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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暢所欲言,到欲言又止——國安法下的文藝界

專訪莊梅岩:紅線、六四——如果決定留下來,如何延續好創作?

2021/06/04 ,

採訪

TNL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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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臨近六四,很多記者找她,她都侃侃而談,有話實說:「有乜不能直說?我覺得最不好的,是自我審查,那不只存在創作,而是日常生活。你自己都覺得講真話有危險,咁就真係好危險囉。」

文:莫坤菱

編劇莊梅岩的工作桌前有扇窗。每年這個時候,外面大樹都掛了幾顆芒果,飽滿圓潤的模樣,但摘一顆來吃,卻是酸中帶澀。

像極如今的香港,看似美好的幻象,一戳就破,金玉其外。

《國安法》即將通過一周年,文藝界面對前所來有的風浪——謾罵、紅線、恐懼、自我審查……風吹得急,浪翻捲着,急遽跌宕。做了編劇二十年的她,寫過不少充滿社會意識、具批判性的作品;《教授》詰問大學理念,《野豬》探究新聞自由;然後是《5月35日》,為直接悼念六四事件而寫,站得鮮明而筆直。

往後三年的六月,都有人走來問她,關於六四。她答得坦率:「有人問,我就繼續講。」然後,今年六四燭光集會被視為非法。人潮一退,大後方也有機會成為了「衝衝子」。

《野豬》中有句經典對白:「你會選擇妥協,還是繼續當一隻橫衝直撞的野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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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她面對《國安法》的態度,有思考、有憂慮,但是還是盡量泰然、暢所欲言:「對創作人來說,最大敵人不是《國安法》,而是自我審查。你要很樂觀,才不被自我審查影響到。」她頓了一頓,有條不紊道:「(你的創作)可能最終會令你惹上麻煩,但我不停問我自己,人生最終想做甚麼?我不是想避麻煩,我是想做好的創作。」

筆可以是劍,也可以是捆綁在手腳上的鎖鏈,但沒有東西可以在思想中囚禁到她。

文革

莊梅岩生於1976年,同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結束。

她爸爸在國內,本來從事文化藝術,卻在文革期間受到政治迫害:「我爸是做梨園戲的,那時被人『督灰』,說他說了不知甚麼不敬的說話,便被判進了教育營四年,一度無期逃刑。」經歷囚禁,放出來後,被派往一些偏僻鄉下導一些宣傳戲、愛國戲,將功犢罪。

後來,他結識了莊梅岩的媽媽,兩人結婚;1978年舉家申請來香港,「當時他一知道獲批來港,連夜趕船,『歸心似箭』,生怕對方改變主意。」來到香港,莊梅岩才兩歲,下船喘息到的空氣叫自由,卻未知那會為她鋪敘了往後的人生。

因為深愛自己的父親,她特別敏感他離鄉別井的感悟,自小便找歷史文獻閱讀,急着了解他生於那個時代,會是怎樣的輪廓,「一個成年人,離開自己的家鄉,要放下很多熟悉的東西,要放下尊嚴,想必是很寂寞的事。」有段日子,她沉迷於研究文化大革命。但近來漸漸讀着,怎麼發生的那麼似曾相識、既遠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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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權說話的語氣、對付的板斧,活像今時今日的香港,那是一種中國式的repetition:「他們想控制文藝界,那些步驟很類似,先是收買你,若然收買不到便是恐嚇你,再恐嚇不到就是摧毀你。」耳聽着父親經歷的苦難,眼看香港正置身其中的旋渦,「然後,乜公報、大X報,抽了一些藝術家的名字,打個交叉,好似示眾咁,對藝術家做成威脅,實實在在影響創作自由。」

紅線

莊梅岩長大後,才懂得欣賞香港作為創作土壤,在華語地方之獨特性,她謙遜地道:「我如果有任何創作能力,都是香港孕育出黎。」一說創作,她的眼神閃爍得如星星般發亮。

「香港很國際化,既着重差歐美,但又可以看到很多亞洲如泰國、韓國精品的創作,是孕育創作人很好的搖籃。加上文化資訊度很高,好的藝術都會流到香港,刺激我們思考。」即使香港人有時看扁低文字與文化,但是土壤本身很肥沃,如果真的要批判,只是耕得不夠好,「文化多元性強,鼓勵碰撞,容易睇到好嘢、惦到好嘢,好重要。」

然而,她認為,《國安法》是很大的分水嶺,儼然取走以往那片混然天成的土壤。香港恍如成了一座大牢獄,人們再不能自由思辯與創作,好的藝術從彈指間溜走……

《國安法》通過差不一年,莊梅岩形容,有少少習慣了,但慢慢要告訴自己,做創作其實並沒有觸碰到紅線,「不能太驚,先不要讓那個恐懼影響到你的創作空間,(政權)它就是想你有自我審查。我覺得,最大敵人不是《國安法》,對創作人來講,是自我審查。」

她經常幻想到,有人來家敲門找她麻煩,「我經常和我個仔講,如果因為我做過的東西有甚麼事的話,你要記住我是不後悔的。」

因為,她很清楚自己是個怎樣的人,「(你的創作)可能最終會令你惹上麻煩,但我不停問我自己,人生最終想做甚麼?我不是為了避麻煩而活,我是想做好的創作。只不過現時有人將這兩者放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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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也說,她覺得香港創作人從歷史看來,都不是「衝衝子」,「不是我們不勇敢,而係我哋style唔係特別硬碰。」她坦然心裏是沒有紅線,無乜唔寫得,只不過自己並無太激烈的主張,儘然紅線天天在變,但這一刻,起碼沒有

「我都唔明,點解六四唔寫得?有人話六四唔寫得咩?講六四就違反《國安法》咩?無啊嘛,我咪覺得,可以寫囉。」她寧願政權直接告訴人們那些不能寫,也不要自我審查。

那,如果做好創作,真的有代價要付呢?

「我唔會話我揀坐監,我唔係,況且我認為仲有好段距離……我會揀唔做囉。假如要留在香港,我不要做一些沒有自由的作品。如果你告訴我,這個要斬手,那個要斬腳,篇文才能出街,咁唔好出。起碼我保護到我作品的完整,就是對我創作的最大尊重。」

當然,面對紅線,她也會很小心處理。但是好認為寫劇作的人,往往不用太焦急。若然真的很危險,自然大把人溫馨提示你,甚至未能公開刊登或公演。

是不是多了人跟你說,你過往寫的這些好危險?

「當然有啦。很多人找回我寫過的劇,例如《野豬》,我都唔知有乜咁危險……我最近印單本,睇返啲lines,有句係個記者同個編輯講:『做咩呀?你逼啲記者硬推《國安法》呀?』我突然醒一醒,乜我有這過一句這樣(貼近現實)嘅lines咩?」莊梅岩坦率地說。

《野豬》寫於2012年,她以為本來是寫未來30年的事情,「想感覺虛點、隱晦點,但誰知來到現在變得這麼寫實,我都沒辦法,不能這樣(入我數)。」

有時應付身邊的人的叮囑和關心,比處理內心的恐懼,需要花更多時間。

滿瀉的善意,讓局內人更加無法看清迷霧的前景,「我覺得我做的東西是無害,如果我最終有事(有後果),那是社會的錯,不是我的錯。我身邊的人不應該問我,點解你唔息事寧人……嗰個係社會嘅錯,做乜你要怪我?做乜話我唔識時務?我只希望同我所愛的人說,第一,我覺得唔會後悔,第二,唔係我唔好,我無bad intention。」

也有人跟她說,現在最適合重新推出2014年公演過的《教授》,「我心諗,《教授》好out啦,入面講緊嘅社會運動,學生面對的罪名是係妨礙司法公正。大佬,依家個個畀人告緊暴動罪。(我寫的劇)是天堂,我當初諗得太溫和。」

戲劇,如今成了噩夢版的預言書。

「我想補充的是,作為創作人,我的作品沒有改革的想法,我只有批判的想法。會批判政府的創作,在好多社會都有、都很mild,唔係咩?我們這裏變了北韓?」

六四

2019年,莊梅岩洋洋寫下了有關六四的舞台劇《5月35日》。寫劇本期間,有位不知名的大陸人找上他父母的家,知道她在大陸有甚麼親戚,着她不要再寫六四,「(當時)他們攪不清楚狀況,香港是可以寫的。佢唔找上我,無人知的,佢一找我,就好多人知。」她激動地拍了一下桌子,書本都在抖擻。

後來,劇照寫好,戲照上。她也不怕尷尬,特地邀請那位大陸人來看,「他們經常覺得我們這些人是被人煽動、收咗錢,我覺得個劇這麼好,應該讓你看到甚麼叫專業。」

終於,他在七月重演時來了看。莊梅岩在謝幕時,看進他的眸子,說了幾句普通話:「我要讓你感受恐懼,我可以指你出來,讓全場都知道你是,但我沒有,這是我對你最後一點仁慈……你現在就在場了,看到大家是怎樣的人。你這陣子在香港,就去遊行,在人群中感受一下,這些是什麼人,追求的是什麼。有沒有收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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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說過,這個被威嚇的經歷,曾經讓她非常恐懼。那刻的她豁了出去。因為恐懼生出勇氣,還是純粹逞強?

「他帶給我的恐懼很大,佢上埋我屋企,我都是輕輕踼佢一嘢姐,我覺得呢種voice out都是令自己無咁驚,當無數,件事完結。」她忽爾若有所思,續說:「我想讓其他被人欺負的人知道,你若受到欺負,要出聲。知我被人威嚇過,我們可以商討策略,心靈上有個依靠,才不至於那麼孤獨。」

時至今日,香港的風景都換了幾遍,轉成威權社會;但是她仍然認為寫六四是安全的:「我覺得寫六四應該無事,因為六四是一個他們都無辦法否定的瘡疤,他們不過不想你揭開他的瘡疤。」臨近六四,很多記者找她,她都侃侃而談,有話實說:「有乜不能直說?我覺得最不好的,是自我審查,那不只存在創作,而是日常生活。你自己都覺得講真話有危險,咁就真係好危險囉。」

她在想,如果敢言以後,她都有工開(植入廣告:她有寫愛情、家庭,不只政治),當然要高調,就當是個小測試,「我講完都無事,你無事、佢無事,大家咪發現,唔係唔可以講囉。」

離散

見莊梅岩剛烈大無畏如斯,當然沒想過走吧。

她說不不不,「有諗過離開香港。但是如果我到最後選擇留低,都係一個好conscious(有意識)的決定來。」

暫時是想留低。

留的原因很實務,她的父母老了,想留在身邊照顧。她已經習慣了那種恐懼,覺得首先自己做下去,看看可否堅持得耐一點,「我覺得,無論走定留,都是很身不由己。因為你不可以輕易切割這裏的人或感情,你亦都不可以輕易切割你對政權的恐懼,所以才會掙扎,才會覺得身不由己。」她突然變得感性。

「無論恐懼或者愛,都是很難,很難控制,很難預計。」她幽幽地續說。

「我經常想,阿邊個、阿邊個有事(坐監),我就走了。現在,我覺得沒事的人全部都有事(坐監),但我都沒扚起心肝離開香港。」她一直以為自己捨得,但到攔在眼前了,又好像可以做多陣、做多陣。

現在香港的走向,編劇都寫不出來。

她認為根據戲劇理論。如果劇情永遠都走下坡,發展會很平淡、好flat,「總會有一些人、一些事出現,令個勢力平衡,有所改變。我們現在身處一個很差的環境,希望有些人會察覺到,我們不可以永遠用高壓手段,去對待香港……我會想留長命點,睇吓會不會有公義點的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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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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