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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再見楊德昌:he left, but his spirit stays with us

《再見楊德昌》作者王昀燕:寫作是愛好,但不是一條易走的路

2017/05/22 , 採訪
陳娉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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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5年前,王昀燕為了寫《再見楊德昌》一書辭去工作,自此走上獨立報導的路,自由採訪她喜歡的電影題材;5年後,她再次修訂《再見楊德昌》,推出典藏增修版,卻宣告不想再以寫作維生了:「這是一個完美的句點。如果我可以為台灣電影做一點事情的話,就是留下這本書。」

29歲時,她出於一股天真的衝動,辭去公關工作,轉職做獨立記者,埋首寫人生第一本採訪文集《再見楊德昌》,走訪了16位與楊導緊密合作過的工作夥伴,花了半年時間,她爬梳出台灣新電影創作的辛酸史。

她說,這本書是送給楊導的冥誕禮物,也是為自己未來重新定義的一個起點:她想寫作,並選擇了一條媒體界最艱辛的路—獨立報導,務求能自由採訪、深入寫作自己喜歡的電影題材。

過了五年,她再次修訂《再見楊德昌》,正值出版業不景氣時期,她為了確保書籍的品質,選擇了獨立出版,本來一個單純的寫作人要兼顧群眾募資和出版直銷,拍宣傳片、上網籌款、出版印務、市場行銷都一腳踢,她辛勤地四處張羅,籌得了可觀的數字,市場迴響也不俗,卻發現自己不再想靠寫作維生了。

「這是一個完美的句點。如果我可以為台灣電影做一點事情的話,就是留下這本書。我去年出版這本書,有一點像是要把該做的事情做完,它是終極的版本了,不會再有新的東西,我也不會再寫電影的東西,不想再靠寫作維生。」問她對寫作的熱情何以被撲息,她只淡然且務實地說:「寫作太辛苦了,辛苦的生活過了好久,覺得很累,又沒有錢。」

王昀燕說,《再見楊德昌》是她曾不顧一切留下的作品,盛載著她對電影的熱情,也是她獨立報導的起點,但五年來版稅及稿費的微薄令她洩氣:寫作是愛好,但維不了生。經歷了出版市場的風浪,她有了更務實的考量,決定尋覓其他工作的可能,而剛好走到句點時,她以寫作兩篇有關楊德昌三萬字的專訪作結,算是她與這位素未謀面的導演之間的微妙緣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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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本楊德昌專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對楊德昌的影迷來說,王昀燕的專書是認識楊導創作歷程的重要指南,許多人以為她是忠實的鐵粉,才會願意辭掉工作,無業半年去挖掘史料,可是她卻說,這一切是出於「理性的考量」,出書那年時值台灣新電影30週年、楊導逝世5週年,她感受到一股催迫,要填補電影文獻的空缺。

「在楊導逝世那一年,金馬頒發了終身成就獎給他,很倉卒的弄了一本紀念集,把黃建業老師的文章結集,還有一篇教授的文章,反正沒有什麼新的東西。那本書弄得很粗疏,然後台灣都沒有人再做過楊德昌的專書,但他是台灣很重要的導演,沒有一本專書,是說不過去的。」

她形容,楊導是80年代台灣新電影的標誌人物,與一群中影新人如吳念真、小野等打了一場美好的杖,她覺得有必要讓中生代、新一代的導演,或有志於電影業發展的後輩知道,他們是如何打破愛國電影的僵局,開創出前衛及具社會深意的電影格局,是一種精神的傳承,「如果這段歷史令年輕人受到啟發,對走過這段歷史的長輩也有不一樣的意義吧。」

然而,楊導的影響豈止於電影界?對一向喜愛寫作的王昀燕來說,楊德昌也是她獨立報導的起點,始於《一一》中洋洋對婆婆說的一段話,她緩緩地朗讀給我聽:「我不知道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你知道我以後想做什麼嗎?我要去告訴別人他們不知道的事情,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東西。」

《一一》是王昀燕第一部看的楊導作品,洋洋的話令她感動不已,還成了她全職寫作的動機,「這句話貫穿我這幾年來的寫作追求,不斷的研讀、收集資料,生命愈來愈廣闊,接觸到不同領域的東西,再用文字紀錄下來,告訴別人。」2012年,她第一次出版《再見楊德昌》,也是抱著這份信念,要給別人看他們「看不到的楊德昌」:

「市場上不乏楊導的書藉,但大多是歐美的評論,我想做一本台灣觀點、貼身紀錄楊德昌創作過程的書。有些人會說『作者已死』,單從文本去談一個導演,但我還是覺得電影的製作過程會更反映作者的性格,如拍攝的條件、跟其他工作人員的互動。我想紀錄作品成形的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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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昀燕
看見楊導「紅色」的一面:熱情的教育家

一般評論家都把楊德昌的作品定調為「冷冽、理性、疏離」,學者黃建業更加一語概括他的形象為「知性的思辨家」,彷彿他是一個孤高又不可接近的人,但王昀燕逐一採訪過楊導的親密戰友後,發現他比起藝術家,更像一個熱情的教育家,就如她收集多張珍貴私照後留意到,楊導最常穿的衣服顏色是紅色,貼切其表面火爆,但私底下溫暖的性情:

「沒做採訪之前,只看到電影,會跟一般人一樣,覺得楊德昌是冷冽的、暗黑的,但再問我,我會覺得他是一個非常熱情的人。他內心很熱情,但作品很冷冽,這兩件東西並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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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昀燕
《再見楊德昌》的內頁用紅色作基調,是楊德昌最愛的顏色,也象徵了其濃烈的創作情懷。

王昀燕認為,《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麻將》、《一一》等作品的主題都圍繞著年輕人、青春和成長,反映了他對台灣的下一代有莫大的關注:「像《麻將》,他一再強調說『沒有人知道自己想要什麼。』楊導是一個很清楚自己想要什麼的人,我不清楚香港是怎樣,但台灣的教育方式都沒有讓我們思考,我們要走一條怎樣的路,所以很多人隨波逐流,沒有發展自己的興趣,沒有獨立思考和批判的能力。」

她又說,楊導對年輕人的關注不僅限於電影的題材,在真實的世界中,他徹徹底底地貫徹了教育下一代、培養未來電影人材的理想,並不只是獨善其身,從後輩的仰慕之情可見一斑,「他帶動了很多年輕人,採訪他的『弟子兵』的時候,發現他會透過電影,或者透過創作伙伴的互動,想要把一些價值傳遞出去。」楊德昌一手提攜的「弟子兵」眾多,領域也很廣,演員如張震、柯宇綸、王啟贊等,在《牯嶺街》一出道時只是13、4歲,但在後期作品《麻將》、《一一》再次露面,觀眾彷彿一同見證著他們演技的成長;而幕後的製作人則有編劇鴻鴻、年輕導演陳駿霖和陳以文等,他們在書中都一再強調楊德昌對其創作態度、風格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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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昀燕
王昀燕走訪了共計18位影人,在電影工業中的身分多元,有演員、編劇、導演、剪接、製片、聲效,務求全面地梳爬台灣新電影時代是如何共譜出來的。
我不是一個活在電影裡的人,但楊導把生命奉獻給了電影

談起寫書最困難的地方,王昀燕說搜集資料、擬訪綱、寫稿對她來說都是游刃有餘的工作,唯一令她苦惱的,是未能約訪一些重要的新浪潮代表。她起初連繫了25個人,但最終只成功訪問了16人,一些重要人物如候孝賢、張艾嘉都婉拒了訪談,其中最令她遺憾的,是一位她很敬重的前輩—詹宏志。

「他說他不適合談,我不明白為什麼不適合,當年他監製候導和楊導最重要的作品,如《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和《悲情城市》,加上他在文化界的高度,為什麼不適合?」

王昀燕抱著這個遺憾出版了第一冊書,沒想到三年後在詹宏志新書《旅行與讀書》分享會上,她得到了遲來的應約,「會後我上前攀談,介紹自己是《再見楊德昌》的作者,他立刻說他非常喜歡這本書,我受寵若驚,提出再次邀訪,這次他當下就答應了,對我來說是很大的鼓勵,不久後便把這篇新的專訪收錄。」

後來,詹宏志對她坦言,當年是欣賞候導和楊導的才華,單純從朋友的立場幫助製片,如今他已全面退出電影圈,不想再沾人家的光,第一次才會婉拒訪問,「他是一個很謙虛的人才會這麼說;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他的人生跟電影已經沒有什麼關係。他參與了台灣新電影那一段,有他全部的付出,但後來也有自己的生活,成立了PC Home,向商界發展。」王昀燕說。

可是,現在過了2、3年,王昀燕發覺自己的心態也有點像詹宏志,她對電影的熱情減退了,想發展其他的興趣,特別是第二次出書的群眾募資經驗,令她開始對市場營銷、大型企劃產生興趣,不想再做一個關在書房裏寫電影的人,想換一下跑道,嘗試從商或是做策展人,但再回頭看,她又佩服楊導可以把畢生的精力奉獻予電影:

「他對電影的熱情是非常巨大的。我在生命某一個階段參與了電影,但他就是一輩子只做電影,把他的生命奉獻了給電影,楊導就是這樣子的人。」

她感慨地引用楊導作品中常見的主題:真實與虛構的辯證,去解讀他們對電影之愛的落差:「我不是一個活在電影裡的人,這幾年我的重心都放在生活的真實上,不會透過電影或文學去詮釋生活,以前比較多,因為沒有錢,用電影和文學是比較省錢的方式。這幾年比較大的興趣是旅行,認識世界各地不同的人,比我從電影認識的世界更加真實,對我的影響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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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王昀燕
楊德昌是我寫作的句點:獨立的前提是要有本事

王昀燕出版了典藏增修版的《再見楊德昌》,其訪談內容對台灣新浪潮的紮實研究獲得了文化界的肯定,著作更入選中國《南方都市報》「2014年文化年鑑之圖書榜(藝術類)」,她在這時候放棄獨立報導,實在令人吃驚,也令我疑惑:數年前受訪時,她不是曾侃侃而談楊德昌獨立精神對她的影響嗎?為了保持自主性,她不惜辭職轉型做獨立報導,難道她後悔了嗎?

王昀燕說,五年後,她發現了獨立精神的另一面:「以前覺得獨立好像沒有界線,但也代表你沒有舞台、沒有資源,一切是要自己去創造,看來很美好,但其實要看你有多大的本事,才能做多大的事情,那會非常辛苦。」

五年來,獨立報導滿足了她題材自主、深度筆耕的欲望,也讓她吃了不少苦頭:在出版第一冊《再見楊德昌》時,她曾因付不起高昂的劇照版權費大哭一場;兩年後,出版社無預警凍結人事,險些銷毀掉賣不出的700多本《再》,她需要在臉書大力推廣,才能搶救到庫存;去年獨立出版典藏增修版,她一手擔大旗,印刷、拍宣傳片、市場營銷、募資,凡事親力親為,甚至走遍台北各間藝文咖啡店,逐一在店外貼上書籍的宣傳海報。

回望這段日子,她沒有後悔對電影和寫作付出,只是青春已不復返,「不是不想寫作,而是供養不起生活。這兩年出版市場更差了,我花了那麼多時間寫一本書,版稅只是一、兩個月的薪水。獨立接案的案子都是自己喜歡的,但收入不穩定,很多事情都沒辦法掌握在自己手中,長期下來,對身心的耗損蠻大的。」

她說,《再見楊德昌》是她為台灣電影界留下的最後一本書,她重新設計書的內外封頁、全彩印刷二百多張劇照及私照,希望能以最完美的文字和圖像,呈現楊導的創作歷程。此後,她將與剛出生的孩子和伴侶到外國開展新的生活,屆時就不會再寫電影相關的文章,但楊德昌對她的影響將長存心中,特別是其早年作品對女性成長的刻劃,對她的啟發最深:

「《海灘的一天》是他的第一部長片,聚焦於女性的蛻變和成長,張艾嘉(飾演林佳莉)從一個傳統的家庭出走,選擇了自由戀愛,最後婚姻觸醮了,她還是在事業上發展出自己的特長。對我來說,身為一個女性,就是要有這種自由的精神,而我一直以來,都是一個樂於自我改造的人。」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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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再見楊德昌:he left, but his spirit stays with us:

在楊德昌導演最後一部作品《一一》中,男主角談過一場戀愛後,突然聽懂了世間所有的音樂,縱然情人離開了他,音樂開啟了的藝術靈魂卻永恆留下,他感慨地說了句:she left, but her music stays with me. 欣賞楊德昌的經典電影,我們得到的觀影經驗也是相近的,他留下了八部半作品,主題恢宏而深刻,有描繪國族及青春焦慮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有批判中國儒家傳統的《獨立時代》、有審視都市人疏離與不穩的《恐怖分子》,也有意境深沉而致遠的《一一》……導演已離開了我們,他的精神、夢想、靈魂卻依然在銀幕流傳下去。適逢楊導逝世十週年,記者走訪了與楊德昌緊密合作過的編劇、演員和伴侶,希望從他們的口述中,重遇楊德昌的創作情懷,以及看看楊導在他們心中留下怎樣的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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