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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圍最佳新導演、原著劇本】

【2021金馬獎】專訪《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上):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2021/11/20 ,

評論

溫溫凱/地下電影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

溫溫凱/地下電影

任職過串流平台、電影雜誌社、電影發行商,曾任金馬影展第四屆亞洲電影觀察團,文章散見各大電影媒體平台,過著電影即工作,工作即生活的日常。因麥可漢內克改變對影像世界的看法與想像,相信電影是每秒24格的謊言,也甘願一頭栽進謊言中。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美國女孩》入圍本屆金馬獎7項大獎,影評盛況空前地一致盛讚(絕非欺騙觀眾的宣傳詞),金馬影展更是一票難求,映後則高居觀眾票選第一名,在這之後,所有關注台灣電影的人都好奇著問,導演是誰?透過本篇專訪,了解導演阮鳳儀的創作核心。

女孩的夢

7歲的她,懞懞懂懂,美國國旗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更別提即將在奧勒岡州展開的新生活,連想像都很吃力,搭著飛機橫跨太平洋,真的值得嗎?這個年紀應該要和幼稚園同學手牽手升小學,操心的應該是有沒有和最好的麻吉同班,但現在只能雙手一攤,與妹妹比肩緊貼著媽媽,晃頭晃腦地走進上一代對異鄉生活的想像,做一場不屬於她的美國夢。

原來,這場夢與台灣有16小時的時差、一萬公里以上的距離,時間/空間的物換星移,足夠讓她意識到,真的要和台灣說再見了。

12歲的她,夢做著做著竟然發現,自己是半個美國人了,除了膚色不同之外,文化、語言、愛吃的食物、甚至連熱衷的騎馬運動,都和這群來自各地的「阿兜仔」差不多。在美國的這場夢一下子做了五年,「ㄅㄆㄇ」變成了「ABC」,起初的惡夢也糊裡糊塗地變成了粉紅色的美夢。

但這一年,媽媽罹癌,從事國際展覽工作的爸爸真的不是「ATM」,無法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迫使媽媽必須返回台灣,美國夢碰上黑袍鐮刀的威脅,終究要和現實妥協。縱使有萬千不願,她還是只能雙手一攤,跟著媽媽再度橫跨太平洋回到台灣。沒了時差、一萬公里退到原點、偌大平房變成老舊公寓,才驚覺好不容易適應的美夢又變回惡夢,這場文化衝突的夢,什麼時候才能醒?

返回台灣,進入崇光女中就讀,喝過「洋墨水」的她,立刻發現與其他在新店長大的小孩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她像隻獨角獸在校園遊蕩,當一隻獨角獸就算了,還要剃毛?在體制的摧殘下剪了符合規範的短髮,「髮禁」是什麼?美國沒有啊!水土不服、被迫長大,到了國三她才在「思鄉病」中看透,不要再想美國了,該醒了,那是回不去的「鄉」、沒做完的「夢」,真的要和美國說再見了。

之後的這段青蔥歲月,她就讀師大附中時恰巧碰上熱愛歐洲電影的國文老師朱美卿,「法國新浪潮是什麼酷東西!」於是電影的法式種子在她心中埋下,而後考上台大中文系時遇見沈曉茵老師,才知道電影是一門有系統的藝術,埋了幾年的法式種子在沈曉茵的催化中發芽,「所有導演都是從零開始,為什麼不試試看?」在沈曉茵的鼓勵下,她帶著短片《抹片檢查》考上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AFI),展開從台灣二度西進的美國生活。

25歲的她,怎麼也沒想到再度踏上這片「夢想之地」要等上13年,但今次不為上一代的美國夢而活,而是為了找尋電影、挖掘自我的可能性,這一年,阮鳳儀要做自己的電影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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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
《美國女孩》導演阮鳳儀

在美國電影學院的訓練之中,阮鳳儀的另一部短片《姊姊》問世,和《抹片檢查》一樣都是聚焦於女性題材的故事,《姊姊》碰觸華人女孩在美國的生活,傻氣地摸索孩童時期與同儕、親子間的複雜關係,換句話說,沿著上述的脈絡審視,這是帶著自身印記的半自傳作品。

2018年,阮鳳儀帶著《姊姊》返台參加金穗獎、女性影展、台北電影節,獲得觀眾熱烈回應,阮鳳儀這才近一步體認自身家庭的可貴之處——在於其平凡無奇。「透過觀眾的反饋,我發現我的家庭只是上一代眾多移民家庭的其中之一,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讓我覺得我不是在消費我的家庭故事,會覺得這是很多人的故事,也因為這個故事在台灣好像還沒有被拍成電影,我就認為,我有責任或是我有能力,在現階段能夠把這個故事說到最好。」

於是,阮鳳儀看見自我的「普世性」,進而將長片劇本大綱投向金馬創投,機緣巧合下碰到有類似生命感觸的林書宇,兩人一拍即合,《美國女孩》就在這一年慢慢地孵育。

29歲的阮鳳儀,已經不是只能雙手一攤,隨著媽媽到處擺盪的女孩,歷經東西文化的捶打、成長痛楚的吻痕之後,這雙手已經足夠有力,能寫長片劇本、能扛起攝影機,能緊握身旁戰友,共同夢想著將自身的「童年往事」搬上大銀幕。

來到31歲的阮鳳儀,雙手輕輕揮舞著光影魔法,無數夢醒時分的酸甜都成了她的養分,終於交出首部劇情長片《美國女孩》,眾多平凡家庭猶如天上繁星,在阮鳳儀的巧手砥磨下,集結成名為「台灣移民家庭」的星座被勾勒、被指認,進而有了群體樣貌、發散星芒。最終,《美國女孩》折射的是台灣人的時代記憶,閃爍的是台灣家庭的生活一隅。

《美國女孩》正式海報
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提供

那顆屬於台灣移民家庭的星星

拆開《美國女孩》檢視,在母女關係的背後,確實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夢」——以民族集體性歸結而成的格局命題。全片第一顆鏡頭——機場來自LA的行李袋、中英夾雜的語言難關等細節,阮鳳儀秒瞬宣告「東西文化」的對立關係,於此穩固全片的核心基礎。

而藏在美國夢中的核心內裡,透出某種溫柔,這樣的溫柔似一張無形網,接住六零年代、九零年代兩輩台灣人之於美國土地的不同理解,更同時乘載家庭失序中的和解可能性,極富層次變化。

五、六級生的台灣人,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而後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之際在上一代的年輕時期遭遇,台灣光景迅速變動,不斷變化,美帝則在冷戰時代東亞島鏈之中成了某種救贖夢想,莊凱勛說的這句台詞:「人人都台大、人人都想去美國。」就此點出上一代的集體性,勾勒出時代印記。

九零後的Y、Z世代,在熱錢的庇護與轉移中,開啟另一種美國夢,出生自美國、兒時留學美國,移民二代披著黃色外皮、骨與肉實則存續道地的ABC與聖代塔,就此與上一代美國夢的視野拉開距離,「身份認同」成了移民二代最為迫切的反思提問,「妳真的是美國人!」這句台詞便如定音槌般,迴盪於女主角方郁婷(飾演梁芳儀)的腦海中,成為不近人情、不服水土、不合時宜的青春絮語。

《美國女孩》的劇本,就從上述兩代的破碎美國夢展延而出,當兩代人同時從美國歸返台灣之際,其對應而出的失落不盡相同,各自哀愁也不堪言說,而影像則在細膩且縝密的時代洞察力之中,張力如「水花」般緩緩流洩,浸入心頭。

「爸媽媽那年代的美國是最進步的世界強國,上一代嚮往的美好都在美國,而他們對美國的夢是由很多流行文化組成的,可能是電影告訴他們美國比較好,激化很多想像;但是九零後的移民二代,實際體會後就知道美國沒有那麼好,應該說,我們沒有強烈預設美國的樣貌,我們並沒有在美國追求可能無法達到的理想。」透過自身經驗,阮鳳儀述說兩代「美國夢」的差異。

青春時期碰到上一代留下的美國夢,讓阮鳳儀叫苦連天,每天哀嚎嚷著要回美國,就和《美國女孩》中的方郁婷一模一樣,角色與阮鳳儀交織相疊,不過,現在的阮鳳儀是極為淡然地笑看這些往事,「我覺得這就是被移來移去,移太多次所產生的後遺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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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
《美國女孩》劇照

對於小時候的我來說,媽媽的身後潛伏死亡,籠罩著我跟家庭

現在來看阮鳳儀的這份淡然,是與自我和解的結果。「《美國女孩》是我面對自己、家庭、媽媽、死亡、成長、青春記憶的作品。」阮鳳儀誠實詰問自我後,緩緩地這樣說。

這是一部自傳性質濃厚的作品,將自身過往的傷痕、衝突、生活從儲思盆中掏出來,血淋淋地攤在銀幕前,「說自己的故事」很多時候是需要勇氣的。

對此,阮鳳儀的想法是,「對某些人而言,或許會害怕內心赤裸地走向大眾,但我不這麼想,對於過去痛苦的事情,我會很想要處理它、把它寫成劇本、拍成電影,透過這種抒發,我反而能得到釋放,這是我面對過往痛苦的方式,是我放下的過程。」

「創作電影是療癒自我的方式」,這是阮鳳儀的核心初衷,這種信念如一根定海針,在狂嘯瘋浪的不明之際,給了阮鳳儀定心的安穩力量,阮鳳儀就此透過電影與過去和解。

但是,阮鳳儀到底「和解」了什麼?

觀看阮鳳儀的影像創作軌跡,能發現與其生命經驗高度疊合,阮鳳儀作品儼然呈現一脈相承的鮮明血統,倘若進一步相互對照《姊姊》與《美國女孩》,會發現這一短一長的片子有許多相同之處,「死亡」就是其一。

《美國女孩》母女、家庭間的劍拔弩張,好似肉身的癌症與久未失修的壁癌,母親與公寓的「逐漸死亡」運用片中提及的「排比修辭」,在影像語言的文學性當中,同時彰顯親屬關係與家庭符號的失能,透過角色的互動、空間場域的運用,彼此禁錮的死亡意象便躍然紙上,再現於銀幕,籠罩敘事。

死亡陰影來到片尾,方郁婷大聲喊出「希望媽媽去死」的激情台詞,這句「死亡宣言」也同樣在《姊姊》之中現形,而在終極的咒罵之後,女孩們都迎來巨大巴掌——誰敢提死亡,誰就必須被懲罰,這件事成了阮鳳儀質問大人世界的「雙重標準」。

「死亡在東方文化是種忌諱,不能明講。但在片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媽媽從早到晚一直講著『我快死了』,為什麼這件事就被允許?大人可以,為什麼小孩就不能?」

小時候的阮鳳儀對死亡非常敏感、恐懼,甚至想過若是沒有出生就好了,「人死後會去哪裡?又會發生什麼事?」這題人類史上最大哉問,在阮鳳儀的腦中設想過無數次,但怎麼可能有答案,唯一能確定的是,這份對死亡的恐懼像時鐘般倒數,滴答、滴答,提醒她媽媽快消失了——「死亡應該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吧?記憶都會消失,發生過的事情是不是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媽媽罹癌後加倍放大阮鳳儀對「死亡」的想像,當死亡迎面襲來之際,就把母女關係推得更遠,「當時媽媽一直說她的時間越來越少,應該要把握彼此相處的時間,可是對那時的我來說,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正面看待件事。」阮鳳儀這樣說。

「Is mommy going to die?」《美國女孩》出現的這句台詞,恰好點出阮鳳儀兒時最為關切的提問。

「媽媽的身後潛伏死亡,籠罩著我跟家庭」甚至被阮鳳儀寫進高中作文,青春期的詩,阮鳳儀是以「死亡」為題書寫、在死亡的消逝中慢慢成長,最後才發現,原來死亡與成長是一體兩面,是必然的、是無法迴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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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
《美國女孩》劇照

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都說了,死亡/成長是一體兩面,於是阮鳳儀進一步在「愛/恨」、「死亡/成長」等關係的反襯當中,由個人至群體,詰問自我、家庭、社會等多重關係,誠如上述所言,《美國女孩》是兩代破碎美國夢的鏡像故事。

因此,《美國女孩》除了談死亡,當然也要談成長。

「成長是什麼?」我問。
「成長是不斷失去的過程。」阮鳳儀答。

「不斷失去的過程」聽起來有點抽象、有點空談,阮鳳儀不說了,直接拍給你看。倘若細看,會發現《美國女孩》佈滿了很多的失去,失去馬、失去朋友、失去美國、失去媽媽、失去爸爸,或者是,失去「頭髮」?

從《姊姊》看向《美國女孩》,「落髮」對女孩們是件大事,好似抹去尊嚴,甚至帶著某種「不得不」的無奈與卑低,《姊姊》碰上頭蝨必須落髮;《美國女孩》在教育體制的風暴下必須落髮,「落髮」是成長的苦,換句話說,「失去」是成長的痛,這些苦與痛,都被阮鳳儀好好安置於影像之中。

「然後,我們才在苦痛中不斷地自我塑造,成為現在的自己。我覺得成長是要經過很多失落的,在很多的得不到之中,不斷修正,才能撥雲見日吧。」阮鳳儀口中對於死亡/成長的想法,與影像是一致的,因此,我們窺見了創作者的誠實。

進一步回憶女孩的成長往事,阮鳳儀說:「在女孩的成長階段,媽媽卻因病面臨死亡,這該怎麼面對?我甚至覺得,那我的成長是不是只能走向死亡?當時對我而言,死亡是人生終極的厄運,在家庭關係中,死亡也常常被當作最極端的情感,在最激烈的爭吵時,就會爆發出來。」

「所以,是什麼原因讓妳能勇敢面對死亡?」這是我對阮鳳儀的提問。

「可能是拍了《美國女孩》之後,覺得生活在影像中被固定、被保存,對我來說就覺得這些事的發生是有意義的、是有目共睹的。到了現在我覺得,雖然死亡帶來很多悲傷,但是生命帶來的快樂、喜悅其實是超過這種悲傷的,生命是值得的。」這是阮鳳儀現階段的回答。

回想創作《美國女孩》的時期,孵育劇本兩年、拍攝28天、後期製作數個月,這之中的每道關卡,都是阮鳳儀有意識的直球對決「死亡」的戰爭時刻,每破一關就不斷被推倒重來,若是卡關,就做瑜伽、靠冥想來解——「傾聽內心的聲音啦!」,反覆循環之後,阮鳳儀漸漸確立這份能夠面對死亡的勇氣。

「創作過程我慢慢被療癒了,當我慢慢地和解之後,我反而能接受死亡會發生以及可以發生的事實。媽媽現在也還健在,我就覺得有趁家人都還在的時候,修補這些關係。回顧這段過去,感覺傷口癒合了,真的被療癒了。」阮鳳儀瞇起眼笑著說。

「不是說活著就好,也不是死了就很悲慘,不是嗎?兩人之間可以創造出作為終生心靈支柱的回憶,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這段話並非出自阮鳳儀,是來自吉本芭娜娜。而我想,阮鳳儀在這階段拍出《美國女孩》獻給家人,扎扎實實將這段「終生心靈支柱的回憶」封存進影像,當未來必然的死亡降臨時,兩人之間、家庭之間,甚至無數觀眾之間,還是能一直一直觀看《美國女孩》,透過影像的回憶被療癒、或和解、甚至是成長,就與阮鳳儀歷劫歸來的柔軟一樣,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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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提供
《美國女孩》幕後拍攝照,左至右:方郁婷、林嘉欣、阮鳳儀

專訪地點提供:瀚寓酒店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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