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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武漢肺炎陰影下的東南亞:該留下,還是離開

在印尼與當地人聊天,我對武漢肺炎的擔憂瞬間釋懷

2020/03/23 , 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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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她先跟我說:「我的家人也在歐洲,妳以為我能置身事外嗎?」她的手拍了一下心臟的位置,又指了一下腦袋,同時說「這裡(心)難過,不代表這裡(腦袋)要壞掉。」

文:鄧青雲

3月20日 天氣晴

此時此刻,每一個人跟武漢肺炎有關的個人生命史,都有被書寫記載的意義。

無論你現在正在逃亡哪一國避難,抑或只是安然/恐慌的待在母國或原居國,積極抗疫或逆來順受或泰然自若,在我看來都有被書寫的意義。

每一個人都在武漢肺炎肆虐全球的宏觀歷史下,有著自己跟棲息地共同命脈的命運和故事,或悲或喜。以我接觸到的有限人群,聽過的有限故事,譬如有滯留埃及相對安全的人放棄手邊的龐大事業衝回重災區義大利,只因為年邁的阿嬤獨自在家;也有至今零個案的緬甸華族,表達自己的恐慌;也有印尼盾每天像跳樓一樣大跌,生意大虧的外商,還要顧及社會責任照顧一堆印尼員工,但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繼續自強;還有整個旅遊業蕭條下,一堆印尼人失業轉行回鄉務農。

當然,全球移動的故事也不少,原本在美國過農曆新年而慶幸躲過一劫的北京朋友選擇在中國病例劇增、風險最高的時刻回北京,原因是美國社會對中國人的不友善,而無法維繫長達數月的飯店開銷成本,而選擇回京度難;也有在德國求學的江浙朋友,農曆新年還在臉書發文慶幸一家三口在德國的合照,而最近淪為逃/躲回中國自我隔離14天的武漢肺炎難民潮中留學生一員。

還有一家三代居住澳洲的六口之家,除了兩位幼童是澳洲護照公民,父母和祖輩都是持居留證或探親簽證的中國公民,而這個農曆新年,他們六口人都飛回中國與親友團聚,最終孩子母親慶幸工作緣故而在農曆過年前順利離境,孩子的父親則因為兩個澳洲籍孩子的監護人身分而能在澳洲拒絕中國人入境時,順利帶著兩個孩子去聖誕島隔離,但也因此耗上了3倍的機票錢,並在通往機場的路上一波三折、航班一次次取消又延誤、祖輩不能去澳洲當免費保母。

當然60億人有60億個人的生命故事,再偉大的人文學家也不可能逐一訪談分析。但個人微觀生命史和歷史宏觀史並行的個體故事,是可以勾勒出一個共同體的社會現象。

這個必將寫入人類史重要一章的歷史洪流篇章中,不可抹殺的一頁。當然,我個人也身處武漢肺炎疫情下,在呼吸、在抵禦病毒襲擊。

正因為如此,我試圖跳出自我,成為「第三者」觀看自己,才意識到自己陷入其中,不可自拔。一方面源自我瘋狂的追捕新聞,我中英印新聞都讀,我過往關心的不同地區媒體的論述我也關心,但我代入到每一個國家/地區社會輿論的主流論述裡面,我會義憤填膺地謾罵社群裡自私的外國人,我會不停在我Line朋友圈的群組裡面發各種我看到的新聞,甚至喋喋不休的發表個人意見,甚至我會不自覺地一直看YouTube新聞而「廢寢忘食」。

另一方面源於我私人生活圈,我試圖抑制自己恐懼還要給跟我求助的朋友安撫和平靜的力量,但其實我內心深處卻沒有如我偽裝的冷靜一樣冷靜。因為身體是很誠實的反應,我有一次在行駛的機車上大哭了30分鐘,我最近幾天也有反覆失眠的情況,加上我以前有被台灣醫生診斷過的會漫延我一生的精神科舊疾,種種跡象,我理解我自己的情緒已經失控、崩潰,甚至到了危險邊緣,需要緩一緩。

然後我停掉搜尋或追蹤新聞,也拒絕朋友們倒情緒垃圾給我。我開始重新學習「努力生活」,正常的生活模式和健康的身體狀況,都成了我急不可待要維持的秩序。(而這可能是絕大部分人都要學習的狀況,因為專家學者都表示,疫苗研發成功前,疫情持續的時間與全球感染人數可能會很可觀。但一個社會和我們自身不可能停擺所有的社會互動和經濟互動,我們還需要彼此依賴存活。如何自處,如何與他人、與社會不脫節,成為重要的生命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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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達志影像

今天,我一如既往晨運,去早市買蔬果(也是大量採買,背了5-8公斤的食物囤積),回家的路上,我遇到稻田裡的農民阿嬤(我早就看好,一旦峇里島超市搶購,我至少可以跟阿嬤買雞和鴨,地瓜和菜葉)。阿嬤往我休息的地方走來,我順勢跟阿嬤聊了幾句。我說你不怕武漢肺炎嗎?沒有智慧型手機也沒有電視可看的她,終日忙於田理,她其實沒有什麼概念,當然,她知道這件事,因為大家都在口耳相傳討論這件事。

但她回答我:「現在大家都生意很難維繫,我的菜和雞鴨都難以供應(可能她客源是現在生意難以維繫的餐飲業?),我也沒有什麼錢,生活很難維繫,生活很苦啊。」對她而言,武漢肺炎在印尼的感染率和死亡率都不是她要關心的重點,當務之急是她要怎麼賣出食物換取經濟收入來維繫生活所需。臨告別前,我慣例往手掌噴拭酒精噴霧清潔,我問她,妳要嗎?她甩了甩手,說,我還要下田繼續工作。這時,我才注意到她的腳是赤裸、粗獷、沾有泥和灰的,是一個常年累月務農者的腳。

中午的時候,我去了一個咖啡廳買麵包。老闆娘是很常照顧我的台灣姐姐,而做麵包的師傅也是來自台灣的哥哥。他們平時都很少在店裡露臉(因為有很多本地員工擔任服務業)。當時店員一直跟我抱歉,說是接收麵包要送來店裡的Gojek司機跑錯場了,我在無人的咖啡廳一邊等待,一邊享受陽光,還偶遇了朋友。店員一次次跟我道歉久等(我也沒關係的啊),最後還請台灣哥哥親自送他額外同款的麵包給我,讓我能早點拿到下單已久的麵包。因緣際會之下,我碰面多月未見的台灣哥哥,他在機車上,戴著口罩跟我寒暄幾句。我也反問他,你要回台灣嗎?他回答我:「回去幹嘛?」最後我們互相道別說再見。

下午的時候,原本是慵懶不出門的,但因為手機充電器壞掉,不得不入城。買完充電器的時候,我才發現自己忘記帶酒精,神經緊張的我想找地方洗手,瞄準了充電器店旁邊的咖啡店。一進門就遇到了我另一個外國長輩朋友,她是久居印尼多年的歐洲籍老師(我也不知道她教什麼,但感覺像是特殊教育老師)。

她借我酒精並告訴我洗手池在二樓。洗手後,我跟她聊,我很焦慮,甚至失眠了。然後我囉哩八嗦的說我如何被新聞影響,又如何難以調節自己的情緒。20分鐘後,她說:「夠了,我聽妳說了很多,我懂了,接下來的50分鐘,妳不能說話,但你可以吃pizza(pizza man也是我們共同朋友,他恰好風塵僕僕帶著兩盒pizza來咖啡館),妳也可以喝咖啡,這是峇里島最好的咖啡(咖啡店老闆也是她長期的朋友,我第一次見面,很幽默的人,咖啡店門口寫著「my coffee better than my English」)。」

然後她先跟我說:「我的家人也在歐洲,妳以為我能置身事外嗎?」她的手拍了一下心臟的位置,又指了一下腦袋,同時說「這裡(心)難過,不代表這裡(腦袋)要壞掉。」

「恐慌會產生壓力,深層的恐懼會破壞免疫系統的穩定,妳覺得這樣會比較好嗎?這樣病毒襲擊的時候,妳根本沒有自體抵抗力抵禦病毒,甚至情緒更加失控。」她喝了一口咖啡繼續說,「放棄想它(病毒),好好享受峇里島的陽光,跟友善的印尼人(指了一下咖啡店老闆)聊聊天,享受這裡最美好的咖啡。這樣不好嗎?」

端著另一杯咖啡的印尼老闆走過來說:「Corona dimana mana ada, takut ada, senang ada, tidak apa apa (武漢肺炎無處不在,害怕會有,開心也會有,放輕鬆一點應對)。」家在蘇門達臘島的他微笑地繼續說,「我打電話給我媽媽,我跟媽媽說,我不回家了,如果我在峇里島不幸得武漢肺炎,那至少妳不會被我傳染,反之一樣。這樣至少我們家族總有人能倖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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喝咖啡的大家,都表示認同他們積極樂觀的態度。我的白人長輩最後勸戒我兩句:「positive!樂觀的態度是我能轉變的心態,而我們無法改變所有事情,包括武漢肺炎造成的災難。轉念(change your mind),保持樂觀(keep positive attitude),才能讓ego不生病,身體不生病。」

她後面一大段的論述大意是,如果我讓病毒恐懼纏身,我身體釋放的信號都是病毒,這樣,我的朋友們都不會願意接近我去受這一波恐懼的能量。保護清潔預防意識要有,但這不代表要24小時都在緊繃狀態。新聞還是可以看,但這不代表,腦子要瘋狂忙碌空轉,是時候讓自己的手和身體也忙碌了(去洗碗、去沿著稻田走路7小時、去騎單車、去跟農民學耕作,一切身體和手腳可以動起來的行為都可以)。

在我試圖不斷再釋放更多恐懼信號時,我的白人朋友說:「妳的話太多了(talking too much)。」順勢做了一個停止的手勢,再在嘴唇旁邊比劃拉拉鍊一樣動作,說「50 minuets(50分鐘練習安靜)」。

咖啡廳老闆說,我上輩子一定是一台收音機,所以這輩子才能喋喋不休的說不停。然後他又開玩笑的說:「我們正在經歷著武漢肺炎,而我們也很可能死於武漢肺炎(We are happened in corona, we are experiencing in corona, we may die in corona.)。」

果然,跟印尼人和外國人聊天,瞬間釋懷。他們與我之間的思想差異,也映證了我前幾天的說辭「我覺得我有點平行時空,我的歐美朋友都很淡定,即便他們也舉國居家閉關,但他們有種準備放慢腳步、探索自我、藉機尋找內在潛能和完成夢想的目標。一點都不像我亞洲朋友都需要一個時間消化恐慌和巨大的精神壓力。這是長年教育累積的文化差異嗎?」

之後的50分鐘,我很開心的吃pizza,當一個沉默的傾聽者,聽大家說各種話題,但我不敢喝咖啡,他們給我準備了一杯本地草藥,據說有助於睡眠。但是不是真是如此,我不知道。但我終於安心睡著了。

——補寫於3月21日清晨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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