睽違5年，闊別以原住民為題的《太陽的孩子》，台灣名導鄭有傑帶來最新劇情長片《親愛的房客》。此作在2018年底10月準備，2019年5月開拍，拍攝期一個半月左右。主演橫跨台灣老、中、幼三代，年過80不見凋零的陳淑芳、將近不惑已然成熟的莫子儀、正值幼學之年的男孩白潤音，由此三人為主，在《親愛的房客》中組成「非普通家庭」。

《親愛的房客》全片以家為旨，拆解「房」、定義「客」，輕柔碰觸親情。從開場戲觀眾便能窺見莫子儀飾演的林健一「父代母職」，以父親的形象取代傳統女性的窠臼，男性也能從容走進廚房，游刃有餘地烹煮食材；但莫子儀的父親一職，似乎又與家中成員保持距離，不像擁有「血緣」之親。於是觀眾始終保持著好奇心，欲了解這間在基隆港邊的小家庭，藏置何種秘密。鄭有傑一開始便為全片定調，拉開「房客」帷幕。

隨著劇情推移，觀眾也能了解屋中風暴，鄭有傑試圖挑戰傳統「家庭定義」，重新描繪一幅家庭肖像，賦予「血緣」正反思辨，家庭成員是否需要「血濃於親」？情感上的超然能凌駕於血緣？家該是什麼樣貌？愛又是何種存在？在不斷的提問當中，答案漸漸清晰。

除了家庭這道鮮明主題外，藏在《親愛的房客》底下的是對逝者的追憶，鄭有傑更精準利用「音樂」訴說親情的突破與成長，在悲劇性的死亡當中，注入音樂的柔情力量，而《親愛的房客》不濫灑狗血，時而輕盈、時而重墨書寫人性，帶著鄭有傑的導演印記，是克制中帶著力量的佳作。綜觀全片，鄭有傑在片中不批判角色，保持一定距離隨著角色呼吸，每一個定鏡、推軌都能感受從容大度，在山雨欲來的悲劇當中，帶著一股穩定力量，也是莫子儀這個角色該有的底氣。

莫子儀和鄭有傑相差三歲半，前者1981年出生，後者為1977年，莫子儀在1996年參與劇場與影像的相關演出，鄭有傑則是在2000年以16mm交出首部短片《私顏》，這一導一演的組合在千禧年前後初出茅廬，成長的時代氛圍大致相同，現今也都成為台灣影視產業的中流砥柱。

兩人早期的合作，可能要從2002年張清芳〈瓦上的舞蹈〉算起，當時鄭有傑與莫子儀都是新銳，便要扛起歌壇一姐的音樂錄影帶，一個執導筒，一個男主角，從影像透出來清新、稚嫩的特質，精巧搭上蔡健雅的慢曲與張清芳黃鶯出谷的澄澈玉音。而當初誰又能想到，在瓦上跳舞的緣分，從20歲的花漾年華，緩緩舞進了40歲的不惑之年。

初見莫子儀，映入腦海中的是雙沈穩的眼眸，平靜底下似能穿透人心，勾動他者。莫子儀20餘年的表演生涯，走過劇場、橫越電視、跨足電影，飾演角色無數，如同志、鋼琴家、父親、黑道等等，這些角色交互作用，不斷疊合，進而積累成莫子儀的底蘊，在些許抑鬱中混合了幾分堅定，深似海、穩如山，成難忘的獨特氣質。

這些氣質讓莫子儀不僅是帥，不媚俗、不流氣，年屆不惑的莫子儀真的很「好看」。

一坐下，我們便談起《親愛的房客》與鄭有傑的合作機緣，2018年的一場婚禮，莫子儀和鄭有傑巧遇彼此，莫子儀在不知道劇本的狀況下，說了一句：「有傑，差不多可以找我拍戲了吧。」恰巧，鄭有傑和另一位導演楊雅喆早已醞釀劇本的創作，回憶起這場婚禮，莫子儀說：「我的意思並非是當下有空，而是我們都經歷不同階段的變化，處在新的生命狀態，更成熟了，可以再度一起工作。雖然那時我們只是很簡單的聊，但相信有傑非常清楚我的意思。」

其實，莫子儀挑選劇本十分嚴謹，除了演戲之外也嘗試書寫，兩年前就曾以《台北歌手》和樓一安導演共獲金鐘「戲劇節目編劇獎」[1]。2017年則是出版文字創作集《失眠的人》，莫子儀喜歡文字，其嗅覺也相當敏銳，曾因某編劇誤用「北漂」[2]一詞而拒絕演出。大學時期考慮當編劇，未來不排除深耕劇本創作的莫子儀說：「我也在尋找演員和編劇間的平衡，當拿到劇本邀演時，首先我是編劇魂上身，會看劇本是否合理，但後來意識到不該如此，如果我是演員就不應同時有編劇身份干擾創作，除非我自己是編劇。後來也會反省，就會叫編劇莫子儀走開，告訴自己現在是演員莫子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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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子儀在劇本尚未明朗的狀況下，便表達想演出鄭有傑的作品，展現對鄭有傑的十足信任，是雙方默契的證明。在莫子儀的口中，鄭有傑是極佳的編劇、才華洋溢的創作者，不用操心，「就像我和徐譽庭導演合作一樣，做演員能演出他們的劇本很幸福，因為他們實在寫太好，我可能只要把台詞唸出來就有80分，他們對劇本中的角色都非常了解，也都會站在角色上思考。」莫子儀說。

於是，2018年的那場婚禮，台上的新人迎向下一個人生階段，台下的莫子儀與鄭有傑則正要啟程前往《親愛的房客》的嶄新旅途。

鄭有傑的首部劇情長片《一年之初》於2006年問世，主演就是莫子儀。鄭有傑初試啼聲便入圍威尼斯影展影評人週，更斬獲台北電影獎百萬首獎、觀眾票選獎和金馬獎福爾摩沙影片獎。而後的《陽陽》、《太陽的孩子》更是影展常勝軍，屢獲國內的台北電影獎、金馬獎肯定，除了電影作品之外，鄭有傑執導的迷你劇集《他們在畢業的前一天爆炸》也敲響金鐘，從2006年到2018年，中間不過12年的時光，鄭有傑早已在影壇站穩腳步，逐格樹立起自我的影像風采。

莫子儀也不斷精進自我，曾以《罪美麗》、《台北歌手》分別入圍第48屆和第53屆金鐘獎男主角獎，除了演戲之外，上文提及莫子儀也嘗試文字創作，《台北歌手》除了獲得金鐘「戲劇節目編劇獎」之外，也入圍視帝。《失眠的人》也改編成音樂劇場作品，自編、自導、自演。這些作品與榮譽，僅是莫子儀演藝生涯的冰山一角，無論有沒有獎項加持，不可否認莫子儀是台灣當代最有才華的演員之一。

回想起2006年曾經太過年輕的青澀歲月，莫子儀說：「當時有傑會比較不確定自己要做的事，在一些大膽的嘗試時，會感覺他有點惶恐、猶豫。但到了現在，他在片場像個溫柔的爸爸，不管劇組發生什麼狀況都堅定告訴大家不要擔心，要相信他，他的安定會鼓舞大家，帶給劇組很大的力量，也讓我能把自己完全交付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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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房客》挑戰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拍攝，莫子儀雖然花了半年時間鍛鍊腳力、學習登山、搭帳篷的相關知識，但實際拍攝時，盡了人事，卻無法準備天氣，是晴、是陰，全要和老天爺對賭。莫子儀和片中另位一位演員姚淳耀在山上的告別戲，劇本原先預設大晴天，但拍攝現場竟起濃霧，這次的臨危處變，恰巧應證了莫子儀口中，鄭有傑的安定。「有傑當時看到現場的霧，就告訴大家沒關係，表示大霧很符合角色情緒，盡量去執行，在山上的日子如果沒有他一直穩著大家，不會那麼順利。」

在高山時，劇組時時刻刻像顆未爆彈，不可預期的高山症與各種意外，可能隨機降臨於團隊的某一位成員身上，鄭有傑扛著壓力，於瘋浪中拋下定錨、在狂風間穩如泰山，似定海針、像擎天樹般帶領《親愛的房客》完成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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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莫子儀和鄭有傑揮別《一年之初》後，並未一同正式工作，但這十餘年間，雙方的確在各自的道路上持續堅持，歷經了人生的起與伏。而只要碰了面，仍會關心彼此，莫子儀說：「自從有傑當了父親，我發現他對於生命中愛的關懷，比以前更深刻，彼此都覺得更有感受力能表達愛。就像《親愛的房客》，無論是是伴侶間、家庭間、父子間，都圍繞著愛，可能跟我們的經歷有關。」

這回兩人再度聚首， 《親愛的房客》先在7月的台北電影獎入圍最佳男主角、女配角和美術設計三項大獎，莫子儀更拿下台北電影獎影帝殊榮。挾著這股氣勢，莫子儀和陳淑芳分別入圍今年金馬獎最佳男主角和女配角，鄭有傑更入圍最佳導演，且《親愛的房客》也進入最佳劇情片五強當中，共計入圍金馬6項大獎。

莫子儀在台北電影獎獲頒影帝的致詞中提到：「我是一個非常難搞、又高要求的演員。」不免令人好奇，莫子儀口中的難搞、高要求的程度在哪。莫子儀解釋：「我的難搞是指藝人的身份，高要求則是演員的身份。」

作為一個僅要求把表演做到完美的藝術工作者，莫子儀非常有效率，會在進組前做好所有的分場與大綱，眼尖到會在片場發現某些不合時代的道具，且無論是美術、服裝、劇本等都能精準掌握，莫子儀唯一感興趣的是劇本好不好，有沒有能力演好，至於表演之外的事情幾乎都沒興趣，莫子儀自稱是「對賺錢沒興趣的人」。

因此在當代快節奏的工作環境中，製作公司只提供大綱時，莫子儀基本上都不會接演，在沒有看到完整劇本以及對劇組不夠認識的情況下，瞎子摸象為了賺錢而接戲，對莫子儀來說是對「表演」的不負責任，也因此推掉許多工作機會、商業活動，甚至是拒絕走紅毯，「叛逆的」與資本主義相抗衡，對公司來說，這就是「難搞」，但對劇本、工作細節的剛正不阿，則是演員需要的「高要求」。

不過，身處娛樂產業的體系中，本身就是資本主義的搖籃。娛樂產業慣於造神，打造一個可供大眾膜拜的「明星商品」，期望日進斗金，明星、媒體、經紀公司等等，共築美好的幻想泡泡，提供各階級的人避世的方法，不斷循環。身為演員，或更近一步說，若身為商業演員，該怎麼面對這樣的矛與盾？

莫子儀語重心長地說：「我努力抵抗所有的不平等，我覺得生而為人是平等的，每個人都有自己的價值，我抗拒我成功、出名就好像比別人厲害，所有跟資本主義有關的事情我都很掙扎，我只想要好好當演員，但是演員不面對媒體，不做演員該做的事，就會遍體鱗傷，我自己處在這個體系、這個世界當中，再怎麼抗拒都逃脫不了，因此很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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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子儀在演員的道路上，不斷迷惘、探問、質疑、否定、沮喪，甚至是想放棄，而經過數十年的時間，莫子儀在自我與體系間拉扯搖擺的風雨中仍舊挺過來，這當中支撐莫子儀的，是對表演的使命感，「我知道我可以做『表演』這件事，我能透過表演讓世上人們的故事被看見，對我來講是最重要的。或許因為自己活在世上經歷過孤單、害怕和痛苦，但曾經被不同的人陪伴過，我就覺得當我有能力的時候應該要同樣的付出，陪伴這個世界和社會同樣感到恐懼、孤獨的人，給這些人溫暖。」莫子儀堅定的說。

通過這樣的時期，莫子儀返璞歸真，提煉出自己的人生哲學：「這是我自己選擇的天堂路，不會有人同情，這是我選擇對這個世界抗爭的方式，其實到現在一直都是，我不斷定位自己，在做為演員這件事情上，不斷跟社會抗爭，自由、平等和人的價值我一直謹記在心，我覺得我會持續抗爭下去。」

或許可以說莫子儀是用演員身份，投入拍戲反抗自己所不認同的事，從原先在演藝圈光鮮亮麗的浮光中困鬥，到現今善用影像去傳遞美好價值，影像就成了莫子儀反擊不公的利刃。而莫子儀在《親愛的房客》透過扮演同志角色輕柔陪伴同志群體，希冀讓同志朋友們感到不孤單，對莫子儀來說，這正是做演員的最大意義：「回想起來這也是為什麼我到現在沒有真的放棄。我覺得既然我能夠做這件事情，我就要努力付出自己，陪伴世界上的人。」

2019年5月17日，雖然是以專法實施，但台灣仍成為亞洲第一個同婚合法化的國家，讓彩虹驕傲地在台灣綻放。對於同志來說，2019年無疑是重大勝利的一年，但其實婚姻平權一路走來，崎嶇坎坷且耗時費力，這得來不易的短暫勝利，對消弭真正的歧視來講，有鼓舞人心之用，但於歧視的本質而言仍須努力。

在鄭有傑《親愛的房客》劇本當中，就埋藏著同志情愫，在近年台灣同婚專法的風雨中，冷靜地體現對家庭組成變異與空轉的觀察，更巧妙利用在頂樓加蓋、群山峰岳間派上用場的登山帳篷暗喻，嘗試以「帳篷」的流動性移轉「家庭」的功能性，輕巧抹除場域的限制，切向不同可能性，找出同志與人性的歸屬—「家」不僅是一群人住在水泥牆中、瓦礫屋下的定義，只要是有人、有愛的地方，就能稱為家。

過往的家庭組成是兩方家族的牽繫，但隨著時間推移，單位縮小，反倒著眼於人與人的關係，社會上對於傳統婚姻的價值觀，正逐步改變。從此處來看，鄭有傑跟台灣社會的鏈結非常有力，在婚姻平權運動的大時代底下，細膩描繪出小人物的輪廓，並奮力掙扎與拉扯，有著極其敏銳的編劇之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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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的情感歸屬，也一直是鄭有傑所著迷的，例如《陽陽》，鄭有傑在《陽陽》中透過張榕容追尋情感的歸屬，無論是家人、朋友、情感甚或是城市，這份認同歸屬或許並非是流於表面狹隘的國族定義，反而是游回自身探索，將定義推向更廣的面相，由個人去找出差異性。

莫子儀說：「我覺得家就是每個人情感的歸屬，如果我愛著另一半和孩子們，我們所處的地方就是『家』。我覺得家庭的成員組成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們愛著彼此。」

莫子儀高中時期身邊有非常多同志朋友，本身也演過非常多同志角色，對於莫子儀而言，無論同性、異性、雙性都是非常正常的存在，反而是大學畢業後進入社會，才發現世上有很多人不平等地看待愛情的本質，造成同志群體被社會擠壓。這次演出《親愛的房客》時，莫子儀坦言有找一位同志朋友深聊：「同志伴侶間若真的碰上社會壓力不得不分開，他們的心理狀態如何，怎麼繼續生存在社會上，對社會的感覺又是什麼，這些狀況是我飾演的林健一所真實面臨的。」

同志們有情、有慾，順著自然，長成屬於自身的樣貌，與異性戀者無異，莫子儀也說：「其實最深刻的收穫就是『愛』，『愛』無分你我。例如，當我知道另一半因為家庭壓力必須和別人結婚，當下我當然不滿，但不管怎樣我都希望他幸福，會有這樣的盼望是我真的愛他，雖然我對這社會憤怒、難過，但最後我還是會回到愛身上，希望曾經愛過的人幸福。」

也就是這份「同理心」，讓莫子儀精準抓到林健一的美麗與哀愁，《親愛的房客》則透過莫子儀深具說服力的演出，搭起溝通的厚實橋樑，讓普世之愛化作柔光灑向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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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除了林健一自我內心的叩問之外，莫子儀在片中最重要的就是與白潤音和陳淑芳對戲，這兩人年齡差距不只一個十年，時間跨度之大，人生閱歷與演戲經驗皆處在不同階段，與這兩位專業演員合作，也是莫子儀體驗的另一道風景。

潤音年紀雖小，但總是會貼心帶點心給莫子儀，甚至會分享自己收集的神奇寶貝卡，在片場就是個小大人，不用哄、不能騙，真心對待自然能交出導演要的表演。開拍之前兩人也一同出遊爬四獸山，默契與友誼就在一步一腳中深印進彼此心房，對莫子儀來說能交到潤音這個小小朋友，是《親愛的房客》的收穫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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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淑芳阿姨雖然在片中對莫子儀極其刻薄，但下戲之後卻是個溫暖的前輩，常常跟莫子儀說「阿呀，哩金價摳憐喔！」，也會關心莫子儀「呷飽沒？」兩名經驗十足的戲精，都很清楚戲裡戲外的不同，也對彼此絕對信任，莫子儀對淑芳阿姨的感激之情，仍於言表中透出。

說起這兩位忘年之交，莫子儀真心覺得很幸福：「他們都對我很好，不僅是我，是對片場的所有工作人員都如此。我覺得拍戲或工作，最重要就是與人的交流，我們關心彼此的是什麼，而不是表演上、職位上的相處。如此才能更親近、信任彼此，才能願意交付自己。潤音與淑芳阿姨，我們都有這樣的默契，培養了這樣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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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人」相處，找到「人」在世上的位置，是莫子儀在乎的。縱使莫子儀演戲經驗豐富，但不管是劇場、電視、電影的表現，都僅是平台的不同，雖然空間與場域相異，但最重要的是「要好好理解人」才能找到「角色」，莫子儀說：「我覺得重要的是掌握核心，就是對角色的感受，要掌握這點，不然很容易因為平台的不同失去了表演最重要的事情。」

莫子儀將劇場和影像做簡單的定義，前者是「投射」，後者是「捕捉」，詮釋方法在技術上是有差別的。例如劇場從幾十人、幾百人到幾千人，表演的處理就有所不同，而有無別Mic，音響設備的不同等等，都會讓聲音有明顯差距。影像也能細分，以類型來說，喜劇、驚悚的表演方式又會不同，對莫子儀來說，每次表演要考慮的人、事、物的細節都不一樣。

莫子儀解釋：「像是劇場，每次演出前我都要到觀眾席感受空間的音場，然後調整我的聲音品質，雖然每次演出都不一樣，但這些演出都有同樣重要的東西，就是角色。各形式的戲劇都是在講人的故事，最重要的就是『人』，所以表演最重要的還是要回到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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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角色回看莫子儀口中的自己，與卡繆（Albert Camus）解讀希臘神話的薛西弗斯有幾分相似，薛西弗斯得罪眾神，受罰必須不斷將巨石推到山頂、巨石又滾落山腳，不斷輪迴。而莫子儀在熱愛的「表演」當中，不停碰觸厭惡的資本主義，在疑惑中甘願地持續朝向下一個傷口前進。雖然薛西弗斯是被動受罰，莫子儀是主動找苦痛，但兩人不約而同都在反覆體驗的徒勞、荒謬當中，找到自我的勝利，做生命的主人，而後看見光。

「生命的意義在於過程。」莫子儀是自我矛盾的演員，卻在時間的淘洗下，沖刷出希臘悲劇式的衝突美感，在表演藝術／娛樂產業的路上滿目瘡痍仍奮勇作戰，這份姿態，是謂迷人。當每個明星都在經營社群、拼粉絲數量、觀看數字時，莫子儀的老派以及對表演的信念，使他成為新時代雋永且彌新的存在，娛樂產業需要的是明星，但表演藝術需要的是莫子儀。

「堅持下去，不要妥協，持續抗爭。」是2020年莫子儀對未來的自己說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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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

[1]莫子儀強調，《台北歌手》的劇本創作百分之九十為樓一安導演，自己僅參與其中一小部分，由於樓一安導演的信任將莫子儀放在共同編劇，才幸運獲得金鐘編劇，現階段的莫子儀仍想維持演員身份，他認為自己並非一位真正的編劇：「編劇是付出生命在進行工作，我沒有，我覺得我不夠格自稱為編劇。」

[2]北漂指的是在中國從南到北，其距離之遠無法定期回家所產生的異鄉的孤寂與漂泊感。而從高雄到台北，車程與狀態莫子儀皆認為與北漂定義相去甚遠，除非劇本將北漂二字使用括號。

※拍攝、訪問地點：光一肆號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