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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暢所欲言,到欲言又止——國安法下的文藝界

專訪鄧小樺:國安法分水嶺下,文學讓我放得開

2021/06/28 ,

採訪

TNL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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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我們需要知道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才不至於完全失去希望……如果能夠理解我的苦難從何而來,其實是會舒服點,文學讓我們可以這樣。」鄧小樺說。

文:莫坤菱

《國安法》為文藝界帶來前所來有的肅殺氣氛——噤聲、凋零、無力、審查,天天都在湧現;若然不想就此認命,每天都必須詰問自己:若然文字創作為你帶來囚獄的風險,史稱「文字獄」,是奮進還是退場?

作家鄧小樺,竭力在崗位上,來回踱步。很多朋友被送到密不透風的監倉,她無法改變現實,唯有做她擅長的——為他人度身做書單;繼續於不同平台上發表作品,努力推廣文學;見字飲水,必要時發聲。

另一作家董啟章曾經這樣形容小樺:「一個真正的作家,也不會對時代的危機不聞不問,並會不惜以自己身心的創傷,來換取他人的覺醒,賦予人面對險境的力量。」

她形容,自己不特別勇猛;眼前遇見危險時,她會回頭躲避;世界需要她時,她摸著石頭過河。時前時後,但重點是,see you down the road。

規限與翱翔

平日口若懸河的小樺,說起文藝界近日的氣氛,欲言又止。那種很多話想吐露,卻無法坦然說清,明顯是香港現在的寫照。

依她的觀察,現在的文學創作氣氛比較隱退,「我唔相信會沒有創作,但是2020年7月之後,大家都覺得忐忑不安,要小心點。」不過,她覺得文學創作,在這種小心翼翼的氣氛下,仍然有很多呈現的方法,「文字是主觀的符號、是讀者的想像;例如我說理想兩字,你的理想和我的理想,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解讀;正如『公義』兩字、『民主』兩字。」除非真的將大家都變成文盲,否則文字獄要執行起上來,還是饒有困難;「我說『殘暴』兩字,莫非你走出來招認?其實好瘀。」在她眼中,打壓文學的第一步,是政權需要暴露它的無知,就算是暴君,這一步可免則免。

籠裡出生的鳥,認為飛翔是一種病,接受規限,必然阻礙創作人心無旁騖地翱翔嗎?小樺卻說未必,「原則上,我當然希望,文字或文學擁有全面的創作自由。但是當限制設下門檻,創作人或會有所得著。」她最近在翻看《台灣白色恐怖小說選》,實實在在了解到台灣多年的(政治)審查是怎樣形成的,「毋容置疑,它確實是傷害了幾代人的想像力和創作力;但同時,因為有些奇怪的障礙,人們為了繞過這些障礙,做的創作必然有其獨特性,甚至特別傑出。很多東歐、中國內地以至蘇聯的文學也是這樣。」規則是死的,創作力卻是活生生,手扣能鎖住書寫的筆,卻關不住川流不息、聰敏靈巧的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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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於極權社會中,唯一的優勢,是它本身就不是太直接的表達方法,「例如,在抗爭現場,你拍了一張相,拿了一樣物件,可以是藝術品。但是,你在現場筆錄了一個人的說話,那有點難是一件藝術品。」文學的生產,需要經過整理,再從語言和符號間賦予意義和生命力。她希望,讀者和作者都要變得更聰明,詮釋到多些間接的訊息,「我們要在複雜時候,明白更多複雜的事情,也要明白,如何在灰色模糊的地方處世。」

然而,無論是甚麼方式,不論直接或擦邊球,香港還是有人無法停止書寫,「作家覺得寫社會議題或社會參與,是一種duty,像得閒要付一些公益的義務;或者覺得,那是能夠推廣自己的方法。」

但是去到凛冽的程度,異見之音消聲於萌芽時,達摩克利斯之劍懸在頭上,文學人還會繼續「我手寫我心」嗎?小樺頓了一頓,才氣若游絲地說:「到了現在,仍然會寫(這些題材)的人,一定是無辦法唔咁樣做,像是一種內在的衝動,外在的需求,才要寫吧。」或許像貝多芬的四重奏最後一個樂章,訴說著:「非如此不可嗎?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在如斯艱難無光的時代,她想起創作人要用回個櫃桶,「創作人寫好了的作品,一直未發表,我們叫這做『櫃桶文學』。自從社交媒體出現,寫完乜都要擺上去,便沒有了櫃桶。但是現在,我們需要另類發表空間,如Patreon等等,可以好好善用。」

苦難與力量

《國安法》改變香港人很多固有的常態,很多情緒無以安放,很多話無法直白。然而於再多苦難的世界,文學給小樺一種力量,一種想像有第二個世界的力量。

她想起黃碧雲的《烈佬傳》中,主角周未難戒美沙酮卻戒不掉,痛苦不堪,晚上更在老人院和同房吵架,他唯有走出大廳,去了看電視節目《瞬間看地球》,「《瞬間看地球》有很多人看,為甚麼?因為我們需要知道有另一個世界的存在,才不至於完全失去希望……如果能夠理解我的苦難從何而來,其實是會舒服點,文學讓我們可以這樣。」小樺徐徐地說。

文學也讓小樺學懂抒發情感,從中重視自己。

她談起一位身陷囹圄的左翼朋友,撰寫自傳的事,「他一生人都在抗爭,讀很多左翼理論,不覺得自己好重要,他覺得自己的事跡沒有人想知,我聽畢,覺得好痛心。我發現,原來看很多文學書,相信自己微不足道的時候,至少有和其他人一樣微不足道的價值。」她喃喃自語,重複了數次:「是的,遭遇苦難時,很多人會否定你,但我和有和其他人一樣的價值,沒理由你特別沒價值,對吧?」原來,文學作品不但可以撫平人的情緒,同樣,它讓人對苦難、對自身放得開。

書信與書單

小樺於港台節目《五夜講場》的《文學放得開》擔任主持,涉獵不同文學的主題。

最近她都在構思關於書信的題目,她覺得信件是一種對話體,「大陸和台灣流行一些讀信件的節目,甚至有綜藝節目是讀信;然後是情書、獄中書等等,如哈維爾、潘霍華、葛蘭西的獄中書簡,都是經典。」

她認為,如果極權統治令我們感到孤立無援時,人和人之間的連結變得好重要。而信件互動,就是人和人之間連結很重要的關係,「我甚至發現,原來18世紀書信體小說的興起,其實和民主政治興起好有關係,因為人被重視。」她想推廣的文學不離地,反而與現實、人心息息相關,緊密扣連。

關心書信體的原因,幾乎呼之欲出,但在新常態下,一切不用明言。獄中的人,依靠書信來往,天天寫,封封寫滿六百句的我愛你,也會看書,需要文學。小樺之前在忙於為入獄的朋友整理獄中書單,「挑書前,我會問他們有甚麼興趣、看甚麼作家、對甚麼國家的文化有興趣,有時我覺得,挑書就像在交換心目中甚麼叫理想生活。」

她舉例,因六四非法集結案、47人初選案陷於獄中的袁嘉蔚,最近想寫詩,便為她挑了幾本詩集; 岑子杰的關鍵字是「左翼」、「同志」,便為他挑一些相關的文學,感覺宛如替他度身訂造西裝,「老實說,這類與文學相關的實務,讓我少花點時間多愁善感。」

到了最後,問小樺:牆外的人應該讀甚麼文學?小樺提到每次覺得天昏地暗時,都會看卡謬的作品,一看便清醒過來。或者讀加萊亞諾的《愛與戰爭的日日夜夜》,同樣奏效,「他被囚禁了四十多天,很多好朋友死了、逃亡,出獄後,他找個地方藏起來,便寫了本書。他其實可以放毒、(放任)創傷後遺,但他都寫到本書。望著別人做得到,我為何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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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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