陸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台灣的白話文學書寫,被尊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對這一批日據中期的啟蒙與抗日活動者而言,大陸發生的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北伐統一,都是讓他們熱血沸騰的思想資源(註十五)。

日據後期台灣的工農運動興起。台南人蘇新於1928年赴日求學期間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於隔年回台開展共產黨組織,「二二八事件」後經香港轉赴大陸。出身貧賤的彰化人謝雪紅在年輕時參加了文協的活動而得到極大的啟發,後於1925年在上海參與「五卅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並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組織,及後回台活動。

「二二八事件」時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後經香港前往大陸,與蘇新、楊克煌等人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50年代國府對左派實行大肅清的時期,殉難的台北人郭琇琮、高雄人鍾浩東等,被長期監禁的台南人林書揚(34年)、高雄人陳明忠(21年)等,無不懷抱着強烈的中國身份認同(註十六)。

從以上所提人物、事件與運動可以看出,日據時期到戰後初期的啟蒙與抗爭運動,主要是由懷抱中國身份意識的台灣人所構成。他們無一不在同時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的每個環節。因此,在抗戰時期就有不少台灣抗日份子潛赴大陸參加抗戰行列。

可以說,台灣抗日運動不分左右派別,是一個企圖擺脫日本殖民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與現代中國一起呼吸,共同成長,追求民族平等、主權在民與社會正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從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來看,他們爭取的並非台灣的獨立,而是回歸中國的民族解放。這種既是民族解放又是回歸祖國的運動,是與其他被殖民地區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極為不同之處,也是其複雜所在。

從以上所言可知,台灣在乙未之變走上被日本帝國殖民現代化改造之路後,並非與祖國完全疏離,還是有一批抗日人士亦步亦趨跟着大陸的現代化進程而行動。相對於前述日本殖民現代化所產生的分離動力,這批抗日份子的所作所為正是回歸動力之所在。

在光復後面臨日本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兩岸心理隔閡,也就是那個分離動力,這樣一批帶着回歸動力的抗日份子照理說應該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是歷史的發展竟然沒能讓他們有發揮的餘地。這牽涉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統治、對抗日組織的嚴厲鎮壓、抗日組織未能形成統一的戰線,以及光復後多元權力狀態等等因素。

具有民族解放意識的現代抗日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壓,不管走的是林獻堂的梁啟超路線、蔣渭水的孫中山路線,還是後起之秀的馬列主義左翼路線;而且當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啟動皇民化運動之後全部被鎮壓乾淨,甚至連林獻堂領導的較為溫和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宣布解散。

沒有被關押的抗日志士或是噤聲不語,或是逃往大陸,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當然,被日本殖民政府迫害最嚴重的莫過於最積極奮進的左翼份子,大半領導人被關進大牢,甚至瘐死囹圄,比如翁澤生被判13年而死於獄中,謝雪紅13年,蘇新12年,簡吉10年等。倖存者直到台灣光復才復出活動。

然而,這批抗日志士不論左右派別,當時雖然旗幟鮮明,卻未能團結一致。同時,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鎮壓下,群眾組織難以施展作為,力量不夠強大。因此,當日本宣布投降時,在台灣的抗日組織基本上是空洞的,不能承擔接收日本殖民政權的任務,遑論制衡日本因素了。換言之,台灣的民族解放並非來自內部解放力量的壯大,而是外在形勢使然,包括祖國作為戰勝的同盟國的二次大戰。

在缺乏強大的台灣抗日政治組織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回歸一事於是只能由祖國政府完全承接日本殖民政權來完成,這也是當時盟軍諸國的共識。雖然戰後某些美國派駐東亞的情報官員如葛超智曾主張「台灣託管論」,即由美國來接收台灣,但這只是轉換另一個殖民宗主國,現實上也不可能。在此情況下,復出的抗日份子首先面臨的除了是自我重新組織外,只能承擔起與大陸來台國府接收人員進行溝通協調的任務。

如果當時的祖國政府理解到日本因素所產生的分離動力這問題的複雜性,來台接收時除了重建秩序外,還能扶持重用這些倖存的抗日人士,或許不至於讓這種心理隔閡擴大,但歷史的現實卻背道而馳。正如前述,當時國民政府一方面承載着從辛亥革命到八年抗戰的現代中國意識,一廂情願地認為一般台民也理所當然應該有同樣的認識;另一方面它又是歷經長年戰爭的孱弱政權,基本上自顧不暇,比如說復員的工作就搞得焦頭爛額,怨聲載道。

因此,當時的國民政府既不可能有餘裕來理解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或許當時誰都不可能有此理解),又陷入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的漩渦,使得台灣的接收工作更加亂無章法。

總的來說,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雖然心懷回歸使命的抗日組織前仆後繼,但在皇民化運動高潮時幾乎已被全面肅清,光復後也沒能受到重用,於是沒能對複雜的日本因素發揮制衡力量。

六、戰後台灣社會的自我管理問題

然而,即使有這個分離與回歸交錯的複雜性,難道「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大亂事真是難以避免嗎?或許如果國民政府的政策得宜,或者沒有國共鬥爭,或者台灣社會能夠迅速形成自我治理機制的話⋯⋯這些具體條件是互相糾結在一起的,接下來我們探討這些問題。

前面提到,背負回歸使命的抗日組織由於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嚴厲鎮壓而解體,因而光復後沒能在社會秩序上發揮太大作用。需要補充的是,前清時期的台灣傳統漢人社會原是有其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機制,但在日本帝國的強勢統治與社會改造下,這個機制早已崩解。例如總督府將警察派出所一直建到基層社會,幾乎沒給台民留下形成現代自我組織的社會條件。

一旦光復而日本力量必須全面撤出,留下來的政治與社會真空又非抗日志士所能承擔填補,這麼一個缺乏有效自我治理機制的歷史情境,就容易產生重大的社會危機──無政府狀態。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前後難以避免的省籍對立氛圍中,整個社會缺乏處理這種對立所需的自我治理機制,是超乎左右觀點的更基本的問題。

戰後台灣社會這個無政府狀態的傾向,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一些暴民對大陸人士不分青紅皂白、不分男女老幼的攻擊中顯現無疑。事件爆發時,國府在台灣的兵力由於大半已被調往國共戰場而所剩無幾,其中除了高雄要塞、嘉義機場等少數據點堅守待援外,都被解除武裝。在鎮壓部隊上岸之前,全台幾個都會區已經亂了七八天,幾乎所有大小政權機構都被解除權力,雖然各地都有積極份子成立處理委員會,但還是不能避免無政府狀態。

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中遭遇最慘的是一般來台外省人士,街上到處呼嘯着「打阿山」(襲擊外省人士)的叫聲,有不少外省人士因此喪生,這些人與當權者或軍警不必然有關。這樣的民族悲劇在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1989)裏梁朝偉在火車上的那場戲隱約帶過。

當時在台北工作的嚴演存回憶說:「我七歲之長女斯馨,在路上被詢,用閩南語說:我是台灣人,遂安然通過。」(註十七)當然,大半的外省人都躲起來不敢出門,或者被台灣人保護而逃過一劫,這在後來很多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外省人士的回憶裏都曾提到,最有名的莫過於後來的總統嚴家淦,當時躲進林獻堂在台中霧峰的大宅裏。

「阿山」是從那時起台灣人給外省人士起的綽號,原來是台灣人對祖國原鄉「唐山」的想望,如今被轉成「阿山」的蔑稱。就如前述,這種心理是由於兩岸經過不同的現代化路徑,產生了現代文明的位階與不同的歸屬感,如水龍頭故事所示;如今「二二八事件」又加重了這個分離動力。

國府之所以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除了國共內戰的因素之外,在那七八天裏發生的「打阿山」民族悲劇引發的報復心理也不能辭其咎。然而,為甚麼當時抗爭的領導者會讓這種暴民政治發生?當時台灣人自行組成的各種臨時自治團體,包括處理委員會,顯然都沒能控制得了局面。左翼份子雖然活躍,並組成武裝力量,也沒能發揮社會自我管理的功效。如今我們只能在零星的回憶文章中,讀到個別抗爭份子如何阻止暴民當街毆打外省人的事迹(註十八)。

台灣在光復後缺乏自我治理機制的根本原因,來自日本統治台灣所採取的全面高壓與同化政策。它一方面對台灣社會實施現代化改造,造就台灣第一批現代知識菁英;另一方面卻又幾乎以全能的姿態對台灣施行統治,從上到下幾乎不留給台灣菁英任何干涉政治的機會。

這個干涉政治指的是在各種現代機構,包括政府、企業與學校,擔任決策與管理之責。不說政權機構,從學校與企業的狀況更可反映出這種現象。傳統學堂沒有了,只有日本人主導的現代化學校;傳統手工業沒落了,只有日本人經營的大型現代企業像四大製糖會社、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銀行等;傳統商業也競爭不過日本來的大商社。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國府資源委員會來台接收台電時,他們發現在這麼一個重要而龐大的現代企業裏,只有一個台灣人朱江淮是屬於管理階層,而且只是低階管理者。朱江淮是日本京都帝大電氣工程系畢業,已在台電工作十多年,雖然名為技師,卻無法接觸技術部分,只能擔任推廣用電的業務(註十九)。於是當日本的管理與技術人員撤出台灣時,台電頓時面臨能否繼續營運的問題,來台接收的資委會需拼盡全力以維持電力的正常供應。

學校也面對同樣的情況。當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羅宗洛於1945年10月被任命來台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後改名台灣大學)時,整個大學只有一位台籍教授──醫學院的杜聰明。羅校長隨即任命他為醫學院的接收委員,並接任醫學院院長。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日據時期自美國回台後並未被重用,只能在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任職。這時羅校長也立即聘他為文學院教授,並請他負責接收文法學院(註二十)。

由於台北帝大的台灣人才荒,羅宗洛力主留用部分日籍教授,以維持大學的教學水準。但當時台灣學生與其他低層教職員則反對甚烈,例如醫學院的台灣學生還直接面見羅校長,表示「不願再受日人之教,欲乘此機會將日人在台勢力一掃而光」(註二十一)。杜聰明則回憶說:「其中病理學武藤教授因為日治時代輕蔑本省人,⋯⋯沒有留用。」(註二十二)台民的訴求與主事者的考慮竟有如此差距。在原來的教職人員幾乎走光的情況下,台北帝大除了地上建物外,還能稱做台大的前身嗎?

日據時期,台北帝大是為了日本帝國南進而設立的,而且面向全日本招生,除了醫科與少數文理科外,很少台灣人就讀。在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下,提供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主要是技術學校,用來培養殖民統治的技術輔助人才,何況這些技術學校還是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

當時在中學與技術學校的銜接上幾經變動,最後形成四個專校: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與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後來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此外,台北帝大沒有法律學部,台灣也沒有其他法律專門學校,台灣人想當律師就得去日本就讀。因此,那時台灣到日本的留學生也多以台灣出路為考量,甚少選讀政治與管理科系。

從整個教育體制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並不想為台灣培養政治與法律管理人才以及社會自我治理能力,在企業管理、技術與教育領域無不如此,政權機構就更加嚴重。日本據台五十年,在整個統治結構中,台灣人只居於中下層單位的少數,比如當基層警察的李登輝的父親。日本殖民政府出於籠絡的目的,給一些台灣士紳授以貴族院評議員的頭銜;日據後期也開始舉辦以納稅額為投票資格的地方選舉,讓少數台灣菁英擔任地方議員,但都只作花瓶之用(註二十三)。

光復前台灣社會在各層面都缺乏自我治理機制,社會菁英也缺乏實質政治與管理經驗,於是在光復時日本行政與管理人員全部撤離就引發問題。總督府又趁國府來台接收之前從日本運來大量台幣鈔票,造成物價飛騰,民心不安;又有大批台籍日本兵回到台灣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良莠不齊的國府軍政人員就在這種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下來到台灣進行接收。「二二八事件」從偶發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台灣社會缺乏自我治理機制難說與此無關,而這個缺陷的主要原因也還是得歸諸日本在台全能而強勢的統治。

七、戰後兩岸的亂局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光復後重建起來的治理機構,即陳儀領導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表面看來是當時台灣唯一最高治理機構,因此後來就有人把「二二八事件」的禍首歸於「陳儀窳政」。接收主力當然是陳儀的人馬,但是來台參與接收的也包括國府內部互相角力的各個勢力,還有來台駐軍、CC派國民黨部、資委會的技術菁英、中央單位(如海關),以及各個情治單位等。這些系統並沒有一個共同治理政策,就像在大陸那樣互相不能協調一致。

台大第一任校長羅宗洛的回憶錄也提到在接收台大法學院時與陳儀的爭議。台大校長由教育部任命,理應不受省府管轄,但是台大的經費當時卻由台灣省來支應,而且交接伊始,百廢待舉,還有許多校務需要省府來配合與支援。因此,就給予陳儀很大的優勢來干預台大校務,而與教育部派來的羅宗洛產生諸多衝突,尤其是在法商學院與文政學院的設立上(註二十四)。

這雖然只是在重建高等教育體制上兩個機構的衝突,卻反映出來台接收的多元權力系統互相齟齬的一般狀況。這類衝突在教育體制上還不至於鬧出大事,但財政部的海關對於香煙進出口政策與行政長官公署的煙酒專賣政策正正相反,因而在收稅與緝私問題上發生矛盾(註二十五),造成供需失衡與走私猖獗的現象,「二二八事件」終因查緝私煙而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從頭到尾都充滿着國府不同權力系統之間的衝突,而這除了反映出當時國府在大陸權力的多元狀況外,也顯示了其孱弱。比如嚴演存回憶說:「二二八事變前及過程中,台灣國民黨黨部抱推波助瀾,幸災樂禍之態度。」(註二十六)

其實,國府這種多頭馬車的狀況是自1927年南京建政之後的常態,直到1949年敗退台灣,它從來沒能建立一個真正穩固而有效的政權。於是光復後的台灣,上有這麼多互相爭權奪利的治理機構,下有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社會,查緝私煙誤傷人命的這種星星之火能不燎原嗎?

光復之初曾經有從屬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在台灣各地成立,起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初步作用,但因涉入「二二八事件」而被解散,領導人李友邦日後還以「通匪」罪名遭到槍決。從李友邦的遭遇來看,台灣左翼份子在光復後能發揮的穩定力量頗為有限。這就讓我們不得不面對當時全中國這個大背景,即國共內戰的激化與東亞冷戰的開始。

無可否認,國共鬥爭也是「二二八事件」時國府調派軍隊赴台鎮壓的重大因素。如前述歷經日本殖民政府殘酷鎮壓後僅存的老台共份子,光復後紛紛復出活動;日據時期,奔赴大陸甚至延安參加抗日的左翼份子也紛紛回台。他們在事件發生後,不僅在主要由台灣社會菁英組成的處理委員會裏發揮不少影響力,還組織過兩支武裝部隊與國府軍隊對抗,可見左翼份子在其中的重要性。

左翼份子除了深度介入「二二八事件」之外,也發行了第一本完整論述事件的書刊,即出版於事件周年(1948年2月28日)的《台灣二月革命》,該書是楊克煌以林木順之名負責編寫的(當時他們已經逃亡香港並組建台盟)(註二十七)。這本小書只有四十多頁,完全以左翼的視野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一場人民抗暴記,是一場台灣人民反對當年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政府的抗爭行動,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一環。

在當時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的情況下,「二二八事件」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慘烈鬥爭,台灣人民的抗爭也即是在這意義下,如前述得到了大陸各階層開明與進步人士的聲援,諸多大陸報刊事後對事件的描述與評論,不脫當時大陸的這個進步氣氛。

我四叔在歷經「二二八事件」的驚悚之後,還會對中國前途懷抱着憧憬,並努力學習現代白話中文,編撰文藝小書,除了受到來台的那批開明教育工作者的影響外,這個瀰漫全中國的左傾進步氛圍也是重要因素——從「二二八事件」不久的1947年5月開始,在大陸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群眾抗議運動,及其在台灣的呼應,包括巡迴全島演出、充滿文藝氣息的麥浪歌詠隊——這樣的氛圍一直要到1949年春天的「四六事件」啟動了對台灣左翼份子的肅清,才戛然而止。我四叔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應該敏銳地嗅到這樣的氣氛,隨之充滿了樂觀精神,就像那本小書所載日本同學來信所反映的,對新生中國與新生日本的憧憬。

台灣左翼在1950年代被全面肅清之後,不管當時對「二二八事件」的觀點是否完整,隨着其在台灣的黯然無語,社會只剩下民間傳布的族群衝突與「打阿山」等耳語。水龍頭故事就在這背景下,在台灣社會耳語流傳,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一場文明進步的台灣人對抗落後「鴨霸」(閩南語,指霸道、頑固)的外省國民黨的族群衝突。

1980年代解嚴之後,這種日本殖民優於國府統治的說法更是成為主流論調,到處可見懷念日本統治的各種論述與氛圍,比如當年日本為了祭拜因領兵侵台而戰死的能久親王所廣設的神社,至今還有些地方將其列為古蹟。

八、放回歷史的大視野

綜合上述,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造成海峽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大陸追尋着一條雖然崎嶇紛擾卻是獨立自主之路,台灣則是被日本由上而下施行了殖民式現代化改造,這個差異是造成兩岸人民心理隔閡的基本因素。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運動同時產生了共同語言──現代白話文,所有的現代事物都由此來言說,而台灣不僅沒能參與這個過程,反而學習了日語來作為言說現代事物的上層語言。兩岸現代語言的分歧所造成的互相難以溝通,更在光復後加深了這個心理隔閡。由此,不同性質的現代化路徑與語言隔閡鋪下了「二二八事件」最底層的因素。

然而,單純的心理隔閡並不必然導致決裂性的對立,必有其他因素所致。日本據台五十年導致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其中差異不只是識字與自來水普及率的差距,也不只是自主與屈從的分別,日本以其更高的現代文明讓台民有了兩岸文明位階的比較,尤其在來台接收的祖國人員良莠不齊的情況下,雙方的差距與齟齬遂演變成互相的不諒解。台民不理解大陸歷經多年戰亂,鄙視其「落後與敗德」,大陸人士也不理解台民被遺棄的孤兒心理,歸咎於「日本奴化教育」。

理想上,光復後能夠反思台灣所受到的日本影響,並承擔起彌補兩岸心理隔閡任務的,應該非台灣抗日份子莫屬。然而,本來力量不大的台灣抗日份子在日本殖民後期已遭嚴重摧殘,光復時沒能迅速轉化為有能力的組織來承擔這工作,何況也沒受到大陸來台接收主力的重視。

此外,台灣傳統漢人社會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機制,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社會改造下早已瓦解;而在新建的殖民地管理組織中,不管是政權機構、教育單位或企業組織,都缺乏台民尤其是中上層的參與,以致台灣社會菁英缺乏實質的政治與管理經驗。因此到了光復、日本殖民政權必須全面撤出時,台灣頓時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來台接收的祖國人員是一支強大的團隊,這些問題是可以緩和而待長期解決的。然而,祖國政府是歷經戰爭滄桑的孱弱政權,來台接收人員又是多頭馬車,良莠不齊,陳儀的施政與其他單位多有衝突,未能貫徹到底。復出的台灣抗日份子也因各有所依,而沒能有一致的思想與行動。更甚的是,大陸很快爆發國共內戰,台灣也隨即捲入,使得原本就已急速升溫的台灣社會更加接近沸點。

總之,日本強勢的殖民統治與社會改造一方面造成了兩岸的現代性隔閡與文明歸屬感的問題,另一方面又造成台灣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匱乏,這個「日本因素」正是光復之後台灣社會易於陷入失序狀態的基本原因。再加上祖國孱弱的國民政府既沒能力認識到後殖民問題的複雜性,也沒能力處理陷入無政府危機的台灣社會,「二二八事件」終於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

當然,一個強大的接收政府或可免於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民族內部悲劇發生,但不見得能夠解決得了遠為複雜的後殖民問題。而「二二八事件」的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

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們不能把這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放回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分歧的現代化路線、現代文明的位階與歸屬感、民族解放與回歸祖國、國共內戰、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即使一些具體的人事釐清了,也無助於對歷史真相的認識,無助於民族內部的和解。

最後要說的是,台灣光復是歷史上回歸祖國的首例,雖然台港兩地的被殖民經驗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歷史過程(註二十八)。作為歷史上回歸第二例的香港,看似比當年的台灣順利許多,如今也陷入種種困境,因此重新檢視台灣在二戰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因素,是可提供寶貴借鏡的。或許在現實世界裏,人類社會總是滿身創傷、顛顛簸簸地往前走。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是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的。


註十五:關於日據時期的抗日份子及其運動,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註十六:參見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紅色客家莊——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等書。

註十七:嚴演存:《早年之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頁32。

註十八:例如李娜編:《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頁83。

註十九:朱江淮口述,朱瑞墉整理:《朱江淮回憶錄:台籍第一位電氣工程師》(台北:朱江淮文教基金會,2003),頁69-73。

註二十:李東華:《光復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9-21。

註二十一:李東華:前引書,頁23。

註二十二:杜聰明:《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3),頁117。

註二十三:台灣人在日據時期被剝奪參政與管理經驗的情況,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註二十四:李東華:前引書,頁33-51。

註二十五:李文環:〈戰後初期(1945-1947)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駐台海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台灣史研究》,第13卷第1 期(2006年6 月),頁99-148。

註二十六:嚴演存:前引書,頁39。

註二十七:林木順編:《台灣二月革命》(香港:出版社不詳,1948;台北:前衞出版社,1995)。

註二十八:參見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頁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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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與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差異:因果、平反與影響

Photo Credit: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唸給你聽
文革與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有著迥異的結構與因果關係

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其實多與毛澤東個人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特別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路徑、方式與過程的認知上,因此毛澤東的角色難辭其咎。二二八事件微觀來說,則與陳儀接收台灣諸多的政治誤判與政策失敗有關,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必須概括承受政治責任;宏觀而言則是優越的威權政體與曾被殖民的人民,兩者之間因為文化隔閡與社會斷裂產生的悲劇。有論者認為「這是一個前現代的政權,與已具有進步意識甚至懷有後殖民主義情節之間」不可避免的歷史社會衝突。

由於兩岸政治發展與體制的路徑截然不同,因此官方在處理事件上的立場與態度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意識形態掛帥的考量下,文革是種「政治平反」,雖然毛澤東需對文革負責,但是仍以集體責任稀釋了個人的功過。換言之,這種平反並非是結構性或本質式的反思,延續中共統治的基礎仍是重大考量。

對於二二八事件而言,在威權與白色恐怖時期始終為政治禁忌,但在解嚴後基於憲政主義與民主化的考量,由民選政府進行一系列反省的工程,其目的除了是去威權或解構統治的神話外,還擁有撫平傷痛、還原真相、族群和諧與避免悲劇重現等多元意義。

簡言之,文革的權力鬥爭,是鑲嵌在中共黨內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線衝突,特別是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與「不斷革命論」的堅持,以及對於「新人新社會」的浪漫期待。

文革的爆發存在複雜的解釋,許多人認為文革只是毛澤東對黨內走資派與官僚主義的一場政治清算。然而與其說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不如說是從中共八大與大躍進以來,毛澤東對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與「計畫經濟」路線始終不滿,因為官僚計畫派儼然已經成為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不應該侷限於政治與經社會革命等狹隘的範疇,唯有積極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才能讓新中國走向毛式的現代化發展模式。

因此,在文革之前,毛澤東早已發動反右鬥爭大躍進等運動,希冀透過解構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上層建築中的國家與官僚組織,從而解放中國的經濟基礎與生產力。由於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所帶來的天災人禍,毛澤東不僅辭掉國家主席,更退居二線,讓劉少奇與鄧小平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為名,透過「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包產到戶)等激勵制度恢復農村與經濟生產。這也為文革期間打倒所謂的「走資派」留下伏筆。

有了前次政治鬥爭的經驗,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手段與範圍將是激進與全方位的,因為只有訴求體制外的群眾(紅衛兵)向黨中央「奪權」,或是徹底否定既有與舊秩序的一切思維價值,才能創造一個「新人新社會」;這就是所謂毛澤東提出「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與「破四舊、立四新」口號所蘊藏的政治邏輯。

諷刺的是,文革爆發之際,正值西方學生運動的浪潮,在後現代、解構主義與新左派等思想的影響下,西方輿論或左派媒體多以理想浪漫的角度,將自身的社會結構的時空氛圍與中國所爆發的文革進行了某種嫁接或思想投射。有些人認為毛正在中國進行一場葛蘭西式的文化霸權運動,因為追求的正是一種「新人新社會」的政治情境;有人認為毛呼籲奪權是一種群眾性民主,而且落實了「解構-去中心」的後現代革命,特別對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的學生確有啟發。在他們眼中,所謂「砲打司令部」等同於「攻佔巴士底」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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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仍能在未進行拆除的農村看到的毛澤東語錄粉刷。
二二八的悲劇則與文革的人為因素截然不同,有著許多歷史結構的必然因素

就結構面而言,就是兩個迥異的政經體制,在戰後的整合出現了巨大的斷裂與衝突所致。日本的所治理下的台灣,不論就人民的教育程度、識字率、經濟發展以及地方自治與參與政治的範圍,的確都較文明與進步於國民黨政府治理下的大陸地區。一個是前現代的威權政體,且歷經多年內戰與艱苦的對日戰爭;一個則是典型的殖民模式,除了具備初步的工業化條件外外,殖民母國已經移植或複製法制與秩序的基本輪廓。即便如此,在國府接收之初,台人對於「祖國」仍有莫名的憧憬與期待,即便有點陌生與遙遠,然而「打敗心中與生活中那個統治權威,一定擁有讓人期待的原因」,這是多數台人在1945年的心情。

陳儀在接收前即為「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再加上蔣介石看中他多年治閩的經驗,且福建省主席任內也曾受邀訪台,因此為國府所謂「知台派」之典範,固為接收治台的首選。然而陳儀治閩期間的民生社會主義模式頗有爭議,其所主導的「行政長官公署制」在台人眼中無異於日本的總督府制,再加上國府接收的軍隊與公務人員素質低劣且紀律敗壞、陳儀剛復固執且視人不明導致貪污盛行、因國共內戰之故台灣經濟惡化通貨膨脹嚴重、台籍菁英與外省官員地位與待遇顯著落差等。這些複雜的政經因素不僅造成心理上的巨大相對剝奪感,同時也勾起台人對於日本的殖民情節,這對在抗戰浴血奮戰的接收者來說,無異又是一道難以跨越的社會鴻溝。

當社會的矛盾走到臨界值時,其所蘊藏的能量將會劇烈的爆發,查緝私菸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在二二八爆發前夕,上海外媒以「台灣退後五十年」為題,警告「五個月後,台灣可能是中國的愛爾蘭」;《紐約時報》的報導更反應了台灣彼時的民心:「假如來一次民選,台灣人第一是選美國,第二是選日本」。何以台灣對於國府統治由期待轉變為絕望,實在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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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9月30日的《民報》詳細控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臺灣人民的淒慘情況。
兩個歷史事件無形之間也留下了許多制度遺產與政治後果

對中國來說,文革反而成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與經濟現代化的誘因,在鄧小平的主導下,先由胡耀邦推動個人的政治平反,之後在經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關歷史問題決議》,徹底否定文革的性質,並經由「三七開」將毛澤東的歷史定位為「建國有功,文革有過」。經由去毛化的過程,擺脫「以階級鬥爭為綱」或「不斷革命論」的左派典範,從而建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務實路線,即便中共的意識形態中仍存在「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的左右辯證關係,日後也爆發了六四學運的另一場悲劇。

平心而論,鄧小平對於文革平反仍屬於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考量。因為,若不替自己與文革的迫害者平反,不僅難以取得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將毛澤東的功過定論則讓鄧小平取得意識形態的詮釋權,更使得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的政經發展的現實中「因神壇化而被抽離」。關鍵的是,文革的平反雖然象徵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發展斷裂」,台灣與西方中國研究卻也將文革/改革開放視為兩個不同的政經體制,但是對北京而言平反的仍是為了延續共黨的統治基礎,其政治邏輯在於「堅持共產黨領導是最大的前提,即便黨在路線上曾經犯過重大的個人錯誤」。

對台灣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並不是一個悲劇的結束,而是國民黨遂行白色恐怖統治的開始。這不僅成為黨外運動反國民黨與推動民主化的來源,也是本土化與台獨論述的重要基礎。許多綠營人士坦承,二二八事件固然是個歷史悲劇,但是確有成為匯集所有反國民黨的社會動員力量的圖騰,包括了去黨國權威、民主化與人權議題、主體性建構、後殖民主義、族群與國家認同等層面。

必須注意的是,對於許多外省族群而言,其實存在著尷尬的「在場」與「缺席」的問題。除了當年的接收者外,對多數1949年隨國府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而言,二二八事件是個陌生的場景,因為昔日國民黨政權往往以「共匪騷動下的民變」作為官方的解釋,後來馬英九的「官逼民反」的說法又存在某種政治切割關係。使得外省族群無形間必須概括承受身份上的「加害者」的原罪卻難以辯駁,這更是一種歷史的無奈。

解嚴以來,二二八事件不再成為禁忌,在民間要求平反的呼聲下,在九十年代已由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並推出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歷任民選總統不僅對事件表示道歉,進入到公民社會後,二二八事件不僅是真相的還原,或是單純追究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到則與道德、法律關係,而是進入到更深層的「轉型正義」的脈絡下思考,同時兼具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化的新內涵,這將使得二二八不再是政治動員的工具,而是在歷史情境的反省中不讓悲劇發生,也意味著揚棄了過去舊體制的迷思。雖然這樣的價值仍在建立中,但面對歷史悲劇的態度顯然與北京當局南轅北轍。

諷刺的是,北京近期宣布將高調紀念二二八事件,其政治論述與歷史敘事仍不脫傳統「階級鬥爭」的觀點。必須注意的是,由於國民黨過去官方宣傳二二八事件是「台共煽動所為」,無形之間使得謝雪紅成了人民英雄外,也讓中共得以寄居這個狹隘卻又矛盾的角色中。北京當局是否深思過階級鬥爭的說法,是否顯了文革的荒謬性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