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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報導

電影入迷:影像之外的其他故事

「孩子回來了,卻不會真正回來」 從《親愛的》談那些電影裡,被抱走的孩子們

2015/04/17 , 評論
張硯拓
Photo Credit: 甲上娛樂
張硯拓
專職影評人,文章散見於紙本與線上媒體,也為udn.tv【藝想世界】節目常態來賓。 曾舉辦多次演講,經營【時光之硯】部落格及臉書粉絲團多年。 信仰:美好的記憶就是我的神。

香港導演陳可辛的最新作品《親愛的》,聚焦中國日漸嚴重的嬰孩拐賣、人口走私問題,電影以毫不閃躲的鏡頭注視由黃渤、郝蕾飾演的離婚夫妻,他們的幼兒一不小心被人偷抱走,從此音訊全無多年。在這段時間裡,那絕望、自責、不可置信、燃起又消失的希望,乃至人生的停擺,都讓人看得不忍,又幾乎可以體會。

但真正讓人反思的,是電影後半安排這個兒子被找到了,可是他現在的「母親」趙薇,自己並不知道兒子是拐來的。對她而言,這正義伸張、「兒」歸原主的過程,也等於是換她自己的兒子被強行抱走。不只如此,她還有個女兒,同樣是丈夫說從工地撿來的—亦即犯人其實是丈夫,但現在已經過世了—也被社會福利機構帶走。驚慟之餘,她竭盡全力爭取,縱使於法於理站不住腳,但於情,她自認理由充分,絲毫不放棄。

由此,這故事藉由前後工整的「受害」情緒對照,完成它「雙方都是受害者」的安排,再藉由穿透單一案例,對背後整個社會價值淪喪、法治失靈,甚至是鄉村都市的貧富/人口不均的問題,做出控訴。《親愛的》改編自真實新聞,在選擇這題材的同時,陳可辛的針砭企圖,也隨之凸顯。

不過,也許是取材的重現,也可能是編劇自己的靈感,這故事在我眼中真正的亮點,在於它點出了還有比社會,比時代更高層、更巨大的「加害」力量,那就是「時間」。農婦趙薇獨闖深圳,想要到大城市去要回孩子,卻被所有相關的「大人」們當笑話。然而,兩個孩子都還認她是媽,都想回到過去這幾年生活的農村的家,這不只呼應趙薇的母性,創造出兩極相吸的巨大磁力,更透露這幾年的親子關係是有效的,甚至是正向的。

於是,對找回孩子的郝蕾和黃渤而言,心不在此,習慣也不同,性格更是不認得了的兒子,既是他們朝思暮想「只要能回來,什麼都願意換」的美夢成真,也是個永恆傷疤,提醒他們「孩子回來了,卻不會真正回來」。這些年的痕跡(和他們的錯過)洗也洗不掉,硬要洗,還會對孩子造成傷。而也許更尖銳的問題是:假使兒子當初沒有被拐走,在這對看來也不甚稱職的怨偶的照顧下,所得的親情,誰又能說是比較「好」的呢?

這樣的題材犀利,也許會讓部分的觀眾想起:在前幾年日本奧斯卡大放異彩的《第八日的蟬》中,永作博美飾演的女主角,抱走跟她外遇的男人(與元配)的新生女,這一逃就是四年。而她在過程裡,全心全意愛著那孩子,那濃厚無私的母愛模樣,再加上一開始處境的絕望,及甚至「出發點」的沒有惡意,都讓人看的時候明知她不對,卻無法不同情。

那部片也有兩條線,一是從「當年」的角度描寫主角的逃亡之旅,躲到世界的盡頭,把握一切相處,就是躲不掉最初犯的錯;另一條則是「現在」,從長大後的女孩的角度,溯回她曾經錯置、殘缺的童年。女孩回到親生父母家中,卻始終無法擁有真正修復的親子關係。而對那個「毀了我一生的女人」,既是恨,又抵不住懷念,那樣的錯誤卻美好的記憶,究竟該怎麼被看待?為什麼越是緬懷,越覺得自己不應該?

《第八日的蟬》的際遇充滿戲劇性,而且紮紮實實地檢驗觀眾心中的標準:愛,以及道德—或該說「行為的出發點是否正當」—是彼此不能或缺,又獨立的兩面。在此,永作博美帶給觀眾的煎熬,更甚過《親愛的》的趙薇。

(有趣的是,在即將上映的由台灣導演姜秀瓊執導的日本片《寧靜咖啡館之歌》中,永作博美扮演的都會女子則是來到鄉下,和一個單親媽媽與她的兩個孩子變鄰居。不知不覺地,她變成他們的保母,甚至是代理母親的角色了。在此不只有「親子情」,或「母愛」的探討,還隨著四人日漸親密,連「家庭」的樣貌想像,也彷彿鬆動了……)

還有另一部日本片,是枝裕和導演的《我的意外爸爸》,則是從「醫院抱錯孩子」的可能性著手,讓兩個家庭在孩子六歲後,才面臨「該不該換回來」的窘境。在此,雖然沒有誰是誰非的道德考驗,但兩家一貧一富、一拘謹一開明,不同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氣氛,體現在截然不同的孩子氣質上。

這不只說明了「教養比基因重要」,也說出「血緣不比情份」,而養了那麼多年,突然要調換的錯愕,更呼應了前面所說:在時間的累積下,親情的羈絆是不可能說清就清,說斷就斷的。

我甚至想起2007年,班艾佛列克執導的第一部長片《失蹤人口(Gone Baby Gone)》。在那個城市犯罪故事裡,主角偵辦一則孩童遭拐的案件,牽扯到毒販、黑錢,甚至是當地警局的內幕,而電影的設定是孩子的父母本身也幾乎完全失格:吸毒、酗酒、毫無責任感與「父母樣」。故事最後,甚至指向一個更艱難的疑問:如果孩子被偷去養,得到的卻是更「健康」的環境,難道真的不好嗎?

(由此我們還可以反問:如果《親愛的》片中的處境顛倒,亦即農婦趙薇的孩子被偷,送到城裡給不知情的白領夫婦收養了,觀眾的認同和價值判斷,還會一樣嗎?)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不禁想到,前陣子多元成家議題正熱的時候,對於「同志能不能收養孩子」的辯論,有一說法是在當今的社會氣氛中,這樣的孩子會被歧視,所以「對他們不公平」。且先不論這根本擺錯了重點,把該被譴責的這個「社會」的責任轉嫁變成對弱勢族群的懲罰了,就只論單純的邏輯:對於客觀條件看似較弱的家長,我們就能限制他們養育孩子的權利嗎?

若果真如此,那我們是不是也要限制收入偏低的家庭生小孩?或把單親的孩子一律送交社福團體安置?說到底,任何型態的家庭組成、環境條件,都可能帶給孩子健全的成長,沒有人可以訂出通則來限制所有人的生養權利。就算針對具體案例,也要透過制度,而非你我個人有資格評斷。這是《失蹤人口》的核心,也是《親愛的》讓人兩難的癥結之一。

最後,《親愛的》以一個開放式結尾,讓觀眾對趙薇的同情懸在半空,不確定該往哪去。這讓我還想補充:在今年香港電影節入圍費比西獎的西藏電影《照見(ATA)》裡,一個獨立撫養失明兒子的堅毅母親,在兒子走丟後,掉入無從找起的絕望深淵。這部片的導演喬美仁波切是個轉世活佛,他詮釋人的執念和「看」世界的方式,獨特得像一場心靈探索,既是出世的頓悟,也是自我的療癒。

而也許因為第一部作品,也可能原始的企圖就是如此,這是個完全沒有「找到」,只專注於讓母親學會「放下」的故事。導演以詩意的語氣傳遞「斷、捨、離」的概念,這來自他的佛學素養,也許顯得輕了,但這樣的心靈出口,說不定才是《親愛的》片中,那些找不回孩子的其他多數父母們,真正需要的唉!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士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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