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題章節

自製專題

0 9 封面故事

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天馬茶房前一場衝突,引爆了全台灣各地人民累積的民怨,爆發了對台灣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而在台中,青年為了追求「台灣自治」的理想,自發的組織了「二七部隊」。更在埔里外圍的要衝「烏牛欄」,以30多人迎戰整編21師一個營的兵力,堅持一晝夜後才在彈盡援絕下撤退解散。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關鍵評論網在「台中新文化協會」與廖建超先生的協助下,訪談了當年二七部隊的「鍾逸人」「黃金島」兩位當事人。並採訪了長期研究「謝雪紅」的北藝大林瓊華老師。希望透過鍾逸人、黃金島、謝雪紅三位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以三種不同的角度來呈現二七部隊奮戰的軌跡。

1 9 導讀文章

【導讀】二二八的台中之盾——二七部隊奮戰的軌跡

唸給你聽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天馬茶房前一場查緝私菸所發生的衝突,引爆了台灣各地人民自1945年10月國民政府接收以來所累積的民怨。這場對台灣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在基隆、台北、台中、嘉義、台南、高雄,乃至全台灣都引起了大規模的衝突,在台灣歷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一頁。

然而,這場衝突不只反應了台灣人對國民黨治理的不滿,更是台灣人在日本50年的殖民統治結束後,勇敢爭取「台灣自治」(註一)的政治抗爭。在實現「台人治台」,爭取自治的心願底下,各地的台灣民眾選擇了不同的策略與路線。

在台北、高雄等地,知識份子與仕紳紛紛成立「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聯合在地學生自衛團與自警團維持秩序。這一派多半比較溫和,訴求也較為和緩。例如他們所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僅要求實現基層縣市長普選、制定「省自治法」;實行手段上也希望以和平的「議會民主」路線,與陳儀為首的國民政府交涉,爭取自治權的政治改革方案。但這些知識份子的和平訴求,最後卻換來國民黨軍隊的無情鎮壓與血腥屠殺。

在台中、嘉義,青年們則選擇不理會那些支持「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的仕紳,提出諸如「制定台灣省憲法」等更為徹底的自治訴求。為了實現這些訴求,青年們另外組織民兵,建立武裝力量,以武力為後盾爭取台灣自治。因此在台中跟嘉義分別誕生了「二七部隊」與「台灣自治聯軍」兩隻隊伍,在中部與國民政府的軍隊展開激烈的戰鬥。

然而當嘉義的民軍正要攻陷水上機場時,相信國民政府和平誠意的嘉義「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仕紳們要求民軍停止攻擊;並將食物飲水送給國府被圍攻的水上機場守軍,希望能以和平談判取代對抗。如此示好的行動卻造成以陳澄波潘木枝為首的和平派談判代表在嘉義火車站遭國民政府軍殘忍處決的悲慘結果。也讓嘉義的抵抗行動在勝利邊緣功虧一簣。

相對的,台中地區成功瓦解了國民政府軍的反抗;在國民黨政府稍後整編21師的反攻與清鄉中,台中也因為二七部隊在埔里的戰略牽制,沒有如嘉義一般遭受國民政府軍的屠殺。二七部隊更在埔里外圍的要衝「烏牛欄」,以30多人迎戰整編21師一個營的兵力(註二),成功化解21師對埔里的攻勢;雙方相持至次日,二七部隊才因糧彈耗盡而撤退。

二七部隊成為大台中地區民眾的防護罩。因為忌憚二七部隊(當時甚至謠傳有日本軍以及共產黨勢力介入)的武裝勢力,大台中地區反而未像台北、高雄等地發生大規模軍隊鎮壓的情況。

這些不凡的戰績,使二七部隊在整個二二八事件中成為特殊的典範。不同於台灣各地由於相信國民政府的善意,尋求和平而慘遭屠殺的台籍菁英們。二七部隊與大台中地區成為二二八事件中,彰顯台灣人為追求民主、自治而奮勇作戰的精神標竿。

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我們將對二七部隊進行專題報導。特別希望讀者注意的是,當時台灣中部風起雲湧成立的民軍隊伍,並非有嚴密組織的「正規軍」,而是接近東西方歷史中,改朝換代、群雄並起時的民間武裝。雖然在「追求自治」與「抗擊國民黨腐敗統治」這兩個政治目標的公約數下共同組成了二七部隊,但成員間其實包含政治光譜上各種不同端點的價值取向。因此雖然同為二七部隊,每位成員在政治立場、自治規劃、實行手段上,都會有截然不同的想法與計畫。

這種狀況類似法國大革命時,米拉波(Honoré Gabriel Riqueti, comte de Mirabeau)、拉法葉(Gilbert du Motier, Marquis de Lafayette)、羅伯斯比(Maximilien Robespierre)等不同政治立場的人,共同在國民議會中領導國民衛隊與復辟派貴族對抗;或是日本明治維新時期,長州藩的桂小五郎、薩摩藩的西鄉隆盛、土佐藩的坂本龍馬共同倒幕一般。雖然整個台中對國民政府軍的抗擊只維持了半個月,但複雜的政治、軍事形勢,使二七部隊無法以一個整體隊伍為單位,或是只以某位「領導人」的想法來簡單介紹。

因此在這則專題報導中,我們會以二七部隊領導人「謝雪紅」、二七部隊的部隊長「鍾逸人」以及在烏牛欄實際指揮,迎戰整編21師的警備隊長「黃金島」三人為代表。以三種不同的角度來檢視台中二二八的過程與二七部隊。這三人分別代表了:具有台共背景的共產主義者、接收初期曾與國民黨交好的台籍菁英、經歷二戰具有日軍特戰部隊實戰經驗的台籍青年,三種截然不同的觀點。

IMG_2708
Photo Credit:王國仲
鍾逸人先生

二七部隊部隊長鍾逸人先生出生於1921年,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為《和平日報》嘉義總分社主任。了解事情梗概後與楊逵等人在台中召開市民大會並組成民主保衛隊,試圖維護地方安全與秩序;後在各校學生、自願者加入下組織二七部隊,更取得日軍在戰敗後留下之軍武,欲阻止國軍清鄉並要求愛爾蘭模式的最高自治。

其後國軍21師向台中開拔,二七部隊為避免波及無辜市民撤退至埔里,最終在敵眾我寡情況下分頭疏散。鍾逸人遭逮捕入獄,服刑十餘年,出獄後仍遭特務監視。後與友人投資成立台灣首家綠藻公司,產量曾是世界第一。

事業告一段落後,鍾逸人繼續投入台灣問題。他參與社會運動、將其一生寫為《辛酸六十年》等多本回憶錄,更曾獲得台灣文學家牛津獎、吳濁流文學獎,人生經歷豐富。

IMG_3002
Photo Credit:王國仲
黃金島先生

黃金島,本名黃圳島,1926年生於台中。他在二二八事件發生後帶領二七部隊於烏牛欄吊橋擊敗欲進入埔里鎮壓民眾的國軍21師,史稱烏牛欄戰役。

黃金島率領二七部隊學生兵在當時進入埔里的唯一通道—烏牛欄橋(今愛蘭橋)抵擋國軍21師進攻,以手榴彈突襲誤判情勢的21師,使其遭受重大挫折(二七部隊有四名犧牲)。後因彈藥用罄且腹背受敵,只好化整為零,以游擊隊方式繼續抵抗。

黃金島在國民黨政府追緝下逃亡六年,還曾加入中華民國海軍陸戰隊以躲避通緝,後仍被捕入獄十七年。出獄後積極還原當時歷史,希望能將當時狀況呈現給後世,以不愧對當時犧牲的兄弟。著有《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

Xie_Xuehong_photo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Public Domain
謝雪紅女士

謝雪紅本名謝阿女,1901年出生於彰化。1925年左右前往上海並參與五卅運動,後加入中國共產黨;為日治時期台灣共產黨的創始成員之一。二二八事件發生時便了解國民黨政府的作風,因此堅持對國軍採取武力抵抗而非和平對話,為二七部隊領導人物之一。二七部隊解散後前往中國,終身未再返台。著有口述回憶錄《我的半生記》。

謝雪紅先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到達中國大陸後,更曾於中共高層擔任政要委員,卻也因為她深厚的台灣自治意識被批為「地方主義者」而屢遭質疑和批評。後在文化大革命時期被打為右派並遭到批鬥,於1970年病逝。

其中鍾逸人、黃金島兩位老先生,都以90多歲的高齡,分別接受關鍵評論網的訪問。而謝雪紅女士已經去世,因此我們訪問長期研究謝雪紅女士的台北藝術大學林瓊華老師。希望能在這些歷史消失在時間的洪流之前留下紀錄,供後世作為警惕與借鏡。

這篇專題的內容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以兩位老先生的訪談為主;並佐以兩位先生的回憶錄《心酸六十年》、《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為輔(註三)。再搭配兩位當事人提供的相關史料與其他史料,試圖以當事人的角度來重現二七部隊與整個大台中地區,在二二八中的奮戰歷史。

另一部分則是根據林瓊華老師的研究,佐以謝雪紅女士口述《我的半生記》、楊克煌先生自傳《我的回憶》、古瑞雲先生回憶錄《台中的風雷》等史料。簡介謝雪紅女士的政治理想,與他如何試圖在二二八時實踐自身所追求的政治理念。

如作家李喬所言:「你就是歷史的見證,不能不吭聲」。若沒有這些前輩說出當時的故事,這些歷史將永遠埋葬;這些應讓我們反省、警惕的過去也會淪為政客操弄、製造族群分裂的工具。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剛好是七十周年。我們希望各位讀者可以透過這三位當事人所呈現的三種不同角度步入這橫跨七十年的時光隧道,一窺當年二七部隊各個成員與二二八時台中人民,以勇氣與智慧交織出的這段歷史。


註一:二二八時期有關台灣自治的訴求,可以參考二二八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本專題中鍾逸人先生的訪談與謝雪紅女士有關的史料研究也都反映了這項訴求。

註二:烏牛欄戰役中,根據二七部隊實際指揮接戰的警備隊長「黃金島」回憶錄《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與黃金島先生訪談內容。二七部隊實際迎戰人數為30多人,黃金島評估二十一師的軍力則在700人以上。而依據國民政府方面《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部「二二八」事件資料》之〈陸軍整編二十一師對台灣事變戡亂概要〉一節,二十一師方面實際投入戰局的兵力約為一個營,而二十一師評估二七部隊在烏牛欄迎戰之兵力為400餘人(二十一師估計二七部隊烏牛欄陣地有300餘人,後又由埔里投入增援百餘人)。

註三:正文中的引述,如是出自當事人之回憶錄,則會標出書名。若是當事人在訪談中口述,則不會另外標明出處。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2 9 專題文章

【二七部隊老兵專訪】鍾逸人、黃金島談二二八在台中的抗暴

唸給你聽
二二八事件發生的遠因

談到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原因,很多人往往會聯想到本省人與外省人之間的族群衝突。但從鍾逸人、黃金島兩位在二二八時期加入二七部隊,勇敢與國府整編21師對抗的老人家口中。可以得知事件發生的原因,遠比族群衝突更為複雜。

鍾逸人先生在國府接收初期,因為歡迎祖國的心理,加入國民黨的三民主義青年團。更由於當時曾相信國民政府能為台灣帶來公平正義,因此鍾逸人先生替具有國民黨軍報背景的《和平日報》主持嘉義分社。

在訪談中,鍾逸人先生談到。當時國府官員中也有一些開明的改革派。例如負責台灣《和平日報》的,就是一群年輕的溫州、上海軍官。他們同情台灣人民的立場,所以支持鍾逸人先生主持的嘉義分社揭發各種弊案。

鍾逸人先生回憶道:

啊我本來就是和平日報的,嘉義地區的負責人嘛。裡面有那些幹部都是溫州、上海那一帶,以前的青年軍人。他們跟國民黨很熟悉,思想很前進,對台灣人很同情。

談起這批同樣具有改革理想的外省籍夥伴,鍾逸人先生還是難掩敬重之情。鍾逸人先生也說若不是受這些夥伴的熱情影響,他也不會在擔任三青團要職的情況下,冒著政治上的風險,加入《和平日報》。

雖然以前《和平日報》是《掃蕩報》,是軍報。但是來台灣辦和平日報這些人,像李上根啦、周夢江啦、樓憲啦,這些人都很愛國,思想很前進。我們的國家被那些(編按:素質糟糕的國府官員)王八蛋搞壞,那還得了,要挽救。這個國家正在陷入這種亂七八糟的境地,他們看不下去。如果不是這樣子,我憑什麼要辦報紙?我在三青團很好啊,為什麼要辦什麼報紙?

但除了一批具有改革理想的青年官員,其他來接收的國府官員,素質就非常糟糕。鍾逸人先生與黃金島先生,都不約而同地提到,許多國民政府來台接收的人員素質低落。例如看到自來水,以為只要買個水龍頭往牆上一插就會有水,試驗不靈後,就認為是商家欺騙而爆發爭執。又或是看到火車,以為是會移動的民房。

鍾逸人先生說:

但是他們來台灣,咱們(編按:國府士兵)八年抗戰,過著那麼慘的生活,他媽的你們台灣人跟日本人完全一樣。住的地方,住那個會跑的那個房子。就火車啦,他們不曉得那個,他把火車當作會走會跑步的房子。

有什麼電燈,有什麼學校、小學 。喔在這個山上、農村,偏僻的地方都有小學,而且那個有風琴吶。唉呀!這個在他們看起來(中國)根本就沒有這個東西啊。」

這造成了許多國府大小官員,看到台灣經歷日治所遺留的基礎建設,產生嚴重的心理不平衡:

喔!我們過得這麼苦,你們台灣人跟日本鬼子一起,過的這個生活。這個報復心理啊,給日本人欺負這點恨,現在要跟這個台灣人算帳。

站在當時喜迎回歸祖國的台灣人立場,鍾逸人先生自然認為這些國府人士對台灣人的敵視心態相當莫名:

他們這個八年抗戰,你們日本人跟洋鬼子之間的抗戰跟台灣人有什麼關係啊?毫無關係啊。不是台灣人去跟你們打的阿,莫名其妙。

而在以《和平日報》嘉義分社長的身份,親身經歷了「布袋事件」「員林事件」,鍾逸人先生認為造成二二八事件的另外一點關鍵是,國民政府在經歷民初的軍閥混戰與蔣介石的獨裁統治後,已經喪失追求民主自由的共和初心。而台灣在日治中後期,卻有短暫的民主自治與法治經驗。在這樣政治環境下所造成的生活經驗與價值觀落差,才是二二八爆發衝突的真正原因。

日本人,沒有給台灣人百分之百的自由民主,但是有,有一點(編按:1930年代,日本曾在台灣實施有限的地方自治)。他們(編按:國民政府)呢?在中國大陸那時候,什麼都沒有。什麼賽先生,五四運動的時候呢?早就沒有了。什麼最起碼的民主,就沒有了。什麼民主啦科學啦 ,什麼都沒有啦,他們過著那種生活。

日本人經營台灣的時候,他們在中國,在什麼聯省自治的鬥來鬥去啦。那些軍閥,你們在歷史上都看過,所以一點建設都沒有。社會貢獻、文化建置、教育貢獻,什麼都沒有。在那種環境長大的人來到台灣,文化上的差距很大,所以發生了二二八 。」

由於主持《和平日報》嘉義分社,能夠取得當時台灣中南部的第一手消息。鍾逸人先生在回憶錄中,收集了大量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國府官員與民間的摩擦。例如當時破獲幾宗走私台灣米糖的走私案,主要參與者都是戰後接收才來台的國府官員。像是彰化沙山武裝走私案,主謀是台中警察局秘書蔡文慶,鹿港警察所長黃德海,北斗警察所長蒲眾欽,縣保安隊長孫才良(以上均為戰後接收台灣的福建籍官員)。

又如1946年中元節的「新營事件」。新營舉行普渡大拜拜時,兩名國府警察由於不熟悉台灣習俗,鳴槍阻止民眾聚會吃流水席,險些提早釀成二二八式的大型動亂。幸好當時福建籍的台南縣長袁國欽,是少數受到台灣人敬重的國府官員。袁國欽理解新營民眾的憤怒,在他柔性的處理態度,與台籍總務科長劉敏夫、議長陳宗華努力的安撫下,憤怒的群眾才散去。幸而沒有沒有釀成大禍。

IMG_2773
Photo Credit:王國仲
鍾逸人先生

至於黃金島先生在日治時期,曾於橫須賀接受日軍特種部隊的作戰訓練,並曾經以日軍身份於海南島作戰。日軍在二戰戰敗後,黃金島先生從海南島返回台灣與友人經營農場。雖然黃金島先生在返台半年後即遇上二二八,因此對國民政府當時對台灣的統治較沒有太深刻的觀察。在其回憶錄中提到,返台初期家人曾短暫安排他去《國民新報》實習。雖然在《國民新報》實習的時間不長,但在實習過程中,黃金島先生亦曾見識過國府治下的司法腐敗:

實習中,我發現報社社長與台中地方法院有所勾結。台中地方法院由三名中國人把持,其中兩個法官,一個檢察官,貪污非常嚴重。有一次,一個國民黨人因偷竊被抓,關在看守所,家人抓了十隻雞來找社長關說,社長留了七隻,要我把剩下的三隻雞送去法院,不久人就放出來了,說是被冤枉的。《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

兩位當事人的回憶,反應了二二八事件並非單純的族群衝突。更深層的原因,仍是指向當時許多國府官員將南京政府在政治上的專制、貪腐風氣帶入台灣,造成了台灣民眾普遍的不滿。至於具有改革意識,能夠照顧台灣人民利益的國府官員,則無論其省籍背景,都能夠得到台灣人民的合作與友誼。

IMG_3115
Photo Credit:王國仲
黃金島先生
二七部隊成立前的台中二二八

當1947年2月27日(週四)台北天馬茶房前爆發衝突時,鍾逸人與黃金島兩位先生並不知情。根據《心酸六十年》一書記載,當時鍾逸人先生由於接受嘉義地院劉發清、黃宗焜兩位推事提供線報,報導了嘉義地檢署首席檢查官謝仲棠捲入木材商盜賣堆放在阿里山中,由日本「台灣拓殖會社」所囤積的木材一案。2月初遭到謝仲棠無故偵訊。

接著在2月19日又遭到嘉義憲兵隊中尉排長李士榮,以持有槍械為由誘捕(鍾逸人先生推測,原因與《和平日報》之前報導李士榮相關弊案有關)。而於二月底獲釋後,當時鍾逸人先生都在台中三叔家中,思考如何透過輿論,對謝仲棠、李士榮等人討回公道。

鍾逸人先生在訪談中回憶到:

我那個時候在嘉義,辦這個和平日報。當地的憲兵隊,亂七八糟,我在報紙上面把他揭露。他們很不高興,要我更正,我才不理他。這個有證據還要我更正,我怎麼更正?所以就把我騙去,押起來。把我送去台南,台南關了一夜,又押去台北。這個憲署本部,在那裏關了三天、四天。有一天就是二月二十七號還是二十六,把我放出來。

因此鍾逸人先生直到兩日後,也就是3月1日(週六)。才於接獲嘉義家中以電話通知,得知台北發生的衝突。

在這個大稻埕發生的緝菸事件,我根本不知道,我在家裡。第三天,我到外面去了,到這個繼光街跟那個民族路口,碰見這楊先生,楊逵

他說:「欸!你什麼時候回來的?」我的事情他們都知道,我被抓去他們也知道。「啊現在為了台北這個事情,在台中中央書局的樓上,成立一個輿論調查署。」我問他:「調查什麼東西啊?」他說:「這個台北發生這個嚴重的事情你都不知道啊?」 我說不知道。

鍾逸人先生回憶,當時楊逵希望印製「輿論調查卡」,統整各地輿論領袖的意見後,再提出訴求要求國府方面進行政治改革,但鍾逸人先生認為這樣的做法耗時太長。在行走間,鍾逸人先生注意到路邊有紅紙印刷的告示。內容是國民黨CC派在台灣的外圍組織「台灣建設協會」預定於隔日於台中戲院舉辦中華民國憲政說明會(編按:當時國民政府預計在1947年12月25日施行憲政)。

於是鍾逸人先生建議楊逵,隔日直接於台中戲院舉辦市民大會,兩人便分頭印製傳單進行宣傳。當晚鍾逸人先生身穿日治時期的學生服,到農學院、一中、中商等學校鼓勵學生明日參加市民大會。而為什麼特地要穿著學生服,鍾逸人先生談到:

因為當時那個學生自尊很高,能夠上大學的人沒有幾個,一般人都是文盲啊。一般社會人的話他們聽不進去,連屑都不屑你。因為我有當過學生,找啊,好幾年沒有穿過的學生服拿出來就穿出去。

到了學生宿舍,鍾逸人先生先故意用日語大喊「站好!」把學生嚇醒,接著便勸勉他們說:

台北發生了什麼事情,你們都知道吼?幾個月前,在嘉義、新營、布袋、雲林,發生了什麼事,你們知道吼?我們要做一個決斷,明天要在台中戲院招開市民大會,聽聽大家的意見。我們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而在隔日,3月2日(週日),雖然台中市長黃克立得到風聲,於台中戲院張貼假告示,宣布市民大會將另外擇日召開。但在假告示的詭計被拆穿後,市民大會仍是於台中戲院召開。而在當日,國府部隊的軍車架機槍沿街掃射。鍾逸人先生回憶軍車掃射的路線,大致是:三民路北上至民權路,至省立醫院前右轉朝南,到自由路左轉中山公園,至干城營區。

被示威射擊所刺激的台中市民,開始組織各種民軍隊伍反擊。如何鑾旗指揮前「義勇警察中隊」、前海南島「青年義勇奉公隊」人員,計誘台中警察局投降,成立「台中特別警察隊」、義勇消防隊林連城、林克繩在舊消防隊成立「特別保安隊」。

其他民眾則分別在「教化會館」「台中縣長劉存忠公館」與駐守的國府軍隊爆發戰鬥。據守教化會館與劉存忠公館的國府士兵,用槍枝由屋內對外進行射擊。民眾在缺乏武裝攻堅的情況下,以車輛運來汽油,準備火攻。劉存忠公館的守軍也在民眾火攻的威脅下,接受謝雪紅的勸降繳械。

民眾於次日3月3日週一(註一)切斷教化會館的水電並運來汽油後,教化會館的守軍也繳械投降。國府在台中地區殘餘的守軍,則集結至干城營區與水湳的空軍三廠兩地。


  • 註一:教化會館投降的時間,鍾逸人先生的紀錄與黃金島先生不同。鍾先生於回憶錄中的敘述是隔日(3月3日週一)守軍才投降。但在黃金島先生的回憶錄,則是記載於當日(3月2日週日)便投降。
台中舊街道圖(手機)

黃金島先生則是在事件發生後隔日1947年2月28日(週五)下午從自營農場返南屯自家途中,聽到路人走告由台北電台傳來的消息,才得知事件發生。當時黃金島先生由於沒有特別的政治主張,還未決定是否要參與抗暴,直到兩日後(3月2日週日),參加了台中戲院所召開的市民大會。

會後目睹國府軍隊開始抓人,又在「台中大飯店」前看到民眾遭機槍打死,於是黃金島先生憤而決定加入民軍。當時黃金島先生希望的,只是能保護平民免遭國府軍隊或盜匪騷擾。

黃金島先生回憶:

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每一隊都不同啦,像我回來台灣半年而已,因為我從日本海軍畢業後去了戰地那裡,所以我有一些作戰的經驗。從戰地回來半年,就發生了二二八。而發生二二八的時候,外來政權隨便射殺台灣人,像很多台灣的百姓在路邊看報紙也會無辜被打死。外來政府當時非常無天無地又無法律,外來政權真的很野蠻。

黃金島先生在回憶錄中,談到當時各學校學生都成立了武裝的自衛隊伍,維持台中各地治安。因此台中的流氓與趁亂搶劫的匪徒,在第一時間就受到壓制。但這些學生軍也大都缺乏訓練,黃金島先生在訪談中談到:

我回來半年的時候,正是二二八發生的時候。我們台灣每個地方都有學生隊冒出頭來,但這些學生們都沒有軍事知識,有一些就是隨便招一招就成為一隊,他們連怎麼開槍都不會。我回來半年的時候有去一個地方看,那時候大家都是拿幾支槍就要組一支部隊。

而在3月3日週一,黃金島先生來到台中師範學院,拜訪二戰期間同在海南島日軍特戰部隊服役的吳振武,當時吳振武正好要率領學生組織的自衛隊伍出發前往水湳空軍三廠。黃金島先生在回憶錄《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中提到,水湳的空軍三廠當時有國府軍力900人駐守,是當時台中在國府控制下防守最穩固的據點。

當時台中民眾最大的顧慮,便是這隻駐守在水湳的國府軍力進攻台中。因此台中的民軍隊伍與空軍三廠的國府軍隊,形成了一觸即發的緊張形勢。但當時江蘇省籍的廠長雲鐸,堅持軍民不該互相殺戮的和平理念。因此派同樣支持和平立場的彰化人李碧鏘准尉到台中與謝雪紅、吳振武協商。

協商結果,決定由吳振武麾下的學生自衛隊,負責確保外省籍官兵與軍眷的安全作為和平的妥協方案。3月3日便由吳振武帶隊,在吳振武、李碧鏘、謝雪紅三人的監督下和平完成防務交接。黃金島先生認為,對照嘉義國府與民軍在「水上機場攻防戰」中雙方慘重的傷亡。雲鐸、李碧鏘、吳振武、謝雪紅四人,是避免台中爆發慘烈戰鬥造成雙方重大死傷的和平英雄。

這時為了貢獻自己過去在橫須賀基地接受的訓練,與戰時經驗保衛鄉里,黃金島先生便在友人的介紹下,加入了民間自行組織的「獨立治安隊」。

裡面有一個陸戰隊的隊長,是我在日本時代學校時認識的。因為我是從日本海軍陸戰隊回來的,他就拜託我教那邊的台灣青年最基本的軍事知識,像是槍怎麼拿的之類。而我在那邊教的期間,有兩個陸戰隊的隊長因為不會教所以跑了。而因為當時只要有人接下這職位就好了,所以我就接隊了。

《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一書提到:當時獨立治安隊,本部設於公賣局倉庫,隊員大約30人,負責的任務是維護車站與台中南區秩序。而黃金島先生在接隊後,又回南屯接管南屯派出所,收繳武器,組織當地自衛隊。當時競馬場(今成功嶺營區)有武裝的國府軍人搶劫今天的嶺東商專一帶的民宅,由於南屯自衛隊彈藥不足無法對抗,因此黃金島先生到台中市民會館求援,運回手榴彈一箱。

由於南屯當地的士紳,認為應該等局勢明朗後再有所行動。仕紳的態度令南屯民眾感到動搖,加上除了黃金島先生,其他民軍成員都不會操作手榴彈。最後這項攻擊行動就不了了之。這次行動其實也反映了二二八初期台中民眾普遍的態度。民意代表跟地方仕紳都傾向以協商為主的會議路線,青年學生與曾有參軍經驗的台灣人則傾向武裝抗爭。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3 9 專題文章

【二七部隊老兵專訪】烏牛欄前夜(上):追求台灣自治的理想

Photo Credit:王國仲
唸給你聽
【鍾逸人先生談二七部隊】
一、成立緣由

談到二七部隊,鍾逸人先生自豪的談到這個部隊名是由他命名,意義是紀念1947年2月27日在台北天馬茶房爆發的衝突。鍾逸人先生認為那天查緝員對寡婦林江邁的欺壓,才是整起事件的開端。因此二七部隊的名稱本身,就帶有拒絕承認國府站在自身觀點,以台灣民眾群起反抗的2月28日作為事件起點的定義方式。

而說到二七部成立的起點,鍾逸人先生必然會提到日軍軍官岸本重一所提供的兩張地圖。這兩張地圖上,記載了日軍在第二次大戰後期埋藏於台灣的武器。這一切必須回朔到二戰後期,美軍透過跳島戰術攻下菲律賓與沖繩後,駐守台灣的日軍開始思考。在精銳部隊都已經調離台灣,增援也無法再由日本本土送來的情況下,要如何迎戰可能進攻台灣的美軍。

Second_world_war_asia_1943-1945_map_de
Photo Credit: Wikimedia Commons @ CC BY-SA 3.0
美軍在太平洋戰場的跳島戰術

鍾逸人先生回憶到:

二七部隊建軍就是由岸本重一提供兩張地圖,憑這地圖去尋得武器。而這武器的來由是,二戰末期日本軍的精銳部隊如關東軍,都派駐南方。因為他們的佔領地區太廣。整個西太平洋區域都被日本軍佔領。而日本是一個人口不多的小國,其精銳部隊就在滿洲國。而這些部隊都被派往前線,台灣地區駐紮的一部分軍隊也都被派往前線,台灣剩下的軍隊不多。

鍾逸人先生進一步解釋日軍當時防禦台灣的想法:

1945年2月1日沖繩戰役之後,台灣駐守的軍隊就認為戰爭應該差不多要結束。因為沖繩與菲律賓都已經被美軍佔領,下一步應該就是台灣。當時駐台日軍非常的不安,因為他們很清楚精銳都早已被派往越南、菲律賓等南洋各地的佔領區,人數早已剩下不多。

因此他們將所有的武器裝備,都開始疏散到海拔600公尺左右的山區山洞內。剩下來的部隊人數不多,都紛紛派往內陸。但台灣那麼大,無法掌握敵軍會從哪裡進攻,因此日軍毫無迎擊的把握,只好先將部隊部署到內陸山地,觀察敵軍的進攻方向。至於沿海一線,則利用「章魚壺」之類的地形讓士兵攜帶手榴彈躲在洞內。假設美軍到達大甲或安平等沿海,則用手榴彈攻擊戰車的履帶來阻礙進軍的速度。

以這樣的部署方式讓山區的少量精銳部隊保持最高的機動性,讓他們無論要到何處支援都很方便。因此他們都將武器集中保存在海拔600公尺高的山洞中。

因為這樣的想法,讓日軍將武器集中運往山區,準備為日後可能面臨的戰役做準備。然而在美軍沒有登陸台灣的狀況下,太平洋戰爭就因為美國的兩顆原子彈,與蘇聯撕毀日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雙重衝擊下讓日本決定投降。戰後日本在台灣的駐軍,在投降後解除武裝,準備復員回到日本本土。但這批事先運往山區的武器,就在沒有派上用場的情況下,繼續封存在山區。

IMG_2694
Photo Credit:王國仲
鍾逸人先生所提供岸本重一先生照片

鍾逸人先生得到這兩張地圖的因緣,來自於在台日軍於宿舍待命,等待回國前。當時台中地區有流氓騷擾日軍軍眷,或是不滿過去日本統治的台人,向日軍宿舍丟躑石塊。鍾逸人先生談到:

這地圖我收下也沒有用啊,會收下主要的原因就是我寫過日本戰敗後,接受波茲坦宣言準備投降。這時台中當地有很多不良少年跟流氓,會去調戲日本女性和用石頭砸他們住的軍區。但這些人的反應也是有依據的,因為雖然當時日本軍隊對台灣人民很友善,但日本警察對台灣老百姓非常惡劣及耀武揚威,所以大家遂有報復心態。

而岸本重一作為日軍所推出的代表,向外尋求對投降日軍與軍眷的安全保護。而鍾逸人先生當時在台中的三民主義青年團任職,是唯一會說日語的職員,自然成為岸本重一尋求援助的對象:

當時我在三民主義青年團工作,而(岸本重一)參謀長有一天來找我。他來找我的那天,我的主任們都因為上台北而不在。第一,我和參謀長有一面之交,第二,我會說日語而其他同志不會說,(所以)我就代表。

(岸本重一)說:「我們已經遵照天皇陛下的命令放下武器,武器已經在等候民軍來接收了,為什麼還要來欺負我們找我們麻煩呢?他們(編按:日軍)的軍眷、那些女性們,他們(編按:流氓)看到就隨便攬隨便抱,晚上還到房子那砸石頭。希望你們能夠重視這個問題,如果你們不能幫我們解決問題,我們就自己來想辦法。

鍾逸人先生那時感到這個問題非常嚴重。原因在於當時台灣的日軍在二戰中沒有遭遇任何損傷,戰力完整。但面對戰敗,許多少壯派軍官的內心非常浮動,甚至有不惜一死的心理。鍾逸人先生擔心如果不管日軍軍眷的安危,日本駐台軍隊中的鷹派可能利用這點煽動暴亂,後果將會不堪設想。因此鍾逸人先生迅速的請上級處理,幾天內就派人維持日軍駐地周邊的治安問題:

他們回去後,我就去找三青團第三區台中分團區隊長和他說這件事。那個區隊長叫做賴耿松律師。(岸本重一)回去的時候有說一句話。他說如果我們沒有辦法替他解決這個問題,他們只有自己處理自己死。這句話很嚴重。你要知道,他(編按:賴耿松)也有察覺到。日本人如果讓他這樣 他當兵而國家又敗了,早晚要死的,如果這樣就去拼命,那這樣台中一定很慘。之後賴耿松區隊長下令立刻處理。第三天早上他(編按:岸本重一)就來找我,說謝謝 。都沒事情了,都平靜了,這樣真多謝,你若是有時間可以來喝一杯。

鍾逸人先生提到,當岸本重一參謀長邀他喝酒時。他覺得應該趁機受邀,以三民主義青年團幹部的身份,去探探日本駐台日軍的想法。因為當時甚至還冒出某些陰謀傳聞。這些傳聞談到有激進的日本軍官拒絕投降,陰謀推出台灣人當魁儡,以滿洲國的模式在台灣建立自治名義的魁儡政權。這讓當時喜迎回歸祖國的台灣人相當煩惱,全台籠罩著大禍臨頭的恐怖氣氛。

這時候我也想要知道一些他們的態度,因為當時台灣人非常的恐慌不安。那些少壯軍人、(日軍所屬)台灣軍在戰爭中沒有損傷。(日軍鷹派認為)我們沒有損傷就要我們投降,當時他們(編按:某些親日份子)想要獨立,我台灣軍(編按:日本駐台部隊)給你當後盾,我們來組織一個自治政府。

就是要建立一個滿州國為模型的魁儡政權,日本軍在幕後操作這樣。就像那個末代皇帝把他迎出來這樣,日本軍來控制這樣。這個事情在當時很嚴重,所以當時大家都覺得在台灣的日本軍都沒損傷,不知道他們要怎麼樣。如果他們真的暴動起來,那台灣人就慘了,我們很煩惱。

而當鍾逸人先生拜訪岸本重一,餐畢準備辭別時,岸本重一要送鍾逸人先生一些紀念品當作幫忙的答謝。鍾逸人先生希望能得到一把手槍當自衛配槍,岸本重一表示武器都已經造冊等待接收,不能贈與。後來岸本重一忽然想到他們日軍之前埋藏軍火的位置圖,就送給鍾逸人先生當作紀念。

IMG_2691
Photo Credit:王國仲
日本媒體對鍾逸人先生與岸本重一先生這段往事的報導

當時他拿一大箱,這個珠寶箱給我,打開來看是勳章。那裡面有很多,還有參謀長肩章,金光閃閃。他說他這些要給我做紀念,我拿那個要幹嘛?對我也沒有用。所以我跟他說看有沒有手槍,如果有我很需要,給我當自衛配槍這樣。

他說你若是早講就好了,你早一點講嘛!現在武器都造冊了,在等待佔領軍來接收,我沒辦法給你。因為他們日本軍人不敢隨便,他又再想想,就決定拿兩張地圖。他說不然你拿這個,不知道將來用得到用不到?他拿給我。哪知道一年七個月後就用到了。

鍾逸人先生半信半疑的得到這兩張圖,也沒有實地去找過這些武器。直到一年七個月過後,二二八事件發生。鍾逸人先生為了保衛鄉里,讓人按圖索驥去找。結果居然真的找到機槍、迫擊砲之類的武裝。因為這個發現,才讓鍾逸人先生決定組織二七部隊。希望能組織三個師團的武裝,以此為籌碼跟國民政府談判,爭取民主自治。

當時我想說,我當時是還沒想到將來要怎麼樣。只是為了要保衛大台中,保衛自己的故鄉這樣而已。不要讓陳儀所帶來的這些亂七八糟的軍隊侮辱台灣人、侮辱人民這樣,我當時是這樣而已。後來這兩張地圖派人去找到,喔!真的有什麼武器,迫擊砲、機關槍,哇!這有什麼什麼什麼。

但現在還不是動用的時候。因為你要是讓人知道,當時各地自動蜂起,其中亂七八糟的流氓黑社會,他們就會來要。那樣麻煩,反而擾亂治安,這樣讓人民更加痛苦,更加煩惱。現在看到這樣,我心裡就想到,我準備要建軍三個師團。至少在一個月內要確保一個師團的兵力。

鍾逸人先生總結建立二七部隊的想法就是:

我們必須要有談判的籌碼。這個籌碼就是要可以談判的武力,沒有武力談判都是說說而已,沒有效果,當時有武力我就安心了。

二、二七部隊的政治訴求
IMG_2732
Photo Credit:王國仲
鍾逸人先生談到二七部隊追求「台灣自治」的理念

鍾逸人先生強調,當時台灣菁英的談判訴求多是政治改革。就算是廖文毅先生、楊肇嘉先生,在二二八發生時都還沒有推動台灣獨立打算。當時最激進的政治訴求,頂多就是希望與國府當局談判,爭取接近民國初年的「聯省自治」,或是學習美國採「聯邦」的方式來追求「台灣自治」。

而他擔任二七部隊的部隊長,希望爭取的也是讓台灣可以享有最高程度的自治權。鍾逸人先生心中的政治藍圖,是希望台灣與中華民國的關係,能夠仿效當時愛爾蘭的地位。二二八事件發生於1947年,愛爾蘭尚未如今日獨立成為共和國。當時愛爾蘭與英國間雖然存在宗主關係,英國國王在名義上仍兼任愛爾蘭國王,但愛爾蘭有自己的議會與憲法,1937年後甚至設有總統的職位與國王並存。

鍾逸人先生說:

我們這個政治理想,(是)愛爾蘭式的最高自治。那個時代喔,什麼要獨立的,根本就沒有。我跟你講,楊肇嘉先生,這個參選這個國民參政委員的時候,他主張的是聯邦式的自治。

廖文毅,這個台灣共和國的(編按:廖文毅於1956年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他那個時候提倡聯省自治,沒有一個想脫離中國。沒有,最高自治就可以啦!所以那個時候的二七部隊呢,政治訴求就是這個愛爾蘭模式的自治,是在中國的版圖之下。

而在二二八事件爆發,台籍精英遭遇國民政府強力鎮壓的刺激之後,台灣自治的訴求才在數年內進一步激進化,成為了「台灣獨立」。因此鍾逸人先生認為,二二八事件確實是台獨意識誕生的推手,但宣稱二二八事件是台獨意識所造成的,卻是完全錯誤的說法。

1946_August_臺灣獨立運動先驅廖文毅_(省參政員候選人)_Taiwan
Photo Credit: unknown (1946/8/10 台灣新生報第一版) @ public domain
二二八後成立「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的廖文毅先生

台灣獨立思想,那是以後,因為看到這個慘殺了兩三萬人,有很多人跑到海外才有。有的這個他的哥哥,有的他的父母,有的他的什麼人,被這個殺掉,才台灣要獨立。不獨立不行,跟這些人(編按:國民政府)在一塊,那好慘啊!這樣子,台灣獨立的思想是在二二八以後兩年以後才有的。

也因為鍾逸人先生認為,二七部隊的政治訴求是台灣自治,根本沒有意願要捲入當時中國內部的國共戰爭。所以談到某些說法將二七部隊歸類為共產黨的勢力,鍾逸人先生非常反感。鍾逸人先生認為,共黨介入這種說法,不過是國府在事後為了合理化對台灣自治運動的鎮壓與屠殺,推卸責任所用的藉口。而中國共產黨也為了收割台灣人二二八反抗行動的政治果實,故意去附和國民黨的說法。

他怎麼說?這個(編按:指二二八)是共匪啊,共匪出動了啊!他媽的胡說八道!你看這個,當時候我們那一段歷史。他們毛澤東、周恩來啊,都在南京啊,在那談判,談不攏(編按:指的是1947年1月馬歇爾調停下的國共談判破裂,當年3月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團返回延安)。而且1947 年3月1號中共的老巢,延安給這個胡宗南的西北軍佔領(編按:二二八發生時胡宗南的攻勢還在部署階段,實際於三月下旬攻下延安)。

連自己老巢都沒有了,還想到這個不明眾寡,渡過這個台灣海峽,來策動這二二八事件,莫名其妙啊!不要騙鬼,對不對。他把這個責任,推諉給中共。可是中共那邊怎麼反應?對阿,對阿。台灣人民,受到偉大毛澤東思想的影響、感召,起來反抗腐敗無能的國民黨。唉呀!一唱一和的,這樣子的呀!

鍾逸人先生不只痛恨中共在事後來佔便宜,更認為當時與二七部隊一起行動的共黨人士,在政治上形成了二七部隊的負累。當時鍾逸人先生規劃成立三個師的軍隊,做為跟國民政府談判的籌碼。除了寄望在岸本重一所提供的地圖,找出埋藏在各地的日軍武器。另一方面就是寄望勇猛善戰的原住民,能夠加入成為二七部隊的主要戰力。尤其是退入埔里後,更期望原住民部落能提供長期抗戰所需的人力物力。

鍾逸人先生談到:

我們有武器,高興的不得了。現在唯一的期待就是山青能夠下山,到埔里投入二七部隊。

但是受到日本反共教育的長期影響,原住民部落雖然並不了解什麼是共產黨,但都對共產黨感到非常反感。因此與二七部隊一起行動的共黨人士,在政治上反而造成了相當惡劣的影響,甚至成為國府官員打擊二七部隊的宣傳材料。

第一個,這個區長廖德聰(編按:1950年行政區重劃前,埔里、霧社一帶屬台中縣能高區管轄),說啊二七部隊,就是共產黨的部隊。還有一個理由,1931年這個霧社事件。殺死了在霧社那邊,被日本人殺了一兩千人。這個慘案,血還沒乾啊。什麼政府部隊,他們已經嚇壞了。他們不知道什麼是共產黨,但是他們很害怕。

鍾逸人先生分析,由於日本還保留天皇制度;而戰前的日本政府,很多官員的家世,都可以上追到江戶時期薩摩藩長州藩的武士階級。因此戰前的日本政府,對訴求推翻階級之分的共產黨非常厭惡。鍾逸人先生甚至認為,在戰前成立的「德、日、義」反共同盟中,日本是其中最反共的國家。在這樣的背景下,受日本教育的台灣人,無論漢人或原住民對共產黨都相當反感。

所以說這個那種環境之下,你教出來的平地人也好(原住民也好)。聽到這個紅的,共產主義的,就嚇壞啦。還有一點,你們不曉得知不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日本、義大利、希特勒,三國這個反共同盟。這三國的盟主,就是日本,全世界反共最力的就是日本,日本這國家容不下共產主義。所以當山地這些長老,聽到這個消息就嚇壞了。二七部隊裡面到底有沒有共產黨,他們也不知道。但是這個區長,這麼通令,他們一聽就嚇壞了。

也因此鍾逸人先生對謝雪紅女士在二七部隊的貢獻,抱持了負面的態度。另一方面,鍾逸人先生也非常強調,謝雪紅在二七部隊中的身份是「前台共」(註一)。堅持二七部隊的行動與訴求不受任何的共黨指揮(註二)。雖然他也肯定謝雪紅女士非常努力的在各地進行宣傳,但他認為這樣的宣傳不只沒有幫助,甚至適得其反的造成反效果。

但是,有一個謝雪紅。我們二七部隊撤退,他也跟著撤退不打緊。撤退到埔里,(謝雪紅)街上鼓勵人民出來抵抗國民黨這不仁不義。他的用意是不錯,但是他是共產黨,他是1931年以前的共產黨。1931年他被抓去以後關在裡面,他就不是共產黨,他的身分就取消掉了。但出來以後中共這個發展這個第三國際,啊跟這個有關係。他不是共產黨,只是他早年曾經參加過共產黨。

此外,古瑞雲回憶錄《台中的風雷》提到,當時謝雪紅女士曾經打算仿效「巴黎公社」的先例,在台中組織「人民政府」。在《辛酸六十年》中談到,謝雪紅女士甚至已經刻好了人民政府的印信,交給鍾逸人先生,希望由他使用。但鍾逸人先生認為,這將會讓台中人追求台灣自治的行動變成左翼革命。因此他扣下印章,並且拒絕使用。從這些行動中,可以看出鍾逸人先生堅持二七部隊並不是共產黨的部隊,也拒絕讓台中的自治抗爭成為左翼的共產革命。


註一:台共在戰前共產國際的劃分上,是屬於日共分支而非中共管轄。而根據共產黨的慣例,由於害怕落網黨員遭利用進行反滲透,黨員在落網後自動開除黨籍。獲釋後若要入黨必須經過重新申請審核。

註二:在烏牛欄戰役爆發當天,中共地下黨聯絡員「謝富」到埔里傳達中共指令,要求所有共產黨員立刻停止一切活動,隱蔽起來維持組織力量。謝雪紅與楊克煌等人接受命令,離開二七部隊遠赴中國。但二七部隊其餘人士仍未停止活動,與整編21師作戰至次日才因彈盡援絕解散。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