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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入迷:影像之外的其他故事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25周年大師班 張震:我很怕楊德昌導演

2016/02/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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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畫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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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畫手民(Cinezen),是一群耕植與電影有關的文字之人,希望以訪談、報導、影論、書評、理論和專欄文章,擴闊觀眾對電影的了解。一方面植根香港,關心香港電影,同時廣納關於世界各地電影的文章;既論及敘事和類型電影,也會談論前衛電影。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在電影裡「相信」很重要,尤其在你沒錢的時候。只要覺得不怕下地獄,上天堂就很快了。

文:查映嵐

楊德昌的第五部導演作品《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下稱《牯嶺街》)早就被視為台灣新浪潮電影的經典。拍攝《牯嶺街》時,楊導從美國回台已近十年,已經拍下了三部長片,亦憑《恐怖份子》得過金馬獎最佳劇情片。1989年成立了楊德昌電影公司,接下來的第一部作品就是1991年的《牯嶺街》──電影改編自真實的少年殺人事件,片長近3小時57分鐘,在上映後引起了廣泛討論,當年在金馬獎除了再次為楊導奪得最佳劇情片,也創下了張國柱張震父子同時入圍最佳男主角的紀錄。

轉眼間楊德昌逝世也有九年了,而今年正好是《牯嶺街》25周年,浸會大學傳理學院電影學院舉辦了大師班,請來張國柱、張震和製片余為彥,同台分享拍攝現場的回憶、與楊導相處的點滴,還有多年來從事電影工作的心得。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余為彥:《牯嶺街》的大災難

戴著鴨舌帽的余為彥,說話不疾不除,很會講故事。他最早跟楊德昌合作是在1981年。當時他和朋友看見香港的新浪潮開始,就決定要起革命,開拍一部用1:1.33標準螢幕的電影。余的哥哥余為政在美國跟楊德昌是好友,余為彥在美國第一次見楊德昌就是由哥哥介紹,印象就是一個笑瞇瞇的高個子,聊天時講話結結巴巴,反而英文講得很順。楊德昌當時就告訴他,想要「拍一部電影,有個女人在沙灘上,吹著風,也不知老公在哪裡」,這就是後來的《海灘的一天》。

余為政拉了楊回來當編劇,余為彥、楊德昌加上徐克、王俠軍等,「一堆莫名其妙的人湊在一起,還要拍1905年,完全是發瘋的」──結果卻真的完成了這部《1905年的冬天》。在那之後,余為彥主要從事製片跟美術的工作,一直到1988年他有機會導演自己的作品《童黨萬歲》,這部電影不但得到金馬獎最佳電影提名,也讓楊德昌喜歡得不得了,成為兩人開始合作《牯嶺街》的契機。

余為彥口中的《牯嶺街》,是一個「非常大的災難」。電影最初是有公司願意投資的,結果劇本寫好,余一看就知道拍出來會是一齣四小時的戲,必須去請投資方增加預算,卻碰上了台灣的第一次金融風暴,結果是在「一毛錢都沒有的情況下」堅持下去。

為什麼他當時就那麼肯定《牯嶺街》是重要的電影?余為彥坦言是因為他在小太保文化中感覺到一種熱情、熱力,也感覺到全世界的共同語言。「六十年代美國也是滿街幫派,那其實是世界性的現象,不是台灣獨有的;就連中國大陸整個文革也是幫派文化,那些人十二、三歲,武鬥時全部拿出機關槍來打,如果能夠拍到那個幫派,我覺得太棒了。」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因為他和楊德昌都堅信《牯嶺街》將會很精彩,所以他們還是開拍了,擔當製片的余為彥一毛錢也沒有;找不到人擔任美術指導,結果也是自己來,於是又可以再省一點錢。可是《牯嶺街》的時代背景是六十年代,拍攝卻是相隔二十多年的八十年代末,因此找場景、道具都是一大難題。

「那時候帶著一群學生,他們總是問我怎知道具在哪裡?我以前看很多武俠,常想起一句話,『走遍千山萬水,其實最高的武藝就在你腳底下』,於是就跟美工團隊講,道具不在很遠,道具就在你旁邊。人家說你精神病嗎,這是八十年代要拍六十年代的東西,我這句話卻『一語成讖』。」第一個決定的場景在九份的金瓜石,一座日治時期留下來的建築,團隊就到處找傢俱,有借來的,有闖空門找到,也有就擱在某處的,他們每天找,結果找來的傢俱都足夠放滿五個家。

余為彥還說了一個關於「煤球爐」的故事。楊導是個非常仔細的人,在金瓜石時想要一個放兩個煤球的爐在場景裡,本來跟中影借的,拿過來時才發現那是放在外面燒蕃薯的爐,不是家裡面用那種,導演於是氣炸了。「我記得他那天脾氣很大,一見他發脾氣我通常就開支票:你現在回家,明天你回來煤球爐就會有了。」結果他帶著場務,一直到太陽下山也找不到。

這時有人告訴他九份山下有一家是專門做煤球爐的,沒有地址,他就挨家挨戶問,很快問到了,可是老闆娘卻說早就沒做了,於是連最後一絲希望也沒有了。這時老闆在店後面叫余為彥他們上去一下,上面是堆滿土和雜草的小平台,他指指土堆,說那裡可能有。余為彥他們就二話不說開始挖,結果挖出來果然是對的煤球爐,還有蜈蚣爬出來。「真的,道具就在你身邊,這個魔咒很厲害。」余為彥每次重覆他的無敵咒語,台下都笑成一片。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張震:我很怕楊導

關於楊導的脾氣,當年只有十來歲的張震也印象深刻,記得他會在拍攝現場摔對講機,會大聲罵人,雖然知道都是對事不對人,還是覺得很可怕。他在拍畢《牯嶺街》後有兩三個暑假都回到電影公司打工,做買便當、掃地之類的打雜工作,「那時楊導的辦公室在二樓,我都不願意上去,因為他脾氣很大,又會要人做奇怪的事,比如說他看到新聞說計程車司機打架,會叫下面的人『你現在打電話去市政府,叫他罵他們一頓』,哈哈。」

他說因為小時候很怕楊德昌導演,以致他現在面對很多導演都非常畏懼,會很有距離感;但另一方面,張震認為楊導的觀點非常準確,而只要跟得上他的邏輯,演他的電影就相對容易。以前其中一個方法是平常多觀察他,特別是他辦公室裡的黑板,畫功了得的楊導會在上面畫出每一個人物的造型,透過那些人物的穿著、髮型、姿態,可以一步一步貼近楊導的想法。

張國柱也說楊導非常非常嚴格,自言曾因口條不好被楊德昌臭罵了一頓。張震補充,「拍楊導的電影是,逗號句號驚歎號都不可以改,中間不可以自己改任何一個字,不可以自己斷句,演繹要跟劇本一模一樣。」從煤球爐到標點符號,足見楊導對於作品中每一個細節的極端執著。

張國柱和張震父子如今都對電影事業抱有熱情,可是二人入行都是無心插柳。余為彥在和楊德昌籌備《牯嶺街》時介紹他認識張氏父子,楊導馬上就把小四的角色定了下來,於是年僅十三歲的張震成為了這部重要電影的主角。他自言在拍攝前對於電影工作很反感,「因為我父親是演員,看見他在家裡拿著劇本唸台詞,就會覺得那些人怪怪的。但拍完《牯嶺街》就覺得拍電影是很有意思的工作,因為電影是有很多不同的專業人材,大家同心協力的去做一件事情,在拍攝現場會感受到一種向心力,我非常享受。」

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

張國柱︰好演員不應滿足

至於張國柱,本來是唸體育的,有天在操場跑步時剛好被美術系同學拉去拍廣告,從此與演員這個行業結下了緣份。「這輩子沒想到要當演員,根本不是我的志向,我也不會演戲,但命運就是這樣,突然把你拉到這塊來,然後就一直做, 但是我愈來愈喜歡,將來也會一直延續下去,一直到你們看不到我的時候。」

分享時他突然說給現在的張震打59、60分,大家都驚訝他這麼嚴厲,打的分數這麼低,可是他隨後說他只給自己打45分,又解釋「因為好演員的空間是無限大的,從來不會滿足,這個東西要一直淬練自己到最後。」張震形容父親是「真・學霸」,以前甚至會替他準備國外電影的翻譯,讓他看DVD學英文。同樣身為演員的兩父子,平常也是互相砥勵,會留意對方如何預備角色並從中學習。

這次與同學們交流,嘉賓感受到同學對電影的熱情之餘也給了一點建言。張國柱以《牯嶺街》拍攝時前來探班的李安為例,那時李還未拍戲,還在紐約,「一直沒有施展的平台,一直壓抑著,但他早已準備好。」張國柱反問同學們「are you ready?你若想有更大的能量,就要準備好。」

余為彥說他少時非常傲慢,覺得那時的電影他用腳也比他們拍得好,所以就拍了《1905的冬天》,可是拍完沒有地方放映,因為電影院沒有那種規格,「所以要革命還是得搞清楚狀況,傲慢是沒用的,還是有許多現實要考慮。」他以自己從《牯嶺街》一直到《一一》的製片經驗勸勉大家,說他二十年來拍的電影都沒有錢,「我只會拍沒錢的電影,其實拍電影真的跟錢不太有關,有好多例子可以證明,它最後的成績跟 budget 一點關係都沒有,當導演不要想錢的問題。」

「在電影裡『相信』很重要,尤其在你沒錢的時候。只要覺得不怕下地獄,上天堂就很快了。」

左起:葉月瑜教授、張震、張國柱、余為彥、陳學人

左起:葉月瑜教授、張震、張國柱、余為彥、陳學人

本文經映畫手民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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