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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暢所欲言,到欲言又止——國安法下的文藝界

《理大圍城》致風高浪急? 崔允信:我不特別恐懼,因為我真的在做電影

2021/07/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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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NL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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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理大圍城》,有人讚崔允信「勇敢」;面對《國安法》及電檢修例,他自認也被人笑過「窩囊」,跟足程序向電檢申請。崔允信處變不驚:「唔好散播太大的恐懼。你說我天真又好,我真的沒做過任何事,我真的在做電影,你明唔明?」

文:莫坤菱

六月對電影業來說,是翻雲覆雨的一個月。

先是《電影檢查條例》(第392章)檢查員指引的修訂,說明他們應顧及其防範和制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指引有一段,特別提及紀錄片,因為本地觀眾可能有較「強烈的感受」,檢查員要留意影片是否有偏頗、未經核實、 虛假或誤導的敍述或評論。

有人說,這段指引,宛如為紀錄片《理大圍城》度身訂造。

回帶到四個月前,紀錄片《理大圍城》 獲香港電影評論學會評為最佳電影,原定於高先電影院上映,門票迅速售罄。上映前夕,影片遭到左報評擊,最後所有放映取消。

風高浪急,沒完沒了。

六月的最後幾天,《理大圍城》的發行商影意志,被香港藝術發展局終止為期三年的年度資助。藝發局主席王英偉接受《有線》訪問時直指[注],「希望不要讓別人覺得創作有美化暴動、分裂或顛覆國家政權的用意。」

影意志又再一次,被拉進風波之中,從邊陲,直達風眼。

邀請了影意志藝術總監崔允信做訪問,他劈頭第一句回應,「都幾好笑,一個藝術發展局,聽晒《大公報》、《文匯報》說話。」

然後,眸子瞄一瞄放在辦公室當眼處的一堆獎座,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華人紀錄片首獎」、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最佳剪接獎」,屢次揚威海外,均是客觀指標,望為電影平反:「一套電影,點樣做到(美化、分裂)的效果?只係影著班抗爭者,裡面沒有任何政治理念的宣示,任何人看下去可以有不同想法。如果是這樣,是不是所有新聞片,都不可以講一些不同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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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影意志

發行《理大圍城》,有人讚崔允信「勇敢」;但面對《國安法》及電檢修例,他自認也被人笑過「窩囊」,跟足程序向電檢申請,奉公守法。所以,面對沸沸揚揚的指責,他處變不驚:「唔好散播太大的恐懼。你說我天真又好,我真的沒做過任何事,我真的在做電影,你明唔明?」

《國安法》生效已經超過一年,紅線處處,勇或退之間,他繼續補位默默做電影,風再急,只願一蓑煙雨任平生。

終止資助

6月下旬,崔允信心情有點忐忑,藝團新一年的財政年度於7月1日開始,藝發局卻未批出「年度資助」三年資助的第三年,合共76萬多。直到6月29號,收到電郵,懸念終有答案,不獲資助。

他形容,藝發局的信件答得得體、禮貌,見證去年風風雨雨,早已經預計這天會發生。但真正惹他生氣,是後來藝發局主席王英偉接受的訪問。

王英偉於《有線》訪問中稱,「我又不覺得每一個藝術創作,都要很政治化才算是藝術創作,其實更多的藝術是沒有政治,它是表達人文的關懷、人文的感情,美化或表揚暴亂,我們(藝發局)當然不會批出資助。」

崔允信認為,當初知悉不獲資助,其實覺得影意志發展會更有彈性,「但是聽到他這樣說,我覺得對其他藝團,這是一個威脅來。」社會學常常說「個人即政治(personal is political)」,崔允信認為,做人都是政治:「藝術創作如何可能完全碰不到?或者只係講到香港背景,你都可能有政治,條線劃到點呢?」

他認為,他可以理解,政府因為一些政策,改變資助的對象,但是「不獲資助的,不代表那些東西就有問題,這些事要說得清清楚楚。」

藝發局發的新聞稿,也寫明,「尤其《理大圍城》……就影意志的表現及所發行之影片對社會的負面影響,已作出決定」,他心裡暗付好笑,「我成日覺得,藝術創作引來社會重大迴響,可以是讚美來,就算不是,都是中性啦,但現在基於帶來一些『負面』影響,就反而cut funding,聽聲音,只聽一面,都幾『得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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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理大圍城》劇照

藝發局忽略的「重大迴響」,還包括觀眾爆買、一票難求、獲獎無數,為港爭光。

「你望望,我都未試過一齣戲,奪下一堆獎。唔係流的,都是國際認可的紀錄片展。」本仍是一臉怒火的崔允信,說回電影,眼神也在笑。

「看過《理大圍城》的人,例如記者、社工、律師等等,都會覺得對前線(抗爭者)理解多咗,點解佢哋會咁諗,點解佢哋會咁傷痛,就算同唔同意佢嘅行為都好,呢啲理解好重要。」自1990年代開始推廣和發行獨立電影,他以專業判斷此戲沒有美化暴力,「因為,如果你立場是藍的,你看完都會覺得佢哋做錯囉,點解為香港咁樣付出、咁錯呢?」

他指出,正如有很多經典電影,如《Bicycle Thieves》,主角為了家庭,好想救家庭但犯了法;例如《教父》,明顯是在描寫黑幫,我們可以藉著電影理解人性;在他眼中,《理大圍城》也是這樣的一齣電影,他頓了一頓,才道:「說到尾,這齣戲真係引來太大迴響,人們太想睇。而簡單講句,政府就是唔想大家記得2019年發生的事,但我覺得,香港人點都會記得架啦。」

自我審查

香港現時整個氣氛都這麼肅殺,問到他,會不會覺得被終止資助,是不是給他一個提示,處境又危險咗?「我又無喎。唔好散播太大的恐懼。因為你話我天真又好、點好,我真係無做過任何野,我真係做電影,你明唔明?」

他重覆了數次,真的只在做電影,並不是以電影作為宣示政治理念、政治抗爭的一部分。

今天,他看新聞見到被還押的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申請向法院禁止檢閱她的手機資料,「我立即看一看,我和鄒幸彤(通訊)傾過乜,咦,都係電影嚟。有部戲之前支聯會想播。」他續說,例如朱凱迪和他的對話,都是問他留飛看《地厚天高》,話題離不開電影,因為他從來貫徹,都是只想做電影。

他最記得一次,陳皓桓(Figo)還未身陷囹圄前,看完《理大圍城》,邀請他上《D100》電台做節目,「Figo當時問我,《理大圍城》(百面受敵)咁,我有無覺得好大壓力?我望住佢,佢已經有好多條罪喺身,我唔係幾好意思答。佢跟住話:『我呢啲從政,梗係大壓力,但你做電影喳喎。』我諗諗吓又係,係咪我應該喺我位置上,盡力做電影呢?」

唔驚,不是因為份人特別勇敢。唔驚,除了因為只做電影,而是他一直有衡量風險。

他提起,那天他與影意志董事會成員見面,大家聊天,都取笑他,「乜你原來咁窩囊,原來你有自我審查,你有一些戲都不敢放映,係啊,我直認不諱。」他舉例,有一些戲,他是鐵定不會發行,「一齣戲,如果形式是一些直接訪問,訪問離開(流亡)的香港人,直接宣揚政治理念,我是一定不會發行。我覺得,都唔可以叫我自我審查,但判斷到會犯法嘅,都唔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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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來源:電影《理大圍城》劇照

他總自嘲,另一『窩囊』例子是,從來沒有用過齣戲聲援運動,「可能好多人鬧緊我,都唔出奇,我成日拒絕這些邀請。正如以前六四集會,我哋都唔會集會當日播齣禁片,畀大家認識中國,就是這麼簡單,可能大家未習慣這個情形吧。」

問題是,法例不清不楚,很易讓人墮進紅線,「對一齣戲,若你覺得有危機,需要禁播,你講得清清楚楚就可以。個波應該交畀電檢,邊度唔適合,邊度要剪走,你講,清楚就唔驚,但唔好郁啲就拎《國安法》出嚟嚇人。」

他認為,那個含糊不滿的界線,很影響創作,大家或會被《國安法》嚇唬到,有些題材都不再觸碰。他又戴了個頭盔說,退一億步來說,有些戲他不敢在香港放映,「但是基於言論自由,我都覺得那些戲都應該放映,不過,根據現在情形,你認為唔適合,咪唔放映囉。」

電檢修例

於6月11日生效的電檢修訂說明,如影片及對觀眾的影響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或危害維護國家安全,電影檢查員應得出影片不宜上映的結論。

指引有這麼一段,特別招呼紀錄片,因為本地觀眾可能有較「強烈的感受」,檢查員要留意影片是否有偏頗、未經核實、虛假或誤導的敍述或評論。

他大約澄清了幾萬次,《理大圍城》去年已經通過電檢,放映照理上是合法的。但是政權想利用恐慌的氣氛,讓電影界自我約束與審查。從去年電檢評定《理大圍城》為三級、要求加警告字眼,直到沒有商業影院願意播放此戲,再到藝發局終止資助。不禁請他總結,影意志在經歷一個怎樣被針對的「套路」?「我覺得,佢引嚟一啲人好似覺得,同我哋合作,係咪都有問題呢?」

如果今天《理大圍城》要重新送檢,他怎樣看?「如果你突然發出一條規矩,話唔知幾時前的戲,要重新檢過,咁係咪想放《表姐你好野》都要重檢?如果《表姐你好野》重檢,會唔會有啲地方過唔到?」那,如果重檢只針對《理大圍城》呢?他沒法假設,但現在仍是合法,就盡力去做。

電檢修例明顯打擊創作自由,那已不是政治攸關,而是言論自由,但是反而電檢今次一趟修訂,他卻見很少人發聲,「呢個我唔怕得罪人,因為未有《國安法》前,甚至2019年前,自《十年》到《亂世備忘》,有這麼多政治紀錄片或電影,很多電影院都唔放映。原來一般(電影界)人的自我審查,是這樣早已經縮成咁,你怎樣期望佢哋依家會肯出聲?」

在他眼中,這是一場電影界的共業,「要守,業界怎樣都要面對個結果。人們搞影展,會不會唔敢揀戲?會不會揀咗都係上唔到?喺呢個電檢制度下,將來有無咁多好睇嘅獨立創作?」

他覺得,未來香港作品的變化,要睇香港跟住落去會幾癲。但是,有兩點很值得留意,讓他看見希望。第一,香港的資訊很發達,「以前中國,或者有比較封閉的地方,佢有套戲喺外國拎獎,當地人唔會知。但香港資訊仍然是流通,你好易會接觸到。當然,如果會封網又是另一件事。」

第二,香港人本身不同了,「世界上很多地方,當文藝創作被打壓或封閉時,那個地方,本身並不是那麼蓬勃。但是在香港,並不是這樣。」他假設,若然繼續有人夠膽做電影(利申:不是他),拍又好、發行又好,即使有些戲未必要經電檢,而舉辦私人放映,「我幾肯定,去得嘅香港人,對電影的認識、討論水平,會比我以前去參與過一些內地的地下放映為高。」

未曾後悔

影意志被終止藝發局撥款,上了TVB新聞,連崔允信90歲的媽媽都打來問候他,「佢有問我,會唔會有經濟困難?」但他真的是兵來將擋,水來土掩,「影意志不靠藝發局,日後可能會做些會員制,或者Patreon,給會員定期舉辦活動。」

至於創作,他仍然有信心在如此電檢制度下,拍到一些比較貼近香港人想法的電影,「你唔好觸碰佢神經,我甚至唔鐘意講擦邊球,例如,我拍一個2019年背景的愛情故事,話依家啲人談情唔同咗。」又或者,拍一套關於電檢制度的戲,「如果去到我拍電檢制度,你都覺得唔可以上得,咁咪唔上囉。」他心中澄明,戲被禁,雖然人們看不到齣戲,但都在提醒著,有些東西,香港已經永遠失去。

他人就是有種哪來的樂觀,始終不相信,拍一齣戲講電檢制度都犯《國安法》,「如果去到咁嘅地步,算啦我點都會被人拉,所以無得驚。」

問到停撥款、無影院肯播、電檢,哪一樣對影意志傷害最大?他覺得最擾人,是要不斷揭破他們不文明的手段,「例如報紙、議員沒有睇過你齣戲,但又要跟風向去批評……我經常覺得這些人好像想將香港變成一個很落後的城市。」最近康文署某個場地,又突然肯借場給影意志,「我覺得,同政見抗爭無關,很多香港人好唔習慣突然唔文明的位,所以會理性討論和了解後,會願意幫忙。」

他和一個朋友說起這件事,說了句:「香港始終好人比壞人多啲,跟住佢話,『唔係,香港賤得唔夠徹嘅人,始終比賤人多啲』。」去到最後的底線,香港人是不會屈服,他是如此篤信。

「當初的200萬人,有很不同諗法的人。你見到現在出來的人,始終少了,但是,你也可以調轉頭睇,係少了,但是留下來的,係更堅實嘅一群人。正如,呢一刻有人會驚咗同我哋合作,但係,繼續同我哋合作嘅人,我哋更加清楚。」語畢,他嘆了一口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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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勸他走,覺得他正身陷險境,他卻非常清楚留下來的意義:「我成日覺得,如果你好驚,覺得香港呼吸都有罪,不如走啦。不過,我有會諗,我橫惦乜都唔做、攤係度,我係香港攤同外國都一樣,你走咗、喺外面都係做唔到啲乜。你依家忽然叫我,幾廿歲去英國,喺一間華人超市打工,我真係唔知喎,果個所謂自由帶畀我真係開心好多咩?」

他說了幾次,那絕不是堅持,而是適當時候做適當事,「既然香港仍有咁嘅空間,咪繼續做囉。」

《理大圍城》的而且確為崔允信其帶來一連串的代價和後果,還有如迷霧般未知的風險,有後悔過揹起了這齣戲,做發行嗎?

他秒回:「無,真係無,一定無。我唔講政治理念,我講我對香港這個地方的感情。」他說起,連製作《理大圍城》的人,如斯付出,有時都覺得自己只可以拍片,而覺得自己沒有為香港盡到甚麼力。他看在眼內,很受觸動:「我係我依家這個位置,見到一齣戲,我係真係覺得佢嘅藝術成就好好,在紀錄香港方面做得好好,我都是做返這件事,只是很普通、很正常的事。」

他停了一停,感性地說:「只不過無咗funding而已,你問每一個為香港付出過而損失嘅人,我失去只係屬於好小,所以我係零後悔。」

他在那個特別的時刻,捉緊了一部撼動了心臟,而且甚有藝術成就的紀錄片(後來的獎項說明一切!)看似是他選擇了電影,其實是電影選擇了他,回想過來,作為資深的發行商,他幾乎是對好作品無可抗拒。

當時他唯一可以做的,做好電影,對得住時代賦予給它的意義。

注:藝發局停資助《理大圍城》發行商:電影美化暴動 涉款逾76萬 影意志:繼續依法推動獨立電影(2-7-2021,有線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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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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