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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進國際學校?台灣與柬埔寨中產家庭的「逆升上流」夢

把孩子送進國際學校的柬埔寨家庭:「孩子的未來是我現在唯一能想的事」

2020/02/29 , 評論
Lucy Chang
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Lucy Chang
柬居台灣媽媽,在社企與社創打滾多年,為了家庭滾到柬埔寨這片有情天地,寄望以台灣的獨立思考身體力行平等互惠的公民外交。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Vutha是柬埔寨人,從事著NGO、教外國人高棉語的工作,為了讓兩個女兒接受好的教育,而將她們送進國際學校,終日不辭勞苦地為孩子教育與工作奔波。

從2000年來近20年間,柬埔寨經歷了一場戲劇性的經濟轉型,從一個因悲劇性內戰打回紀元零年的國度,一步跨入全球化時代。高速經濟成長造就了柬埔寨的「鉅變」,形成「壓縮現代性」。這場鉅變,主要是由中國對初級商品需求增加,以及國際對柬埔寨服裝的強勁需求等外部因素驅動。

繁榮的外衣下,還包括盜伐與森林消失、開發迫遷,中國投資流入與本土資本增加,以及成衣工人和移工匯款的重要性增加。此外,政府土地登記和特許權政策影響了生產關係,不僅改變柬埔寨城鄉之間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環境,也重塑著天際線與地理景觀。從紅土與稻浪中拔地而起的,不再是棕櫚樹,而是塔式起重機。

為了見樹又見林,以這種史詩性的鳥瞰為起點,讓我們慢慢把鏡頭放大到蟲瞰視角,探尋鑲嵌其中一個一個的家庭是如何生存著?他們踩過什麼足跡,又懷抱著什麼想望?他們如何在這樣的條件下,培育下一代?

金邊的國際教育與境內移民

柬埔寨是東協最年輕的國家,由於紅高棉時期失去了全國近四分之一的人口,加上之後的高出生率,全國7成人口不到30歲,25歲以下占半數。也就是說近三分之二人口是紅高棉之後的第二、第三代。在這樣的人口結構下,就讀小學以下的生員佔大多數。因此,幼兒園及小學部的國際學校數量龐大,學制系統也多元。

由於上課時間短,為了方便接送,家長選校主要以離家近為考量,所以學校規模較小,大多分佈在交通方便的市中心,尤其以外派人員匯聚的萬景崗區最為密集,可說是國際學校的一級戰區。

中學以上的選擇相對少了許多,不過規模較大、校舍佔地廣且新穎,多位於新開發的市郊,有些標榜國際文憑課程,學生畢業後可直接銜接外國大學。國際名校與門禁別墅社區相輔相成,是金邊高端房地產開發模式之一。

在本地與外派龐大的國際教育需求之下,國際學校的數量持續成長,也慢慢往郊區發展。當然其中也有良莠不齊的現象,有些學校國際化的只有名字。

因此,為了追尋真正的國際教育,許多本地家長不辭辛勞、投入交通成本、熬過塞車車陣,每天花兩三個小時,往返接送孩子到市中心,外派孩子就讀的國際學校上學。

金邊外派人員匯聚,帶動蓬勃多元的國際教育,形成一個特立於國境之內的國際生態圈。對台灣與柬埔寨兩個中產家庭而言,同樣為了追求「全球心態」,遷移的尺度卻天壤地別。

台灣家庭千里追尋的,柬埔寨家庭僅20公里就能實現。換句話說,在柬埔寨20公里的距離,就足以構成巨大落差,而柬埔寨家庭跨越這段里程投注的代價與風險,並不比台灣家庭飛越國境來得少,可說是一種「境內移民」。

文化差異、階級差距,在金邊僅僅方圓數十公里的地理空間上,形構出段差錯落的立體社會空間。多元並存的同與異,就像上下班時間,腳踏車、人力車、機車、嘟嘟車、鐵牛車,與凌志、荒原路華、賓利、藍寶堅尼,一起並肩塞在車陣中的嘆息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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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Lucy Chang
金邊是柬埔寨首都,位於湄公河、巴薩河、洞里薩河三條河流交界。1960年代前有「亞洲珍珠」的美稱。
Vutha的親職敘事:從工人的兒子到國際組織翻譯

Vutha Srey出生於1984年磅湛省(Kampong Cham Province)農村。家裡總共有5個兄弟姊妹,他排行第三,前有兄姐,後有兩個弟弟。父親沒有受過教育,只有母親稍微識字,當孩子一一來報到的時候,他們才剛從紅高棉的知識份子肅清、恐怖統治下倖存。

紅高棉為了打破私有財產制,毀壞了地籍資料,所有土地歸國家所有,當然也就沒有繼承這檔事。Vutha家裡沒有田地可以種,依賴父親在國營橡膠種植場(Chup Rubber Plantation Company)當助理司機的微薄收入度日,並住在公司提供的土地上,他們只有使用權沒有所有權。

由於父親酗酒經常無法上工,因此代替爸爸上班是Vutha的日常。他前面的兩位兄姐,在兒時就過世了,其中一位因病導致身障,所以在他過世前,母親除了家務,還背負著沈重的照顧壓力。

柬埔寨有句俗話:「女人不能離開爐子打轉」,身為母親唯一的價值,是確保每天有食物上桌、家務完成、夫平子安。因此,村子裡並沒有女性的工作機會,儘管母親對父親養家失職傷心失望,但也只能無奈仰賴Vutha代替父親工作維持家計。

Vutha從小經常餓著肚子上學。他只有一件制服,每天晚上的SOP是洗制服,為了讓衣服快點乾燥,他每天熨燙制服。傳統燒炭式熨斗的火侯,年幼的孩子難以控制,添上幾處掩蓋燒焦破洞的補丁,自是制服少不了的妝點。

由於沒錢買書包,Vutha把書本紙筆像嬰兒一樣抱在懷中,走著每天4趟共1小時的求學路。14歲即將上高中之前,Vutha問自己一個問題:我將來怎麼養活自己?他看著鏡中瘦弱的身影,這體魄不是作工的底,我還擅長什麼?當時他看村里經常有白皮膚的人騎腳踏車享受田園風光,為了理解他們的世界,他將英文作為傾力學習的目標。

然而,公立學校一週兩小時的英文課遠遠不夠,家裡經濟能力許可的同學,都會額外補習。有人除了補學科(數學、物理、化學等),還報名體育活動。當時Vutha的英文老師受他的好學感動,願意以每小時300柬幣(折合新台幣2.25元)的佛心價幫他補英文,即使如此Vutha的父母還是無力負擔。Vutha乞求老師讓他賒欠學費,就這樣補習了一年。

2001年17歲高中畢業,Vutha身為長子,覺得不能再給家裡添負擔,是時候離家自立了。於是他搬到磅同省(Kampong Thom Province)親戚家,在親戚的湯麵店當服務生,工作一年之後,2002年受親戚委託照管另一個村子的空房子,就這樣開始2年的管家生涯。

18歲的青年,不敢獨自待在空蕩蕩的大房子,於是Vutha把所有家當搬到屋外的廚房小屋,爐灶與鍋碗瓢盆的旁邊,就是他的睡鋪與蚊帳。當然,他最鍾愛的英文書,也跟著他一起搬進去。

整理家務之餘的所有時間,Vutha都花在英文上面。親戚給他微薄薪水作為報酬,雖然有了這筆錢Vutha還是常常餓肚子,但他盡可能省下一些錢,去店裡買米的同時,也買份《金邊日報》(The Phnom Penh Post,柬埔寨第一份英文報紙)。一疊疊買來的報紙,他都仔細收藏、重複閱讀。無人的房子,正好適合大聲朗讀、練習發音捲舌。回聲大到隔壁鄰居每天被這個男孩英文洗腦,感覺很厲害,於是請Vutha當孩子的英文家教(每月美金$2.5元),從一兩位學生教到四五位。

這些學生年紀跟Vutha差不多,熟了變成朋友,每次上課每人帶點食物,擠進Vutha的廚房小屋裡面,邊吃邊學英文。這筆額外收入對Vutha而言恍若天降恩典,一方面終於讓他脫離飢餓的日子,也逐漸建立教英文的自信。

語言是通往世界與自由的路

2004年Vutha為了讀大學搬到金邊,住進橡膠種植場提供的宿舍。然而生活開銷還是要自己張羅,於是Vutha騎著腳踏車在金邊挨家挨戶拜訪學校,尋求英文教職。他一登門直接拜訪負責人,並且全程講英文,讓潛在雇主可以評估他的英語能力。

初進城的小伙子經常迷失在金邊的巷弄中,當時沒有智慧手機GPS地圖,Vutha只好屢屢打電話向室友求援。無數閉門羹吃到飽之後,Vutha終於獲得一家當地私立學校僱用,教授課後英文加強班(每月美金$20元)。

2005年的一天,Vutha在街上偶遇外國人問路,他流利的英文讓對方印象深刻,當場請他擔任高棉語家教。Vutha向對方表明,自己雖然是母語人士,但對高棉語的語法及教學完全沒有經驗,不知道怎麼教。對方回答沒關係,他只需要回答他們的問題就可以。就這樣,Vutha從英文老師變成了高棉語老師(每小時美金$3元)。

基於自己的語言學習經驗、對學生學習障礙的敏銳體察,加上幽默風趣的人格特質,Vutha總能激發學生的學習動力。此外,他英文流利,與外國人溝通順暢;時間彈性與機動性高,可到府教學,因此家教客戶大多是外派的專業工作者。

透過口碑客戶介紹客戶,Vutha的家教學生從沒間斷過,也因此累積了外派人脈網絡。2008年,這個網絡為他帶來了第一份穩定的正職,擔任NGO翻譯、專案管理、研究員工作,從此展開他在國際組織的專業職涯。

在獨守小木屋的時期,Vutha為了練習英文,每天閱讀教會發送的《Golden Words》英柬對照譯本,那是少數他可以免費獲得的英文刊物之一。這些銘言錦句像烙印似的,銘刻在他的價值觀、自我期許,以及工作態度。

Vutha努力經營自己的家教網絡,他深知網絡的拓展來自於口碑,口碑來自於教學品質,還有更重要的:教師的品格。在這個基礎上建立的家教網絡,與其說是生計,不如說是朋友圈,早就超出了交換的對價範疇。他的第4位柬文家教學生,是在柬長住的澳洲與華裔聯姻夫婦,他們的父母親,因為欣賞Vutha的上進心,甚至資助他讀大學。

從英文學生變成英文老師,從英文老師變成柬文老師,從工人的兒子到國際組織翻譯,這條路上,語言是Vutha建構社會網絡、通向不同世界的道路。語言首先帶來異文化的互相理解與學習,然後在這層共同價值之上,拓展了人際網絡的可能性,包括生活支援與工作介紹。

這個價值觀也影響了學科專業與職涯選擇,Vutha說他喜歡從事助人工作,他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帶來更大的社會改變。

Vutha公共管理學士畢業後,受美國獎學金資助繼續就讀碩士,第一年學分修完,他就已經確認研究關懷,早早選定論文題目與指導教授。卻因為論文題目「柬埔寨的非法伐木、去森林化與迫遷」過於敏感,在研究資料與訪談收集完成,已經開始初稿撰寫的階段,聯合指導的教授怕受到牽連,突然拒絕指導,並要求Vutha簽署自願退學,因而沒有取得碩士學位。

後來Vutha因為在人權組織工作,研究原住民生活困境,教農民用智慧型手機GPS定位,並拍照、攝影、文字紀錄盜伐與迫遷的狀況,受到不少間接的人身安全威脅。在人權領域的工作者,儘管彼此多少有交集,但被陌生人問起,也不會承認互相認識,以免惹上麻煩。因此,Vutha坦承在某些議題,用外語書寫討論,會比柬語來得安全一些。在這個意義上,外語不僅是向外溝通、認識世界的管道;向內而言,更是幽微繞過言論審查,覓得言論自由縫隙的發聲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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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Vutha
Vutha任職的國際組織RCTS/SEAOAN(柬埔寨農村科技支援組織),教導農民使用ICT(資訊通信科技)成為公民記者,揭露發生在村裡的非法盜伐採礦、土地侵佔迫遷等,破壞環境與侵犯人權的行為。
「孩子的未來是我現在唯一能想的事」:教養腳本與工作調整

大學與研究所時期,Vutha原本住在橡膠公司的宿舍,後來因為家裡不再有人是員工,因而失去住處,必須另覓棲身之所。新的房東是一位慈祥的太太,很欣賞Vutha的人品,Vutha被她女兒的氣質深深吸引,因此常到房東家裡作客。在柬埔寨,未婚女性與男性往來,並不符合節儀,因此不久後,他們就在家長的祝福下結婚了,婚後Vutha與岳父岳母同住,互相照應。

剛結婚時, Vutha在國際NGO做全職工作,太太為了家計開雜貨店。原本以為開店是兼顧家庭、貼補家用的好方法,卻沒想到給Vutha帶來另一個負擔。由於太太需要顧店走不開,岳父岳母年紀大行動不方便,所以補貨的工作就落到Vutha身上,為此他常常很難兼顧全職工作,後來索性辭職轉做兼職。

然而,兼職收入不穩定無法持家,在朋友介紹下還是回到NGO全職工作10年。隨著兩個女兒陸續出生,Vutha的職涯又面臨新挑戰。小女兒2歲半開始上學,Vutha每天在8點上學、4點放學的時間刻度之間奔忙。雖然他的老闆信任他,給予很大的彈性與自由度,但長久下來實在無法配合朝九晚六的工作倫理,更遑論還得兼顧家裡雜貨店的補貨。

因此在2017年,Vutha向老闆提議上班時數減半,薪水縮減為原本3到4成,剩下的時間他接柬文家教補充失去的收入。這麼做犧牲了工作穩定性與經濟安全網,但也是為了換取更重要的東西:「孩子的未來是我現在唯一能想的事」

Vutha是家裡唯一具有行動能力,能夠接送孩子上下學、參加週末才藝活動的人。以前的正職工作經常需要出差到外省,一趟出去就是一兩個禮拜,由於沒人接送,這段時間孩子只能請假在家,中斷學業。因此Vutha轉任彈性工作,是為了有更多自由度陪伴孩子、並確保他們就學機會。

此外,兼職工作讓Vutha有更多時間精力投入家教工作,家教網絡不僅對他個人多所助益,更惠及下一代。他的家教學生都是外派人員,其中不乏大使、組織領導、各領域專家。他的大女兒5歲才上學,小女兒2歲半就上幼兒園。

當初Vutha決定提早讓小女兒上學,是與一位家教學生閒聊的結果,這位學生是NGO顧問,專長兒童發展與早期教育。他說兒童發展黃金期在2到6歲學齡前階段,這時期孩子吸收能力最強,6歲以後發展曲線慢慢減緩,因此學齡前創造孩子豐富的學習環境與刺激,對未來有關鍵影響。

他可以明顯看出兩個女兒學習能力的差別,小女兒現在才3歲半,已經能夠以英文溝通了。也因此,他們原本打算把錢存起來,留給孩子們讀大學,轉而決定把這筆錢投入現階段的教育,認為這樣效益更大。Vutha對教育的重視,以及教養腳本的建構,除了自己的向上流動經驗之外,也參照了各國外派的專業資訊,向他們的生活方式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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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Vutha
Vutha一家人,盛裝出席友人婚禮時的合影。
境內移民的代價:交通成本與健康風險

Vutha每月過半家庭收入都花在兩個女兒的教育上,每季交完學費以後,兩袖清風、空空如也、如入仙境。為了集中火力投資教育,他們攢下每一份可以節省的水電費用,四季如夏的國度,家裡沒有冷氣、冰箱、洗衣機,太太每天上市場買菜,並只煮當天的份量,一家子衣服全靠太太一件件手洗。但是,其中一項龐大開銷,是為了上學無法省下的投資:交通成本。

Vutha是家裡唯一有通勤能力的人,因此孩子上下學的交通,就成為他追求國際教育,在市中心與城郊之間每天「境內移民」的最大關卡。

一開始他騎機車接送兩個孩子,2歲半的小女兒待在前面的育兒揹巾,6歲的大女兒坐後座用繩子跟爸爸綁著,金邊交通壅塞,每趟通勤耗去一個小時是家常便飯。然而2歲幼兒,那禁得起每天2小時空氣污染、雨水浸濡、烈日曝曬的折騰?因此剛上學那段期間,孩子們常常生病。孩子生病對父母的心理生理折磨有多大,不消多說,有孩子的都能秒懂,更遑論金邊基礎醫療稀缺,每每考驗著父母,願意花多少代價、揹多少債來救?思考生命值多少錢的哲學課題。

對Vutha來說,為了讓孩子安全、健康、準時抵達學校,自行開車是最理想的交通方式。然而,每月車子汽油100美元,市區停車30美元,佔去家庭月收入10~20%。咋舌的汽油費用,是因為那輛六汽缸四輪驅動車,太會喝汽油。

Vutha選擇此車款是為了工作,他常常需要帶記者與NGO工作者,到偏鄉山區研究、採訪、服務,這種車才能爬過坑洞泥濘。而金邊市區排水系統,年紀跟結束殖民的歷史一樣悠久,每逢下雨馬路變黃河,底盤夠高才能渡過滾滾波濤。

買不起新車,二手車油耗效率當然不好,更別提半路拋錨,修理費帳單不時給人驚喜。Vutha為了節省這筆開銷,每天開車送完孩子後,也順便把車子托育在學校對面店家,自己則跨上腳踏車,掛上一條乾不了的毛巾,在市區辦公室與不同家教客戶之間穿梭。

2019年9月,金邊市公車受日本資助,發布公車即時資訊系統,現在手機App能即時定位,以前落葉逡巡的候車亭,開始排起了人龍。公車不論里程一律1500柬幣(約新台幣11元),學生兒童長輩身障免費,又有冷氣可吹,是市區交通的經濟選項。

對Vutha而言,雖然搭乘公車可免去機車通勤的風險,但尖峰時間公車走走停停、猛衝急煞,年幼乘客暈車嘔吐,視搭公車為畏途。從冷氣車出來,隨即烈日跋涉、汗水淋漓,忽冷忽熱孩子容易生病。而更長的通勤時間,也意味著必須早起,犧牲孩子睡眠時間。

機車、汽車、公車三種不同通勤生態,不僅是移動方式的差異,更是不同社經階級的健康風險落差,這個落差更延伸為教育的門檻。Vutha的太太跟他有過爭執:犧牲孩子健康,為教育每天跋涉究竟值不值得?

雖然最後太太尊重Vutha的決定,但接送的責任與苦惱,他得一個人默默扛下。在孩子健康與經濟能力之間拉扯,Vutha發展出創意無限的雞尾酒通勤法:每週5天上課時間,2天機車、2天公車、1天開車;如果那個月家裡收入比較好,就可以增加開車天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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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Vutha
一部機車多載,是當地人上學最常用的交通方式。
國際教育的益品:世界公民

2019年10月,Vutha將大女兒從家附近的國際學校,轉學到跟妹妹同一所,位於市中心的國際學校。轉學對孩子與父母都是重新適應的挑戰,這麼做一方面是兩個女兒一起接送比較方便;另一方面是因為8歲大女兒在原本的學校,英文能力不見起色,還不如3歲的妹妹半年的進步明顯。

他說金邊很多國際學校,空有國際的名字,卻不一定有國際的裡子。為了追尋真正的國際教育,轉學與交通是他願意付出的風險與成本。

幸運的是,新學校的友善環境,讓孩子很快渡過適應期,讓家長放下心中大石頭。不僅如此,假日還與同班外籍好友,相約到彼此家玩。Vutha說,對柬埔寨人而言,有外籍友人光臨家裡,是很大的殊榮。

除了正規教育,Vutha還願意利用週末投資孩子才藝。對他來說,才藝是拓展孩子生活方式的途徑之一,讓害羞的孩子放得開、體驗不同文化,也是讓英文落實日常生活的趣味化學習方式。

全球化的軌跡,濃縮在金邊的國際學校,仿若小小聯合國,各種膚色與語言繽紛,每天上演文化衝突與同理理解的戲碼。看著不同顏色的小手互相牽著、相視而笑、分享餅乾,Vutha說如果大人能像孩子一樣,就世界和平了。對柬埔寨家庭來說,這是他們為了培育下一代成為世界公民,流動的距離。

註釋:

  1. 曾在90年代末期於柬埔寨從事國際援助的日本友人觀察,現在80歲的世代,受過良好法國教育。當他於1997~2000年間,騎著摩拖車穿越崎嶇泥濘,風塵僕僕到達外國人罕至的偏鄉,田邊60歲的婆婆居然跟他說法文!!這真是太令人驚訝、時空錯置了!但是之後的世代,因為紅高棉成為教育失落的一代,然而這群人正是戰後重建國家制度、養育嬰兒潮世代的主要推手。
  2. 依據2001年《土地法》重建的土地登記制度,在國有地上居住超過5年的居民,可取得土地所有權,但V的母親從未獲得這紙證書。V的父親過世之後,由於家中不再有人受雇於橡膠種植公司,因此居住地被收回。公司給了母親600美金的移居補助,並配給一塊位於荒野10m*20m的土地。但由於實在太偏遠,因此V一家從未在那邊落腳。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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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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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進國際學校?台灣與柬埔寨中產家庭的「逆升上流」夢:

談到東南亞的國際學校,許多台灣人想到的多是新加坡或馬來西亞的國際學校,但對於柬埔寨的國際學校認知甚少,因此透過旅柬埔寨台僑張昭雅的書寫,可了解到柬埔寨的國際學校何以蓬勃發展。張昭雅以其社會學視角的書寫,闡述了她、柬埔寨友人的家庭的抉擇,為何決定把孩子送入金邊的國際學校就讀,以及金邊的國際學校的發展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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