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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蔣介石和中國國民黨是二二八慘案的主謀

2017/02/26 , 評論
精選書摘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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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克雄

蔡英文總統在2016年5月20日就職演說提到,新政府要承擔的第三件事,就是社會的公平與正義,新政府會持續和公民社會合作,讓台灣民主機制更加深化與進化。她宣示,將從真相調查與整理出發,在總統府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預計三年內,完成台灣的轉型正義調查報告書。在二二八慘案中,非常多的台灣菁英在很短幾天被有計劃地秘密逮捕、處死、更被消滅屍體。這些受害者很多並沒有参與二二八的活動,就無緣無故地被殺害。筆者的父親王育霖檢察官也不幸遭殺人滅屍。到底是誰策動這場世紀大謀殺?這是真相調查的重要課題。

1928年中國國民黨發表〈南京國民政府宣言〉中說:「中國國民黨本其歷史上所負之使命,適應國家實際之需要,代行政權,而以治權授諸國民政府,設立五院……。」其後根據〈訓政時期約法〉〈國民政府組織法〉,五院全由國民黨主導 ,而且必須對國民黨負責,國民黨掌控國家政策的決定權,是以黨治國的專制統治。因此1947年二二八慘案發生前後台灣的政治腐敗、官吏貪污及經濟崩潰完全是國民黨的責任。

那時是以黨領軍,軍帽上的國徽原是黨徽,軍中由國民黨政戰人員掌控,將官的任命也由國民黨安排,絕大部份的軍官與士兵是國民黨黨員,國軍實質上是黨軍。在1947年非戰爭時期短短三個月內,這些黨軍殘酷地屠殺台灣人及有計劃地謀殺許多台灣菁英,共約一萬八千至二萬八千的台灣人被害,這些都是國民黨的責任。

中國國民黨台灣省黨部內設有調查統計室(調統室),並在各地佈置忠義調查員。大溪檔案中有這樣一份情報,1947年3月12日中統局報給蔣介石:「9、10兩日國軍絡續開到,警察及警備部軍士即施行報復手段,毆打及拘捕暴徒,台民恐慌異常。台省黨部調統室曾建議警備部,應乘時消滅歹徒,並將名冊送去。警備部十日晚起開始行動,肅清市內奸徒。」(「二二八事件資料選輯二」第146頁)。這個情報證明兩件事情:第一是援軍到達後,就對台灣人採取報復性的無情屠殺,台灣人異常恐慌;第二是照名冊逮捕及謀殺台灣菁英。「乘時消滅歹徒」證明國民黨藉着二二八的動亂,乘機謀殺無辜的台灣菁英。

一般來說,名單是單頁,名冊是很多頁訂成一本。軍隊剛來台灣,不瞭解台灣的內情,國民黨台灣省黨部的半山們才知道誰是台灣的菁英。事件發生沒幾天,不可能就已完成調查,可見國民黨早有預謀,要殺害這些台灣菁英。吳濁流在《台灣連翹》記載,1973年年底曾出任國民黨新竹黨部主任委員的彭德向他透露說:「(二二八)被捕的黑名單上台灣人二百多名,……是從重慶回來的半山幹的,他們是劉啓光、林頂立游彌堅連震東黄朝琴等人。」吳濁流註說:「只因這份黑名單,悲劇的歷史上演了,美麗的福爾摩沙為此流血。」因為國民黨知道那是非法謀殺,所以要滅屍,也要否認有逮捕人。

國民黨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在3月4日約見蔣渭川,跟他說:「為今之計,惟有籲請中央,然後臨之以威、綏之以德,自可速平而免糜爛。」顯然蔣介石接受他的建議,大舉派兵。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在他的口述紀錄說:「3月9日陳長官宣布全省戒嚴後,陳儀就下令由憲兵張慕陶團長主其事,警總調查室、軍統局台北站協助之,緝捕為首陰謀份子。」、「逮捕人犯係由軍統局林頂立成立特別行動隊及張慕陶憲兵團成立特高組,會商後立即進行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和「不過,陳長官將逮捕名單交與張慕陶,囑其不可告知上述單位以外人員,而由陳長官直接向蔣主席負責。」

3月1日起,台灣省黨部主任委員李翼中去見陳儀好幾次,一再催促他向中央請兵。李翼中可直通蔣介石。如果沒有蔣介石的授權,李翼中或陳儀不敢負這大規模謀殺台灣菁英的責任,尤其中間有些人是蔣介石四個月前來台灣參加台灣光復一周年時認識的。要陳儀去做這麼重大的謀殺工作,李翼中應會親自轉交名單,並跟他說明,已經有蔣介石的授權。陳儀也就敢跟張慕陶保證,由陳儀「直接向蔣主席負責」。

3月7日李翼中攜帶陳儀請兵及報告的信,飛去南京向蔣介石報告,也會把要逮捕的名冊一起呈報。當時擔任警備總部副參謀長的范誦堯更特別指出:「至於槍斃人犯,多由軍統局林頂立負責。」林頂立參與製作名冊、非法逮捕及槍斃滅屍,是殺害台灣菁英的劊子手。

警備部從3月10日晚開始抓人,先父並沒參加二二八的活動,却於3月14日在台北家中被逮捕,一去不回。要逮捕人的軍警理應穿着制服,但是來抓我父親的軍警却穿中山裝,可見知道是非法抓人,不敢穿制服。被捕一星期後,我父親託人送出一張字條,上印有憲兵第四團,證明他是被憲兵第四團非法逮捕。歐陽可亮也和我父親一批人關在一起,但在3月底被釋放,他作證,那時這些人還沒被處死。3月17日蔣介石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兒子蔣經國來台灣「宣慰」台灣同胞,那時我父親還活着,大部分的菁英也仍在逼供的階段,還沒被害。

台灣警備總部那時請示白崇禧部長「就事件人犯,暫由軍法審判」,不移送司法機關。這些人犯不屬軍法管轄,依法應於二十四小時內移送法院。白崇禧竟然「准如所請」,也就是同意把這些台灣菁英由軍方處決。實際上,連軍法審判也沒有,就處決這麼多台灣菁英。白崇禧與蔣經國表面上是「宣慰」,實質上是做非法大謀殺的勾當及督導軍隊的運作。

我母親和林茂生先生、陳炘先生、李瑞漢先生、李瑞峰先生、施江南先生、林旭屏先生等人的太太共同去警備總部陳情,居然回覆沒有逮捕這些人,還說可能是被暴徒打死。其實這些人都被列在「台灣省二二八事變正法及死亡人犯名册」上,慘遭殺害。我父親和很多受難者在正法名册上的犯罪事實欄是空白,亦即無罪。原來暴徒就是這些國民黨的黨軍。不把屍首發還喪家埋葬,可見國民黨的官員及軍人是多麼慘無人道。國民黨竟然把法官、檢察官、律師、文學院院長、中學校長、醫師、銀行家、國民大會代表、省參議員、市參議員、報界人士等等誣控為歹徒,真是可惡。

除了被列在國民黨台灣省黨部所準備的這本謀殺名冊而被殺害,還有很多不同單位在各地任意逮捕及處死台灣人。監察委員何漢文也於1947年3月21日就扺達台灣調查,他在「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寫說:「在軍事大屠殺以後,接着由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當不下千數。」足證國民黨帶頭做「秘密殺害,?下千數」的暴行。中國國民黨假藉二二八的動亂有計劃及兇狠地謀害這麼多台灣菁英,國民黨就是這大謀殺案的主謀。

蔣介石相當注重台灣,他剛於1946年10月來台灣視察及參加台灣光復一週年的慶祝會,受到台灣人熱烈歡迎。1947年2月10日他下令台灣省行政長官兼警備總司令陳儀:「據報共黨份子已潛入台灣漸起作用,此事應嚴加防制,勿令其有一個細胞遺禍將來。台灣不比內地,軍政長官自可權宜處置也。」接著又指示陳儀澈查台獨言論。2月28日陳儀宣佈臨時戒嚴,當天也電告蔣介石。陳儀的侍衛舒桃那時專責文件收發。他於1995年3月6日作證說,1947年3月1日蔣介石立即回電,命令陳儀「對群眾格殺勿論」,且有小字「錯殺一百,不可錯放一人」。如此命令及授權,陳儀也就到處抓人殺人,胡作非為。

3月3日蔣介石立即命令江蘇崑山的駐軍「開台平亂」,也於3月5日通知陳儀:「已派步兵一團並派憲兵一營,勿念。」同一天參謀總長陳誠報告蔣介石:「已令廿一師劉師長率師部及一四六旅之一個團即開基隆」、「著憲兵第四團駐福州之第三營即開台灣歸制」及「著憲兵第廿一團駐福州之一個營即開基隆」。根據「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蔣介石在3月5日大舉派兵的原因是:「台灣事件已演變至叛國及奪取政權階段。」蔣介石這種草率與錯誤的判斷,促使他對台灣進行無情的鎮壓與屠殺。蔣介石於3月8日及9日兩次召見整編的廿一師師長劉雨卿,親自指導如何平亂。

值得注意的是3月4日中央社報導:「今日台北市秩序全部恢復,全市商店開門營業。台省以及外省同胞,熙熙攘攘,面帶笑容。戲院及電影院均已營業,菜市、米市最形擁擠。」3月6日陳儀還向全台廣播:「中華民族最大的德性就是寬大,不以怨報怨。我們對於本省自己的同胞,難道還會不發揮寬大的美德嗎?」台灣人怎會料到蔣介石第一批軍隊3月8日從基隆上岸,還沒向陳儀報到,就立即從碼頭展開盲目及赤裸裸對台灣人的大屠殺,基隆港內外浮屍累累。接着殺向台北,然後遍及全島。

3月13日陳儀稱讚蔣介石說:「此次事變設非鈞座調兵迅速,其演變不堪設想。」同一封電文陳儀請示:「台灣因非接戰區域,不能援用軍法。普通司法寬大緩慢,不足以懲巨兇,奸黨因得肆無忌憚。……司法手續緩慢,而台灣情況特殊,擬請暫時適用軍法,使得嚴懲奸黨分子,以滅亂源。」並附上含27名菁英的被埔人犯名冊。蔣介石明知道,逮捕人犯必須移送司法機關,但他仍違法授權用軍法審判。事實上有些人犯被送軍法審判,有審判文,但很少判死刑。大部分的台灣菁英並沒經過軍法審判,沒有審判文,就被謀殺,甚至滅屍。

3月17日蔣介石派國防部長白崇禧和兒子蔣經國來台灣檢視軍隊鎮壓的果效,那時很多被關的台灣菁英還活着,白崇禧和蔣經國顯然同意謀殺的暴行。受難者施江南醫師的大女兒於1947年5月13日寫了一封以「北一女中學生施玲玉」具名的陳情書給蔣介石。蔣介石經由國民政府參軍處回覆說:「因時過境遷,經派員多方偵查毫無結果。復查本部案卷內,並無受理施江南案件,所屬各綏靖區及憲警機關查報拘捕暴亂人犯,亦無施江南其人。且查事變起至三月十五期間,全省陷於混亂狀態,奸黨暴徒仇殺狙擊無法防制。」

參軍處直屬蔣介石,負責軍事命令與軍事文件的收發。事實上,3月11日及13日陳儀送給蔣介石信所附的兩本人犯名冊上都有施江南的名字,怎可欺騙說:「復查本部案卷內,並無受理施江南案件。」還把謀殺的責任推給「奸黨暴徒」。蔣介石遮掩謀殺施江南醫師的罪行,亦即共謀。足見蔣介石是謀殺台灣菁英的元凶。

蔣介石_中正紀念堂
Photo Credit: 中正紀念堂
非常「民主」的獨裁者。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接到二二八屠殺台灣人的一些報告後,在1947年3月22日立即決議:「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應撤職查辦」,但蔣介石否決此決議。假如軍法審判陳儀的殺人暴行,一定會抖出他全是依照蔣介石的命令行事,因此蔣介石一定要包庇陳儀。慘案後,台灣的軍政首長多人被蔣介石獎勵,無一人受罰。彭孟緝被升為台灣警備總司令,陳儀升任蔣介石家鄉浙江省的省主席,可見他們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有功。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是在二二八大屠殺及殺害台灣菁英的主要指揮官。他在1947年3月下旬的一個會議上主張:「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這就是當年軍政統治者對付台灣人的心態。

柯遠芬在1992年接受賴澤涵訪問時說:「當時的局勢雖然有點亂,但只要依照先總統蔣公的指示辦理,執行起來就沒有什麼困難。」也就是說,他依照蔣介石的指示來為非作歹的。由非常多的電報及文件可知,蔣介石充分掌控軍隊的殘酷鎮壓及逮捕台灣菁英,他要殺台灣人殺到不敢再暴動。總之,中國國民黨總裁兼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是二二八大屠殺的元凶。這也是舒桃的指控,又是行政院直屬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所發行「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的結論。

二二八慘案發生已七十年,卻不見中國國民黨承認過錯及表示歉意。我們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向國民黨提出下列的要求:

  1. 向二二八受難者遺屬及全體人民公開承認屠殺台灣人及謀殺台灣菁英的罪行,更要表示最深的悔意。
  2. 公佈那「二二八乘時消滅」的名冊及二二八與白色恐怖時期的所有檔案。
  3. 還給國庫為二二八慘案所付的賠償費。
  4. 連震東、黃朝琴、游彌堅、劉啓光及林頂立等的財産繼承人,須賠償受害台灣菁英的遺屬。

蔣介石不僅在二二八慘案屠殺這麽多台灣人,二二八事件之後,延續的清鄉白色恐怖,繼續逮捕與槍殺人民,恐懼深烙人心。蔣介石要所有的政治案件判決之後,判決書要送給他審核。原本無期或有期徒刑、乃至無罪的判決,其後卻被蔣介石親批「處以極刑可也」、「應即槍決可也」、「判處死刑可也」、「應判死刑」、「改處死刑」而喪失寶貴的生命。

陳榮潻是一位年輕人,因不檢舉匪諜原處徒刑五年,蔣介石竟然親批「一併判處死刑」,被槍斃時年僅廿三歲。以徐會之案為例,徐氏乃出身黃埔一期的總統府參軍,1950年被控涉嫌叛亂,原被判刑五年,然蔣介石卻指示:「應即槍決可也。」另以1951年周清連等案為例,該案共有十二名被告,經保安司令部判決後,呈報參謀總長時,以「事實未明確量刑未當」發還復審。復審之後上呈蔣介石,蔣卻親批:「凡判處十二年以上徒刑者一律改處死刑」。

又如1966年調查局專員史與為一案,共七人被告,原判僅二人被處死刑。然呈報至蔣介石處,蔣卻批示:「凡已入匪黨而不事先自首者,不得赦免應處極刑為要」;於是,該案七人全部改判死刑。此外,黃溫恭、高執德、陳心菉、康震、李玉堂、鄭文峰等人的遭遇亦然。案例之多,實不勝枚舉。《軍事審判法》有規定「軍事法庭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任何干涉。」蔣介石知法犯法,無視人命關天,逞一時之快,殺人為樂,足見蔣介石有殺人狂。

根據夏威夷大學的政治學學者盧梅爾(Rummel)的報告書,蔣介石殺了約一千萬人,是二十世紀第四大殺人魔,僅次於史達林、毛澤東與希特勒。這些被蔣介石殺的,台灣人算少數,主要還是中國人。

在總統府前面的中正紀念堂是公然表揚二二八慘案的元凶殺人魔蔣介石。這是極端侮辱台灣人,公義何在?我們嚴正要求廢除中正紀念堂,而改為台灣忠烈祠。這個在台北市中心的台灣忠烈祠不僅要紀念過去為台灣的民主、自由及安全而犧牲的人,更重要的是要紀念那些將來為了保衛台灣而犧牲的人。如此可讓勇敢的台灣軍人知道,為國犧牲是值得及有意義的,會得到台灣人世世代代的敬仰。

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兄哥王育霖之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期待明天的人:二二八消失的檢察官王育霖》,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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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克雄、王克紹

王育霖出生於日治時期台南州,曾在日本和台灣擔任檢察官。二二八事件爆發不久,3月14日下午,在家中遭六名配槍軍人強行押走,時年僅27歲,至今遺體猶不知在何方。

自台北高校文科第一名畢業後,王育霖負笈日本,1944年自東京帝大畢業,又以優異成績通過司法官高等考試,派任「京都地方裁判所」,是日本第一位台籍檢察官。金錢不是他所在乎的,「救台灣人離開艱難處境,是我的理想……」二戰期間在日本,以檢察官身分護衛無數流離、飢餓的台灣人度過險境。1946年返國,任新竹地院檢察官。

戰後台灣物價飆漲,官商勾結、米糖走私盛行,王育霖鐵腕偵辦,贏得媒體和民眾高度喝采。但政治干預司法之嚴重,讓這位秉持法治信念的人遭受挫折。他在偵辦新竹市長郭紹宗「救濟物資貪瀆案」,因證人屢傳不到,前往市府蒐調時,卻遭市長誣指「包圍」,調來警察,混亂中搶走搜索令及卷宗,於是他憤而罷官辭職。

在擔任《民報》法律顧問期間,他從未停下腳步,不但撰寫有關司法的社論和評論,也完成了《提審法解說》,留給人民懂得保障身體自由,不受非法逮捕、羈押、審判和處罰的屏障,可謂台灣司法改革的先驅。從小喜愛文學的他,除了法律和文學評論,也寫下無數詩文,字裡行間充滿文采和憐憫之心,富含深邃的思想與文學涵養。

王育霖的兒子繼承遺志,長年守護著父親的文物和創作,奔走搜尋父親的下落。在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首度出版王育霖僅存的日記、書信、詩文和評論,書中穿插珍貴的照片和文物,也收錄其胞弟王育德等人的紀念文章,及歷史學者張炎憲對其遺孀王陳仙槎女士所做的口述歷史。希望這本書能讓世人認識、追念這位台灣司法改革的先驅,期待明天的二二八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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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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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七十年後具體的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就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讓我們將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從各個角度來回顧二二八: 二二七緝菸血案只是導火線,深掘事件最底層的起因,悲劇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嗎?他國的轉型正義經驗是否可資借鏡,來看看中國文革、韓國光州事件與東歐各國「除垢法」的例子。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最真實的悲痛與呼籲,政府聽見了嗎?最後,讓我們藉由電影與小說來重構當年的時空,《悲情城市》與《天馬茶房》、《痛史》與《綠島》各自提供了不同路徑可供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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