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十年再見楊德昌:he left, but his spirit stays with us

專訪小野——楊德昌的雄心與寂寞

2017/05/04 , 採訪
TNL香港編輯
photo credit: 陳娉婷
TNL香港編輯
TNL香港編輯,發佈香港、兩岸及國際新聞。

文:Ho Chit Ying

「楊德昌常常說要打造世界第一的台灣電影。拍完一套作品,他都會喜孜孜的認為,這電影肯定大賣,結果卻未如人意,沒有人去看他的電影。他的雄心壯志,現實卻冷水澆背。他有很多想法不太被了解,在信心滿滿卻在現實受挫敗的矛盾下,他的情緒很強烈,那腔憤怒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頭了。」——小野

1982年,戒嚴解封前夕,台灣電影走向只有兩條路選擇,要不去拍愛國電影,要不拍商業電影。香港此時電影發展大紅大紫,台灣更見其頹靡之態,藝術、戲劇都有反抗勢力,唯獨電影卻是一池死水。這時候,一批新年輕人闖了進來,突然拍了一些很不一樣的電影。當時的小野(本名李遠),在中央電影公司企劃部當組長,認識了楊德昌,沒想到以後一起合作的片子《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與《恐怖分子》變成時代的註腳。

IMG_2079
photo credit: 陳娉婷
小野出席香港國際電影節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映後座談會,會上他細說與楊德昌一起合作編劇的點滴,還與觀眾分享一張他和楊德昌憑《恐怖分子》贏得1987年亞太影展最佳編劇的合照。
文學有鄉土文學,戲劇有蘭陵劇坊,電影卻找不到代表性的作品

「幸好當時中影有明驥,是他提議找一些年輕人進入公司,給他一些新的idea,讓電影有比較清新的題材。有新電影浪潮,完全是偶然發生的事。」小野道。

70年代尾巴的台灣社會動盪,國民政府的高壓統治,催生反對勢力,結果79年的美麗島事件把這部分的人抓去吃牢飯。當時社會氣氛很緊張,文化、教育、社會意識等方面都開始轉變,電影也是順勢而變。小野,加上吳念真(是《一一》的主角NJ,也是楊德昌的工作夥伴)幾個不到三十歲的人,變成新浪潮電影的旗手,拍一些小成本製作的電影,像是今天香港的《十年》。第一套標誌著新電影分野的《光陰的故事》,找來了楊德昌當四段故事之一的導演,加上陶德辰、柯一正、張毅等人,七位導演成為新電影浪潮延伸的核心。

那時候的新電影,挾帶批判社會之勢,影像風格與過往大相迴異。小野、楊德昌等人都是戰後嬰兒潮的第一代,看膩了宣揚愛國情懷的國家電影,又認為商業電影下的愛情、動作片與社會不著邊際。他們著手開拓了新電影里程碑:電影要有社會性,把台灣人斷裂掉的歷史連結起來。

楊德昌整個是西方的腦袋,每一套電影都是在懷疑現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新與舊的交替與撞擊,電影創作的風格大相逕庭。當時一群年輕伙子說要拍電影,在中影當然被老師傅看輕。中影一套建制化的等級制度,職位攀升慢,有技術的人很有架子。新導演在裏面不滿老手的態度,弄得片場雞飛狗走,後來小野作為中間人,好不容易擺平。他在《再見楊德昌》憶述,拍攝過程中,完全可以看見這四個人的個性:柯一正的個性最自我節制而壓抑;陶德辰滿簡單就拍掉了;張毅也知道他有多少錢,只能做多少事;楊德昌則是最堅持己見的人,開拍第一天就跟攝影師吵架。

「數新電影的風格與語言,楊德昌是最明顯的一位。他對傳統電影語言很不滿意,說台灣以往都是很呆板的拍攝鏡頭,譬如說兩個人的對話,它可能就直接剪了一個你跟我的特寫,再用一個中距離鏡頭就完,這樣忽略掉空間的意義。」小野說。

當時楊用很多空鏡,《恐怖分子》一起首便是空鏡混雜著交錯的槍聲,一下子就進入緊湊的槍戰情節;《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少年太保Honey與二一七太保幫幫主山東在寬大幽暗的馬路,從談判到Honey被推出馬路而撞死,用的是一鏡到底,似冷靜地看著一件事,但情節卻很有張力而緊湊。(Honey的死,直接引致本省人與外省人的黑幫鬥爭)。

「楊德昌大學畢業後到海外念研究所,在美國讀電機工程,可是他的思想是非常西方的,思考方式是用英語思考,回來的時候整個都是西方腦袋,西方腦袋有甚麼差別,就是他反而看到有些中國文化有問題,他非常不喜歡,覺得很僵化,質疑曾經被讚揚的四維八德,有一套電影《獨立時代》(英文:A Confucian Confusion),英文直譯是孔夫子的疑惑,裏面談到(中國)文化上的問題。對東西文化的思考是眾多導演之中,他唯一提出的。」

《恐怖分子》、《獨立時代》寫的都是台北都市的景觀與生活。戒嚴結束後,現代與後現代的東西與思想一股腦湧入台灣。都市人生活的無所適從,價值孰對孰錯,搖擺動搖,每天生活在焦慮、浮動的情緒當中。現代都市人與人關係的脆弱,吹彈可破。《恐怖分子》裏頭,丈夫以為一個女孩的惡作劇毀了他的婚姻,一個失常行為卻揭露在都市下人們朝不保夕、毫無安全感的不穩定性。

這本來就跟楊德昌的個性有關。小野續道,他本來就很懷疑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每套電影都用很迂迴曲折的方式,或是很荒誕的情節安排,瞬間就把當中的不穩定很尖銳地呈現在大銀幕前。

從愛情糾紛變歷史糾紛的牯嶺街男女

楊德昌提出要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時,形容是一部滿簡單的未成年情殺故事,很快就可以拍完,可是卻在青春愛情的主幹下,繁衍出一部具歷史、社會紋理的巨篇,包含白色恐怖時代下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糾紛、家庭與教育的失效。一個青年殺人,所有人都是兇手。那個年代,不論本地人與外省人,都各自面對於社會生存的焦慮。外省人沒有背景,沒有家族勢力,要在台灣社會生存,必須逆流而上,靠讀書改變階級。像是裏頭小四聯考失敗,進了夜間部學校,父親想盡辦法讓他轉回日間部,可是有些小伙子讀書不在行,面對未來,不安焦灼,生活在新環境與社會的陌生感下,他們靠找一些關係,與同為外省人的朋友夥伴互相依靠支持。那時候的黑幫,嚴格來說只是青年們集結而成的小幫派,是為了不被欺負而必須令自己看起來強悍的手段。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Photo Credit: BITTERSENDinc A Brighter Summer Day Trailer

小野與楊德昌都是外省人第二代,楊就跑去讓小野去寫《牯》的劇本,要他寫對白。楊德昌習慣設計人物角色,慢慢才有劇情,也因此,從幾個演員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劇本,發展成五十多個角色的電影,像一鍋湯,熬了4個小時才完成。《牯》最關鍵的殺人情節,僅僅一分半鐘,卻用了三個多小時鋪墊。他把全部角色都補足了,使得每一個人都是有完整的生命故事,不管是Honey、小貓、山東,都是有稜角的人。

螢幕快照_2017-05-02_上午10_43_07
Photo Credit: BITTERSENDinc A Brighter Summer Day Trailer

「楊德昌有理工的背景,因此他的編劇是很系統性的建構與鋪排,就像是蓋房子,每一角色都有其功能去完整一棟房子的結構。」小野笑著說。

最初楊哄誘小野說《牯》只要五個月就拍成,結果一拍就是五年,小野中途退出,由詹宏志、余為彥等人接力。

「故事一直變,人物一直增加,我那時候累了,就不跟他耗下去啦,結果他很生氣。」事過境遷,說來淡然,但《牯》卻是小野與楊德昌分道揚鑣的關鍵,且告別了電影圈。當年《牯》上映時,小野在戲院哭了好幾次,因為他終於看到一部在台灣電影史上最重要的電影之一,而且他知道幕後的崎嶇。

分不清真實與虛幻 多於一場婚姻的《恐怖分子》

楊德昌固執、脾氣大,眾所周知,不斷跟合作的人鬧翻,卻又不斷纏著人要跟他一起追求完美。

「他沒有安全感,他需要一個人陪伴,能跟他一塊討論劇本。」

楊德昌會拍一些與自身生命經驗有關的故事,要麼就從身邊的人找靈感。《恐怖分子》始於一個汽車推銷員的婚姻故事。他後來跟原先的拍擋不合,就抓著小野說,「你也是作家,我們來做緊密一點的合作,你來當《恐怖分子》的編劇,來片場幫我。」

找到小野後,他就想用小野的背景。男主角從汽車推銷員一下子變成在醫學院做事的研究員,有了人物角色的設計後,才有劇情——不願改變的丈夫,與尋求改變的妻子,故事立刻就很明顯了,講婚姻的問題。一道電話,一個女孩的惡作劇,戳破了這段婚姻的真實與穩定。妻子起疑心,逕自去查,同時也準備離開丈夫。丈夫到頭來也不了解妻子為何離開她。看到她寫的小說《婚姻實錄》,以為就是那個女孩的惡作劇所致,氣得妻子叱責,「小說歸小說,你連真的假的都不分了嗎?」,電影想說的,是現代關係的單薄與脆弱。

螢幕快照_2017-05-02_上午10_25_07
Photo Credit: TWCMPC Terrorizers

跟楊德昌一同編劇很累,電影主題雖然一早定調要講夫妻關係的不穩定性,過程卻像是田野考察,一直在創作,又推翻故事,第二天立刻拋出一個新的念頭,前天談的通通不算。最後電影推展至人人都是恐怖份子,講的人在壓力下走向自我毀滅的過程。

楊在《恐》不單是對人性的懷疑,也是在質疑真實。電影中的現實與小說劇情交疊,也因此《恐怖分子》以開放性解讀作結尾。小野指,你可以解讀為李立中(丈夫)殺了很多人只是一個小說情節,或者是他選擇了吞槍自殺的現實,抑或終究所有劇情都只是一場夢。《恐怖分子》不單單是一個婚姻故事,楊德昌想談的是真假問題。

這點不可不提對楊德昌影響極大的德國電影大師荷索(Werner Herzog)。荷索在日記中寫道「除非這是在電影裡,否則我不會把這一切當真。」 (荷索,1974年11月23日)。他認為,電影中的真實是更深層、一種賦詩意的真實,之所以能夠捕捉真實,在於能塑造人性的形象,反問「我們是誰」。

小野憶述第一次看荷索的電影時,「有點被嚇到」,因為他的電影探索人類心靈中沒被探索的東西,諸如內心的黑暗、恐懼。透過了解荷索,也了解到荷索對楊德昌的影響。就是這份對真實的思考與執著,讓他如此強調燈光、聲音。他要營造一個足以把現實與虛幻界線模糊掉的光影世界。

螢幕快照_2017-05-02_上午10_24_39
Photo Credit: TWCMPCTerrorizers

「所以我們不斷吵架,因為我不明白他呀。不明白為何他拘泥小節,為何沖印出來的底片顏色不是黑色就嚷著壞掉了要重拍?我當時不明白,他對他自己的要求太清楚,基本上如果你不知道他想要甚麼,你就跟他很容易有衝突。他不會因為自己年輕而妥協。」小野說。

再見楊德昌 小野:我不知道我算不算是他朋友

楊德昌的創作之路,前半段差不多都有小野的陪伴,從《光陰的故事》到《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他們都在吵架中前進。

「我們吵架的時候,講不清楚,所以用寫的,他跟我溝通也是用寫的。他寫厚厚的一疊給我看。他很愛寫。我用文字罵他,說你實在太可惡了,你害我一年都沒有工作,害我差點被開除。公司一直在逼問我:楊德昌到底要不要拍,到底要不要做電影。他不太知道我的壓力。」

當時楊跟他磨著三個劇本,拍《恐怖分子》,籌備到尾聲之際,楊德昌突然又說不做了,說要拍《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小野當時也快要離開中影,他跑去跟楊德昌說,我不跟你耗下去了,三個故事裏一直繞,太累了。楊德昌很生氣,這一回兒的翻臉,使他們將近十年沒來往。

IMG_2034
photo credit: 陳娉婷
小野說:「我有時覺得我跟楊德昌的友情,是在他離開後才開始的。」

記者問小野怎樣理解他跟楊德昌的交情。

「他自己有一個小黑板,寫滿了一路以來的創作心得。也有一本筆記本,誰跟他合作過,他都會默默在裏面有個盤算跟評價,我跟他吵了這麼多,最後還翻臉,他可能把我打了個叉,所以我跟他算不算好朋友?」

小野想了想,他們之間的友情,他覺得是從楊德昌逝世以後才開始的。也是因為他的離開,有人開始找他談楊德昌,這才讓他憶起他們年輕時有過的創作歲月。

「從2007年有人找上門來跟我聊楊德昌,我重新安靜下來看他所有的電影,又想一下當時跟他吵架的內容。他說底片沖壞了,要重拍,重拍會超支,我的壓力很大。我問他哪裏不對?他說顏色不對,我暗想這人怎麼這麼挑剔。 他人生中有一半的電影,都是我跟他一齊談出來的,可是我跟他一直在吵架,吵的內容不太一樣,我吵的是可不可以把它完成呀,可不可以不要超支呀,他在乎的是我一直催促逼迫,他會拍得不好呀。最後我們還翻臉了。後來在大銀幕看,他是有道理的,這些細節重拍的話,效果會比較好。他要的東西,別人不太懂,我這時後才知道,原來他講的,要的,是這個東西。」

結果不見面就真的十年沒見了。

2001年《一一》的慶功會,小野去跟他祝賀一下。甫見面,他看到楊德昌的臉孔,突然感嘆覺得,他們認識嗎?感覺到楊輕輕地跟他擁抱,向小野說,他沒有想到小野會來。

再之後的事,便是兩人陰陽相隔。收到楊德昌在加州病逝的消息,小野完全不知道怎樣回應。

「你要我想起二、三十歲的年輕的一段經歷,再回想我們之間的交往。」

他笑說,「其實我沒有很認識他,這個朋友。」

那到底楊德昌人生有沒有朋友這個類別?

「這個我也在想,到底我跟他有沒有友誼。有一次新聞登了他負面的東西,我在躊躇要不要打個電話安慰一下,卻又擔憂會不會對他造成騷擾。靜了三天還是決定不了,結果反而是他打來了,氣呼呼地問:

「小野,我們還算是朋友嗎?」

「是啊!怎麼了?」

「那你為甚麼不打電話來安慰我?」

「我不知道你的狀況,現在關心很尷尬啊,怕打擾你呢。」

他反過來罵我,「我發生這種事,你不打過我,你到底算不算我朋友?」

「哦這樣子喔…」

小野笑了笑,這大概就是他們交往的方式。

雄心壯志下的寂寞

記者問,為何楊德昌的電影都有殺人橋段?

小野想,他把他的憤怒都投射在電影裏頭了。

「我跟他的背景很像,覺得成長環境、社會都不太適合我們,一直想要改變。可是像《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的一句對白:這個世界是不會變的。你也改變不了這個世界。因此我們編劇的時候一直有這個主題。

楊德昌常常說要打造世界第一的台灣電影。

拍完一套作品,他都會喜孜孜的認為,這電影肯定大賣,結果卻未如人意,沒有人去看他的電影。他的雄心壯志,現實卻冷水澆背。他有很多想法不太被了解,在信心滿滿卻在現實受挫敗的矛盾下,他的情緒很強烈,那腔憤怒都反映在他的作品裏頭了。」

今天小野與一群年輕人再看楊德昌的電影,他們不太相信,二三十年前的導演能拍出這樣有水準的電影。

二三十年後,他的電影依然使人驚詫萬分。小野突然明白,楊德昌當時多寂寞。

再見楊德昌,他的電影依然叫人喝采。

核稿編輯:周雪君

專題下則文章:

專訪楊德昌靈魂伴侶彭鎧立:《一一》,我和楊導都在裏面

十年再見楊德昌:he left, but his spirit stays with us:

在楊德昌導演最後一部作品《一一》中,男主角談過一場戀愛後,突然聽懂了世間所有的音樂,縱然情人離開了他,音樂開啟了的藝術靈魂卻永恆留下,他感慨地說了句:she left, but her music stays with me. 欣賞楊德昌的經典電影,我們得到的觀影經驗也是相近的,他留下了八部半作品,主題恢宏而深刻,有描繪國族及青春焦慮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批判中國儒家傳統的《獨立時代》、有審視都市人疏離與不穩的《恐怖分子》,也有意境深沉而致遠的《一一》……導演已離開了我們,他的精神、夢想、靈魂卻依然在銀幕流傳下去。適逢楊導逝世十週年,記者走訪了與楊德昌緊密合作過的編劇、演員和伴侶,希望從他們的口述中,重遇楊德昌的創作情懷,以及看看楊導在他們心中留下怎樣的印記。

看完整特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