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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暢所欲言,到欲言又止——國安法下的文藝界

專訪黃嘉瀛:國安法紅線下,藝術家噤聲還是砥礪前行?

2021/06/16 ,

採訪

TNL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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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即將生效滿一年,藝術家如何與紅線共舞?「我經常要和律師解釋,為甚麼我覺得件work好緊要、有咩藝術價值、點樣擺,那種溝通是前所未有,變到律師都一齊揀work,我還需要學習這個過程。」策展人與藝術家黃嘉瀛說。

文:莫坤菱

今年五月,香港有多場藝博上演,Art Basel、Art Central等等,洋溢着一抹歌舞昇平。本地策展人與藝術家黃嘉瀛在一家清幽的咖啡室接受訪問形容,「藝術界現時的dynamics是很複雜,好像有種code of silence。」平衡時空的會場上,甚麼敏感事不能提,大家恍如心照不宣,明就明,唔明?話題終結,卻也無計可施。

三月時,M+博物館邀請傳媒預覽,有傳媒問M+行政總監華安雅(Suhanya Raffel),《國安法》下會否迴避展示六四、反修例運動、中國異見藝術家艾未未的作品,她回答「沒問題」。自由的空氣只喘息了幾天——數天後,此番言論引起建制派議員於立法會上批評,其後受到各份建制派立場的報章猛烈評擊,目標除了M+博物館,也將茅頭直指藝發局撥款及本地藝術家……

軒然大波迭起,雖然輿論很快泯然歸於平靜,卻難免遺下暗湧。《國安法》即將生效滿一年,在充滿詮釋空間的條文之下,藝術家如何與紅線共舞?

是選擇噤聲,還是被逼勇敢?

將想像的權力還給觀眾,言談政治卻用九曲十三彎的轉折方式,香港藝術界的未來,就可以撥開雲霧見青天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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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瀛

黃嘉瀛2013年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做過不少藝術創作,也投身策展工作。

她先談《國安法》訂立以後,最首當其衝的影響是策展工作。

第一個變化是,她知悉,不少博物館、藝廊或有關機構,已有法律團隊處理這法例,並且有相關的協議,雖然並非「白紙黑紙」寫下來:「如有事會報警,外判個責任給政府,想disclaim唔關我事,是藝術創作人『惹事生非苦』,偏向將道德判斷交給《國安法》本身及執法部門。」

她的觀察甚為細緻,例如,她發現館方未至於完全不展出任何有機會觸碰紅線的作品,但有很多巧妙做法。例如之前有個展覽是關於街頭塗鴉,她見過展品的某些部分,被黑色膠紙黏貼着,看起來有點光怪陸離;又或者有個藝術館,舉辦了一個水墨畫展,會選擇將所有少許敏感題材(如殖民歷史題材)的作品,全部納入在一個房間,但宣傳單張上並沒有介紹該房間的展品,以低調換取片刻喘息空間。

第二,也是她至今仍然難以習慣,就是策展要選擇藝術品時,律師會在場陪同,「從前藝術家或策展人選擇(或不選擇)一件藝術品,只會從aesthetic或者artistic方面作判斷。」現在,律師則會盡量確保館方在不清晰的條文下,仍然不會犯法,「我經常要和律師解釋,為甚麼我覺得件work好緊要、有咩藝術價值、點樣擺,那種溝通是前所未有,變到律師都一齊揀work,我還需要學習這個過程。」

她有份參與策展、正在舉辦的「第七屆香港人權藝術獎」正是新常態下的例子之一,有律師陪同選作品。她亦認為,今年與去年比較,較少攝影或紀實類作。

「現時很多展覽也少了很多verbally表達、直接陳述政治意見的作品。大家走向玩緊曖昧,由觀眾自己詮釋,將責任交給觀眾承擔,藝術家不用自己take晒個責任。」黃嘉瀛續說。

那,是不是正朝向內地藝術界那種世故、老練、sophisticated,以致成為一種well-trained的擦邊球現象?

黃嘉瀛不想將所有人處理政治訴求的藝術手法,都歸類成「擦邊球」:「我估計,唔係所有藝術家都抱住避過一劫的心態、避過法律責任(而表達隱晦一點),in some way我偏向相信大家都覺得自己仍然會有危險。但是,純粹是藝術家多了思考,多了沈澱,那是他們經過思考、經過挑選而作出的選擇。」

資深藝評人約翰百德(John Batten)曾經對她說過,香港藝術家現在變得聰明了,又或者,「受到壓迫時,將有更多藝術品絕處逢生」;黃嘉瀛卻有所保留:「我覺得,我們也要保護那些所謂『不聰明』(即是很直接回應政治)、較業餘、不懂play with the art language的創作人。有些人有capital去聰明地做創作,但是如果沒有captial的人呢?例如學生、業餘藝術家,是不是就再不能用藝術表達他的政治睇法?」

若然失去直接介入政治的作品,對香港來說,有損失嗎?黃嘉瀛的眼界看得很廣很闊,語調也帶點直率:「外界經常說,在北歐那些很自由的地方,藝術品其實並沒有那麼出色,會較老土。但是我寧願藝術品無咁好,都唔想失去了(創作)自由。作為藝術家,我總不能說,我為咗做件好work,我寧願你來監控我們,這是本末倒置的。」她舉例,大陸都有很多首屈一指的藝術品,但怎樣選,她珍視眼前僅有的空間,雖然形勢變迭追趕不到,雖然自由觸摸不定,雖然未來迷霧中看不清。

白色恐怖有時之所以恐怖,在於恐怖不來自他人,卻發自內心。面對空前無法逾越的艱難,藝術家有被嚇退,繼而噤聲嗎?黃嘉瀛答得俐落:「還是有人做。」

她想起蕭偉恒早前於歌德學院的個展「不合理的行為」,將人頭滿滿的遊行相片打印出,然後用上皮革打孔器裁剪掉人的樣子,用了相對迂迴、微妙的展現方式:「做緊一種紀錄,有咩stance,就要讀者自己解讀。」她相信,只要克服到恐懼,藝術家可以繼續專心做創作,其他煩惱就留給策展人去苦惱。

「反而,多咗人想做相關的作品。」

她留意到,有一些新的展覽場地,其實讓藝術品更容易被看見;有實體的空間,才有真正的自主,「例如大南街就有些自己營運的展覽場地,多了人想嘗試走出藝術圈以往經常面對的制肘,不想再取政府或地產商的資金,你取他們的錢,便不能說他們的壞話……我開一個空間,我展乜,我話事,便幫到志同道合的人。」

黃嘉瀛的作品,並不直接於政治相關,主要是性別議題。她從中大藝術系畢業後,做的作品不少與裸體、性器官有關,「很多gallery會問我,有無啲less political嘅嘢?嗰個political,指向性別政治,咪係rebellion嘅意識。」

他人想從她身上找到風花雪月的作品,她的眸子卻對挑戰權力流露出熱忱,「我好似由頭到尾都是,不停學習面對別人(機權、策展人)對你作品的fear;入唔到政府、學校場地,那些都是censorship呀……只是,現在大家將所有關注都傾倒在政治議題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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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寧願藝術品無咁好,都唔想失去了自由。」黃嘉瀛說。

性格和經歷驅使,她近年活躍於約有400名會員的藝術家工會,並不怯於對政治議題發聲:「唔怕,無乜嘢好怕,水來將擋,風來土掩。」一方面,她在藝術界擁有一定的知名度及人脈,但是同時她份外敢言,那,她會懼怕失去這些得來不易的身位嗎?「我無所謂,我無擁有甚麼。我寧願忠於自己,多過擁有甚麼名利或肯定,這樣我過得比較開心,不需要每天掩蓋良心生活。我寧願我是nobody,我不用跪底,不用舔(鞋底)。」

面對法例,有沒有人叫你出少幾句聲?「我媽囉!」她聳一聳肩,但也表示理解,「她意思是,要驚,是在香港作為任何一個人都要驚,不只是藝術家。」

但是,轉念一想,她提起另一位藝術家程展緯。有段日子,程展緯在街上見到很多發泡膠箱,他不會打1823通知食環署,反而與菜檔溝通,尋求解決問題的方法,「他不想用體制教他的道路,他利用創意做道路。」

她要說的是,如果你是藝術家,你做甚麼都會有人解作藝術創作,「鬥無賴囉,有一天,佢(有權力的人)唔比我做藝術,我咪做第二樣嘢囉。但最後,那些仍然是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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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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