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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文化大革命與二二八事件的政治差異:因果、平反與影響

2017/02/27 ,

評論

張宇韶

Photo Credit: 二二八國家紀念館

張宇韶

政大東亞所碩博士,曾任:民進黨中國事務部副主任、行政院陸委會簡任秘書,現任:兩岸政策協會研究員兼副秘書長、東吳大學兼任助理教授,媒體專欄作家,政治評論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北京近期宣布將高調紀念二二八事件,其政治論及與歷史敘事仍不脫傳統「階級鬥爭」的觀點。由於國民黨過去官方宣傳二二八事件是「台共煽動所為」,無形之間使得謝雪紅成了人民英雄外,也讓中共得以寄居這個狹隘卻又矛盾的角色中。

文革與二二八爆發的原因,有著迥異的結構與因果關係

文化大革命的性質,其實多與毛澤東個人意識形態密切相關,特別在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發展的路徑、方式與過程的認知上,因此毛澤東的角色難辭其咎。二二八事件微觀來說,則與陳儀接收台灣諸多的政治誤判與政策失敗有關,國民黨政府與蔣介石必須概括承受政治責任;宏觀而言則是優越的威權政體與曾被殖民的人民,兩者之間因為文化隔閡與社會斷裂產生的悲劇。有論者認為「這是一個前現代的政權,與已具有進步意識甚至懷有後殖民主義情節之間」不可避免的歷史社會衝突。

由於兩岸政治發展與體制的路徑截然不同,因此官方在處理事件上的立場與態度也有著明顯的差異。在意識形態掛帥的考量下,文革是種「政治平反」,雖然毛澤東需對文革負責,但是仍以集體責任稀釋了個人的功過。換言之,這種平反並非是結構性或本質式的反思,延續中共統治的基礎仍是重大考量。

對於二二八事件而言,在威權與白色恐怖時期始終為政治禁忌,但在解嚴後基於憲政主義與民主化的考量,由民選政府進行一系列反省的工程,其目的除了是去威權或解構統治的神話外,還擁有撫平傷痛、還原真相、族群和諧與避免悲劇重現等多元意義。

簡言之,文革的權力鬥爭,是鑲嵌在中共黨內對於社會主義現代化的路線衝突,特別是毛澤東的「以階級鬥爭為綱」與「不斷革命論」的堅持,以及對於「新人新社會」的浪漫期待。

文革的爆發存在複雜的解釋,許多人認為文革只是毛澤東對黨內走資派與官僚主義的一場政治清算。然而與其說是中共黨內的權力鬥爭,不如說是從中共八大與大躍進以來,毛澤東對於黨內的「官僚主義」與「計畫經濟」路線始終不滿,因為官僚計畫派儼然已經成為黨內的既得利益者。所謂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本質不應該侷限於政治與經社會革命等狹隘的範疇,唯有積極進行一場徹底的變革,才能讓新中國走向毛式的現代化發展模式。

因此,在文革之前,毛澤東早已發動反右鬥爭大躍進等運動,希冀透過解構馬克思歷史唯物論上層建築中的國家與官僚組織,從而解放中國的經濟基礎與生產力。由於大躍進與人民公社所帶來的天災人禍,毛澤東不僅辭掉國家主席,更退居二線,讓劉少奇與鄧小平以「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為名,透過「三自一包」(自留地、自負盈虧、自由市場、包產到戶)等激勵制度恢復農村與經濟生產。這也為文革期間打倒所謂的「走資派」留下伏筆。

有了前次政治鬥爭的經驗,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手段與範圍將是激進與全方位的,因為只有訴求體制外的群眾(紅衛兵)向黨中央「奪權」,或是徹底否定既有與舊秩序的一切思維價值,才能創造一個「新人新社會」;這就是所謂毛澤東提出「砲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與「破四舊、立四新」口號所蘊藏的政治邏輯。

諷刺的是,文革爆發之際,正值西方學生運動的浪潮,在後現代、解構主義與新左派等思想的影響下,西方輿論或左派媒體多以理想浪漫的角度,將自身的社會結構的時空氛圍與中國所爆發的文革進行了某種嫁接或思想投射。有些人認為毛正在中國進行一場葛蘭西式的文化霸權運動,因為追求的正是一種「新人新社會」的政治情境;有人認為毛呼籲奪權是一種群眾性民主,而且落實了「解構-去中心」的後現代革命,特別對法國1968年五月風暴的學生確有啟發。在他們眼中,所謂「砲打司令部」等同於「攻佔巴士底」的象徵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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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Zhangzhugang CC By SA 3.0
至今仍能在未進行拆除的農村看到的毛澤東語錄粉刷。

二二八的悲劇則與文革的人為因素截然不同,有著許多歷史結構的必然因素

就結構面而言,就是兩個迥異的政經體制,在戰後的整合出現了巨大的斷裂與衝突所致。日本的所治理下的台灣,不論就人民的教育程度、識字率、經濟發展以及地方自治與參與政治的範圍,的確都較文明與進步於國民黨政府治理下的大陸地區。一個是前現代的威權政體,且歷經多年內戰與艱苦的對日戰爭;一個則是典型的殖民模式,除了具備初步的工業化條件外外,殖民母國已經移植或複製法制與秩序的基本輪廓。即便如此,在國府接收之初,台人對於「祖國」仍有莫名的憧憬與期待,即便有點陌生與遙遠,然而「打敗心中與生活中那個統治權威,一定擁有讓人期待的原因」,這是多數台人在1945年的心情。

陳儀在接收前即為「台灣調查委員會」的委員,再加上蔣介石看中他多年治閩的經驗,且福建省主席任內也曾受邀訪台,因此為國府所謂「知台派」之典範,固為接收治台的首選。然而陳儀治閩期間的民生社會主義模式頗有爭議,其所主導的「行政長官公署制」在台人眼中無異於日本的總督府制,再加上國府接收的軍隊與公務人員素質低劣且紀律敗壞、陳儀剛復固執且視人不明導致貪污盛行、因國共內戰之故台灣經濟惡化通貨膨脹嚴重、台籍菁英與外省官員地位與待遇顯著落差等。這些複雜的政經因素不僅造成心理上的巨大相對剝奪感,同時也勾起台人對於日本的殖民情節,這對在抗戰浴血奮戰的接收者來說,無異又是一道難以跨越的社會鴻溝。

當社會的矛盾走到臨界值時,其所蘊藏的能量將會劇烈的爆發,查緝私菸只是壓死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罷了。在二二八爆發前夕,上海外媒以「台灣退後五十年」為題,警告「五個月後,台灣可能是中國的愛爾蘭」;《紐約時報》的報導更反應了台灣彼時的民心:「假如來一次民選,台灣人第一是選美國,第二是選日本」。何以台灣對於國府統治由期待轉變為絕望,實在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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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1946年9月30日的《民報》詳細控訴國民政府接管臺灣後,臺灣人民的淒慘情況。

兩個歷史事件無形之間也留下了許多制度遺產與政治後果

對中國來說,文革反而成了中共推動改革開放與經濟現代化的誘因,在鄧小平的主導下,先由胡耀邦推動個人的政治平反,之後在經由十一屆六中全會所通過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關歷史問題決議》,徹底否定文革的性質,並經由「三七開」將毛澤東的歷史定位為「建國有功,文革有過」。經由去毛化的過程,擺脫「以階級鬥爭為綱」或「不斷革命論」的左派典範,從而建立「以經濟發展為中心」的務實路線,即便中共的意識形態中仍存在「改革開放」與「四個堅持」的左右辯證關係,日後也爆發了六四學運的另一場悲劇。

平心而論,鄧小平對於文革平反仍屬於意識形態與政治權力的考量。因為,若不替自己與文革的迫害者平反,不僅難以取得改革開放的合法性。將毛澤東的功過定論則讓鄧小平取得意識形態的詮釋權,更使得毛澤東思想從中國的政經發展的現實中「因神壇化而被抽離」。關鍵的是,文革的平反雖然象徵中共建政以來的「政治發展斷裂」,台灣與西方中國研究卻也將文革/改革開放視為兩個不同的政經體制,但是對北京而言平反的仍是為了延續共黨的統治基礎,其政治邏輯在於「堅持共產黨領導是最大的前提,即便黨在路線上曾經犯過重大的個人錯誤」。

對台灣而言,二二八事件的爆發並不是一個悲劇的結束,而是國民黨遂行白色恐怖統治的開始。這不僅成為黨外運動反國民黨與推動民主化的來源,也是本土化與台獨論述的重要基礎。許多綠營人士坦承,二二八事件固然是個歷史悲劇,但是確有成為匯集所有反國民黨的社會動員力量的圖騰,包括了去黨國權威、民主化與人權議題、主體性建構、後殖民主義、族群與國家認同等層面。

必須注意的是,對於許多外省族群而言,其實存在著尷尬的「在場」與「缺席」的問題。除了當年的接收者外,對多數1949年隨國府撤退來台的外省人而言,二二八事件是個陌生的場景,因為昔日國民黨政權往往以「共匪騷動下的民變」作為官方的解釋,後來馬英九的「官逼民反」的說法又存在某種政治切割關係。使得外省族群無形間必須概括承受身份上的「加害者」的原罪卻難以辯駁,這更是一種歷史的無奈。

解嚴以來,二二八事件不再成為禁忌,在民間要求平反的呼聲下,在九十年代已由行政院成立二二八事件研究小組,並推出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歷任民選總統不僅對事件表示道歉,進入到公民社會後,二二八事件不僅是真相的還原,或是單純追究加害者與被害者的到則與道德、法律關係,而是進入到更深層的「轉型正義」的脈絡下思考,同時兼具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化的新內涵,這將使得二二八不再是政治動員的工具,而是在歷史情境的反省中不讓悲劇發生,也意味著揚棄了過去舊體制的迷思。雖然這樣的價值仍在建立中,但面對歷史悲劇的態度顯然與北京當局南轅北轍。

諷刺的是,北京近期宣布將高調紀念二二八事件,其政治論述與歷史敘事仍不脫傳統「階級鬥爭」的觀點。必須注意的是,由於國民黨過去官方宣傳二二八事件是「台共煽動所為」,無形之間使得謝雪紅成了人民英雄外,也讓中共得以寄居這個狹隘卻又矛盾的角色中。北京當局是否深思過階級鬥爭的說法,是否顯了文革的荒謬性以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社會中的各種矛盾呢?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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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事件」可以避免嗎?──重看台灣光復的歷史複雜性(下)


天平上的轉型正義:二二八70周年回顧: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由一偶發事件的小小星火而引致燎原野火,帶來民族的長期內傷。七十年後具體的歷史真相,在當年各個政治勢力至今仍然未能和解的情況下,也是一時難明。然而不管如何,不記取歷史教訓,歷史就會回來再次教訓我們。讓我們將事件放回歷史的大脈絡,從各個角度來回顧二二八: 二二七緝菸血案只是導火線,深掘事件最底層的起因,悲劇的發生是可以避免的嗎?他國的轉型正義經驗是否可資借鏡,來看看中國文革、韓國光州事件與東歐各國「除垢法」的例子。二二八受難者家屬最真實的悲痛與呼籲,政府聽見了嗎?最後,讓我們藉由電影與小說來重構當年的時空,《悲情城市》與《天馬茶房》、《痛史》與《綠島》各自提供了不同路徑可供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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