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59屆金馬獎頒獎典禮於上週六（11月19日）落幕，獲得該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作品，是關於阮國非命案的《九槍》。

本片導演蔡崇隆的太太阮金紅上台後，率先代表阮國非妹妹阿草，轉述了一段強而有力且令人反思的發言：「我哥哥的事件，他有對有錯，但不應該讓他就這樣永遠離開了我們，希望政府及台灣朋友們了解我哥哥為什麼會落入這樣的狀況，不需要這樣連打移工九槍。警方在他哪一個位置開槍，我自己很清楚，因為不想讓爸爸長期痛苦，所以我就和解了，讓他們不要一直想這件事情。時間過了五年，目前我在新加坡工作，知道爸媽在家鄉健康，我就安心了。」

那些難以撫平的傷痛，當然可以因為時間的流逝，假裝從未發生，但阮國非命案與過往移工事件截然不同，它徹底戳破了長期台灣社會不願直視的問題，並將此推倒了一個新的討論高度，這裡就讓我們先來回溯整體事件的發散：

2017年的8月31日，新竹縣警方在接獲一起涉嫌盜竊的案件後趕往現場，嫌犯越南籍逃跑移工阮國非在警員以辣椒水與警棍的反制下，仍試圖拒捕，甚至試圖闖入警車的駕駛座，進而導致警員陳崇文連開九槍，最終失血身亡。

當時警方還遲遲不願公布完整現場錄像，以至於媒體與網路上僅流傳著救護車的行車記錄器錄像，而我們也只能從中看見中槍後的阮國非試圖爬上警車，並無力地倒在車下。

負責阮國非案件的律師邱顯智針對《警械使用條例》的第二條和第九條規定，提出了急迫性和必要性的質疑，但新竹竹北分局的局長卻再三強調沒問題，甚至只公布了擷取後的部分影像，並再三向媒體強調，阮國非搶警車與吸毒的行為，試圖轉移了子彈可射擊非要害部位或輪胎的焦點。

至此，社會大眾的立場變得更加分歧與對立，一方支持警方用槍制伏逃逸移工；一方質疑執法過當，支持移工人權。直至2019年二審時，因雙方達到和解，最終改判6個月，得易科罰金，緩刑3年，可上訴，該事件也就在此到了一個尾聲。

同年的2019年10月，高雄拍推出了劇情短片《九發子彈》，其導演蘇哲賢認為：「殺死阮國非的，不是那九顆子彈，而是我們的意識形態。」，並透過一名魯莽年輕的警員與棒球作為國球所呈現出的優越感，反應出台灣集體社會的意識形態，同時試圖扣問台灣的真實面貌。

然而，《九發子彈》卻在角色的改編篇幅過大，進而扭曲了案發事件本身的真實性與嚴重性，以至於議題與敘事的單一化，沒辦法真實地反映出導演的所思所想，甚至還喪失了對警員體制批判的機會，就連結尾的越南籍歌聲，都顯得像是在消費死者與移工，導致移工敘事仍未有移工之聲，就像是旁觀者的視野，冷靜地看待整體事件的發生，導致移工結構化的問題仍舊沒辦法引起討論或獲得正視，就如同台灣社會或體制一再要求的「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心態。

那些在《九發子彈》中輕描淡寫的一切與暴力關鍵鏡頭的處理，都反應出了這樣的心態，荒謬也並不是目前最好的溝通方式，創作者務必打破過往移工題材作品中的刻板印象，才有辦法讓作品至少先走入大眾。

所以當《九槍》獲得第59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片時，它的重要性在於它與媒體之間達成的效應，某種程度，它是以一種更政治性與更社會性的思考，也當然是更迫切的，畢竟直至今年7月及9月時所宣布的防疫共存政策，我們仍舊能看見移工族群遭受更嚴格的管制，那種不平等的歧視與偏見，已經是政策上的的差別對待時，我們無法否認它也將徹底進入到台灣社會的血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