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導演陳可辛的最新作品《親愛的》，聚焦中國日漸嚴重的嬰孩拐賣、人口走私問題，電影以毫不閃躲的鏡頭注視由黃渤、郝蕾飾演的離婚夫妻，他們的幼兒一不小心被人偷抱走，從此音訊全無多年。在這段時間裡，那絕望、自責、不可置信、燃起又消失的希望，乃至人生的停擺，都讓人看得不忍，又幾乎可以體會。

但真正讓人反思的，是電影後半安排這個兒子被找到了，可是他現在的「母親」趙薇，自己並不知道兒子是拐來的。對她而言，這正義伸張、「兒」歸原主的過程，也等於是換她自己的兒子被強行抱走。不只如此，她還有個女兒，同樣是丈夫說從工地撿來的—亦即犯人其實是丈夫，但現在已經過世了—也被社會福利機構帶走。驚慟之餘，她竭盡全力爭取，縱使於法於理站不住腳，但於情，她自認理由充分，絲毫不放棄。

由此，這故事藉由前後工整的「受害」情緒對照，完成它「雙方都是受害者」的安排，再藉由穿透單一案例，對背後整個社會價值淪喪、法治失靈，甚至是鄉村都市的貧富／人口不均的問題，做出控訴。《親愛的》改編自真實新聞，在選擇這題材的同時，陳可辛的針砭企圖，也隨之凸顯。

不過，也許是取材的重現，也可能是編劇自己的靈感，這故事在我眼中真正的亮點，在於它點出了還有比社會，比時代更高層、更巨大的「加害」力量，那就是「時間」。農婦趙薇獨闖深圳，想要到大城市去要回孩子，卻被所有相關的「大人」們當笑話。然而，兩個孩子都還認她是媽，都想回到過去這幾年生活的農村的家，這不只呼應趙薇的母性，創造出兩極相吸的巨大磁力，更透露這幾年的親子關係是有效的，甚至是正向的。

於是，對找回孩子的郝蕾和黃渤而言，心不在此，習慣也不同，性格更是不認得了的兒子，既是他們朝思暮想「只要能回來，什麼都願意換」的美夢成真，也是個永恆傷疤，提醒他們「孩子回來了，卻不會真正回來」。這些年的痕跡（和他們的錯過）洗也洗不掉，硬要洗，還會對孩子造成傷。而也許更尖銳的問題是：假使兒子當初沒有被拐走，在這對看來也不甚稱職的怨偶的照顧下，所得的親情，誰又能說是比較「好」的呢？

這樣的題材犀利，也許會讓部分的觀眾想起：在前幾年日本奧斯卡大放異彩的《第八日的蟬》中，永作博美飾演的女主角，抱走跟她外遇的男人（與元配）的新生女，這一逃就是四年。而她在過程裡，全心全意愛著那孩子，那濃厚無私的母愛模樣，再加上一開始處境的絕望，及甚至「出發點」的沒有惡意，都讓人看的時候明知她不對，卻無法不同情。

那部片也有兩條線，一是從「當年」的角度描寫主角的逃亡之旅，躲到世界的盡頭，把握一切相處，就是躲不掉最初犯的錯；另一條則是「現在」，從長大後的女孩的角度，溯回她曾經錯置、殘缺的童年。女孩回到親生父母家中，卻始終無法擁有真正修復的親子關係。而對那個「毀了我一生的女人」，既是恨，又抵不住懷念，那樣的錯誤卻美好的記憶，究竟該怎麼被看待？為什麼越是緬懷，越覺得自己不應該？

《第八日的蟬》的際遇充滿戲劇性，而且紮紮實實地檢驗觀眾心中的標準：愛，以及道德—或該說「行為的出發點是否正當」—是彼此不能或缺，又獨立的兩面。在此，永作博美帶給觀眾的煎熬，更甚過《親愛的》的趙薇。

（有趣的是，在即將上映的由台灣導演姜秀瓊執導的日本片《寧靜咖啡館之歌》中，永作博美扮演的都會女子則是來到鄉下，和一個單親媽媽與她的兩個孩子變鄰居。不知不覺地，她變成他們的保母，甚至是代理母親的角色了。在此不只有「親子情」，或「母愛」的探討，還隨著四人日漸親密，連「家庭」的樣貌想像，也彷彿鬆動了……）

還有另一部日本片，是枝裕和導演的《我的意外爸爸》，則是從「醫院抱錯孩子」的可能性著手，讓兩個家庭在孩子六歲後，才面臨「該不該換回來」的窘境。在此，雖然沒有誰是誰非的道德考驗，但兩家一貧一富、一拘謹一開明，不同的物質條件和教育氣氛，體現在截然不同的孩子氣質上。

這不只說明了「教養比基因重要」，也說出「血緣不比情份」，而養了那麼多年，突然要調換的錯愕，更呼應了前面所說：在時間的累積下，親情的羈絆是不可能說清就清，說斷就斷的。

我甚至想起2007年，班艾佛列克執導的第一部長片《失蹤人口（Gone Baby Gone）》。在那個城市犯罪故事裡，主角偵辦一則孩童遭拐的案件，牽扯到毒販、黑錢，甚至是當地警局的內幕，而電影的設定是孩子的父母本身也幾乎完全失格：吸毒、酗酒、毫無責任感與「父母樣」。故事最後，甚至指向一個更艱難的疑問：如果孩子被偷去養，得到的卻是更「健康」的環境，難道真的不好嗎？

（由此我們還可以反問：如果《親愛的》片中的處境顛倒，亦即農婦趙薇的孩子被偷，送到城裡給不知情的白領夫婦收養了，觀眾的認同和價值判斷，還會一樣嗎？）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我不禁想到，前陣子多元成家議題正熱的時候，對於「同志能不能收養孩子」的辯論，有一說法是在當今的社會氣氛中，這樣的孩子會被歧視，所以「對他們不公平」。且先不論這根本擺錯了重點，把該被譴責的這個「社會」的責任轉嫁變成對弱勢族群的懲罰了，就只論單純的邏輯：對於客觀條件看似較弱的家長，我們就能限制他們養育孩子的權利嗎？

若果真如此，那我們是不是也要限制收入偏低的家庭生小孩？或把單親的孩子一律送交社福團體安置？說到底，任何型態的家庭組成、環境條件，都可能帶給孩子健全的成長，沒有人可以訂出通則來限制所有人的生養權利。就算針對具體案例，也要透過制度，而非你我個人有資格評斷。這是《失蹤人口》的核心，也是《親愛的》讓人兩難的癥結之一。

最後，《親愛的》以一個開放式結尾，讓觀眾對趙薇的同情懸在半空，不確定該往哪去。這讓我還想補充：在今年香港電影節入圍費比西獎的西藏電影《照見（ATA）》裡，一個獨立撫養失明兒子的堅毅母親，在兒子走丟後，掉入無從找起的絕望深淵。這部片的導演喬美仁波切是個轉世活佛，他詮釋人的執念和「看」世界的方式，獨特得像一場心靈探索，既是出世的頓悟，也是自我的療癒。

而也許因為第一部作品，也可能原始的企圖就是如此，這是個完全沒有「找到」，只專注於讓母親學會「放下」的故事。導演以詩意的語氣傳遞「斷、捨、離」的概念，這來自他的佛學素養，也許顯得輕了，但這樣的心靈出口，說不定才是《親愛的》片中，那些找不回孩子的其他多數父母們，真正需要的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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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