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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二七部隊的「歐巴桑」:謝雪紅在時代中逆行的一生(下)

2017/02/27 , 評論
Patr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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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rick
現任 關鍵評論網The News Lens 編輯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自從1928年,謝雪紅就經常說:「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從她執著於社會主義和自主政治的傾軋中,其一生的顛沛流離中所透顯的不屈和反抗精神,值得再次深省並重新認識,化為思索台灣未來方向的珍貴歷史養份。

台共的傾覆與謝雪紅被捕

然而當時台灣的日治政府,非常強烈地對共產黨進行掃蕩。在經歷「二一二事件」與「四一六事件」後,台灣共產黨一度只餘謝雪紅、林日高與莊春火三名幹部。謝雪紅當時所採取的是「聯合陣線」的策略,與「蔣渭水」等人的「台灣文化協會」「臺灣工友總聯盟」合作,希望以穩健的方式逐步建立台共的影響力。

但這樣的路線讓許多推崇激進左傾的共產黨員相當不滿。當時許多共黨成員認為應該先建立共黨自身的「左翼工會統一陣線」,而非跟帶有右翼色彩的其他社會運動團體合作。因此謝雪紅的聯合陣線策略在台共內部受到許多批評跟阻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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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臺灣工友總聯盟大會

從1930年10月底的「松山會議」開始,以王萬得為首的極左路線逐步抬頭。共產黨員蘇新日後在〈連溫卿與臺灣文化協會〉一文中談到,當時的極左派普遍具有「唯我獨革」「唯我獨左」的排外態度。外帶當時共產國際在1928年史達林(Joseph Stalin)上台後開始提倡「階級鬥爭」,反對與中產階級合作的「聯合路線」。甚至從1929年開始,共產國際希望藉由煽動農民暴動,在台灣建立蘇維埃政權。

這些影響使得台共內部形成一股排斥謝雪紅的力量,批評謝雪紅是「機會主義」「不動主義」。甚至某些人開始另立台共決策中心「改革同盟」來架空謝雪紅。但這套與台灣社會條件脫節,建立在架空理想的激進路線,最終使得台灣共產黨遭受孤立,更容易被日治政府剷除。最終導致了台灣文化協會,乃至台共組織在1931年前後的瓦解。而在日治政府收網之前,「改革同盟」在1931年5月間將謝雪紅開除黨籍。

但就算已經被開除黨籍,謝雪紅仍是在6月26日在台北被捕,被判刑13年。直到1939年4月7日,由於在獄中刑求至身體狀況驟下染上肺結核,日治政府認為其性命無多才保釋出獄。

二二八前夕的謝雪紅

出獄後的謝雪紅,與楊克煌在台中共同經營「三美堂」商店,1941年更設立拖鞋加工廠。這期間謝雪紅也使用「山根美子」的名字住在其弟謝真南經營的台中「大華酒家」樓上。到了1945年8月後,謝雪紅與楊克煌開始重新以台中為據點,發展左翼團體,但此時謝雪紅尚未具共黨身份。

在半年內,謝雪紅連續成立「臺灣人民協會」「臺灣人民總工會籌備會」「臺灣農民協會」「臺灣學生聯合會」,並接辦「建國工業中學」。但在1945年11月17日陳儀頒布「人民團體臨時組織辦法」後,這些團體都停止活動,並在隔年1月解散。

林瓊華老師談到這時期謝雪紅的活動:

我覺得她對國民黨的警覺性,比一般台灣知識分子來得高。一般人都在張燈結綵呀,非常歡迎這個祖國到來。可是呢,因為陳儀在日本始政紀念大會上讚美過日本的殖民統治,謝雪紅其實心生警惕。結果戰後來接收的長官公署的長官竟然是陳儀!

當時謝雪紅已開始聯繫舊台共時期的成員,跟中共地下黨其實是有聯繫的,所以對國民黨比較有警覺性。不像一般人滿懷期待,以為祖國的到來,就是可以堂堂正正做人的時代。但很快地,謝雪紅成立的這些具左翼色彩的團體,因國民黨下令解散人民團體而終止。所以從戰後1945年10月他們著手成立這些團體,到1947年的2月完全被解散,可知戰後台灣的左翼份子是想要有所作為的。

特別值得一談的,是當時謝雪紅曾就「台灣自治」,與另一名共黨成員李喬松展開爭論。謝雪紅堅持:

台灣唯一的出路是實行自治,而且要高度自治,上至省長,下至區長、鄉長都要普選,要台灣人自己治理台灣⋯⋯。

李喬松質疑台灣本土的菁英是否「有能力」治理台灣,且懷疑台灣是否有政治人才。謝雪紅對這種論調非常不以為然,她說:

什麼叫政治人才,了解老百姓的疾苦,能解除老百姓的疾苦,能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就是人才!

雖然謝雪紅一生都心繫共產主義的理想,更對中國懷有強烈的認同。但在「台灣自治」這個政治理念與實踐上,謝雪紅不為中共所接納,並將其打成右派的地方主義者。但正是這些中共口中的「政治錯誤」,證明了謝雪紅對台灣這片土地真切的熱愛。也證明了謝雪紅是一位真正跳脫了中國封建集權傳統的「共產主義者」。

二二八與「巴黎公社」的理想

楊克煌在回憶錄《我的回憶》曾提到,謝雪紅要求他在台北事變爆發後,多次聯絡中共方面的聯絡人林英杰──這是張志忠介紹給謝、楊,指示日後會透過林英杰來傳達地下黨的訊息。但在二二八剛發生,最危急的時刻,卻都完全找不到人。楊克煌在書中焦慮的說:

此時,黨的領導在哪兒?黨的方針如何?黨的指示是什麼?

楊克煌在書中另一段提到:

革命前夜,謝雪紅告訴我:「我們和黨得不到聯繫,不了解黨要我們做什麼,我們也不知道該做什麼?總是臨機應變吧!但要慎重一些,⋯⋯。」

二二八初期,中共的省工委會在台灣並沒有很強的組織能力,在台人數也僅有七十餘人。中共雖參與二二八,但因未預料到事變的發生,應變力也不足,並無能力引導二二八事件,推託中共策動,是錯誤的說法。如同謝雪紅所言:「但既已起義,共產黨就應站在前頭領導工人。」二二八的起義是台灣人自發的自治革命,謝雪紅是基於共產黨人當為眾人之先的使命感,才自動投入二二八的抗暴之中。

在市民大會後,由於國民政府當局開始抓人並派兵沿街掃射。憤怒的民眾開始自發地攻擊台中各地的政府機關。其中台中前縣長劉存忠與衛隊在官邸抵抗時射殺市民,因此遭遇火攻威脅投降後,憤怒的市民打算將劉存忠當場處死。謝雪紅以「應經過審判程序定罪,不可由民眾私刑」為由,阻止民眾打死劉存忠,將其送往台中監獄。

而後台中市由林獻堂為首的仕紳,成立「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這批仕紳由於傾向與國民政府和平協商,因此希望民眾解散武裝。此時不願解除武裝的青年學生,便自動聚集,尋求願意抵抗的社會賢達領導。這時謝雪紅由於年紀較長,又以「歐巴桑」之名在台中受年輕人敬重,就成為青年擁戴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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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革命時民眾所設立的街壘

謝雪紅當時傾向武裝抵抗的理念,是以「巴黎公社」的革命為典範。在古瑞雲的回憶錄《台中的風雷》一書中,談到謝雪紅日後匿居大肚時親自向他說明:

巴黎工人起義時,馬克斯也曾以為時機過早,條件不成熟,但既已起義,共產黨就應站在前頭領導工人。謝認為台灣人民的鬥爭也許會失敗,但可利用這機會磨練人民、教育人民,為此即使在鬥爭中犧牲也值得,他還舉了史達林在蘇共黨史中所引用的希臘神話。神話的含義是:革命者一刻都不能離開人民,一但離開了人民就猶如於離開了水,立刻失去生命力。

微妙的是,在歷史上「巴黎公社」跟二二八的命運倒有幾分相似。巴黎公社源自於法蘭西帝國的皇帝「拿破崙三世」,在「色當會戰」中遭普魯士擊敗並被俘虜。在皇帝被俘,第二帝國瓦解的當下,巴黎市民發動革命,成立了巴黎公社自立政府。但這個政府迅速就遭到普魯士入侵軍隊的包圍,最後在普魯士軍隊的強力鎮壓下,巴黎公社在兩個月後就被消滅。

二二八與巴黎公社,都是在新舊政權交替之際,由民眾自動發起的革命運動。如同巴黎公社迅速地被入侵的普魯士軍團鎮壓,二二八中台灣人的自治團體,也很快的在中國本土調來的兵團鎮壓下被消滅。

謝雪紅說:

我們六百五十萬台灣省民,為了爭取台灣真正的自治,清掃貪污,改革政治,現在全省人民已決議武裝起來,像這個獨裁政府宣戰,我們為了這個正義的目標,願起來徹底的鬥爭,希望大家努力奮鬥。

並提出三個原則:一、不要殺傷外省人。二、不要損毀物資房產。三、一切武器盡量把握在人民手裡。3月3日謝雪紅著手成立「台中地區治安委員會作戰本部」。

諷刺的是,根據楊克煌回憶錄《我的回憶》記載。當3月4號下午,中共透過李喬松終於連繫上謝雪紅,第一個命令就是要求他們立刻放棄作戰本部的指揮權,轉交給和平派的「台中地區時局處理委員會」仕紳。原因是:

台工委的意見認為武裝鬥爭已基本結束了,要進入政治鬥爭的階段,如我們再掌握武裝鬥爭的領導權,這對於團結各階層人士、搞好統一戰線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開的政治鬥爭除了你們兩人可以出面以外,沒有適當的人可以做⋯⋯。

李喬松甚至流著淚對謝雪紅說:

這是蔡乾的命令啊!不服就要犯錯誤,⋯⋯。我不能眼睜睜地看著老同志犯錯誤啊!

楊克煌在回憶錄中憤怒地寫下:

自從2月28日聽到台北事變起,我們幾次努力想辦法要取得黨的領導和聯繫,均得不到回應;蔡乾他人早就在台中,但卻不同我們聯絡,也不給我們協助,而第一次來聯繫就是要我們把武裝領導權交出去。

林瓊華老師談到:

謝雪紅與楊克煌完全沒預料到二二八事件爆發後,他們會找不到地下黨的人。台北發生事變後,在台中的楊克煌幾度出去找地下黨的同志們,希望地下黨同志是不是可能可以給他們一些線索。但在這最危急的時刻,卻毫無消息。

其實這也顯示省工委會當時的組織依然薄弱,對時局應變的能力也不佳。過了24年以後,我們看楊克煌的回憶錄,他在談到這件事情時,還是非常生氣。你會覺得那個情緒還沒有散;當然這也跟他們後來在中國的經歷有關。

從這些記載中可以看出在二二八當時,中共省工委內部組織尚未健全,指令前後反覆。因此根本無力組織,更不要說主導二二八時台灣民眾的抗暴行動。 而在謝雪紅跟楊克煌交出指揮權後,台中的武裝抵抗就陷入士紳們會議討論的泥淖中。這時失去指揮權的謝雪紅只能坐壁上觀。

楊克煌提到這個困境持續到鍾逸人先生在3月5日跑來找楊克煌,提到他成立了二七部隊(編按:鍾逸人先生在回憶錄《辛酸六十年》中他成立二七部隊於3月4日)。於是謝雪紅決定帶著支持者一同加入,擴大後3月6日在干城營區正式成立二七部隊。

林瓊華老師談起謝雪紅在二七部隊中的角色:

我認為謝雪紅在裡面的角色,也不是她去組織領導這群人。在台中的二二八的處理委員會,知道國民黨軍隊要來了,提議解散處委會和年輕人組成的治安隊。可是這群年輕人不願意散,他們決定其實還要再繼續投入。所以他們就找謝雪紅,希望能夠繼續拼搏,是這樣的方式。

當時謝雪紅是46歲了,年輕人都叫她歐巴桑。他們信任她,也佩服她,所以希望謝雪紅來帶領他們。所以並不是謝雪紅主動去領導、指揮他們,這是過去誇大謝雪紅在二二八事件中的角色與影響力時,常見的一種敘述。

但這群希望繼續武裝抗爭的年輕人們,確實希望歐巴桑來當他們的頭,這是一種奮發情感上的寄託。可是嚴格來講,她是他們的統帥或組織者嗎?我認為不是;是謝雪紅在革命者身份上的自覺上,有一種要為義承擔的精神。

接下來謝雪紅的主要活動,都在四處幫二七部隊籌措軍餉跟鼓勵民眾參與,例如她募得後轉交給鍾逸人先生的十萬元支票,以及以自身聲望鼓舞二七部隊成員的士氣;黃金島先生在回憶錄《二二八戰士黃金島的一生》中曾經談到:

謝雪紅以一介女流,堅定表示要固守埔里,令二七部隊成員有「難道我連女人都不如」的自省。

直到3月14日下午,中共又透過「謝富」傳達地下黨的指令,要求中共成員全數隱蔽以保存實力。謝雪紅跟楊克煌在接到命令後只好黯然離開二七部隊。

綜觀整個台中抗暴與二七部隊的活動,都可以看到中共當時在台灣由於組織力量薄弱,並無力量可以主導台中的抗暴活動。謝雪紅基於自身作為共產黨人的使命感,才自發地義助台中人奮勇抗暴。在當事人的記載中,中共當時唯一的貢獻,是在國府整編21師反攻台中前夕,蔡孝乾向謝雪紅建議二七部隊應該轉進埔里,避免讓台中市民捲入戰火減少傷亡。

《新台灣叢刊》與〈自治與正統〉

謝雪紅與楊克煌在接受中共指令離開二七部隊之後,稍晚與古瑞雲會合。5月21日在中共地下黨人張志忠的指令下,偽裝成在左營海軍基地工作的蔡懋堂上尉「親戚」,從左營搭國民政府的砲艇離開台灣,流亡香港。

流亡香港後,謝雪紅聯絡到一些同樣流亡香港的老台共成員,先是組成了「台灣問題研究會」,並在第二次集會後,決定出版《新台灣叢刊》,接著又將蘇新加入編撰陣容。《新台灣叢刊》共出版六輯,分別為:《新台灣》《勝利割台灣》《明天的台灣》《自治與正統》《台灣二月革命》《台灣人民的出路》。

其中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其中第四輯《自治與正統》刊載了以「臬紹」為筆名發表的〈自治與正統〉一文。古瑞雲回憶該文是由謝雪紅提出民主自治的理念後,和眾人共同討論研究,再由李自修負責執筆。

這篇文章對二二八的起因,剖析了國民政府「官員貪腐」「族群衝突」背後更深層的心理因素,其實來自很多國府官員受到中國傳統封建的中央集權「正統觀念」的思想毒害。以「中國治台灣」的意識來合理化自己「自私的慾望」。

蓋正統觀念對於台灣的起碼態度就是:中國治台灣。換句話,台灣必受中國統治。「光復」以來,官僚政府即本著這種觀念去統治台灣⋯⋯官僚主義原本就是正統觀念的一個主要部分⋯⋯但官僚認為「中國治台灣」是為要鞏固他們本身的集團利益的。而中國一般的人們認為「中國治台灣」亦是為了各自的方便的。除卻一些自私自利的慾望,應該就沒有人主張「中國治台灣」了。⋯⋯

雖然謝雪紅等人不支持台灣獨立。但這段話就算在今日其他政治立場的台灣人聽來,恐怕也仍是心有戚戚焉。文中更具體論述了「台灣自治」的標準。並且談到二二八事件中台灣人所進行的自治實踐:

台灣真自治運動不外乎要求真真正正的自治而已:要求省長自選(這在二二八的實踐中如缺焉),要求縣市長自選(這在二二八的實踐中,以所謂的各縣市的處理委員會的形式實現了)。正因為真自治的結果顯示出一些不可避免的獨立性與排外性,沒有經驗的外省人委實看不慣了,而多認為這是「生硬」的現象,被評為「不與同中國」的自治了。

這段話也批評國民政府對二二八的鎮壓,尤其是對採取議會路線,試圖跟國民政府和平爭取自治權的「處理委員會」台籍精英進行鎮壓。其實反映的是中國各省對自治「缺乏經驗」,把真自治視為洪水猛獸。這樣的論點不要說放在當時的台灣,就算放在今日評論中共對香港追求「真普選」運動的打壓,都仍無法掩蓋其批判的犀利筆鋒。

由是,「實在」的自治終要被曲解而變成「獨立」的危險運動了。這樣的曲解在混亂的目前,是無法予以糾正的。這曲解必然的要在「事實的發展」中,獲得矯正的。譬如:

中國每個省份的自治都成功了,個人選出各省的省長,人人政治地位平等,既不欺人,亦不被人欺,到了那樣的時候,人人在本省奉公守法,人人到外省亦須奉公守法,不欺人,不被人欺,不依賴人不受人拖累,福建人到廣東,須如此,廣東人到北方各省,亦須如此,北方各省人到南方各省來,亦復如此這般——在這樣的時候,真自治帶著的獨立性與排外性就自然而然地漸次不明顯了。⋯⋯

雖然謝雪紅等人仍是反對台獨,批評獨立是「危險運動」。但我們可以看到,謝雪紅等人認為要化解獨立運動的力量,只有中國各省都建立自主的「真自治」。然而「個人選出各省的省長,人人政治地位平等,既不欺人,亦不被人欺」這樣的理想,直至今日的中國都無法實踐。甚至在文末,謝雪紅等人也精準的意識到,這種「正統」的毒素不只國民黨所獨有。雖然文中沒有直接指名,但也暗示了中共本身也有被正統觀念腐化的危險:

當前國民黨政權正在沒落中。可是,台灣真自治還是要靠台灣民眾自己去繼續二二八的實踐而取得的。因為中國的正統觀念不會因為國民黨政權的崩潰而立刻消滅的。即使國民黨政權倒了,假使所謂聯合政府成立了,那個時候「中國治台灣」的正統觀念還是仍舊要驅使新中央政府派遣新的省主席去主持台灣——那個時候,在台灣僅僅仍將是迎新送舊而已罷了。

謝雪紅等人對台灣自治的堅持,在《新台灣叢刊》的主張中展露無遺。但也是這樣的堅持,使同樣沈溺在中國傳統封建「正統」觀念中的中共無法容忍。〈自治與正統〉文末的預言,很快的就直接應驗在中共的反應上。

中共對「台灣自治」與謝雪紅的打壓

謝雪女女士等人,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但隨著中共逐漸在國共戰爭中佔上風,潛伏在中共體內的中國封建「正統」毒素也開始展現。古瑞雲先生回憶到了1950年一場「台盟」座談會中,中共透過台盟成員王天強發難,要求修改盟章,取消「自治」有關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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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1950年內定的「台灣省主席」粟裕

當時中共內定要由「粟裕」出任統一後的台灣省主席。在座的中共代表王錫珍,威脅到:「盟章不改,不給幹部。」雙方僵持不下的結果,中共強逼謝雪紅接受《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作為台盟的盟章。這時潛伏在中共體內的「正統」封建毒素已經暴露無遺。

因此與謝雪紅一同流亡中國的古瑞雲先生日後在手稿中回憶,中共明白顯示了:

支持台灣的高度自治,僅僅是權宜之計,但不便講。於是通過王天強在理事會中堅持修改盟章。

古瑞雲先生在手稿中回憶1948年秋天路經山東時,同行的中共幹部告訴他:

原先的山東省主席是黎玉,這個人居功自傲,搞獨立王國,竟然讓民眾喊「黎主席萬歲」為此被撤職。⋯⋯

古瑞雲大驚失色想到:

被人喊萬歲就得撤職,此事給我異樣的感覺。在台灣時,比賽勝利時喊萬歲,歡迎人喊萬歲,事成得意時喊萬歲,可是在這裡為何只許對一個人喊萬歲,實在費解。從前唯有皇帝可稱萬歲,親王則稱千歲,可那是封建社會啊!我問:「老百姓擁護他,喊他萬歲有何罪?只有毛主席才喊萬歲,為什麼?」他沒回答。

古瑞雲對此事一直相當疑惑,直到想起昔日彰化火車站裡國民黨所貼標語「一個領袖、一個黨」才醒悟過來。在中國5000年的封建傳統下,國民黨跟共產黨在「正統」的觀念上其實只是一丘之貉。

1950年初,謝雪紅更曾針對中共內定粟裕做台灣省長一事,激動地和中共華東局書記饒漱石拍桌爭吵,謝雪紅堅持外省籍的人任台灣省主席不符合民主自治的主張。

1957年「反右運動」展開後,經歷十次密集鬥爭,謝雪紅被打為右派份子。中共在1958年2月12日做成的官方報告中,在「主要反動言行」一節的第一點「在台灣問題上,有一套反動的理論和政治綱領」,嚴厲打壓謝雪紅的「台灣自治」主張,更批評她是「台灣獨立」:

謝雪紅主張台灣「自治」,「高度自治」,「台人治台」。這種主張,實際上是要台灣能為一個獨立王國。她和楊克煌都說:在日本統治時期,台灣人是一個「獨立民族」。事實上,台灣人除少數高山族以外,都是漢族人民,決不是一個獨立民族。

謝又強調台灣的政治經濟文化和大陸有不同的特徵,台灣人與大陸人有不同的思想意識和特殊的政治要求。根據上述理論,即獨立民族和台灣特殊的理論,她堅持要求台灣「自治」,說「自治是台灣人民幾十年來的要求,反對自治就是台灣人民和台灣歷史的罪人」(鬥爭會上說的)。

她的所謂「自治」是要求「省、縣、市長,都要選舉台灣人」(在黨組會上說的)。一九四九年七月,在台盟華北總支部台灣要在北京設立一個機構,「與各國通商」。她還組織了一個文化企業公司,在籌備會上,她答應這個公司將來可以回台灣接收文化事業。顯然的,他的所謂「自治」就是台灣獨立。

⋯⋯在鬥爭會上,她還說不能打擊現在台灣的人要求自治,這種打擊『是殘酷的』。她並且悍然宣佈:台灣民主自治同盟名稱不能改,「自治」兩字不能取消。

台灣人不是少數民族,姑不論主張自治是否即主張獨立,主張台灣自治就是違背憲法第三條及第四節第五節各條的規定。

這些中共口中謝雪紅的「反動言行」,正是證明了謝雪紅熱愛台灣的情懷,也證明了中共自身仍然沈溺在中國傳統封建遺毒的「正統」思維中。謝雪紅並沒有因為投奔中共,寄人籬下,就出賣了自己所堅持的台灣自治理念。相反的,她將爭取台灣自治的鬥爭從台灣帶到中國本土,勇敢的正面迎戰中國5000年來封建集權思想的遺毒。

這場戰爭比起二七部隊面對國民政府的攻擊,更加懸殊而艱苦。包括謝雪紅在內,所有「謝派」的成員都受到迫害與打壓。就連過去台共時代跟謝雪紅對立過的蘇新,也因為同樣堅持台灣自治而一併受到迫害。由此也可以看出中共有多麼害怕台灣人追求真正的自主自治。但無論受到什麼樣的壓力,謝雪紅仍不放棄她所堅持的台灣自治理想。

自從1928年從莫斯科完成革命者訓練,從上海被日警驅逐返回台灣後,謝雪紅就經常說:「人生應是不斷探求真理的旅行。」雖然這趟旅行充滿艱困、挫折和失敗,乃至今日故鄉仍有為數眾多的同胞從未曾聽聞謝雪紅這個人,但從她執著於社會主義和自主政治的傾軋中,其一生的顛沛流離中所透顯的不屈和反抗精神,仍是我們追憶紀念二二八事件七十週年的今天,值得再次深省並重新認識,化為思索台灣未來方向的珍貴歷史養份。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

專題下則文章:

二七部隊的「歐巴桑」:謝雪紅在時代中逆行的一生(上)

二二八台中二七部隊戰史:

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天馬茶房前一場衝突,引爆了全台灣各地人民累積的民怨,爆發了對台灣歷史產生深遠影響的「二二八事件」。而在台中,青年為了追求「台灣自治」的理想,自發的組織了「二七部隊」。更在埔里外圍的要衝「烏牛欄」,以30多人迎戰整編21師一個營的兵力,堅持一晝夜後才在彈盡援絕下撤退解散。今年適逢二二八事件70週年,關鍵評論網在「台中新文化協會」與廖建超先生的協助下,訪談了當年二七部隊的「鍾逸人」「黃金島」兩位當事人。並採訪了長期研究「謝雪紅」的北藝大林瓊華老師。希望透過鍾逸人、黃金島、謝雪紅三位不同背景的參與者,以三種不同的角度來呈現二七部隊奮戰的軌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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