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孩的夢

7歲的她，懞懞懂懂，美國國旗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更別提即將在奧勒岡州展開的新生活，連想像都很吃力，搭著飛機橫跨太平洋，真的值得嗎？這個年紀應該要和幼稚園同學手牽手升小學，操心的應該是有沒有和最好的麻吉同班，但現在只能雙手一攤，與妹妹比肩緊貼著媽媽，晃頭晃腦地走進上一代對異鄉生活的想像，做一場不屬於她的美國夢。

原來，這場夢與台灣有16小時的時差、一萬公里以上的距離，時間／空間的物換星移，足夠讓她意識到，真的要和台灣說再見了。

12歲的她，夢做著做著竟然發現，自己是半個美國人了，除了膚色不同之外，文化、語言、愛吃的食物、甚至連熱衷的騎馬運動，都和這群來自各地的「阿兜仔」差不多。在美國的這場夢一下子做了五年，「ㄅㄆㄇ」變成了「ABC」，起初的惡夢也糊裡糊塗地變成了粉紅色的美夢。

但這一年，媽媽罹癌，從事國際展覽工作的爸爸真的不是「ATM」，無法支付龐大的醫療費用，迫使媽媽必須返回台灣，美國夢碰上黑袍鐮刀的威脅，終究要和現實妥協。縱使有萬千不願，她還是只能雙手一攤，跟著媽媽再度橫跨太平洋回到台灣。沒了時差、一萬公里退到原點、偌大平房變成老舊公寓，才驚覺好不容易適應的美夢又變回惡夢，這場文化衝突的夢，什麼時候才能醒？

返回台灣，進入崇光女中就讀，喝過「洋墨水」的她，立刻發現與其他在新店長大的小孩不一樣，這種不一樣讓她像隻獨角獸在校園遊蕩，當一隻獨角獸就算了，還要剃毛？在體制的摧殘下剪了符合規範的短髮，「髮禁」是什麼？美國沒有啊！水土不服、被迫長大，到了國三她才在「思鄉病」中看透，不要再想美國了，該醒了，那是回不去的「鄉」、沒做完的「夢」，真的要和美國說再見了。

之後的這段青蔥歲月，她就讀師大附中時恰巧碰上熱愛歐洲電影的國文老師朱美卿，「法國新浪潮是什麼酷東西！」於是電影的法式種子在她心中埋下，而後考上台大中文系時遇見沈曉茵老師，才知道電影是一門有系統的藝術，埋了幾年的法式種子在沈曉茵的催化中發芽，「所有導演都是從零開始，為什麼不試試看？」在沈曉茵的鼓勵下，她帶著短片《抹片檢查》考上美國電影學院（American Film Institute，AFI），展開從台灣二度西進的美國生活。

25歲的她，怎麼也沒想到再度踏上這片「夢想之地」要等上13年，但今次不為上一代的美國夢而活，而是為了找尋電影、挖掘自我的可能性，這一年，阮鳳儀要做自己的電影夢。

Photo Credit: 關鍵評論網 / 王祖鵬

在美國電影學院的訓練之中，阮鳳儀的另一部短片《姊姊》問世，和《抹片檢查》一樣都是聚焦於女性題材的故事，《姊姊》碰觸華人女孩在美國的生活，傻氣地摸索孩童時期與同儕、親子間的複雜關係，換句話說，沿著上述的脈絡審視，這是帶著自身印記的半自傳作品。

2018年，阮鳳儀帶著《姊姊》返台參加金穗獎、女性影展、台北電影節，獲得觀眾熱烈回應，阮鳳儀這才近一步體認自身家庭的可貴之處——在於其平凡無奇。「透過觀眾的反饋，我發現我的家庭只是上一代眾多移民家庭的其中之一，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勇氣，讓我覺得我不是在消費我的家庭故事，會覺得這是很多人的故事，也因為這個故事在台灣好像還沒有被拍成電影，我就認為，我有責任或是我有能力，在現階段能夠把這個故事說到最好。」

於是，阮鳳儀看見自我的「普世性」，進而將長片劇本大綱投向金馬創投，機緣巧合下碰到有類似生命感觸的林書宇，兩人一拍即合，《美國女孩》就在這一年慢慢地孵育。

29歲的阮鳳儀，已經不是只能雙手一攤，隨著媽媽到處擺盪的女孩，歷經東西文化的捶打、成長痛楚的吻痕之後，這雙手已經足夠有力，能寫長片劇本、能扛起攝影機，能緊握身旁戰友，共同夢想著將自身的「童年往事」搬上大銀幕。

來到31歲的阮鳳儀，雙手輕輕揮舞著光影魔法，無數夢醒時分的酸甜都成了她的養分，終於交出首部劇情長片《美國女孩》，眾多平凡家庭猶如天上繁星，在阮鳳儀的巧手砥磨下，集結成名為「台灣移民家庭」的星座被勾勒、被指認，進而有了群體樣貌、發散星芒。最終，《美國女孩》折射的是台灣人的時代記憶，閃爍的是台灣家庭的生活一隅。

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提供

那顆屬於台灣移民家庭的星星

拆開《美國女孩》檢視，在母女關係的背後，確實顯而易見的是「美國夢」——以民族集體性歸結而成的格局命題。全片第一顆鏡頭——機場來自LA的行李袋、中英夾雜的語言難關等細節，阮鳳儀秒瞬宣告「東西文化」的對立關係，於此穩固全片的核心基礎。

而藏在美國夢中的核心內裡，透出某種溫柔，這樣的溫柔似一張無形網，接住六零年代、九零年代兩輩台灣人之於美國土地的不同理解，更同時乘載家庭失序中的和解可能性，極富層次變化。

五、六級生的台灣人，年輕時期歷經黨國解嚴，而後碰上總統直選、政黨輪替，經濟則先後面臨中小企業出走中國，股市萬點迎來熱錢繁榮而後接續崩盤，台灣風起雲湧之際在上一代的年輕時期遭遇，台灣光景迅速變動，不斷變化，美帝則在冷戰時代東亞島鏈之中成了某種救贖夢想，莊凱勛說的這句台詞：「人人都台大、人人都想去美國。」就此點出上一代的集體性，勾勒出時代印記。

九零後的Y、Z世代，在熱錢的庇護與轉移中，開啟另一種美國夢，出生自美國、兒時留學美國，移民二代披著黃色外皮、骨與肉實則存續道地的ABC與聖代塔，就此與上一代美國夢的視野拉開距離，「身份認同」成了移民二代最為迫切的反思提問，「妳真的是美國人！」這句台詞便如定音槌般，迴盪於女主角方郁婷（飾演梁芳儀）的腦海中，成為不近人情、不服水土、不合時宜的青春絮語。

《美國女孩》的劇本，就從上述兩代的破碎美國夢展延而出，當兩代人同時從美國歸返台灣之際，其對應而出的失落不盡相同，各自哀愁也不堪言說，而影像則在細膩且縝密的時代洞察力之中，張力如「水花」般緩緩流洩，浸入心頭。

「爸媽媽那年代的美國是最進步的世界強國，上一代嚮往的美好都在美國，而他們對美國的夢是由很多流行文化組成的，可能是電影告訴他們美國比較好，激化很多想像；但是九零後的移民二代，實際體會後就知道美國沒有那麼好，應該說，我們沒有強烈預設美國的樣貌，我們並沒有在美國追求可能無法達到的理想。」透過自身經驗，阮鳳儀述說兩代「美國夢」的差異。

青春時期碰到上一代留下的美國夢，讓阮鳳儀叫苦連天，每天哀嚎嚷著要回美國，就和《美國女孩》中的方郁婷一模一樣，角色與阮鳳儀交織相疊，不過，現在的阮鳳儀是極為淡然地笑看這些往事，「我覺得這就是被移來移去，移太多次所產生的後遺症吧。」

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

對於小時候的我來說，媽媽的身後潛伏死亡，籠罩著我跟家庭

現在來看阮鳳儀的這份淡然，是與自我和解的結果。「《美國女孩》是我面對自己、家庭、媽媽、死亡、成長、青春記憶的作品。」阮鳳儀誠實詰問自我後，緩緩地這樣說。

這是一部自傳性質濃厚的作品，將自身過往的傷痕、衝突、生活從儲思盆中掏出來，血淋淋地攤在銀幕前，「說自己的故事」很多時候是需要勇氣的。

對此，阮鳳儀的想法是，「對某些人而言，或許會害怕內心赤裸地走向大眾，但我不這麼想，對於過去痛苦的事情，我會很想要處理它、把它寫成劇本、拍成電影，透過這種抒發，我反而能得到釋放，這是我面對過往痛苦的方式，是我放下的過程。」

「創作電影是療癒自我的方式」，這是阮鳳儀的核心初衷，這種信念如一根定海針，在狂嘯瘋浪的不明之際，給了阮鳳儀定心的安穩力量，阮鳳儀就此透過電影與過去和解。

但是，阮鳳儀到底「和解」了什麼？

觀看阮鳳儀的影像創作軌跡，能發現與其生命經驗高度疊合，阮鳳儀作品儼然呈現一脈相承的鮮明血統，倘若進一步相互對照《姊姊》與《美國女孩》，會發現這一短一長的片子有許多相同之處，「死亡」就是其一。

《美國女孩》母女、家庭間的劍拔弩張，好似肉身的癌症與久未失修的壁癌，母親與公寓的「逐漸死亡」運用片中提及的「排比修辭」，在影像語言的文學性當中，同時彰顯親屬關係與家庭符號的失能，透過角色的互動、空間場域的運用，彼此禁錮的死亡意象便躍然紙上，再現於銀幕，籠罩敘事。

死亡陰影來到片尾，方郁婷大聲喊出「希望媽媽去死」的激情台詞，這句「死亡宣言」也同樣在《姊姊》之中現形，而在終極的咒罵之後，女孩們都迎來巨大巴掌——誰敢提死亡，誰就必須被懲罰，這件事成了阮鳳儀質問大人世界的「雙重標準」。

「死亡在東方文化是種忌諱，不能明講。但在片中大家都可以看到，媽媽從早到晚一直講著『我快死了』，為什麼這件事就被允許？大人可以，為什麼小孩就不能？」

小時候的阮鳳儀對死亡非常敏感、恐懼，甚至想過若是沒有出生就好了，「人死後會去哪裡？又會發生什麼事？」這題人類史上最大哉問，在阮鳳儀的腦中設想過無數次，但怎麼可能有答案，唯一能確定的是，這份對死亡的恐懼像時鐘般倒數，滴答、滴答，提醒她媽媽快消失了——「死亡應該就是什麼都沒有了吧？記憶都會消失，發生過的事情是不是就像沒發生過一樣？」

媽媽罹癌後加倍放大阮鳳儀對「死亡」的想像，當死亡迎面襲來之際，就把母女關係推得更遠，「當時媽媽一直說她的時間越來越少，應該要把握彼此相處的時間，可是對那時的我來說，根本不知道該怎麼正面看待件事。」阮鳳儀這樣說。

「Is mommy going to die？」《美國女孩》出現的這句台詞，恰好點出阮鳳儀兒時最為關切的提問。

「媽媽的身後潛伏死亡，籠罩著我跟家庭」甚至被阮鳳儀寫進高中作文，青春期的詩，阮鳳儀是以「死亡」為題書寫、在死亡的消逝中慢慢成長，最後才發現，原來死亡與成長是一體兩面，是必然的、是無法迴避的。

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

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都說了，死亡／成長是一體兩面，於是阮鳳儀進一步在「愛／恨」、「死亡／成長」等關係的反襯當中，由個人至群體，詰問自我、家庭、社會等多重關係，誠如上述所言，《美國女孩》是兩代破碎美國夢的鏡像故事。

因此，《美國女孩》除了談死亡，當然也要談成長。

「成長是什麼？」我問。
「成長是不斷失去的過程。」阮鳳儀答。

「不斷失去的過程」聽起來有點抽象、有點空談，阮鳳儀不說了，直接拍給你看。倘若細看，會發現《美國女孩》佈滿了很多的失去，失去馬、失去朋友、失去美國、失去媽媽、失去爸爸，或者是，失去「頭髮」？

從《姊姊》看向《美國女孩》，「落髮」對女孩們是件大事，好似抹去尊嚴，甚至帶著某種「不得不」的無奈與卑低，《姊姊》碰上頭蝨必須落髮；《美國女孩》在教育體制的風暴下必須落髮，「落髮」是成長的苦，換句話說，「失去」是成長的痛，這些苦與痛，都被阮鳳儀好好安置於影像之中。

「然後，我們才在苦痛中不斷地自我塑造，成為現在的自己。我覺得成長是要經過很多失落的，在很多的得不到之中，不斷修正，才能撥雲見日吧。」阮鳳儀口中對於死亡／成長的想法，與影像是一致的，因此，我們窺見了創作者的誠實。

進一步回憶女孩的成長往事，阮鳳儀說：「在女孩的成長階段，媽媽卻因病面臨死亡，這該怎麼面對？我甚至覺得，那我的成長是不是只能走向死亡？當時對我而言，死亡是人生終極的厄運，在家庭關係中，死亡也常常被當作最極端的情感，在最激烈的爭吵時，就會爆發出來。」

「所以，是什麼原因讓妳能勇敢面對死亡？」這是我對阮鳳儀的提問。

「可能是拍了《美國女孩》之後，覺得生活在影像中被固定、被保存，對我來說就覺得這些事的發生是有意義的、是有目共睹的。到了現在我覺得，雖然死亡帶來很多悲傷，但是生命帶來的快樂、喜悅其實是超過這種悲傷的，生命是值得的。」這是阮鳳儀現階段的回答。

回想創作《美國女孩》的時期，孵育劇本兩年、拍攝28天、後期製作數個月，這之中的每道關卡，都是阮鳳儀有意識的直球對決「死亡」的戰爭時刻，每破一關就不斷被推倒重來，若是卡關，就做瑜伽、靠冥想來解——「傾聽內心的聲音啦！」，反覆循環之後，阮鳳儀漸漸確立這份能夠面對死亡的勇氣。

「創作過程我慢慢被療癒了，當我慢慢地和解之後，我反而能接受死亡會發生以及可以發生的事實。媽媽現在也還健在，我就覺得有趁家人都還在的時候，修補這些關係。回顧這段過去，感覺傷口癒合了，真的被療癒了。」阮鳳儀瞇起眼笑著說。

「不是說活著就好，也不是死了就很悲慘，不是嗎？兩人之間可以創造出作為終生心靈支柱的回憶，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這段話並非出自阮鳳儀，是來自吉本芭娜娜。而我想，阮鳳儀在這階段拍出《美國女孩》獻給家人，扎扎實實將這段「終生心靈支柱的回憶」封存進影像，當未來必然的死亡降臨時，兩人之間、家庭之間，甚至無數觀眾之間，還是能一直一直觀看《美國女孩》，透過影像的回憶被療癒、或和解、甚至是成長，就與阮鳳儀歷劫歸來的柔軟一樣，那可不是只要活著就能辦得到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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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傳影互動提供

專訪地點提供：瀚寓酒店

責任編輯：王祖鵬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