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二七部隊，就不能不談到其中一位重要人物——謝雪紅女士。在採訪參與二七部隊的兩位當事人——鍾逸人、黃金島老先生後。卻讓人對謝雪紅的真實樣貌更加疑惑。在兩位老人家的口中，對謝雪紅有著完全不同的評價。一位認為謝雪紅的共黨背景，對二七部隊爭取中部民眾支持，產生了相當大的負面影響。但另一位則稱讚謝雪紅協調了空軍三廠的衝突，是保衛台中和平的英雄。

這個困惑，在訪問研究謝雪紅生平多年的林瓊華老師之後，終於得到解答。林瓊華老師談到，謝雪紅的一生，某種意義上與台灣的命運相似，流轉在各個政權之間。林瓊華老師談到：

她出生於日治，經歷過中華民國，後半生流亡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種台灣的近代史人物其實相當罕見。她後來會到中國去，最主要還是因為她是個社會主義者，可是他們這一代的台灣左翼者其實恰恰非常的政治不正確。到今天來看，其實不管是是藍或者是綠，你要怎麼恰當的看待他們為台灣做的努力？

但謝雪紅並不隨身處的政權浮沈，而是選擇堅持追尋自己所認同的真理。希望能在台灣這塊土地實踐自己的政治理想。林瓊華老師闡述貫穿謝雪紅一生的信條：

從1928年回台灣以後啊，謝雪紅就經常說：「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我每次在演講中介紹謝雪紅的時候，會以這句話作為了解她整個生命史的一把鑰匙，了解謝雪紅她這一生為什麼可以屢仆屢起。

然而這個理想，卻與統治自身的任何一個政權都格格不入，最終讓每個政權都對她進行打壓。這也讓我們無論以何種政治勢力的角度來詮釋謝雪紅，皆顯得不足。

但如果說以台灣意識的這條路為一個主軸，他們卻又不單是如此，不像同世代且在香港短暫合作過的台獨主張者廖文毅這樣，相對好解釋其政治理念。若以中華民國觀點看，更是一刀兩切，這些具紅色思想背景的人，正是他們要消滅的對象。

可是如果你以中華人民共和國觀點來講，他們在中國又是格格不入，因為她念茲在茲的是「台灣自治」。謝雪紅後來其實被批判或是被貼上的標籤，就是「台灣地方主義者」，說她是大右派。你可以看到她處處不得時，每一個時代都沒有一個政治狀態能夠安置她，實現她對台灣左翼、自治並行的政治理想。

因此要了解謝雪紅在二二八中的行動，以及她在二七部隊中的意義，與其用台灣、中國，或是其她外在立場的角度，都遠不如回到謝雪紅自身的角度來得清楚。因此在我們談謝雪紅與二七部隊之前，不如先了解謝雪紅。這樣才能真正明白她在二二八中各種行動的意義。

如果真的進入了她的生命歷史的脈絡裡，會覺得其實她一生遭逢的政治困境，也像台灣命運的縮影；台灣到今天為止，也無能真正自主，不斷在強權的夾縫間求生存，很辛苦的要找出自己一條出路。

謝雪紅的核心價值

謝雪紅，本名謝阿女。她的一生，最常被大家重視的，是她的女性身份。在20世紀初期女性地位低落的東亞社會，她身為一個女性，卻勇敢的與她所身處的政權對抗。女性的身份讓謝雪紅的革命人生染上了傳奇的色彩。然而另一個身份，卻是影響謝雪紅一生的重要關鍵，也是她追求理想的起點。這個身份便是出身於赤貧底層社會的童年生活。比起性別，有關「階級」的生命經驗，更是謝雪紅一生追求左翼理想的核心。

她會成為台灣這些導演、小說家、劇作家的繆思，使他們紛紛以謝雪紅做為創作主題，主要仍側重她是一個奮鬥不懈的女性的意義。可是我覺得作為認識謝雪紅最重要的階級意識這塊，台灣社會目前還沒有辦法看清楚。

一方面是因為過去長期受到右翼教育的影響使然，另方面是現實上的「中共／中國」一直未放棄武力威脅台灣，使得關心台灣前途的台灣人一般對「中共／中國」抱持惡感，連帶也影響進一步了解與中共有千絲萬縷關係的謝雪紅歷史的意願，因而難以真正辨識出她的政治重要性何在，特別是在階級運動這塊，以及從她的悲劇對父權政治的深刻反省。

林瓊華老師接下來談到，為什麼階級可以扣連到謝雪紅在型別解放上的主張：

當我們以階級作為鑰匙，我們才會更明瞭謝雪紅在性別解放上的主張。謝雪紅身為三○年代的社會主義者，認為階級解放後，女性擁有經濟自主權，性別壓迫便會自動解放。這其實類似於西方女性主義的奠基者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早年的想法。左派的西蒙．波娃寫完《第二性》後，仍不認為自己是一名女性主義者，直到她走訪俄國，親見當地女性雖有工作權了，但回到家後仍須承擔傳統婦女在家庭中的工作，蠟燭兩頭燒，才使她從此以女性主義者自居，宣稱將為女性奮鬥。但謝雪紅始終沒有這個機會如西蒙・波娃一樣，對父權政治更深刻地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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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生活

日治時期的台共幹部，多半是中產以上出身的知識份子。他們受到歐洲傳來的左派學說感召，才投入共產革命。但謝雪紅，是少數台共中真正出身於「無產階級」底層社會的成員。林瓊華老師引述謝雪紅在口述回憶錄《我的半生記》中談到自己的幼年生活。

因為她是社會底層出來。爸爸是挑夫，媽媽在人家裡面幫傭。她七、八歲就幫日本人幫傭，爸爸死了賣姊姊，媽媽死了賣她。那個年代裡面，貧窮家庭裡面的女性，總是先被賣的。

林瓊華老師談到，從生活中的一些故事，就可以看到年幼時的謝雪紅，是一個非常懂得為家人著想的小女孩。或許是這種會替他人著想的性格，使謝雪紅因貧窮致使家庭破碎後，能從自己的不幸轉而關心社會底層弱勢百姓的生活。

她媽媽在日本人家幫傭，她幫人家背小孩子。因為日本人不吃肥肉，謝雪紅才七歲、八歲，她就會去尋日本人的廚餘桶。如果看到今天有肥肉，就撿起來然後背小孩趕快跑回來。她怕肥肉壞掉，所以用跑的趕快跑回去。為什麼？因為那個可以做「豬油渣」。就是說如果你用豬油在鍋子裡一直煎，用乾鍋一直煎、加熱，油會擠出來，那豬油真的是美味。到最後就會剩下豬油渣，那個只要拌飯就是非常非常美味。所以就是說謝雪紅就是會去尋。她說：「每當我看到他們把大塊肥肉豬皮扔進廚餘桶時，心中就急著快點把廚餘帶回家，擔心那些豬肉豬皮會發酸不能煮起來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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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一件貼心的舉動，卻意外害謝雪紅的家中遭遇慘禍。當時謝雪紅故意跟村裡的木工打好關係，搜集木工們施作所產生的「刨花」與零碎木料來當燃料貼補家用。最後在煮飯時卻不慎引燃這些易燃物，最後把居住的房屋燒掉。這次家中鉅變，讓謝雪紅第一次認識到底層階級在經濟上的脆弱。

謝雪紅她特別喜歡看木匠工作，那他們工作時（謝雪紅）就問說你渴不渴啊？她就會回家去燒開水來給工人喝。她又去打聽說，他們喜歡喝熱的還是溫的，會弄到剛剛好然後帶去給他們。所以木匠就很喜歡她，就問她要不要那個刨花，可以拿去當柴草。她就會回去拿一個竹簍，來裝這些刨花，還有一些不要的小木塊木條也是都放進去。她就像一隻螞蟻拖蒼蠅一樣，還背一個小孩喔，就把這些刨花一步一步拖回家。如果用不完的時候，就一簍一簍堆起來。

《我的半生記》中詳細記載了這次災難：

結果有一天大人不在，媽媽就吩咐她煮飯。她燒飯的時候用一小根竹竿去攪一攪窯裡的柴草，讓它通風燒得更旺。這時候那個小竹竿著火了，燒到竹桿節時會發出爆炸聲很可怕。看到火快燒到節頭的時候趕緊把竹竿抽出來，正要弄熄火的時候不小心燒到旁邊疊起來的一簍一簍的刨花。瞬間烈火熊熊、濃煙滾滾。她一害怕，不知所措就放聲大哭。等到人家聽到她的哭聲，他們房子已經整個燒光光，還燒死了一口大肥豬。那是他們家最重要的財產，年終的時候要賣來還債，付爸爸的醫藥費、到當鋪拿回抵押的東西。

而這場火又扯出另一樁案外案。謝雪紅的家是她父親自費修好荒廢的家族公產來住，但失火前後，有錢親戚反而與他們打官司要他們付房租。還咒罵她病倒的父親：「你是快要死在港仔邊的人了，還敢爭辯。」謝雪紅在自傳中提到：

我有生以來第一次曉得富人是怎麼樣來欺負窮人的。

林瓊華老師總結道：她的童年其實就經歷過這種人生。我覺得她跟蘇新，或說這些左翼的知識份子的男性有非常大的不同；她是以自己的血肉人生，去印證馬克思主義。

接觸馬克思主義

在父母皆亡故後，謝雪紅兩度嫁人。第一次是賣給人做童養媳，第二次則是嫁給富商做妾。在這中間，謝雪紅曾數度想以自殺結束性命。直到她成為富商張樹敏的小妾，因為丈夫業務需要而到日本的神戶與中國的青島。在日本目睹反壟斷的群眾運動「米騷動」，讓他發現窮人居然可以反抗富人，深受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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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達青島後，接觸了五四運動的影響。但最戲劇化的震撼來自於一張拍攝俄羅斯「十月革命」中革命群眾攻打冬宮的照片。在這張照片中，群眾前仆後繼的鮮血染紅了遍地白雪。謝雪紅日後通行的名字「雪紅」，便是取自這張照片中的意象。

社會主義，像謝雪紅生命中的一道光。當她1917年跟丈夫張樹敏去神戶，看到了「米騷動」，看到窮人可以進去搶那些商人囤積的米，感到非常震撼。然後1919年在青島的「五四運動」，她看到街頭的反日遊行，大學生跟她介紹俄國革命。其中有一張圖片，是前仆後繼的士兵們攻向冬宮，戰士們一批又一批在雪地裡倒下來，鮮血遍灑雪地上⋯⋯這個畫面，使謝雪紅覺得自己如夢初醒。覺得自己過去的人生，渾渾噩噩，一再的受苦，像奴隸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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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她第一次知道什麼是革命。為了讓自己不要忘記，她去刻了一枚「雪紅」的私章，從此她改名「謝雪紅」。當一個像她這樣出身的女人，開始有為自己命名的能力時，就有一些意志的能量開始流動起來，她的人生開始有了方向。

在她萌生社會主義理想之後又過了幾年，於1925年謝雪紅正式在上海被中共吸收，但隨即便被保送到莫斯科深造。林瓊華老師談到，這時的謝雪紅總算是找到了一個值得她用一生去奮鬥的理想，至此也擺脫了早年厭世的心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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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主義」讓她看到了這個世界原來是有可做為的；也彷彿向她許諾一個公平、幸福國度的到來。當然做為社會主義者的謝雪紅不是個有神論者，可是她將人生視為不斷探求真理的旅程——這個「真理」便是透過實現「社會主義」達成人人能自主尊嚴做人的過程——這種實踐的情懷，在我看來是充滿宗教情懷的，所以我才會以「光」來形容；對謝雪紅而言，「社會主義」就像她生命中的那一道光，她至死都以社會主義者自居。

日治時期的台共政治理念

雖然謝雪紅正式加入共產黨，是在上海透過中共加入，但謝雪紅的社會主義關懷始終緊扣著台灣。而按照列寧（Vladimir Lenin）在1920發表的《關於民族與殖民問題》演說，與蘇共同年通過的〈民族與殖民問題提綱〉，以及1922年通過的〈關於東方問題的綱領〉。基於「殖民地領有國的各國共產黨必須擔負起對於殖民地無產階級的革命運動在組織上、精神上、物質上的各種援助的任務。」原則，台灣作為日本殖民地，台灣共產黨當時是隸屬於日本共產黨之下。

而受到上述原則的指導，當時東亞各國共產黨，包括日共、中共、朝共（朝鮮共產黨），都認為台灣共產黨的任務是將台灣從日本的殖民中「獨立」出來。因此在上述諸國共黨的聯合討論與背書下，台灣共產黨提出了足以讓今日台灣獨派也耳目一新的〈一九二八年台共政治大綱〉。

在這份由林木順與謝雪紅初擬，通過日共渡邊政之輔、德田秋一、鍋山貞親審查修改；又1928年4月15日經上海台共第一次大會中列席的中共代表彭榮(任弼時)、朝鮮共黨呂運亨共同討論所推出的大綱中，第一點即提到了〈台灣民族的發展〉。而在稍晚1930年11月2日中共《紅旗日報》的社論也呼籲：「建立台灣蘇維埃共和國，在台灣國中實現番人、漢民族與日本人間的完全平等，實現完全地民族自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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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這些文獻中都可以看出，基於列寧所提出的民族解放原則，在共產國際架構下的台共，其目標是發展「台灣民族」的「民族獨立運動」，最終達成以「民族自決」，建立「台灣蘇維埃共和國」的理想。雖然在二戰結束後，多數台共認為台灣應該回歸祖國，轉而主張「台灣自治」。

但在日治時期這段追求台灣獨立的精神，還是影響了包括謝雪紅在內的諸多台共成員。使他們所追求的「自治」，有別於中國中央集權封建思想之下的「中央」與「地方」關係。而是類似「聯邦」體制共組「聯合政府」的各省高度自治。

雖然這頗讓人訝異，但可以說最早喊出「台灣獨立」的，便是以謝雪紅為首的台灣共產黨。在二戰結束後，謝雪紅雖然不再談台灣獨立，轉而談「台灣自治」。但她仍堅決反對中央集權，認為理想的社會主義國家應該是由下而上，而非由上而下的治理。就是這樣的理念，影響了日後謝雪紅流亡香港時所提出的〈自治與正統〉一文。

這樣的立場讓中共日後對她無法容忍，將其打為「台灣地方主義者」。甚至在1986年中共為其平反時，仍是宣稱謝雪紅有過「曲折和錯誤」。但我們從謝雪紅的生命史來看，堅持「台灣自治」反對中國傳統封建集權觀的立場，正是謝雪紅追求的「真理」之一。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