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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下)

2017/02/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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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鄭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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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然,一個強大的接收政府或可免於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民族內部悲劇發生,但不見得能夠解決得了遠為複雜的後殖民問題。而「二二八事件」的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

文:鄭鴻生

◎原載於《二十一世紀》雙月刊(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2017年2月號(總第159期)。

五、台灣抗日運動及其光復後的際遇

雖然「現代日本」這個因素在台灣光復時是個難以忽視的存在,但是「現代中國」的影響並非全然缺席。在1895年日本佔領台灣之前,台灣已經有將近三百年漢人社會的堅實歷史,因此從乙未之變的第一天起,就有了近代民族解放性質的抗日運動,包括傳統的武裝鬥爭與現代形式的政治、社會與文化運動。

漢人的武裝抗日一直延續到1915年的台南「噍吧哖事件」(又稱「西來庵事件」),足足有二十年,傷亡數十萬人;原住民的武裝抗日甚至持續到1930年賽德克族的「霧社事件」。台灣漢人武裝抗日失敗後,新一代抗日知識份子改而採取現代政治社會運動的形式,例如1921年成立的台灣文化協會(文協)、1926年成立的台灣民眾黨以及1930年代的各種工人與農民組織,最後是共產黨組織的出現。即使以階級為號召的左翼運動,基本上也是為了推翻殖民統治,因而充滿民族解放的色彩。

此外,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不管武裝與否,除了具有從日本帝國的殖民統治解脫出來的民族解放性質外,因為它原是從中國被割讓的,所以還有一個回歸祖國的特性。因此,日據時期台灣漢人的抗日運動既是反帝國殖民的民族解放運動,又是回歸祖國運動,這是台灣抗日運動與其他落後地區民族解放運動的不同之處。對台灣人而言,光復就不只是單純的民族解放問題,更有着複雜的回歸問題,而這在現代世界是史無前例的。

1913_謀刺袁世凱的台灣青年
Photo Credit: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
1913年台灣青年謀刺袁世凱的送別合照,前排左二為翁俊明,左三為杜聰明,後排右一為蔣渭水。 (圖片由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提供)

台灣抗日份子多是懷抱中國身份認同投身運動的,而且這些運動又大半與祖國的革命進程亦步亦趨。從羅福星在台灣延燒辛亥烽火而在1914年上了日本殖民政府絞刑台開始,抗日份子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每個環節的行動,接二連三直到台灣光復。台南人翁俊明(1891-1943,歌星翁倩玉的祖父),畢業於台灣醫學校,以辛亥革命志士自我期許。他曾於1913年集結同志籌款援助國民革命,同年與同學淡水人杜聰明(1893-1986)同赴北京企圖暗殺袁世凱,未果而還。翁俊明後來投奔大陸,並在抗戰期間幫助成立了國民黨台灣省黨部。

1920年,台中傳統商家子弟蔡惠如(1881-1929)受到五四運動的直接影響,號召留日台灣青年學生在東京創立新民會,並出資仿照《新青年》發刊《台灣青年》雜誌,進行民族思想的啟蒙宣傳。隨後,留日和旅居北京、上海、廣東、南京等地的台灣學生相繼成立台灣青年會、台灣學生聯合會、中台同志會等組織。

曾在二十世紀之初受到梁啟超親身教誨的台中青年士紳林獻堂,1921年發起「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以和平方式爭取台民自治。接着,醫學校畢業的宜蘭人蔣渭水,以「台灣孫中山」自許,1921年糾集同志成立文協,推展台灣人民的啟蒙運動,並在1926年成立民眾黨,展開工人與農民運動。

而他的同學、摯友與同志彰化人賴和響應大陸的白話文運動,提倡台灣的白話文學書寫,被尊為「台灣現代文學之父」。對這一批日據中期的啟蒙與抗日活動者而言,大陸發生的事件從戊戌變法、辛亥革命、五四運動到北伐統一,都是讓他們熱血沸騰的思想資源(註十五)。

日據後期台灣的工農運動興起。台南人蘇新於1928年赴日求學期間加入了日本共產黨,並於隔年回台開展共產黨組織,「二二八事件」後經香港轉赴大陸。出身貧賤的彰化人謝雪紅在年輕時參加了文協的活動而得到極大的啟發,後於1925年在上海參與「五卅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底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就讀,並於1928年在上海成立台共組織,及後回台活動。

「二二八事件」時在台中組織二七部隊,後經香港前往大陸,與蘇新、楊克煌等人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台盟)。1950年代國府對左派實行大肅清的時期,殉難的台北人郭琇琮、高雄人鍾浩東等,被長期監禁的台南人林書揚(34年)、高雄人陳明忠(21年)等,無不懷抱着強烈的中國身份認同(註十六)。

從以上所提人物、事件與運動可以看出,日據時期到戰後初期的啟蒙與抗爭運動,主要是由懷抱中國身份意識的台灣人所構成。他們無一不在同時呼應大陸現代化革命進程的每個環節。因此,在抗戰時期就有不少台灣抗日份子潛赴大陸參加抗戰行列。

可以說,台灣抗日運動不分左右派別,是一個企圖擺脫日本殖民現代化意識形態而與現代中國一起呼吸,共同成長,追求民族平等、主權在民與社會正義的民族解放運動。從第三世界民族解放運動來看,他們爭取的並非台灣的獨立,而是回歸中國的民族解放。這種既是民族解放又是回歸祖國的運動,是與其他被殖民地區單純的民族解放運動極為不同之處,也是其複雜所在。

從以上所言可知,台灣在乙未之變走上被日本帝國殖民現代化改造之路後,並非與祖國完全疏離,還是有一批抗日人士亦步亦趨跟着大陸的現代化進程而行動。相對於前述日本殖民現代化所產生的分離動力,這批抗日份子的所作所為正是回歸動力之所在。

在光復後面臨日本殖民統治所造成的兩岸心理隔閡,也就是那個分離動力,這樣一批帶着回歸動力的抗日份子照理說應該發揮一定的制衡作用,但是歷史的發展竟然沒能讓他們有發揮的餘地。這牽涉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統治、對抗日組織的嚴厲鎮壓、抗日組織未能形成統一的戰線,以及光復後多元權力狀態等等因素。

具有民族解放意識的現代抗日運動,一開始就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一再打壓,不管走的是林獻堂的梁啟超路線、蔣渭水的孫中山路線,還是後起之秀的馬列主義左翼路線;而且當1936年日本殖民政府啟動皇民化運動之後全部被鎮壓乾淨,甚至連林獻堂領導的較為溫和的台灣議會設置請願運動也宣布解散。

沒有被關押的抗日志士或是噤聲不語,或是逃往大陸,加入國民黨或共產黨。當然,被日本殖民政府迫害最嚴重的莫過於最積極奮進的左翼份子,大半領導人被關進大牢,甚至瘐死囹圄,比如翁澤生被判13年而死於獄中,謝雪紅13年,蘇新12年,簡吉10年等。倖存者直到台灣光復才復出活動。

然而,這批抗日志士不論左右派別,當時雖然旗幟鮮明,卻未能團結一致。同時,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強勢鎮壓下,群眾組織難以施展作為,力量不夠強大。因此,當日本宣布投降時,在台灣的抗日組織基本上是空洞的,不能承擔接收日本殖民政權的任務,遑論制衡日本因素了。換言之,台灣的民族解放並非來自內部解放力量的壯大,而是外在形勢使然,包括祖國作為戰勝的同盟國的二次大戰。

在缺乏強大的台灣抗日政治組織的具體歷史情境中,回歸一事於是只能由祖國政府完全承接日本殖民政權來完成,這也是當時盟軍諸國的共識。雖然戰後某些美國派駐東亞的情報官員如葛超智曾主張「台灣託管論」,即由美國來接收台灣,但這只是轉換另一個殖民宗主國,現實上也不可能。在此情況下,復出的抗日份子首先面臨的除了是自我重新組織外,只能承擔起與大陸來台國府接收人員進行溝通協調的任務。

如果當時的祖國政府理解到日本因素所產生的分離動力這問題的複雜性,來台接收時除了重建秩序外,還能扶持重用這些倖存的抗日人士,或許不至於讓這種心理隔閡擴大,但歷史的現實卻背道而馳。正如前述,當時國民政府一方面承載着從辛亥革命到八年抗戰的現代中國意識,一廂情願地認為一般台民也理所當然應該有同樣的認識;另一方面它又是歷經長年戰爭的孱弱政權,基本上自顧不暇,比如說復員的工作就搞得焦頭爛額,怨聲載道。

因此,當時的國民政府既不可能有餘裕來理解台灣問題的複雜性(或許當時誰都不可能有此理解),又陷入國共內戰與東亞冷戰的漩渦,使得台灣的接收工作更加亂無章法。

總的來說,日本統治台灣時期,雖然心懷回歸使命的抗日組織前仆後繼,但在皇民化運動高潮時幾乎已被全面肅清,光復後也沒能受到重用,於是沒能對複雜的日本因素發揮制衡力量。

六、戰後台灣社會的自我管理問題

然而,即使有這個分離與回歸交錯的複雜性,難道「二二八事件」這樣的大亂事真是難以避免嗎?或許如果國民政府的政策得宜,或者沒有國共鬥爭,或者台灣社會能夠迅速形成自我治理機制的話⋯⋯這些具體條件是互相糾結在一起的,接下來我們探討這些問題。

前面提到,背負回歸使命的抗日組織由於遭到日本殖民政府的嚴厲鎮壓而解體,因而光復後沒能在社會秩序上發揮太大作用。需要補充的是,前清時期的台灣傳統漢人社會原是有其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機制,但在日本帝國的強勢統治與社會改造下,這個機制早已崩解。例如總督府將警察派出所一直建到基層社會,幾乎沒給台民留下形成現代自我組織的社會條件。

一旦光復而日本力量必須全面撤出,留下來的政治與社會真空又非抗日志士所能承擔填補,這麼一個缺乏有效自我治理機制的歷史情境,就容易產生重大的社會危機──無政府狀態。因此,在「二二八事件」前後難以避免的省籍對立氛圍中,整個社會缺乏處理這種對立所需的自我治理機制,是超乎左右觀點的更基本的問題。

戰後台灣社會這個無政府狀態的傾向,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一些暴民對大陸人士不分青紅皂白、不分男女老幼的攻擊中顯現無疑。事件爆發時,國府在台灣的兵力由於大半已被調往國共戰場而所剩無幾,其中除了高雄要塞、嘉義機場等少數據點堅守待援外,都被解除武裝。在鎮壓部隊上岸之前,全台幾個都會區已經亂了七八天,幾乎所有大小政權機構都被解除權力,雖然各地都有積極份子成立處理委員會,但還是不能避免無政府狀態。

在這種無政府狀態中遭遇最慘的是一般來台外省人士,街上到處呼嘯着「打阿山」(襲擊外省人士)的叫聲,有不少外省人士因此喪生,這些人與當權者或軍警不必然有關。這樣的民族悲劇在侯孝賢的電影《悲情城市》(1989)裏梁朝偉在火車上的那場戲隱約帶過。

當時在台北工作的嚴演存回憶說:「我七歲之長女斯馨,在路上被詢,用閩南語說:我是台灣人,遂安然通過。」(註十七)當然,大半的外省人都躲起來不敢出門,或者被台灣人保護而逃過一劫,這在後來很多歷經「二二八事件」的外省人士的回憶裏都曾提到,最有名的莫過於後來的總統嚴家淦,當時躲進林獻堂在台中霧峰的大宅裏。

「阿山」是從那時起台灣人給外省人士起的綽號,原來是台灣人對祖國原鄉「唐山」的想望,如今被轉成「阿山」的蔑稱。就如前述,這種心理是由於兩岸經過不同的現代化路徑,產生了現代文明的位階與不同的歸屬感,如水龍頭故事所示;如今「二二八事件」又加重了這個分離動力。

國府之所以採取嚴厲的鎮壓手段,除了國共內戰的因素之外,在那七八天裏發生的「打阿山」民族悲劇引發的報復心理也不能辭其咎。然而,為甚麼當時抗爭的領導者會讓這種暴民政治發生?當時台灣人自行組成的各種臨時自治團體,包括處理委員會,顯然都沒能控制得了局面。左翼份子雖然活躍,並組成武裝力量,也沒能發揮社會自我管理的功效。如今我們只能在零星的回憶文章中,讀到個別抗爭份子如何阻止暴民當街毆打外省人的事迹(註十八)。

台灣在光復後缺乏自我治理機制的根本原因,來自日本統治台灣所採取的全面高壓與同化政策。它一方面對台灣社會實施現代化改造,造就台灣第一批現代知識菁英;另一方面卻又幾乎以全能的姿態對台灣施行統治,從上到下幾乎不留給台灣菁英任何干涉政治的機會。

這個干涉政治指的是在各種現代機構,包括政府、企業與學校,擔任決策與管理之責。不說政權機構,從學校與企業的狀況更可反映出這種現象。傳統學堂沒有了,只有日本人主導的現代化學校;傳統手工業沒落了,只有日本人經營的大型現代企業像四大製糖會社、台灣電力株式會社、台灣銀行等;傳統商業也競爭不過日本來的大商社。

舉一個簡單的例子,當國府資源委員會來台接收台電時,他們發現在這麼一個重要而龐大的現代企業裏,只有一個台灣人朱江淮是屬於管理階層,而且只是低階管理者。朱江淮是日本京都帝大電氣工程系畢業,已在台電工作十多年,雖然名為技師,卻無法接觸技術部分,只能擔任推廣用電的業務(註十九)。於是當日本的管理與技術人員撤出台灣時,台電頓時面臨能否繼續營運的問題,來台接收的資委會需拼盡全力以維持電力的正常供應。

學校也面對同樣的情況。當中央研究院植物研究所首任所長羅宗洛於1945年10月被任命來台接收台北帝國大學(後改名台灣大學)時,整個大學只有一位台籍教授──醫學院的杜聰明。羅校長隨即任命他為醫學院的接收委員,並接任醫學院院長。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博士學位的林茂生,日據時期自美國回台後並未被重用,只能在台南工業專門學校任職。這時羅校長也立即聘他為文學院教授,並請他負責接收文法學院(註二十)。

由於台北帝大的台灣人才荒,羅宗洛力主留用部分日籍教授,以維持大學的教學水準。但當時台灣學生與其他低層教職員則反對甚烈,例如醫學院的台灣學生還直接面見羅校長,表示「不願再受日人之教,欲乘此機會將日人在台勢力一掃而光」(註二十一)。杜聰明則回憶說:「其中病理學武藤教授因為日治時代輕蔑本省人,⋯⋯沒有留用。」(註二十二)台民的訴求與主事者的考慮竟有如此差距。在原來的教職人員幾乎走光的情況下,台北帝大除了地上建物外,還能稱做台大的前身嗎?

日據時期,台北帝大是為了日本帝國南進而設立的,而且面向全日本招生,除了醫科與少數文理科外,很少台灣人就讀。在日本殖民教育政策下,提供台灣人中學畢業後繼續求學的主要是技術學校,用來培養殖民統治的技術輔助人才,何況這些技術學校還是以招收日本學生為主。

當時在中學與技術學校的銜接上幾經變動,最後形成四個專校:台北醫學專門學校、台北經濟專門學校、台南工業專門學校與台中農林專門學校;後來台北醫學專門學校併入台北帝大成為其醫學部。此外,台北帝大沒有法律學部,台灣也沒有其他法律專門學校,台灣人想當律師就得去日本就讀。因此,那時台灣到日本的留學生也多以台灣出路為考量,甚少選讀政治與管理科系。

從整個教育體制可以看出,日本殖民政府並不想為台灣培養政治與法律管理人才以及社會自我治理能力,在企業管理、技術與教育領域無不如此,政權機構就更加嚴重。日本據台五十年,在整個統治結構中,台灣人只居於中下層單位的少數,比如當基層警察的李登輝的父親。日本殖民政府出於籠絡的目的,給一些台灣士紳授以貴族院評議員的頭銜;日據後期也開始舉辦以納稅額為投票資格的地方選舉,讓少數台灣菁英擔任地方議員,但都只作花瓶之用(註二十三)。

光復前台灣社會在各層面都缺乏自我治理機制,社會菁英也缺乏實質政治與管理經驗,於是在光復時日本行政與管理人員全部撤離就引發問題。總督府又趁國府來台接收之前從日本運來大量台幣鈔票,造成物價飛騰,民心不安;又有大批台籍日本兵回到台灣成為社會不穩定因素。

良莠不齊的國府軍政人員就在這種近乎無政府的狀態下來到台灣進行接收。「二二八事件」從偶發事件而終至不可收拾,台灣社會缺乏自我治理機制難說與此無關,而這個缺陷的主要原因也還是得歸諸日本在台全能而強勢的統治。

七、戰後兩岸的亂局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光復後重建起來的治理機構,即陳儀領導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表面看來是當時台灣唯一最高治理機構,因此後來就有人把「二二八事件」的禍首歸於「陳儀窳政」。接收主力當然是陳儀的人馬,但是來台參與接收的也包括國府內部互相角力的各個勢力,還有來台駐軍、CC派國民黨部、資委會的技術菁英、中央單位(如海關),以及各個情治單位等。這些系統並沒有一個共同治理政策,就像在大陸那樣互相不能協調一致。

台大第一任校長羅宗洛的回憶錄也提到在接收台大法學院時與陳儀的爭議。台大校長由教育部任命,理應不受省府管轄,但是台大的經費當時卻由台灣省來支應,而且交接伊始,百廢待舉,還有許多校務需要省府來配合與支援。因此,就給予陳儀很大的優勢來干預台大校務,而與教育部派來的羅宗洛產生諸多衝突,尤其是在法商學院與文政學院的設立上(註二十四)。

這雖然只是在重建高等教育體制上兩個機構的衝突,卻反映出來台接收的多元權力系統互相齟齬的一般狀況。這類衝突在教育體制上還不至於鬧出大事,但財政部的海關對於香煙進出口政策與行政長官公署的煙酒專賣政策正正相反,因而在收稅與緝私問題上發生矛盾(註二十五),造成供需失衡與走私猖獗的現象,「二二八事件」終因查緝私煙而一發不可收拾。

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從頭到尾都充滿着國府不同權力系統之間的衝突,而這除了反映出當時國府在大陸權力的多元狀況外,也顯示了其孱弱。比如嚴演存回憶說:「二二八事變前及過程中,台灣國民黨黨部抱推波助瀾,幸災樂禍之態度。」(註二十六)

其實,國府這種多頭馬車的狀況是自1927年南京建政之後的常態,直到1949年敗退台灣,它從來沒能建立一個真正穩固而有效的政權。於是光復後的台灣,上有這麼多互相爭權奪利的治理機構,下有缺乏自我管理能力的社會,查緝私煙誤傷人命的這種星星之火能不燎原嗎?

光復之初曾經有從屬於三民主義青年團的組織在台灣各地成立,起了維持社會秩序的初步作用,但因涉入「二二八事件」而被解散,領導人李友邦日後還以「通匪」罪名遭到槍決。從李友邦的遭遇來看,台灣左翼份子在光復後能發揮的穩定力量頗為有限。這就讓我們不得不面對當時全中國這個大背景,即國共內戰的激化與東亞冷戰的開始。

無可否認,國共鬥爭也是「二二八事件」時國府調派軍隊赴台鎮壓的重大因素。如前述歷經日本殖民政府殘酷鎮壓後僅存的老台共份子,光復後紛紛復出活動;日據時期,奔赴大陸甚至延安參加抗日的左翼份子也紛紛回台。他們在事件發生後,不僅在主要由台灣社會菁英組成的處理委員會裏發揮不少影響力,還組織過兩支武裝部隊與國府軍隊對抗,可見左翼份子在其中的重要性。

左翼份子除了深度介入「二二八事件」之外,也發行了第一本完整論述事件的書刊,即出版於事件周年(1948年2月28日)的《台灣二月革命》,該書是楊克煌以林木順之名負責編寫的(當時他們已經逃亡香港並組建台盟)(註二十七)。這本小書只有四十多頁,完全以左翼的視野將「二二八事件」視為一場人民抗暴記,是一場台灣人民反對當年台灣行政長官陳儀政府的抗爭行動,是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一環。

在當時國共內戰全面爆發的情況下,「二二八事件」不可避免地捲入這場慘烈鬥爭,台灣人民的抗爭也即是在這意義下,如前述得到了大陸各階層開明與進步人士的聲援,諸多大陸報刊事後對事件的描述與評論,不脫當時大陸的這個進步氣氛。

我四叔在歷經「二二八事件」的驚悚之後,還會對中國前途懷抱着憧憬,並努力學習現代白話中文,編撰文藝小書,除了受到來台的那批開明教育工作者的影響外,這個瀰漫全中國的左傾進步氛圍也是重要因素——從「二二八事件」不久的1947年5月開始,在大陸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為口號的群眾抗議運動,及其在台灣的呼應,包括巡迴全島演出、充滿文藝氣息的麥浪歌詠隊——這樣的氛圍一直要到1949年春天的「四六事件」啟動了對台灣左翼份子的肅清,才戛然而止。我四叔作為一個文藝青年應該敏銳地嗅到這樣的氣氛,隨之充滿了樂觀精神,就像那本小書所載日本同學來信所反映的,對新生中國與新生日本的憧憬。

台灣左翼在1950年代被全面肅清之後,不管當時對「二二八事件」的觀點是否完整,隨着其在台灣的黯然無語,社會只剩下民間傳布的族群衝突與「打阿山」等耳語。水龍頭故事就在這背景下,在台灣社會耳語流傳,將「二二八事件」說成是一場文明進步的台灣人對抗落後「鴨霸」(閩南語,指霸道、頑固)的外省國民黨的族群衝突。

1980年代解嚴之後,這種日本殖民優於國府統治的說法更是成為主流論調,到處可見懷念日本統治的各種論述與氛圍,比如當年日本為了祭拜因領兵侵台而戰死的能久親王所廣設的神社,至今還有些地方將其列為古蹟。

八、放回歷史的大視野

綜合上述,1895年《馬關條約》將台灣割讓給日本,造成海峽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大陸追尋着一條雖然崎嶇紛擾卻是獨立自主之路,台灣則是被日本由上而下施行了殖民式現代化改造,這個差異是造成兩岸人民心理隔閡的基本因素。

中國大陸的現代化運動同時產生了共同語言──現代白話文,所有的現代事物都由此來言說,而台灣不僅沒能參與這個過程,反而學習了日語來作為言說現代事物的上層語言。兩岸現代語言的分歧所造成的互相難以溝通,更在光復後加深了這個心理隔閡。由此,不同性質的現代化路徑與語言隔閡鋪下了「二二八事件」最底層的因素。

然而,單純的心理隔閡並不必然導致決裂性的對立,必有其他因素所致。日本據台五十年導致兩岸走上不同的現代化之路,其中差異不只是識字與自來水普及率的差距,也不只是自主與屈從的分別,日本以其更高的現代文明讓台民有了兩岸文明位階的比較,尤其在來台接收的祖國人員良莠不齊的情況下,雙方的差距與齟齬遂演變成互相的不諒解。台民不理解大陸歷經多年戰亂,鄙視其「落後與敗德」,大陸人士也不理解台民被遺棄的孤兒心理,歸咎於「日本奴化教育」。

理想上,光復後能夠反思台灣所受到的日本影響,並承擔起彌補兩岸心理隔閡任務的,應該非台灣抗日份子莫屬。然而,本來力量不大的台灣抗日份子在日本殖民後期已遭嚴重摧殘,光復時沒能迅速轉化為有能力的組織來承擔這工作,何況也沒受到大陸來台接收主力的重視。

此外,台灣傳統漢人社會以士紳為中心的地方自我治理機制,在日本殖民現代化的社會改造下早已瓦解;而在新建的殖民地管理組織中,不管是政權機構、教育單位或企業組織,都缺乏台民尤其是中上層的參與,以致台灣社會菁英缺乏實質的政治與管理經驗。因此到了光復、日本殖民政權必須全面撤出時,台灣頓時陷入無政府狀態的危險。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來台接收的祖國人員是一支強大的團隊,這些問題是可以緩和而待長期解決的。然而,祖國政府是歷經戰爭滄桑的孱弱政權,來台接收人員又是多頭馬車,良莠不齊,陳儀的施政與其他單位多有衝突,未能貫徹到底。復出的台灣抗日份子也因各有所依,而沒能有一致的思想與行動。更甚的是,大陸很快爆發國共內戰,台灣也隨即捲入,使得原本就已急速升溫的台灣社會更加接近沸點。

總之,日本強勢的殖民統治與社會改造一方面造成了兩岸的現代性隔閡與文明歸屬感的問題,另一方面又造成台灣社會自我管理能力的匱乏,這個「日本因素」正是光復之後台灣社會易於陷入失序狀態的基本原因。再加上祖國孱弱的國民政府既沒能力認識到後殖民問題的複雜性,也沒能力處理陷入無政府危機的台灣社會,「二二八事件」終於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

當然,一個強大的接收政府或可免於類似「二二八事件」這樣的民族內部悲劇發生,但不見得能夠解決得了遠為複雜的後殖民問題。而「二二八事件」的具體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

本文想指出的是,若我們不能把這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放回東西文化碰撞、帝國主義侵凌、分歧的現代化路線、現代文明的位階與歸屬感、民族解放與回歸祖國、國共內戰、東亞冷戰等大脈絡下來理解,即使一些具體的人事釐清了,也無助於對歷史真相的認識,無助於民族內部的和解。

最後要說的是,台灣光復是歷史上回歸祖國的首例,雖然台港兩地的被殖民經驗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很多相似的歷史過程(註二十八)。作為歷史上回歸第二例的香港,看似比當年的台灣順利許多,如今也陷入種種困境,因此重新檢視台灣在二戰光復後的「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因素,是可提供寶貴借鏡的。或許在現實世界裏,人類社會總是滿身創傷、顛顛簸簸地往前走。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是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的。


註十五:關於日據時期的抗日份子及其運動,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台中:晨星出版社,2000)。

註十六:參見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2);藍博洲:《幌馬車之歌》(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91);《紅色客家莊——大河底的政治風暴》(台北:INK印刻出版有限公司,2004)等書。

註十七:嚴演存:《早年之台灣》(台北:時報文化出版企業有限公司,1989),頁32。

註十八:例如李娜編:《無悔:陳明忠回憶錄》(台北:人間出版社,2014),頁83。

註十九:朱江淮口述,朱瑞墉整理:《朱江淮回憶錄:台籍第一位電氣工程師》(台北:朱江淮文教基金會,2003),頁69-73。

註二十:李東華:《光復初期台大校史研究(1945-1950)》(台北:國立台灣大學出版中心,2014),頁19-21。

註二十一:李東華:前引書,頁23。

註二十二:杜聰明:《回憶錄》(台北:杜聰明博士獎學基金管理委員會,1973),頁117。

註二十三:台灣人在日據時期被剝奪參政與管理經驗的情況,參見葉榮鐘:《日據下台灣政治社會運動史》。

註二十四:李東華:前引書,頁33-51。

註二十五:李文環:〈戰後初期(1945-1947)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與駐台海關之間的矛盾與衝突〉,《台灣史研究》,第13卷第1 期(2006年6 月),頁99-148。

註二十六:嚴演存:前引書,頁39。

註二十七:林木順編:《台灣二月革命》(香港:出版社不詳,1948;台北:前衞出版社,1995)。

註二十八:參見鄭鴻生:〈關於東亞被殖民經驗的一些思考:台港韓三地被殖民歷史的比較〉,《思想》,第28期(2015年5 月),頁1-18。

本文經作者同意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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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上)


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七十年後具體的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就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讓我們將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從各個角度來回顧二二八: 二二七緝菸血案只是導火線,深掘事件最底層的起因,悲劇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嗎?他國的轉型正義經驗是否可資借鏡,來看看中國文革、韓國光州事件與東歐各國「除垢法」的例子。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最真實的悲痛與呼籲,政府聽見了嗎?最後,讓我們藉由電影與小說來重構當年的時空,《悲情城市》與《天馬茶房》、《痛史》與《綠島》各自提供了不同路徑可供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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