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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上)

2017/02/24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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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鄭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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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鄭鴻生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號(總第159期)。

七十年前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其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一時難明。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們不能把這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放回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分歧的現代化路線、現代文明的位階與歸屬感、民族解放與回歸祖國、國共內戰、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即使一些具體的人事釐清了,也無助於對歷史真相的認識,無助於民族內部的和解。

陳映真在他最後一篇小說《忠孝公園》(註一)描繪了一位叫林標的台籍日本兵,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時被日本徵調當兵的台灣人(註二)。台灣日據時期皇民化運動最後具現在台籍日本兵身上,這個運動讓台灣人終於能像日本人那樣成為皇軍,為天皇與日本帝國奉獻生命,成為真正的天皇子民。

皇民化運動影響深遠,台籍日本兵如今雖已凋零,但一直是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台灣呼喚着那個殖民教化的強烈象徵。雖然大部分人當初並非完全志願參加,但其中有一些人確實受到感召,並且在解嚴之後復出活動,穿上日本軍裝來宣示其身份與政治立場。國民黨向來規避面對這批人的存在,民進黨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11月5日到高雄去參加一場名為紀念台籍老兵而實則主要紀念台籍日本兵的典禮,可見藍綠雙方對他們都有着曖昧的態度。

二戰時的台籍日本兵在台灣光復後就一直處於尷尬的位置,他們是被日本人徵調去幫助進行帝國戰爭的,除了被送到東南亞各戰場外,還有不少是到大陸去參加侵華戰爭。倖存者在戰後又被日本拋棄,歷經折騰才回到台灣,之後就幾乎成了幽靈似的存在,直到解嚴之後才又現身。

三十年來,雖然有些倖存者不斷向戰後日本政府申請,希望能像真正日本兵那樣獲得補償而屢遭拒絕,但在政治光譜上他們以日本軍裝的形象現身,卻強烈地象徵着對日本殖民的依戀情結。陳映真在他這篇小說裏就是以同理心的態度描述林標這麼一位對日本帝國朝思暮想,卻得不到日本政府理會的悲劇性人物。

雖說台籍日本兵終究是幽靈式與悲劇性的存在,但在光復初期他們卻曾出過風頭。戰後他們歷經折騰回到台灣後,不少人流於失業狀態,又因有着戰爭經驗,遂變成社會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二二八事件」中,起了帶頭衝鋒、衝撞官府、攔街毆人、奪取武裝據點的重要作用。
一、眾說紛紜的「二二八事件」

發生在台灣光復不久、1947年2月底的「二二八事件」,一直被台獨人士當成台灣獨立運動的起點,被定性為族群衝突,是一場台灣人反抗外來政權的起義。對於左翼而言,「二二八事件」則是國共鬥爭背景下全國解放戰爭的一環,是一場人民的抗暴。這兩方面後來都各有旗幟鮮明的論述,但最重要的一方國民黨卻諱莫如深,所提供的官方檔案資料都不完整,以致「二二八事件」的真相至今還是眾說紛紜。

比如說,從2月27日事發到3月8日國府軍隊在基隆上岸為止這段期間(第一階段),遭殃的主要是所有政權機關以及外省人士,根據現場目擊者的描述是頗血腥的;鎮壓開始後直到3月中旬(第二階段),遭殃的則反過來是本省人士。外省人士在第一階段的死亡人數眾說紛紜,從數十人、七八百人到上千人;而台籍人士在第二階段的死亡人數則一向說是上萬人,甚至超過十萬人。

外省人士死傷多少至今沒有定論,台籍死傷人數則在1995年以後有了間接的統計數字可作參照。政府在1995年成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負責受難賠償事宜,接受遇難家屬申請。所謂「受難」,指的是遭到政府鎮壓之難的,並不及於被暴民打死打傷的無辜外省人,死亡的賠償金額最高為600萬新台幣。然而,到2015年8月為止,「事件受難案總計2,288件,其中『死亡』類案件684件、『失蹤』類案件178件⋯⋯」(註三)這個死亡與失蹤的申請人數與向來的各種估算差距相當大,如何來解釋這個差距?

不少人將災難歸罪於當時的總統蔣中正,但到底他在整個中國紛亂的局面下,對台灣的動亂能有甚麼直接作為?這個連國民黨自己也講不清楚。而對於直接治理台灣的行政長官陳儀,一般以「陳儀窳政」來概括他在台灣的治績,表示他的無能與胡為。

但是接觸過他的人卻常給予好評(註四),而他帶到台灣的幾個主要助手如嚴家淦、包可永、任顯群,後來在台灣的表現卻又極為亮眼(又如周一鶚回到中國大陸在生物學界也有他的一片天地),這些人顯非庸碌之輩。跟着陳儀到台灣的文教界人士還有魯迅的摯友許壽裳及學生臺靜農,這兩人對台灣文教的貢獻眾所周知。

所以說陳儀是個謎樣人物,這樣一個對台灣有重大影響的到底是個甚麼樣的人?至今沒有一本較為完整的評傳。又如,在事件中真正衝撞官府的人是甚麼社會成份?參與其中的台籍菁英與國府各派系的複雜關係為何?美國駐台北副領事葛超智(George H. Kerr)(註五)起了什麼作用?這些問題至今仍撲朔迷離。

對於為何一件追查走私香煙的小事故竟然會釀成整個台灣的大災難,不同黨派提出的答案一直都有,只是這些答案往往與政治運動緊密扣連,不然就是避重就輕。比如,國民黨應該清楚當時大陸人士遭難的情況,平亂之後應該有個死傷名單,但從來不見公布。只能讓人以為這事件真是國民黨的一個大瘡疤,連它自己都不敢去揭開,以至於寧願獨吞苦果。而不少學者引用南京記者唐賢龍當時在台灣的現場報導來批判陳儀政府的窳政,但對同一本書也提到的大陸人士遇難情況則避而不談(註六)。

「二二八事件」的這些迷霧在當下政治鬥爭猶然激烈的時候,一時還缺乏時代條件來釐清。然而筆者並非歷史學者,目標不在釐清這些謎題,而是想以較為寬闊而長遠的視野來探索促成事件發生的歷史與社會變遷諸種因素。重新檢視當時事情的可為與不可為,希望有助於接近真相,而更重要的是希望有助於記取教訓。

二、從族群衝突說起

將「二二八事件」完全說成是族群衝突如今已是當道的主流看法。然而,它只是一場族群衝突嗎?或問,它主要是一場族群衝突嗎?光復後的台灣,以語言做區分的族群因素在關鍵時刻確實起過作用,比如事件的積極參與者與毆打外省人的主要是福佬人,客家人基本上沒參加,甚至對整個事態都不熱心。但這只是其中的一個面向,而且不是當時起主要作用的面向。

這裏可以舉出具體而微的兩個例證來說明其中的非族群面向,一個是幾年前我們家族中偶然找到的一本小書,所透露的一位歷經「二二八事件」前後的台灣青年的生命展望;另一個是流傳至今的當時一幅最有名的版畫《恐怖的檢查》(1947)及其作者黃榮燦的遭遇,所反映的是大陸進步知識份子對事件的聲援。

幾年前,我四嬸在整理舊物時找到四叔(1930-2006)讀中學時編撰的一本二十來頁的小書。四叔當時就讀台南一中,他以鋼筆書寫、手工編輯這本小書,還畫了水彩封面,上有一棵綠樹在高山與激流之間,留白處題了「奔流」兩個紅字。翻開來在刊頭語之後是一篇時事論文,討論當時冷戰已啟的緊張世局,配合一張政治漫畫。

然而,接下來都是文藝作品,有中文創作小說、好幾首現代詩、詩人拜倫(George G. Byron)小傳的翻譯、電影《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1943)的影評、一篇托爾斯泰(Leo Tolstoy)小說的翻譯、一封翻成了中文的舊日日本同學的來信,還有一首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的英文詩。編者說:「很難翻譯中文,請讀者自己翻查字典吧!」這麼一本有評論、小說、散文與詩的小冊子,全用工整俊秀的鋼筆字寫成,配上的也是鋼筆畫出的精緻圖案,很清楚是一個還是中學生的文藝青年自得其樂的作品。

然而讓我驚訝的是,這本小冊子的編撰日期標明是民國卅七年(1948)6月12日,那時距台灣光復不到三年,而距「二二八事件」也才一年三個多月。四叔在其中一篇散文裏這麼開頭:「歲月似飛瀑的傾瀉,江水的奔流一樣,在不知不覺間,我已度了十九載的生活。」

那年他滿十八歲,中學即將畢業,從日文教育轉而接受現代白話中文教育不到三年,卻已能用中文寫出蠻通順的文字。一個中學年紀、原本接受日文教育的年輕學生,在兩三年間掌握了現代白話中文,本無需大驚小怪,為何還讓我驚訝?其中一個原因是,白話中文這個看來應該開始成為他得心應手的思想與書寫工具往後在他手中的命運。

台南有個成年禮的民俗叫「做十六歲」,起源於乾隆年間(1736-1795)台南港口的碼頭搬運工要到十六歲才開始領取成人工錢並正式成年。2004年,台南為那些二戰困難時期不克「做十六歲」的老市民舉辦一個「補做十六歲」的活動,其中一項是讓這些老者去回憶十六歲當年的情況。

曾是文藝青年的四叔也寫了一篇回憶,然而卻全部用日文來寫。他的日文據說甚為流利,比中學時期當然是更好了,而他當年努力學得的中文則消失得無影無蹤。當然,我四叔後來的政治取向也是十分清楚的。因此,在這本文藝小書出土之前,我不曾知道他還有過那麼一段熱切擁抱白話中文、對前途充滿理想與憧憬的文藝青年時期。

此外,他在「二二八事件」期間又曾有過一次血淋淋的經歷。那是1947年3月上旬,國府軍隊從基隆上岸後一路鎮壓下來,進入台南的時候,大街頓時商店關門、行人匿迹,學校也提早放學。四叔那天離開學校後,因事延宕,不幸就在一條出大街的巷口碰上沿着大街前進的鎮壓部隊。他轉身就跑卻已來不及,被猛然而來的步槍刺刀刺中大腿。還好士兵沒追上來,他拖着血淋淋的大腿逃回巷子裏。這是另外一個讓我驚訝的原因──在四叔一年後編撰的這本文藝小書裏,找不到這次驚悚經驗的蛛絲馬迹,反而充滿了年輕人對理想與前途的憧憬,就如那位日本同學來信的譯文所說:

親愛的鄭君!

我起初寫了這一句便覺得異常的感慨,曾經在美麗的台灣島,肆意橫暴的我們日本人,嗚呼我們的末日是可憐極了──前經離別高雄港的我們,終於六號到達了大竹港,接受了溫和似的櫻花的歡迎,但是等待着我們的只是貧苦,絕望,無情,矛盾的社會和飢餓的生活而已。這也不過是日本過去的罪惡所致,這樣想來便覺得並沒有辛苦的。⋯⋯

新生中國,新生日本,互相握着手並將三民主義推廣世界而維護世界永遠的和平,必須要我們青年的熱血與努力,親愛的鄭君!我們的血是同樣的!我們是永遠朋友的!

這位日本青年在信中反映了戰後日本反思的契機,而新生中國與新生日本是他們當時共同的憧憬,顯然「二二八事件」本身並未讓四叔絕然轉向。因此,四叔後來從中文再回到日文,從憧憬變成悲情,是有一個過程的。就像與他大約同時代的李登輝,雖然歷經「二二八事件」,但並沒有因此摒棄中國,甚至還曾進一步擁抱過(事件後還曾經加入中國共產黨)。這與我原來對他們這一代人的認識大相逕庭。

這裡延伸出一個語言的問題。我四叔後來疏離了白話中文,但為何回不去用閩南語來書寫?在光復前除了日常生活使用的閩南語外,他只會日語,並且以日語作為他思考論述的語言。日據時期,台灣所有學校都是以日文上課,老師也絕大多數是日本人。

日本戰敗後,這些日本教師幾乎全部被遣送回國,而台灣人也沒多少人會說國語,包括為數不多的台籍老師。在這樣的嚴重語言斷層時刻,四叔是如何學得國語?主要由於光復後為了填補日本教師離去的空缺,很多大陸年輕老師應聘來台,其中不少為滿懷理想的開明進步人士。

光復後來台擔任中學校長的有不少大陸開明知識份子。比如新竹中學的辛志平(註七),在「二二八事件」打外省人期間被學生保護起來。新竹人為了紀念他,將其住家列為古蹟,也在校園裏建了辛園來緬懷。

台南一中當時的校長是蘇惠鏗,也是這麼一類人物,讓他兩個後來都傾向台獨的學生銘記在心。曾在1970年代當過台灣獨立建國聯盟主席的張燦鍙如此回憶:「高中就讀台南一中,當時一中的校長是蘇惠鏗先生,他不會要求學生加入政黨,不會灌輸政治思想,只是要學生好好讀書。」(註八)

當過陳水扁總統時代外交部政務次長的高英茂也說過:「當時台南一中考上台大的學生人數排名全省第二,僅次於建國中學,我覺得要歸功於當時的校長蘇惠鏗先生,他是一位非常認真的教育者,他把台南一中辦的很好。」(註九)雖然這兩位學生主要以辦學成績來評價他們的校長,但也可讀出蘇校長開明的辦學理念讓那一代的學生受益匪淺,包括我四叔。

1949年的一張南一中畢業班合照S
Photo Credit: 鄭鴻生
我四叔1949年中學畢業照,前排正中穿西裝者為蘇惠鏗校長,四叔是第三排左四。

我們可以想像,那時的台南一中正如台灣不少其他學校那樣,不只有位開明認真的校長,還有不少由這位校長聘用、來自大陸的開明進步知識份子當老師。這些老師不只來教學生國語,也帶來五四運動以來豐富的文學藝術作品。四叔那本小書提到的歐美文學作品應該就是他從大陸來的老師那裏學到的,因為在之前二戰高峰的皇民化時期是不可能讀到這些作品的。

光復那年四叔滿十五歲,正是開始文藝啟蒙的年紀,他的文藝取向與白話中文的磨練就在這樣的情境下發生。而「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動亂與經歷還能讓那時的四叔保留着對新中國的嚮往,沒有陷入族群的陷阱,應該就是這些開明的外省校長與老師起了作用。

這是個弔詭之處,一向被罵為胡作非為的陳儀為何會聘用這些開明認真的中學校長?當然這些校長應該不是他直接指派,而是他所任命的第一任教育處長趙迺傳所招募來的,顯然這位趙迺傳就像前述周一鶚、嚴家淦、包可永、任顯群、許壽裳、台靜農等跟着陳儀到台灣的人,也非庸碌之輩,他既是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也是杜威(John Dewey)的學生。我們可以說,光復之初確實有不少開明認真的大陸文教界人士抱着理想來到台灣。

這就接到我要舉的第二件事,即關於一幅有名的「二二八事件」版畫《恐怖的檢查》。這幅版畫在後來有關「二二八事件」的書寫與圖片記錄中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它的作者黃榮燦竟是來自四川的外省人。黃榮燦是位青年藝術家,光復後三十歲不到便來到台灣推動版畫藝術。「二二八事件」期間他就在台灣現場,事變兩個月後他悲痛地創作了這幅版畫,之後也繼續留在台灣工作,卻在1950年代肅清左翼時期被當局槍決,埋骨台灣,直到1990年代才在台北六張犁山丘上的亂葬崗找到他的荒冢。黃榮燦也是光復後來到台灣的眾多大陸年輕開明進步知識份子之一。

黃榮燦_恐怖的檢查
黃榮燦:《恐怖的檢查》,1947年。

四川人黃榮燦事迹的啟示是,「二二八事件」的重點不僅不在於省籍族群衝突,而在於外省人加入了反抗的行列。進一步說,當時不少大陸的進步份子也在聲援台灣的這場抗爭行動,關於這些史實的資料幾年來都一一出土了。如今我們知道,當年大陸的民主進步人士沈鈞儒發表過〈台胞決不會奴服的!〉一文,章伯鈞也發表過〈紀念「二二八」感想〉,斥責當年國府在台灣的作為(註十)。這個重要面向如今已淹沒在強調族群衝突的支配性論述之下了。

三、三代人之間的語言斷裂

回過頭來問,我四叔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與歷史變遷下,疏離了以現代白話中文構築的文藝青年時期呢?顯然不是「二二八事件」本身,而台灣人的語言世代斷裂現象才是大背景,以致更大的世代壓力與世局變化最終還是把他拉回歷史的悲情漩渦中,挽回不了他曾經有過的那段前瞻中國的青春時光。

光復後還是中學生的我四叔有機會學得國語,但他的幾個已經離開學校的兄姊包括我父親,情況就不一樣了,甚至可以說遭遇了語言的斷裂。光復後,日語作為正式語文的地位被現代白話中文取代,這一大批已經是台灣社會中堅的中壯年頓然在正式場域說不出話來,因為在他們的一生中從來不曾學習現代白話中文──這個1912年民國肇建多年之後才確立的國語。

1895年台灣割讓給日本之後出生的台灣子弟──乙未新生代,他們學會的正式語言只有一種,就是日文,他們甚至連方言母語都講不好。比我四叔年長七歲的李登輝就是典型例子,日本戰敗時他已是京都帝國大學的學生,回來轉讀台灣大學,但始終不擅長國語,日文反而是他最熟練的語言與終生的思維語言,母語閩南語卻只能在日常生活中用來應對。他當總統時,有次想用閩南語宣讀文謅謅的元旦文告,卻必須請一位熟稔典雅閩南語的老先生來為他宣讀。這是像我父親那樣的乙未新生代的基本語言狀況。

為甚麼會發生這種情況?這牽涉到近代列強入侵與漢語歷史,說來話長。簡單說,現代白話中文,即所謂的國語或普通話,是要到民初的白話文運動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作為中國正式書寫文體才確定下來,而以北京話為發音標準也晚到1932年才正式定案。中國國語的發展與民國成立後的白話文運動及現代化過程息息相關,然而台灣在1895年乙未割台之後卻未能參與到這個重要過程,不僅如此,還被迫學習敵國語言日語作為實現現代化的工具。

當光復的時刻來到,對當時台灣社會的知識菁英而言,祖國的國語成了必須重新學習的語言,自己的方言母語又已不再熟練,無法用來論述言說,而唯一可用來論述言說的反而是前殖民宗主國的日語,於是光復之後乙未新生代的台灣社會菁英頓時成了失語的一代。

這種語言斷裂扭曲的情況也是「二二八事件」的基本背景,大陸來台接收人員不能與台灣社會菁英在語言上充分溝通,是這起偶發事件難以即時平抑的社會條件。不僅如此,國府來到台灣沒多久又禁止報刊的日語版面,就更於事無補。當時國府來到台灣提倡國語而壓抑日語的心情可以理解,歷經多年艱辛的抗戰終於取回失土,壓制敵國語言理所當然。但問題是台灣人就像大部分大陸人民一樣,並非天生就會講國語的。

甲午戰爭之前,台灣的閩南和客家語族各自以其方言作為日常生活、讀書識字、引經據典及高談闊論的語言,就是說閩南語和客家話不僅各自作為日常生活語言,還是各自的知識菁英用來論述的高階語言。當然,他們與其他漢人社會一樣都使用共同的書寫語文──文言文,而有必要進京趕考爭取功名的傳統士人或者要到大陸各地經商的商賈,才會去學習當時全中國的共通語──官話。不過,當他們吟詩作詞、誦讀經典時還是要用各自的典雅方言,如此才能符合平仄押韻。換言之,在日本佔領台灣之前,閩南語和客家話是各自成套的完整漢語系統。

然而日本佔領台灣不久,殖民政府就開始進行現代化改造,尤其在教育方面,從小學程度的公學校開始,全面以日語實施現代化教育。因此,乙未新生代的大部分社會菁英從小就不再接受以母語方言傳授的傳統漢文教育,漢文學堂也因公學校的設立而消失殆盡,也很少有人會去學習官話,他們轉而在新式學校裏全面用日語來上課,滲入許多西方詞彙的現代日語成了他們用來學習現代知識與進行思辯論述的現代語言。

他們不再像前清遺老長輩(即我的祖父母輩)那樣,能夠以母語來讀傳統經典,因而喪失了母語的論述與書寫能力,而只能在日常生活中使用(註十一)。這就回答了我四叔在疏離白話中文後卻回不去典雅閩南語的問題。

這是第一次的語言斷裂,前清遺老如我的祖父母輩,由於沒能搭上日本殖民現代化改造的巨輪,在以日語為正式現代語言的日據時代成了失語的一代人,而台灣閩南語或客家話也就在這時因為傳承中斷,而沒能像香港的粵語那樣與時俱進,發展成適應現代觀念與論述的現代語言(註十二)。總的來說,由於日本據台五十年,台灣人三代之間前後發生了兩次語言斷裂,而光復後第二次語言斷裂所造成的溝通失效,更成了「二二八事件」難以收拾的潛在因素。

四、文明位階與兩岸不同的現代化路徑

光復後的語言斷裂本身問題不大,假以時日台灣人總可以慢慢學會國語。但是國語作為現代國族語言是帶着不同國家各自的現代化烙印的,比如中國的國語和日本的國語各自承載不同的現代化意涵,甚至披上文明等級的外衣,尤其在全球現代化大趨勢的籠罩下。

現代化啟蒙有若信仰基督上帝般的宗教感召,乙未新生代基本上是經由日本統治帶來的現代化而啟蒙的,是第一批受到現代化教育的台灣人,這對他們而言是有特殊的生命意義;傳遞給他們「現代文明」的日本帝國,就有如傳遞基督教義給第一批台灣信徒的長老教會那樣,戴上了神聖光環。

然而這種神聖性卻又很自然地迫使這一代人轉化為精神的屈服,即使是後來的叛逆,不論左右派別,也都在這個「文明」的範圍之內,因而內在的自主性在他們心中被剝奪殆盡。他們以日文學會了整套的日本式現代文明,不僅認為不會說日語的台灣人是不文明的,也不自覺地用這個標準來看待光復時來台接收的大陸軍政人員。

國民黨如今被民進黨打得倒地不起,還落了個被抄家的命運(註十三),除了各種複雜的內外因素外,還有一個無可逃避的歷史性因素,就是打從1945年台灣光復,國軍部隊一上岸開始就如影隨形緊跟着的文明因素。多年來,台灣社會曾流傳着多種對當年國府軍隊十分貶抑的說法,說當年來台的國軍軍紀如何不良、軍容如何破落、現代知識又如何貧乏。傳言中,下船的國軍衣衫不整、背着做飯的大鍋,還拿着雨傘,令台民大失所望。

這些現代文明觀點說法的貶抑性,最終凝結成一則關於水龍頭的故事,數十年來在台灣不斷地傳述:「當日本戰敗,中國兵仔來到台灣時,他們看到牆壁上的水龍頭竟然還會冒出水來,覺得很神奇,也去搞來一個往牆上一插,卻奇怪為甚麼沒有水流出來。」這是我從小就聽過的笑話,先是耳語相傳,解嚴後就公然傳布了,甚至在往後每次大小選戰中被民進黨一再用來羞辱對手。多年前有個試圖調和「省籍矛盾」的電視喜劇也曾用過這樣的題材,這顯然已經成了全民共識。

水龍頭這類故事曾經在世界各地以不同版本流傳(註十四),比如英國人在二戰時對蘇聯紅軍、以色列人對阿拉伯人、城裏人對鄉下人,甚至國民黨自己對渡江的解放軍。水龍頭的故事不管是否屬實,是否有普遍性,幾十年來在台民心目中已經成了一種精煉出來對國府軍隊的「記憶」。

而且在這種帶着價值判斷的「記憶」中,拿來作參照標準的卻不是台灣人自己的軍隊,而是日本軍隊。在這標準下,國府軍隊是一點不如曾威懾台灣、軍容壯盛的日本軍隊,而國民政府也一點不如曾賜予台民水龍頭的日本帝國。1945年日本帝國戰敗投降,對只願認定這件大事是「終戰」的人士而言,日本統治台灣五十年所留下來的就不只是「軍容壯盛」與「水龍頭」的表徵,日本帝國還是台灣現代化的奠基者,是西方文明的引進者,是所謂「台灣主體性」的根源。

接受日本教育的那一代台灣人,在光復之後以水龍頭的故事來嘲笑從農村拉伕來的落後的國民黨軍隊。其實,同樣的笑話也可被用來嘲笑未被現代化洗禮的前清遺老長輩,這是現代文明嘲笑落後社會的普世價值觀。像我祖父那樣只上過漢文學堂,不懂日文與國語的人,從日據到光復,終其一生只能沉默寡言。他那一輩前清遺老在二十世紀上半期,面對學得現代日語的我父親那一代人,除了語言斷裂外,還反映出使用傳統漢語在文明位階上的低下地位。

文明位階深刻地烙印在現代人的身份認同上。在二十世紀台灣,1895年的乙未割台,不僅有如蒙古大軍南下、清兵入關,更是中國「數千年未有之變局」的一部分。當時日本不只是一個軍事強權,還是一個「現代文明」國家,不只在武力上打敗你,還在文化、物質文明上壓倒你。這麼一個西方「現代文明」的東方代表,在台灣所造成的歷史與文化斷裂是前所未有的,而且在1945年戰敗退出台灣後繼續發生作用,至今未曾稍歇。

更甚的,乙未割台造成的兩岸現代化的不同發展,不僅是像識字與自來水普及率那樣步調上的差距,更是不同路徑所造成的歷史觀的差異。中國大陸在乙未之變後連接發生重大歷史事件:戊戌變法八國聯軍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北伐統一國共分裂八年抗戰等;這些知識菁英艱苦奮鬥,以自己的步伐與方式,尋求一條現代化之路;雖然頭破血流、顛顛簸簸,但確是自己獨立自主走出來的路。

台灣則有着極為不同的遭遇,走上一條基本上是日本帝國由上而下強制施行的殖民現代化之路,由此培養出來的新興現代化知識菁英,其中除了抗日志士外,對大陸走過的艱辛過程並不熟悉,卻有着被拋棄的「亞細亞孤兒」的悲情心理。

這是光復後台灣社會的心理暗流。這麼一代基本上被動接受現代化的台灣社會菁英對還陷於貧困、落後與戰亂的大陸缺乏同情,看不起大陸來台接收人員的「文明落後性」。而來台接收的國府人員則背負着辛亥、北伐與抗戰的歷史觀,只能以台灣人受到「日本奴化教育」來回應,雙方互相缺乏同理心。這種文明位階上的自閉與互不諒解的情況,比單純的語言斷裂所造成的隔閡還要嚴重。

所以說,台獨運動必得從乙未割台講起,倒不是說獨立運動從這一年開始(雖然這一年曾經出現過一個虛擬的台灣民主國),而是說從此以後台灣社會在現代化的路徑上就走上了一條與大陸截然不同的道路,這對後來出現的分離思想有着重大影響。我們試着想像,如果沒有這個現代化因素,台灣在1945年的光復或許就像北宋收復了燕雲十六州,或如隋朝統一了長江以南諸國,只是傳統中國社會的分合,不至於會有「二二八事件」那樣的慘烈衝突。

可以說,這種現代文明的競逐心理正是「二二八事件」之所以發生的一個基本心理狀態,而日本帝國統治台灣五十年所植入的「日本因素」從而產生的日本文明歸屬感的分離動力,正是「二二八事件」的底層因素。


註一:陳映真:〈忠孝公園〉,收入《忠孝公園》(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2001),頁125-229。

註二:廣義的「台籍日本兵」包括1942年起被徵調當正式日本軍人的八萬多台灣人,以及更早開始被徵調去為軍隊做工的軍伕十二萬多台灣人。

註三:參見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官網

註四:例如陳兆熙等:《陳儀的本來面目》(台北:INK印刻文學生活雜誌出版有限公司,2010)。

註五:葛超智(George H. Kerr,又譯柯喬治),1965年撰寫Formosa Betrayed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ambridge: Riverside Press, 1965)一書。中譯本參見柯喬治著,陳榮成譯:《被出賣的台灣》(台北:前衞出版社,2003)。

註六:唐賢龍:《台灣事變內幕記》(南京:中國新聞社出版部,1947;台北:時英出版社,2016)。

註七:〈竹中之父 教育哲人辛志平

註八:〈《台南情、台灣夢》——張燦鍙訪問稿〉(2013年6月15日),台灣獨立建國聯盟網。

註九:〈專訪高次長〉,《外交部通訊》,第24卷第6 期(2002年10月)。

註十:參見《海峽評論》,2005年3月號。

註十一:參見鄭鴻生:〈台灣人的國語經驗:尋回失去的論述能力〉,《思想》,第7期(2007年12月),頁244-64。

註十二:參見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頁1-18。

註十三:2016年7月25日民進黨在立法院以其多數黨強勢訂定法律,成立「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

註十四:參見鄭鴻生:〈水龍頭的普世象徵:國民黨是如何失去「現代」光環的?〉,《思想》,第2期(2006年9月),頁22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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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振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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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七十年後具體的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就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讓我們將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從各個角度來回顧二二八: 二二七緝菸血案只是導火線,深掘事件最底層的起因,悲劇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嗎?他國的轉型正義經驗是否可資借鏡,來看看中國文革、韓國光州事件與東歐各國「除垢法」的例子。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最真實的悲痛與呼籲,政府聽見了嗎?最後,讓我們藉由電影與小說來重構當年的時空,《悲情城市》與《天馬茶房》、《痛史》與《綠島》各自提供了不同路徑可供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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