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歷史上的「扮裝」，想必很多人都想到中國文學中「代父從軍」的花木蘭，女扮男裝加入軍隊。除了花木蘭這樣「女扮男裝」的文學故事之外，綜觀中西方歷史，其實有不少是「男扮女裝」的例子，這些扮裝者身上，又有什麼樣特別的故事呢？

巾幗如何定婦人：中國歷史如何看待「男扮女裝」？

從中國文獻的記載來看，對於「女扮男裝」的行為多半是「巾幗不讓鬚眉」的正面評價；不過，「男扮女裝」卻幾乎是一面倒的負評。

《荀子・非相篇》當中有一段對當時社會現象的紀錄：「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儇子，莫不美麗姚冶，奇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這段敘述提到某些男性群體，喜歡穿婦女的服裝飾品，行為舉止也跟女性一樣，與今日我們所見的「扮裝」有異曲同工之妙。如同Cosplay的群體中，有不少扮成女性角色的扮裝者，其實是男兒身。

另外，宋末元初文人周密的筆記當中，也有類似的敘述。據周密所寫《癸辛雜識・後集》的「禁男娼」條目所載：「聞東都盛時，無賴男子亦用此以圖衣食……皆傅脂粉，盛裝飾，善針指，呼謂亦如婦人，以之求食。……凡官府有不男之訟，則呼使驗之。敗壞風俗，莫甚於此……」即使是較為近世的宋元之際，對男性著女裝的認知還是敗壞風俗這類的負面觀感。

除了社會價值觀之外，中國歷史上確實存在「男扮女裝」的真實案例，共有孌童、異裝、騙姦、逃亡、唱戲、宗教等六類。

孌童：董賢與漢哀帝的「斷袖之歡」

西漢晚期，國力大不如前，但皇帝的後宮生活一樣很精采。西漢第13位皇帝漢哀帝，是中國歷史上著名的「好男色」帝王，其中最為人所知的男寵，就是官拜大司馬的董賢。

根據《漢書・佞幸傳》卷九十三所載，董賢「為人美麗自喜」、容貌姣好，是當時的美男子，某次在宮中被漢哀帝看見後，就成為漢哀帝狎玩的「孌童」，並「常與上臥起」同床共枕。某次兩人同床，董賢的身軀壓住了哀帝的衣袖，哀帝起床時怕驚醒了熟睡的董賢，便割斷自己的袍袖，這便是比喻男同性戀親密關係的「斷袖」一詞由來。

不僅如此，董賢身為男寵、面貌姣好，也曾有「男扮女裝」的記錄。東晉文人王嘉所寫《拾遺記・前漢》，對董賢有一段敘述：「董賢以霧綃單衣，飄若蟬翼。帝入宴息之房，命筵卿易輕衣小袖，示用奢帶修裙，故使婉轉便易也。」這裡對董賢服裝的描述，很明顯是當時的女裝，像蟬翼飄飄若飛。

雖然《拾遺記》內多為怪誕奇聞，但從正史的《漢書》記載來看，對於此一時期的漢朝帝王點評是「非獨女德，蓋亦有男色焉」，並認為「漢世衰於元、成，壞於哀、平」，由此可見董賢著女裝之舉，不但合乎他的形象，也與當時人認為日漸衰敗的國家風氣相吻合。

異裝：美男子何晏，著女裝成「亡家之徒」

到了三國時期，另一位著名的美男子也有扮裝記錄，即是魏國吏部尚書何晏。何晏是東漢末年權傾一時的大將軍何進之孫，後來成為曹操的養子。何晏的容貌姣好、皮膚白皙，《世說新語・容止》當中說「美姿儀，面至白」，並引用今大多已散佚的《魏略》強調，何晏無時無刻都「粉帛不去手」，顯示平時就很注重儀表裝扮，便是「傅粉何郎」成語的典故。

然而何晏這樣的美男子，時常擦脂抹粉，以當時的社會風氣來說是相當不得體的事情，更何況是「男扮女裝」。南朝《宋書・五行》卷三十有記錄何晏好穿婦人之服，讓同為魏晉之際的文學家傅玄直言「此服妖也。」

不僅如此，《宋書》還把所有扮裝行為都痛斥一遍：「末喜冠男子之冠，桀亡天下；何晏服婦人之服，亦亡其家。其咎均也。」何晏在魏國末年捲入司馬家族發動的高平陵之變，全家慘遭滅族，《宋書》把何晏的悲劇拿來跟導致夏朝滅亡的妹喜（即末喜）相提並論，認為國破家亡都是亂穿衣服所致。

之所以會有這麼激烈的批評，主要是因中國自古以來對服飾的觀念，尤其是漢代的認知，如果衣裳之制被破壞，形同禮法王制失效，「服妖既作，身隨之亡。」

騙姦：纏足習女工，桑翀扮裝奸淫女子

此外，民間亦有不少「男扮女裝」的記錄，但多為駭人聽聞的社會事件。根據明代官員謝肇淛的筆記《五雜俎・人部》卷八所記，這是一起男人詐扮為女的案件，山西太原有一位男性名叫桑翀，自少纏足、習女工、扮成寡婦，只要有看上眼的女孩，他便會「以教女工為名，密處誘戲與之奸淫」，遊走各地行騙數十年，總計有上百位女性受害。後來被人識破後移送官府，招供是向山西的師傅谷才學來的，而且同門師兄弟有十多人。

這起前所未聞的事件，也被明代文學家馮夢龍改編進他的白話小說《醒世恆言》，該書第十卷的題目就叫做〈劉小官雌雄兄弟〉，故事便是這起桑翀事件的改編版；而馮夢龍還在此卷的開頭下了非常到位的詩評：「衣冠未必皆男子，巾幗如何定婦人？歷數古今多怪事，高山為谷海生塵。」由於《醒世恆言》多取材於現實生活以及民間傳說，這起「男扮女裝」行奸淫之舉的怪事能被收錄其中，可見在當時社會相當知名。

逃亡：羅卜藏丹津敗於岳鍾琪，換上女裝狼狽出逃

除了宮廷與社會案件，歷史上的戰爭也有「男扮女裝」的事蹟。清朝康熙皇帝在位晚期，西北地區紛擾不止，尤其是青海的蒙古部落蠢蠢欲動，到了雍正元（1723）年，青海蒙古在首領羅卜藏丹津的號召下叛清，連同當地的喇嘛二十萬人一起騷動，一時之間西北大震。

雍正皇帝派遣大將軍年羹堯、四川提督岳鍾琪出兵青海，岳鍾琪獻出奇襲戰術直攻羅卜藏丹津軍營，這段史實在魏源《聖武記・雍正兩征厄魯特記》有很精彩的敘述：「黎明抵其帳，賊尚未起，馬皆無銜勒，倉皇大潰。羅卜藏丹津衣番婦衣，騎白駝遁。」羅卜藏丹津狼狽扮妝成藏族婦女，騎著駱駝逃跑，清軍取得青海戰役的勝利。

唱戲：男非男、女非女，梨園名旦梅蘭芳

上述的各項例子，幾乎都是對「男扮女裝」的負面論述，但在中國戲曲的京劇，卻可找到完全不一樣的評價，其中最負盛名的即是清末民初的一代名旦：梅蘭芳。梅蘭芳雖是男性演員，卻靠著出神入化的演技，成功飾演京劇中的女性角色「旦」，與程硯秋、尚小雲、荀慧生並稱為「四大名旦」。

清代黃旛綽等人所著戲曲理論《梨園原》，裡面有一段描述：「旦者，乃於寅刻之先，以男扮女，是男非男，似女非女，見時不能分……」中國戲劇之所以會由男性來扮演女性角色，可從兩個面向來談。

首先，根據香港嶺南大學陳家威的研究指出，中國戲曲的「象徵性」元素濃厚，舞台、道具、擺設等都是以「傳神」為主，例如：開門進屋僅以手勢在空中比劃，而非真的放一道門在舞台。究其原因，戲曲受到詩的影響極深，發展到明清時期就有很大的寫意成分；加上戲劇賦予脫離現實的空間，讓角色可以擺脫性別事實的框架，使男性扮演「旦」為觀眾所接受。

再者，便是中國自古以來的女性地位問題。過去的男尊女卑觀念，導致女性無權登台演出，戲曲中的女性角色自然就由男性擔綱。即便唐代風氣較開放，也開始有女性參與演出，不過京劇發展於風氣保守的清朝中葉以後，讓女性難以跨越不能上台的天花板。但男性演出的女角，會刻意在表演中加重女性化的動作，反而更有女性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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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茅山教、薩滿信仰中的女性元素

除了唱戲之外，中國歷史上的民間宗教，也有因女性而出現的「男扮女裝」之例。首先是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由於發展悠久而產生諸多派別，每個派別的祖師、教義都不盡相同，各有特色，其中上清派分支的「茅山宗」在元代即奉魏華存（魏夫人）為祖師。據廣西《桂平縣志》記載，該縣道教有兩個系統，其一即是茅山宗：「即符籙之屬，務以役鬼驅邪為事，其始傳者，屬婦人，故傳其教者，行法時，必扮女裝。」因此當地茅山宗的施法者會穿著女裝，是受到女性祖師的影響。

另一個則是來自北方民族的薩滿信仰。「薩滿」是通古斯族對跳神巫人的稱呼，南宋徐孟莘所編的《三朝北盟會編》卷三所稱「珊蠻者，女真語巫嫗也。」巫嫗即是女巫，珊蠻則是薩滿的音譯，代表這個身分是由女性擔任。台灣清史學者莊吉發教授的著作《薩滿信仰的歷史考察》中也說明，各北方民族對薩滿信仰起源的敘述，都顯示女性地位崇高，在初民社會的觀念中，女性比男性有神力。

隨著社會發展，父系社會逐漸取代母系氏族，讓薩滿多由女性擔任的局面改變，但即便如此，男性薩滿依然要穿上女性薩滿裝扮、戴假髮進行跳神儀式。可見女性主導的宗教觀念依然很深，男性想參與就得女性化。

西方的扮裝：從古希臘到路易十四的「男扮女裝」

談到西洋歷史上的扮裝，就要先從古希臘時期最著名的文化藝術成就「悲劇」說起。古希臘戲劇的成員有分成演員與歌隊兩部分，都是由男性擔任，如同雅典城邦的公民權僅限男性，古希臘不允許女性上台演戲，就算是女性角色亦是由男演員擔綱。

扣掉歌隊成員，每場戲劇的演員不會超過三人，代表演員需要一人分飾多角，加上舞台與觀眾席距離遙遠，服裝、面具等就必須要極盡誇張凸顯角色特性，男演員著女裝也就不足為奇了。即便到後來的羅馬，對女性的看法也與古希臘大同小異，使得羅馬女性也無法登上舞台。

不過從壁畫或出土文物顯示，古希臘時期的男女衣著，基本上都是未經仔細剪裁的寬布圍繞身體，僅有圍繞方式的不同而已，再加上別針、腰束或是其他配件的點綴，整體來說男女衣服差別並不大。

直到中古世紀，北方的日耳曼民族改寫歐洲男性衣著的歷史，這些穿著長褲的日耳曼人征服地中海，改寫羅馬男性長袍、長裙底下不穿褲子的習慣，從而讓男女的服裝出現較鮮明的差異。

隨著中世紀的結束，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最大特徵就是「從神回到人」的人文主義思想，在服裝上讓性別特徵更加凸顯出來，男性的陽剛氣息更重，如同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那幅著名的素描《維特魯威人》（Uomo vitruviano），展現男人的身體比例。但這樣的價值觀，到十七世紀就被法國國王路易十四（Louis XIV）打破。

路易十四呈現在世人眼中的形象，就是那幅站姿的畫像，蓬鬆的大捲假髮、白色絲襪、高跟鞋都是女性服飾的裝扮，一改文藝復興時期的陽剛形象，由巴洛克風格的「美男子」取而代之。

王的弟弟：從小被要求穿女裝的奧爾良公爵

與此同時，路易十四身旁也有一位從小就開始「男扮女裝」的人，就是他的弟弟：奧爾良公爵腓力一世（Philippe I, Duke of Orléans）。腓力一世與路易十四的母親安妮皇后（Anne of Austria），從小就稱呼腓力一世「我的小女孩」，還替他穿上女裝、鼓勵他打扮得像女孩子，而這也成為腓力一世長大後行為舉止充滿女性特徵的原因之一。

安妮皇后之所以要用養育女兒的方式教導腓力一世，主要還是想避免手足相殘的兄弟王位之爭，因此腓力一世不加掩飾的同性戀傾向，並沒有讓他受到厭惡，反而被認為是減少路易十四王位的潛在威脅。

根據當時的法國外交官、聖西蒙公爵路易・德・魯弗魯瓦（Louis de Rouvroy, Duke of Saint-Simon）的回憶錄，記載了腓力一世穿著女裝的現象：「殿下身材矮小，肚子圓鼓鼓的，而且他的高跟鞋好似高蹺一般；他永遠穿著女裝，身上戴滿了戒指、手鐲等珠寶首飾；他額前垂下的假髮撲上了黑粉，上面扎滿了各色絲帶，並噴了各種香水。」腓力一世的第二任妻子伊莉莎白・夏洛特（Elisabeth Charlotte）也曾說：「我丈夫跳舞跳得很好，但卻是以女性的身分，也因為他穿高跟鞋，所以不能跳男人的舞步。」

雖然腓力一世的愛穿女裝、有同性戀傾向，但他仍然善盡了身為皇室成員的責任，不但娶妻生子，還帶兵打仗立下戰功，表現相當亮眼。

中西比較大不同，扮裝歧見待化解

西方的衣著歷史其實跟中國相近，最早並沒有很明顯的男女分野，皆是長袍、長裙的樣式，差別在於中國多了禮法的約束，強化了男女服裝在意義上的不同，並認為「男扮女裝」是僭越了禮教，甚至會招致家國不幸。

不過，對比中西雙方的扮裝歷史脈絡，可發現西方對此開放許多，除了戲曲與宗教因素之外，中國留存的紀錄都對扮裝有極為負面的評價。時至今日，東方社會對扮裝仍有不少歧見，當回顧歷史，發現各個時期對扮裝有各種古怪的看法時，又會希望後世如何看待二十一世紀的我們詮釋「扮裝」呢？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