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本土電影新勢力

專訪《伴生》導演黃肇邦:站在照顧者和將逝者之間,叩問生死、探究關係

2017/01/16 ,

採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陳娉婷

獨立記者,曾任關鍵評論網及果籽記者,關注人權、社運、文化議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黃肇邦遇見的三個家庭,有著三種截然不同的「伴生」關係,讓一個年僅30歲的年輕人,看見各種人生無常——老病、傷殘、死亡,體會到分離與相聚、執著與放下、照顧與捨棄之間的掙扎,有如提前上了一堂生死課。

(電影簡介:《伴生》是一套關於「愛和生死」的紀錄片,80後導演黃肇邦拍下了兩代之間的矛盾和牽絆,在父母的人生走到盡頭時更見張力:兒子Paul不捨老父離開人世,卻願他早日解脫,免受病患及治療的折磨;陳小姐承受不住照顧兩老的壓力,一時幾近崩潰,質疑人生的意義;智障婆婆慕嚴與兒子早年分居,因患癌而重拾母子關係,卻令兒子在日夜顛倒的工作外徒添一份牽掛。照顧的重擔、死亡的陰影、別離的痛苦,都讓三個家庭躊躇不前,不知怎樣在責任及自我、理智與情感間取捨。)

「被拍攝的人一定是我喜歡的人。」紀錄片《伴生》的導演黃肇邦這樣形容他和電影中幾位老友記的關係,彷彿是在向他們表白,態度親䁥、甜蜜,毫不吝嗇去談論愛。他堅持一部好的作品,必定先要有愛、關懷,才能誠實地言說他人的故事。

為了經營這份愛,他當上了東華三院的義工,花了兩年多時間,不時進出醫院、院舍、靈堂,探望長者過百次,陪伴幾位老人家走過暮年的一段路,發現在人生的盡頭,等待著照顧者和將逝者的,不只是老病傷殘的折騰,還有一種叫「伴生」的關係,也是每個人的必修課。

「伴生是一個植物學名詞。有別於共生,共生是指在特定環境下,兩個生命體各取所需,是一種互惠互利、驅蟲取暖的關係。但伴生有次序之分,先有主幹植物,再衍生出周邊的植物,扶持著主體生存,兩者之間的關係好壞參半,既複雜又矛盾。」黃肇邦說。

伴生的關係,就好比子女必須通過父母的身體才能來到這個世界,蔓延出來的牽絆無可推諉,卻又千絲萬縷——時而相濡耳沬,時而彼此相害,更不免會有單方面索取養份,另一方面無條件付出的時刻,然而一旦關係誕生,責任就如影隨行,那管它是好是壞,你都得承受。

黃肇邦遇見的三個家庭,有著三種截然不同的「伴生」關係:兒孫滿堂的松哥一家、只有一個獨女的沛叔和阿金,以及晚年重逢、相依為命的慕嚴與兒子,讓一個年僅30歲的年輕人,看見各種人生無常——老病、傷殘、死亡,體會到分離與相聚、執著與放下、照顧與捨棄之間的掙扎,有如提前上了一堂生死課。

善用影像說故事的他,選擇把心中的震撼及省思化為紀錄片,以緩慢、冷靜的鏡頭,捕捉生命的凋零和關係的角力,希望為每一個照顧長者的同路人找到抒發的窗口,也期許為香港這個人口老化的社會,帶來一點迫在眉睫的生死思考。

04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伴生》的導演黃肇邦出席映後座談會,與觀眾分享對生死及兩代關係的看法。

打破兩代隔閡

起初,得知黃肇邦要兼顧義工和導演兩個身分,心中不免疑惑,一個是介入、支援的角色,一個是旁觀、詮釋的角色,在過去兩年,他遊走在兩者之間,豈不是充滿矛盾?然而,在尊重拍攝對象的倫理與導演的好奇心之間,他掌握了平衡,與被拍攝者在年月間建立起的感情,更豐富了鏡頭下的深度。

「兩年間的接觸,我不拍攝的時間遠比拍攝的多,不需要拍攝時,就跟普通的義工一樣,探病、與他們聊天,甚至與長者的家人一起商量採用什麼治療方法,或如何照顧他們。」他自言,自己就像一個小男孩,因為連松哥的姪子、外孫也比他年長,但三個家庭都很愛護他,日漸培養信任後,更不忌諱把私密的家事展露於他眼前——吵架、出殯、燒衣,這個小男孩都在旁觀察,用鏡頭紀錄下來。

他說,這是一個難得的機會去「聆聽」,「在這個時代,大家都忽略了聆聽的重要性,自以為了解事實,兩代人的溝通出現了問題,也在於聽者與講者間有斷層、兩種價值觀沒有對話。Aging會在老人家身上帶走一些東西,如靈活的腦袋,令他們的心聲更難傳達給子女,若年輕一代只用自己的尺去量度他們,那不能真正認識對方。」

社會上對長者有一套核板印象,不少人會聯想到肢體乏力、鬢角飛霜、口舌不清的老人,但在做義工的過程中,黃肇邦默默觀察和聆聽,發現老人家遠比我們想像的有更多面向,「就像松哥,他是一個手掌厚大、身體龐大的人,溝通能力很強,經常教我很多道理,像睿智的巨人。」「又如慕嚴,是一個我很喜歡的媽咪,她有智力障礙,但很可愛、天真,喜歡畫畫,懂得逗人發笑,是個開心果。」黃肇邦逐一回想他們的臉容,不自覺地會心微笑。

TWP_Long_19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慕嚴,一個笑口常開的智障婆婆,像孩子一樣純真、樂天,喜歡畫畫抒發情感,畫風明朗、愉快。雖然早年喪夫、曾與兒子分離,卻懂得活在當下,心中的基督信仰堅定,能背頌完整的聖詩,令眾人佩服不已。

他說,選擇這幾位長者來拍攝,是出於單純的喜歡,並認為要投入感情,才能拍得好。「我會先接觸一下對方,去看一個人的眼神、反應,聆聽他的故事,也看彼此的交流能否synchronise、投契與否。若你跟人物沒有關係,只因應背景去『執藥』,拍出來沒有感情,這跟廣告有什麼分別?你一定要與人物有所感應。」

他舉例說,自己喜歡慢慢觀察一個人,沉澱及思考,與被拍攝者多溝通,才能捕捉人物立體的一面。「就像沛叔,我第一眼見他是在(安老)中心,目睹他哭得淚流滿面,義工圍著他束手無策,後來深入傾談及了解後,才知道他很擔心老婆有事。」進入兩老的內心世界後,他又發現沛叔的老婆比較樂觀,對另一半的杞人憂天感到無奈,常說「我咪坐係佢隔離囉。」

他笑言,原來在生命的終點,老人也可以有他們的戀愛故事。「這個男人(沛叔)幾搞笑,我發現他就是那種很愛對方但不懂愛對方的人,而相比起松哥,一個很錫老婆、很懂得表達愛意的男人,兩者有大對比。」其實,這也帶出了一個生死議題:如何面對另一半可能先行離去?《伴生》拍下了兩種應對態度,沛叔過份焦慮,讓伴侶及自己也難受,松哥活在當下,抓緊相處的分秒。

TWP_Long_24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松哥,一個深情又浪漫的男子,每天堅持要親吻老婆一下,在彌留之際,病床邊仍貼著與老婆的親密合照。在玉梅急病離世後,他承受不住喪妻之痛,精神消瘦,更無緣故地患上重病,最後也隨妻子逝去,兌現了他曾對玉梅許下的承諾:「梅妹,我妻,請安心上路,日後我來找妳再復。」

誠實面對死亡

在映後座談會上,曾有觀眾拋出一句:「我很喜歡電影名《伴生》,但看畢又覺得更貼切的是『半死』。」言之所及,是電影中揮之不去的死亡陰影:片初玉梅已急病離世,大半年後丈夫松哥也患病逝去;慕嚴患有末期乳癌,隨時惡化要「返天家」;阿金中風、雙腳不靈,沛叔時刻擔心她會出事。紀錄片的人物都是活在你我身邊的人,教人不忍直面他們死亡的可能。

黃肇邦回應說,初時面對玉梅的死亡,也曾讓他手足無措,但他選擇了跨越忌諱,繼續跟拍喪禮、頭七燒衣、追思會的過程,只因在每一個人的生命中,「死亡」是一個無可避免的課題,「以往我很喜歡杜魯福的電影,很多是關於小朋友的成長,所以之前拍了《子非魚》(主題是基層兒童),但後來發現成長的終站,就是年老和死亡,沒有人可以逃避,便萌生拍長者題材的念頭。」

成長的親身經歷,更令他體會到死亡是近在咫尺、持續一生的事,「小時候住屋邨,有很多獨居老人,不少更在家中孤獨離世,長大後曾出席同學的喪禮,亦出席過長輩及親人的喪禮。」隨著香港社會人口老化,死亡人數只會顯著增加,那是每一天都在身邊發生的事,《伴生》希望直視現實,讓香港人早點思考如何安老、如何面對死亡,也讓親友離世,或照顧長期病患的家人找到抒發的窗口。

TWP_Long_41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伴生》的鏡頭緩慢、冷靜,特寫捕捉人物微細的表情變化,頻密的街拍令香港的城市景觀入鏡,令人物的訪談更自然,也似乎在隱喻著安老、善終是香港這個人口老化的社會逃不過的課題。
TWP_Long_36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慕嚴的兒子在寄宿家庭長大,理應與母親關係疏離,但血緣的紐帶始終斬不斷,在慕嚴證實患癌的一刻,他決定一手扛起養老及照顧的重擔。個性內斂、少言的他,行動表現出來的愛比說話多,經常沉默地攙扶著母親的手臂,陪她覆診,走過大街小巷——這對母子間的羈絆,最簡單、純粹,又最難得。

他又提到,《伴生》整套戲穿插很多街拍,故意安排受訪者邊走邊說,其實是很冒險的拍攝手法,一來背景有很多雜音,二來偶爾會有路人經過,但他想捕捉受訪者陪伴家人覆診,或趕去探病的一刻,讓照顧者感受到平日與自己擦身而過的人,可能都面對同一境況,終日進出於公司、醫院及老人院之間。

「我不想渲染死亡有多絕望,或患病有多慘,而是希望過緊這個關口的人能釋懷,能在電影中看見自己的影子,知道他們並不孤獨。這部戲的主角不應是死亡,而是陪伴患病家人的同行者。」

似乎黃肇邦的心願達成了,在座談會上,分享親身經歷的人比提問的人多,許多觀眾得到啟發,例如有人本來因父母急病離世,沒有時間道別而糾結良久,但看到松哥承受紓緩治療、搶救手術的痛苦,頓覺「走得太快」可以是一種解脫,解開了長久的心結;又有人跟陳小姐一樣是獨女,既要工作又要照顧兩老,承受莫大壓力,陳小姐崩潰一幕的獨白說出了她抑壓多時的心聲。

梳理複雜情感

黃肇邦多次強調,紀錄片的製作最忌計算,亦自稱為一個「誠實的說故事人」,因此《伴生》鏡頭下的情感寫實、不落俗套,不像政府或社福宣傳片般一味歌頌親情的偉大、子女的不離不棄,或勸勉人節哀順便,而是把兩代關係中的複雜情感,連帶人性的脆弱,赤裸裸地表達出來:

「家人都有沉重的心情,希望他真的離開。很奇怪,我們希望他早點走,不是希望他可以過關。」看著松哥接連患上肺炎、癌症,又因糖尿病嚴重而截肢,在父親彌留一刻,阿PAUL突然感悟「放下是解脫」,決定不作搶救,無懼背負不孝的罪名。

「我覺得好像為了他們而生活……我有多想做的事情都做不到,我花好多時間在他們身上,有時簡單如看一齣戲,也做不到。」陳小姐獨力照顧兩老,整個人生困在工作和醫院,甚至決定終身不嫁,形象硬朗而盡孝的她,偶爾也會軟弱,也會疑惑為了家人犧生自我是否好事。

這些心聲,都是電影對中國傳統價值觀如「養兒防老」、「久病床前無孝子」、「長命百歲」的嚴厲拷問,也是一些照顧者平日不願或忌諱說出口的情感,但黃肇邦希望能藉著電影為他們找到宣洩的渠道,也提供一個反思的機會。

TWP_Long_38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一年以內,阿Paul接連面對姐姐、母親、父親先後離世:「已經熟習左每個殯葬儀式」,目睹年邁的父親飽受病痛折磨,生命卻苛延殘存,他不禁唏噓一句:「現在醫學很發達,人愈來愈長命,這可能不是一件好事。」

他又說,這些複雜的情感背後,正是關係的考驗,亦是《伴生》最想探究的課題,「老去、死亡、病患,這些都是既定的客觀事實,唯一能改變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這是照顧者和將逝者雙方都能夠改變的一件事。」「然而,關係牽涉很多問題,能不能負責任?可以捨棄彼此嗎?捨棄後又pick up番對方,或滿心期待一起move on,但照顧對方時每天都會上演各種戲碼,可能是吵架,可能是不捨,中間的角力沒完沒了。」

三個家庭中,陳小姐、沛叔與阿金的「三角關係」最具張力,各人的情緒不斷在這些疑問中打轉、拉扯:陳小姐把全副心機投放在父母身上,甚至為此犧牲私人生活,卻遭母親阿金挑剔她不願找個好歸宿,辛苦自己;沛叔很愛女兒和老婆,卻用錯了方式,終日打電話給女兒苛索不斷,繃緊的情緒亦為家人帶來龐大壓力,日夜對老婆噓寒問暖,反被嫌棄「囉唆」、「迫得太緊」;陳小姐年紀漸長,體力不勝應付,工作分身不暇之下送父母入安老院,卻不斷詰問自己是否自私。

黃肇邦說,這種小家庭的羈絆,在香港很常見,可以很有愛,卻能令人窒息,「沛叔、阿金和陳小姐是很typical的一個香港家庭,住在公屋,很緊密地連結在一起,細個時可能充滿愛,但隨著父母慢慢年老,子女亦有自己世界,這一條橡筋去到老時,反而放不開,愈來愈繃緊。」

TWP_Long_21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陳小姐顯然遺傳了雙親的個性—阿金的倔強及沛叔的執著,工作拼搏、對自己要求高,對父母也異常著緊,愛之深、責之切,但面對沛叔的「盲塞」偶爾會忍不著發火。這一家三口的關係笑中帶淚,特別是沛叔和阿金兩夫婦,老來也會打情罵俏,惹來戲院中不少笑聲,也是人生五味紛陳的寫照。

然而,他相信再窒息的關係,換個角度去看待或處理,也可以有鬆綁的機會,「若果照顧者和將逝者雙方盡力去嘗試,以不同的視野或態度去對待大家,都可以改變一個家庭的關係,這是我希望觀眾看完能拿得走的一件東西,而非只沈溺於患病很痛苦、晚年很淒涼的死結中。」

以單親媽媽慕嚴與兒子為例,突如其來的癌病及白內障,帶給慕嚴身體上無限的煎熬,也令兒子在日夜顛倒的工作之外徒添一份牽掛,但換個角度看,病患可以是一度橋樑,令兒子與早年分居的母親重拾及修補母子關係,兩人從此不再孤獨地生活。

生死課題很易流於煽情,但黃肇邦為電影留下光明的尾巴,不以松哥離世時眾人的哀慟落幕,反而以陳小姐心態逐漸改變,輕鬆帶著父母入住尖沙咀的酒店、到維多利亞港看海作結。

兩年過去,陳小姐學懂取捨,給予父母和自己空間,也懂得尋求外界的協助:「初初都成日問自己,送他們入來(院舍)的決定是不是錯?好在社工、姑娘和朋友都話,不是的,你要取回個平衡……現在我識得放手囉,十分裏面的話,三成已經減低咗。不過始終自己一個人坐在家中時,我也會很想念他們。」雖然她開始習慣與父母分居,但牽絆仍在,只是學懂以另一種方式維繫關係,假日休息時帶父母入住尖沙咀酒店,來個「小旅行」,讓父母在暮年仍能留下一個「好靚既回憶」。

陳小姐與父母依偎著看海的一幕,彷彿呼應著《伴生》的英文譯名Snuggle,一種子女與父母互相依偎的甜蜜關係。旁觀著這一幕,黃肇邦感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圓滿,決定停機,「看到陳小姐的情緒不再繃緊,暫時得到喘息,儘管未來還有很多事要面對,但覺得成件事可以在這個階段告一段落。」他說,這是創作者的靈動,也是他想傳遞給觀眾的最後訊息:生老病死不可逆轉,能否活出美好的關係,才是人生的意義所在。

800x1131_movie14231posterssnuggle-hk
Photo Credit: 映像先驗
《伴生》的海報攝住了片尾的一幕,平靜的維多利亞港,以及依偎著看海的父母及子女,是一部呈獻給香港家庭的細膩作品。

核稿編輯:周雪君

專題下則文章:

張經緯導演:生存遠比死亡困難,但要相信有藍天白雲的一天



本土電影新勢力:

《十年》奪得2016年金像獎最佳電影,標誌港產片「本土」意識達至高峰:凡涉及政治、社會題材,或全港人班底的電影,皆受到空前重視。坊間,獨立電影亦百花齊放,大量後雨傘紀錄片湧現。《一念無明》和《點五步》為「首部劇情片計劃」打響頭炮後,一系列以邊緣、弱勢社群為題,或偏鋒議題的電影跑出,由政府出錢、港人出力,培養新一代電影人。同時,一些投身於合拍片的名導演,亦嘗試在主旋律中加入香港元素。本專題集中探討「香港電影」的走勢,並走訪一些80後、90後的新晉導演、編劇和演員。

看完整特別報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