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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進國際學校?台灣與柬埔寨中產家庭的「逆升上流」夢

崩世代的南向全球化嘗試,因「我們難以再像父輩那樣投資教育」

2020/02/28 , 評論
Lucy Chang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Lucy Chang
柬居台灣媽媽,在社企與社創打滾多年,為了家庭滾到柬埔寨這片有情天地,寄望以台灣的獨立思考身體力行平等互惠的公民外交。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當南向到海外工作已成為許多台灣家庭的抉擇時,孩子的教育成了不得不面對的難題,而可負擔得起的柬埔寨國際學校,成了中產家庭實現望子成龍的選項。

人類微渺的遷移,總是壯闊得令人著迷。脫離熟悉安全的舒適圈,投身陌生又帶著風險機遇的新世界,是什麼驅動與觸發了離鄉的身不由己或毅然抉擇?又是什麼牽引著移動的軌跡?從個人歷程的角度探尋此軌跡,就像一部歷史鉅作,個人努力與微妙機緣,在時代變遷浪潮中飄搖,試圖為希望尋覓生根的新土。

這不僅僅是一代人的故事,如同決定(Decide)的拉丁文原意是「斷開」,當家族樹開支散葉,人們離原點漸行漸遠的同時,異國人群之間的交集也愈行密切。台灣與柬埔寨兩個原本八竿子打不著的中產家庭,就這樣懷著同樣的另類想望,飄洋過海、雞同鴨講,在金邊不期而遇了。

為什麼說雞同鴨講?一切都是因為語言。為了學習高棉語(Khmer,柬埔寨通用語言,亦稱柬埔寨語、柬文),我透過孩子就讀的國際學校推薦,認識了同為學校家長的Vutha老師。他原本是英文老師,卻應外國友人要求教起了高棉語,也曾為了追女朋友學過中文。

就這樣,在金邊的一所國際學校、中英柬台四聲道吱吱喳喳的轉譯之間,開啟了通往理解的路。以下,請容我分別從台灣與柬埔寨兩個家庭的故事,追尋是什麼力量讓我們在岔路口做出種種取捨,在地球表面與社會空間中遷移流動,一步步走向彼此。

崩世代「跨國中產階級」的親職敘事:我們已經無法像父母那樣投資孩子

筆者出生於1980年代,是戰後嬰兒潮的下一代。父母親出生於務農家庭,他們都是村子裡第一個上大學的人。順著台灣半導體產業起飛,父親進入外商就職、外派受訓,在筆者6歲的時候,舉家遷往歐洲,在國際學校讀了一年。

那時母親為了給孩子更好的教育、培養國際視野,儘管必須放棄自己教師年資與職涯、遠離親緣在異國獨自教養3個孩子,還是接受了這個巨變。兩個大孩子上國際學校的空檔,母親攜幼子上家教學英文,不知道是因為母親中文造詣深,還是英文老師有慧根,英文老師變成中文學生,媽媽開始在國外教起了中文。

一年之後,母親擔心即將上小一的我錯失學習注音時機,之後回國跟不上別人,因此毅然請父親拒絕公司續簽,回國就讀公立學校。可能是這樣的經驗,讓筆者對國際教育心生嚮往,面對跨國遷移的諸多未知,懷抱著一種基本安全感。

我們成長期間,是台灣經濟起飛的黃金年代。父母的向上流動經驗,相信讀書能出頭天,因此不計代價投資孩子的教育。但當我們進入社會、結婚成家,卻落入高工時低薪資的工作貧窮「崩世代」,成為台灣近代史上第一個學歷比父母高,實質薪資卻比父母低的世代。

我們對教育懷著信仰,卻無法在就業市場兌現為投資下一代的經濟資本,我們已經無力像父母那樣投資孩子了!崩世代父母的教養,還能有什麼替代選項(Alternative)?

教育的替代選項?:另類教育

兒時國際學校的教學方式,讓我養出了身心平衡、包容多元的教養夢。可能是後來讀社會學入戲太深,不甘心把優勝劣敗的價值觀複製給下一代,為了追尋和諧共生的教育理想,我將孩子送進了華德福幼兒園。儘管兩孩子每個月的學費,足以讓媽媽的薪水左手進右手出分毫不留。

編按:華德福教育(也稱之為史代納教育)是一種人性化的教育方法,以自然教育為主,在台灣的體制屬於另類教育。

勉力撐完幼兒園學費,華德福幼兒園畢業的家長,來到孩子學習生涯的第一個雙叉路口:繼續走體制外教育?還是回到體制內?這時家長群的重大工作,是搜尋各種體制外學校的風評、尋找與自己工作時間協調的學校作息,並且想方設法動用關係,將孩子擠入名額有限的體制外學校。

有能力的父母,選擇校車接送的私校或寄宿學校,將教養外包減輕母職重擔,以贖身延續職涯。社會學媽媽再怎樣不切實際,掂掂自己口袋,也只能乖乖回到國民教育的庇護,渾然不知踩入了另一個坑—教育軍備競賽。

我們有幸與公婆同住,免除房租負擔。明星學區的代價,是高昂物價與激烈競爭。原本不想小一就陷入不見天日的補習,卻因為全校皆優秀,孩子跟不上同學的國文英文程度,進到加強班受老師與伴讀媽媽諸多關懷。不得已送到補習班惡補一個月,總算救回來一點,但眼看著課程一山還有一山高,補習終究是無法逃脫的命運嗎?

掐指一算,兩個孩子的補習費,早就超過媽媽的薪水。輸人不輸陣,媽媽什麼沒有,至少還有情緒勞動與文化資本能燃燒。因此放棄工作轉戰全職「自營作業保母家教烹飪清潔公司」。

當個「教育媽媽」就成為自我算計與外界期待,兩相理所當然的理性選擇。此時,受不景氣影響,先生受雇的公司結束營業,必須令覓頭路。為了較好的收入,以償還公司大半年發不出薪水與求職空窗期而背上的債務,踏上了海外工作的路,到柬埔寨這個近5年東協經濟成長率第一名的國家當「台灣移工」。

帶孩子留學柬埔寨?!外派與本地中產階級撐起的國際教育市場

經歷一年爸爸海外拼工作、媽媽留守帶小孩,以假性單親換取經濟效益的兩地分隔之後,貸款逐漸清償,我們也有了可以打算孩子未來、顧全家庭的經濟與心理餘裕。對社創人來說,聽到有機會去柬埔寨,就像連續劇一見鍾情的場景一樣,「噹~就是他了!」然後輾轉反側、無限遐想。於是開始瘋狂蒐集所有台灣可及關於柬埔寨的書籍、中英文網路資訊,盡可能了解這個未來要帶著孩子過去的家門。

「帶孩子留學柬埔寨?!」當我牽著孩子跟園長老師同學們一一道別,這是最常聽到的驚嘆句。這再正常不過了,畢竟在我們這一代的經驗中,留學的選項從來不會出現東南亞國家。雖說百無一用是書生,但讀書的精力究竟沒有白花,我在金邊挖到寶了。

1991年10月23日,柬埔寨4支派系與19國代表齊聚巴黎,簽署「巴黎和平協定」,以聯合國成立「聯合國柬埔寨過渡機構」(United Nations Transitional Authority in Cambodia,簡稱UNTAC)維和,並協助柬埔寨建立民主選舉制度,試圖撫平赤柬壓迫及其後十數年戰火的創傷,重建高棉的繁榮穩定,作為聯合國冷戰之後最宏大的願景。

30億美元鉅額國際捐款,讓金邊成為全世界NGO組織密度最高的城市,跟著大量國際組織與NGO腳步而來的,是一批又一批的各國外派人員及其家眷。UNTAC在1991~1993年進駐期間,估計花費15~17億美元,佔當時柬國GDP的75%。外派人員薪水以美金支付,為了消費方便,美元成為柬國街市都能流通的主要貨幣,造就了柬埔寨獨特的雙元通貨政策。

外派攜家帶眷而來的子女就學需求,支撐起龐大的國際學校市場。雖然1993年UNTAC接管結束退場,NGO組織仍然留駐,在每年捐款國大會上,為各式專案爭取經費。2015年柬埔寨政府接受的國際「官方援助發展經費」(ODA),總和13.43億美元,佔政府預算的一半。在柬埔寨,受雇於NGO領域,意味著體面的薪資及社會保險。

繼之,柬埔寨1999年加入東協自由貿易區,2004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並受美國「普遍性優惠關稅」(GSP)、歐盟「除武器以外全部免稅」(EBA)等免稅優惠,助益出口、吸引外資流入。商業部門的外派工作者與外國創業者持續移入,補充著專案結束離開的第三部門工作者。

從1990年到2000年之後,短短20、30年時間,柬埔寨從戰後重建,一舉鑲嵌到全球生產體系,1995年到2017年平均經濟成長率7.7%,是世界上增長速度第6快的國家。20年來的強勁成長,讓柬埔快速脫離「低所得國家」,於2016年晉升「中低所得國家」。也造就了受雇外商、國際組織,或創業成功的柬埔寨人,晉身新興中產階級,出現為孩子尋求高品質國際教育的需求。由外派與本地中產階級撐起的國際教育市場,也創造了跨國教育工作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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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AP/達志影像
圖為前柬埔寨國王施亞努(中)與UNTAC領導人Yasushi Akashi(左)以及left, 以及在柬埔寨的聯合國維和部隊司令 John Sanderson(後),1992年在金邊留下的珍貴畫面。
崩世代的南向全球化

前述柬埔寨的獨特全球化歷程,讓金邊成為世界上國際學校密度數一數二高、各國外籍人員匯聚的國際化城市。由於國際學校規模學程各異,收費標準也天差地別,每人年費從2千到2萬美元都有,豐富的多樣性讓各種階級的家庭,都有機會找到他們想要的國際教育。於是懷著培養孩子多元世界觀的夢,我們投入了「全球教育軍備競賽」浪潮,只不過我們搭的洋流比較另類,不是北漂而是一路南向。

就筆者個人的網絡,觀察南向金邊的台灣社群,大多是尚未結婚的單身貴族,由於國內低薪,想出國打拼尋找更好的發展。攜家帶眷而來的寥寥可數。其中有的是紡織廠台商來金邊設廠、與外國人結婚隨外商公司外派、隨台灣連鎖店來金邊展店,這些家庭的經濟能力較好,因此選擇價位較高的國際學校。相對的,筆者孩子就讀學校的中文使用者家庭,偏向個人創業,或受雇於陸資的工薪階級。

「崩世代」為了就業而南向,這股趨勢已然浮現,然而為了教育而南向,尚未進入公眾視野。柬埔寨的高等教育或許難以與歐美競爭,對台灣人而言吸引力不足,但是學齡前、初等與中等階段的國際教育,卻是CP值高且選擇多元的沃土。隨著崩世代海外職涯發展、成家立業生兒育女,不論是跨國婚姻落地生根,或者分隔兩地渴望團圓,為了教育而南向,或許會成為新的想像。

金邊「逛學校」園活

一個人海外闖蕩可以身輕如燕,但是帶著孩子就完全不一樣了,一整貨櫃的代辦事項需要一一破關:教育、醫療、住房、保險、交通等等。身為一個書買了五卡車也沒有學富五車的媽媽,關鍵時刻也是要拿出骨氣展現過去學歷投資的價值,不然怎麼對得起金主們(苦主們)。日本以「保活」或「園活」,指稱母親為了孩子的托育與就學安排,大量投入時間精力的活動。於是,在確認了居住地點之後,搜尋與聯絡國際學校的「園活」,就成為全職教育媽媽落地的第一關。

如前所述,金邊的國際學校琳瑯滿目,如何選擇?

首先,筆者有幸在跨國的信仰支援網絡中,聯絡到柬埔寨當地人,請他協助介紹、隨行翻譯、帶路參訪。

第二,搜尋網路上介紹金邊國際學校的文章。然而這些文章,介紹的學校知名度較高,相對學費也較不可親,因此,還需透過其他方法蒐集資訊。

第三,由於金邊地址系統不完整,為了生活所需,龐大使用者建立了詳細的Google Map地圖資訊。於是Goole Map就成為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的望遠鏡。

有如發現新大陸一般,我將生活大小事相關地點:學校、餐廳、市場、醫院、有興趣的NGO組織、景點與藝文場域、溜小孩去處等等,分門別類註記標籤以便搜索,密度高到有密集恐懼症的朋友不敢看我的Google Map。之後我按圖索驥,一間一間學校點進去,透過照片看硬體環境、閱讀評價與FB探聽口碑、連結官網了解學制與收費標準。

第四,經過線上篩選後,就開始了FB、Email及電話約訪、入學面試的線下「逛學校」(School Shopping)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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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在金邊Google Map上標注的地點們,密集恐懼慎入!

過了「園活」這個社會與文化資本密集的「魔王關」之後,就是協助孩子渡過鴨子聽雷、有口難言的語言與文化適應期。這段期間是密集的親師協作過程,母職負擔相當大,除了英語、教學法等硬能力之外,還需要學習打入當地媽媽圈、適應柬埔寨人處世「悠遊自在」(feel at ease)等文化衝擊的軟技能。

此外,孩子生理上的水土適應,也是前半年的「魔王關」之一。由於公共衛生條件的落差,外國孩子落地之後,微恙不斷,挑戰著媽媽的體力與心臟、醫學常識。

出國前已從柬國朋友圈聽聞當地醫療資源珍稀,因此自己能備的藥品需要周全一些。於是行李裡面大約1/4的空間,就讓給了各式中西醫、順勢藥品、急救箱,以及營養補充品。當自己的處置無效,就考驗著媽媽搜尋當地醫療資源的能力,還有花錢救命的財力。這時,透過FB加入的柬埔寨台灣人社團,即時提供了金邊醫療的實用資訊。

撐過半年的落地期,雨過天晴、夫平子安,謝天謝地!誰知道不安於室的社會學媽媽,就像打不死的蟑螂,蠢蠢欲動、伺機而動,把教養生活當成研究對象,一邊洗手做羹湯、找地方溜小孩、努力打入媽媽團的同時,還想著如何持續自己的志業,以小強精神自勉。於是,再度拾起田野技藝,就有了之後兩篇故事的產生。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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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提寺公園(Wat Botum Park)及其遊樂場,是金邊溜小孩的好去處之一。
關於「移工」

如果就這樣的定義:為了給家人更好的生活,犧牲家庭朝朝暮暮的吉光片羽,忍受分離孤獨、冒著未知風險,遷移到經濟發展較好的國家工作,我們無疑是「台灣移工」。與身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一樣,我們有著共同的期待:改善家計、有遮風避雨的屋簷、讓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還有最重要的,在功成名就之時,家鄉還有等著我們回來的人。

遷移從來都是一項資訊不對等的風險投資,到柬國工作的中文使用者群體,也不時聽到被公司扣留護照、索求各種名目欠款的血淚泣訴。

如果說我們與在台灣的東南亞移工有什麼不同,我們只是比較有方法盡量減低這種風險:有人際網絡可以打聽、有法律常識可以判斷、有語言能力降低溝通誤差、有ICT能力搜尋資訊。我們也比他們多了幾張返鄉的機票,努力維繫家庭的親情羈絆。

而這不是因為我們比較努力、比較聰明,僅僅是因為我們生在全球階序、全球生產鏈位置比較高的地方。

我們期待跨國教育能為孩子帶來什麼?對崩世代中產階級而言,與其說是培養孩子「全球移動力」,以便在更加激烈的國際人才競爭中展現「秀異」(distinction),晉身「全球菁英」。不如說,我們知道未來「唯一不變的就是變動」,身為父母,我們無力為孩子永保安康,僅有的期盼是當鉅變來臨,他們有面對變動、生存下去的能力。

也許,同樣身為移工,不論是來自台灣,或者來到台灣,「我們」與「他們」相同更多於相異。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士範


為什麼進國際學校?台灣與柬埔寨中產家庭的「逆升上流」夢:

談到東南亞的國際學校,許多台灣人想到的多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國際學校,但對於柬埔寨的國際學校認知甚少,因此透過旅柬埔寨台僑張昭雅的書寫,可了解到柬埔寨的國際學校何以蓬勃發展。張昭雅以其社會學視角的書寫,闡述了她、柬埔寨友人的家庭的抉擇,為何決定把孩子送入金邊的國際學校就讀,以及金邊的國際學校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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