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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電影新勢力

專訪《一念無明》導演黃進、編劇陳楚珩:在去人性化的香港,保守一顆敏感的心

2017/04/09 , 採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Max Chan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人只有用自己的心才能看清事物,真正重要的東西是眼睛看不到的。」《一念無明》劇終的一刻,全場靜謐,觀眾還來不及梳理複雜的情感,銀幕忽然映入一句《小王子》的節錄,像光一樣透進我們密封的內心,走出戲院,你還能感受到光的餘暉,在生活的狹縫中閃爍發亮,與人性中的黑暗並存。

《一念無明》的劇中人都看不到光,他們活在「無明」中,那是光的反面,如燈火被撲熄般,不夠智慧去看清實相,在生命中互相傷害——阿東與母親相依為命的困獸鬥、父親大海和阿東不能接受對方的過去、阿東與未婚妻Jenny由愛生恨的姻緣——這些人物都不是壞人,而是彼此的愛人,但出於一念堆疊至萬念的無知和執著,他們在痛苦中永恆輪迴。

「他們不是不愛對方,而是不知道如何珍惜對方,用不對的方法與愛人相處。愛的意圖要好之餘,愛的執行,是一個很大的學問。」導演黃進稱之為「平庸的邪惡」,在香港這個重效益、重功利的城市尤其常見,敏感的心靈往往被城市急速轉動的齒輪磨蝕,不懂得如何溫柔和真誠去相愛,甚至不慎以愛之名去行使情感暴力,「愛好多人本身都有,但如何做,才能傳遞到對方,沒有變質呢?如何確保愛不會傷害人呢?」

編劇陳楚珩和導演黃進為了思考這個命題,花了四年時間準備,以精神病人敏銳又躁動的內心世界切入,到處訪問病人、家屬和社工,期間做了不少資料搜集,編寫及修改劇本也用了兩年多,但真正的拍攝期只有16天,高壓的製作背後提煉了許多演員、受訪者和作者的情感,希望這套僅100分鐘的電影,能帶給觀眾一點改變,為我們的城市帶來一個新的想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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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Ho Chit Ying
編劇陳楚珩(左)和導演黃進(右),師承譚家明的兩人認為電影是一件很嚴肅的事情。而黃進直言,自己傾向是作者論的導演,即拍攝時有鮮明的個人風格、主觀論調,甚至用電影創作來定義自身,反映自己所相信的事情。
吃人的城市,瘋子的反撲

港產片鮮少以精神病作題材,對上一次已是1986年的《癲佬正傳》(爾冬陞導演的處女作),片中的精神病人被描繪為危險、面目猙獰的「癲佬」,有拿菜刀亂砍的狗仔(梁朝偉飾)、把兒子活埋的阿松(周潤發飾)、被定性為康復者但受刺激下隨機殺人的阿全(秦沛飾)。縱然《癲》的情節上不乏對社會歧視眼光的批判,考究病人如何被輿論迫至狂性大發,但整體而言,精神病人的形象還是較一面倒的兇殘、暴力,亦因影射1983年一則精神病人弒母及斬殺學童案,一度引發社福界及教育界的抗議,說是阻礙了精神病康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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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olden Scene
余文樂飾演主角阿東,一個患有躁鬱症、誤殺母親的青年;導演黃進指,余文樂為了演好這角色花了很多功夫,把以往人生的高低起跌與角色連結起來,挖掘了許多過往的情緒和狀態作材料,箇中盛載著份外真實的情感。

距離《癲佬正傳》至今已20年,《一念無明》再次把精神病患的邊緣話題搬上銀幕,卻以一個更立體、人性化的角度去描繪躁鬱症病人的面貌——套用導演黃進的話,這不只是一個關於「不正常」人的電影,還是一個病人對扭曲(twisted)城市的一個反撲,模糊了社會對「正常」和「不正常」的界線,清醒和瘋癲的概念要被重新定義。

「香港是一個幾twisted的城市,無論是發展或設計上都很不人性化。你要在這個城市survive(生存),某程度上要去人性化一點。它迫你成為一個『不太正常』的人,你才活到下去。當適應了的人當自己是norm,當自己是正常,好有可能被歸類為『不正常』的人才能看到這個城市的一些問題。這是『不正常』的人對城市的反撲,一種不論價值、節奏上的反撲。」黃進說。

他和編劇陳楚珩都異口同聲地認為,躁鬱症病人阿東(余文樂飾)是一個比別人敏感的人,容易受傷、情緒兩極化,卻充滿同情心,在良知和情感上都有一份比平常人更頑固的執著:在女友的大力反對下,他堅拒御責送母親進老人院,又會勇於為好友出頭,在婚禮上大義凜然地斥責賓客對新郎新娘的不敬。

「余文樂演出時,對角色的理解是覺得自己沒病,但他(阿東)太敏感,對周遭的環境、對身邊的人都很敏感。」然而,這份敏感在社會的規範下,一一被扁平化為「不正常」:女友Jenny苛責阿東「愚孝」、無心結婚成家,賓客只標籤其出位行為作「精神病發」。

「一旦被label為病人,就好像他做的所有事情都被切割,是不能被代入、不能被理解的另一種『東西』。」黃進覺得諷刺的是,相較周遭人的「無明」,阿東似乎更能把握真正重要的東西,「他有他的情感,他的行為可以很make sense(有道理),甚至比我們更make sense,如教會一幕、婚禮一幕。他是一個很善良的人,但因為他的敏感,或有點事情沒有跟我們一起去人性化,所以他好像活得很多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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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olden Scene
阿東的母親直言後悔生了兒子,終日對他破口大罵,但阿東依然不離不棄,甚至辭職全力照顧母親。
直面黑暗,通往覺悟

《一念無明》的英文戲名「Mad World」,恰如其份地諷刺了香港扭曲的城市狀態,而在黃進和陳楚珩眼中,患病的豈只是阿東?我們身處的香港,正病入膏肓,貼切「躁狂」的病徵,「香港的個性好像躁鬱症,某一些狀態好energetic、creative,節奏明快、效率很高,甚至你會誤以為它很色彩繽紛、很正常、很functional。」

編劇陳楚珩看事情透徹,一語刺穿這種假象:「香港的城市表像就是這樣,表面上沒有問題,一切向好、很functional,但我們沒有留意到,一些好有問題的事情沒有解決,我們選擇了迴避。」

現實總充斥許多裝睡的人,但在《一念無明》中,編劇和導演都拒絕迴避、拒絕把社會問題表象化,選擇在電影的世界,一次過把冰山底層的真實,暴露在觀眾眼前。

在劏房戶困境、結婚買樓夢、精神病污名化、照顧者壓力這些比較明顯的議題以外,《一念無明》逐一撕破了角色的表象,窺探他們的陰暗面:未婚妻Jenny在教會的坦誠告解成了揭露舊愛瘡疤的利器、照顧者為了脫身,不惜撒謊把家人送進精神病院、父親大海雖疼愛兒子卻藏著鎚子來提防失控的兒子。這些角色沒有惡的意圖,卻無意間傷害了身邊人而不自知,也就是導演黃進所指的「平庸的邪惡」,一種潛藏我們日常生活中、你我也有機會跌入的「無明」圈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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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olden Scene
方皓玟飾演阿東的未婚妻Jenny,視結婚生子、建立幸福家庭為人生目標,卻因阿東的情緒病發而夢想破滅,甚至要一力承擔樓債,崩潰的她藉宗教力量重生,努力嘗試寬恕阿東。在一場教會的見證中,她痛陳不快的往事,坦承對舊愛的憎恨,正能量底層壓抑著憤怒,無意間傷害了阿東。

陳楚珩續說:「這一切是很多人的reality。有些人看完,會覺得很真實、很日常,但也有人會覺得好極端、好煽情,我突然發現香港那麼小的社會,每個人都活在自己所謂的『真實』中。但對我來說,《一念無明》是想把一些我們平日看不到、沒有留意到一些人的真實生活呈現給觀眾。」

黃進亦表示,片中角色所面對的壓迫,都是他們兩年來不斷走訪精神病人、家屬,所聽見的真實,「或許大家生活時,都沒有直面這些事情,但我們不給你迴避,毫無保留地、讓你重新審視一次這些再尋常不過的議題。」兩人都堅持,電影沒有必然性,它不一定是娛樂,也不一定要帶來昐望,可能有人想入戲院尋求虛幻或昐望,但他倆最想做的,是不偏不倚地呈現人性最真實的一面。

「我們不要只看到光明的事情,其實黑暗那一邊也很值得審視,那兩種東西是雙向的。」陳楚珩強調,劇中人固然有執念,但經歷的磨難並非枉然,「如果你相信他們(角色)是真的,那是他們唯一的路,他們經歷了種種苦難後,也看清了一些事情。人生必然是經歷了一些事情,才可走到一個所謂有『希望』的位置。」

就像父親大海,若沒有為對任何事也撤手不管的前半生感到內疚,他怎會理解照顧責任外判的荒謬?怎會堅持要在後半生做一個盡力補償的混蛋?若沒有萌生再度逃避的念頭,他怎會發現最放不下的是兒子,而不是自由?《一念無明》的題旨是佛家語,指堆疊不盡的執念,但這些念頭都可以是通向一念覺悟的遠因:「曾經痛苦,才知道真正的痛苦;曾經執著,才能放下執著;曾經牽掛,才能了無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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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olden Scene
曾志偉飾演大海,中港貨運司機,前半生對妻兒撒手不管,直至阿東患病、誤殺母親後才想彌補往日的過失,接兒子回自己的板間房同住。黃進指,曾志偉把不少與兒子相處的感受帶入角色中。
城市不需疫苗,真正重要的是愛、平等

除了人本身的無明,制度的無明也是《一念無明》觸及了的命題,而在精神醫學的治療上,電影有這麼一幕:公立醫院醫生機械式地「慰問」阿東,「有無胃口?」「有無想自殺?」「有想自殺就開多點藥」「走得架喇」,全程不到一分鐘的時間,短促但有力,再次控訴醫療制度的去人性化。

黃進表示,這是公立醫院資源不足的情況,每名醫生一個鐘只能看約30個症,「病人被治療的經驗是,一個人被理解成需要處理的『問題』。」他指出,醫生用藥的標準、治療方向就是「不要出事」、「不要帶來麻煩」,沒想過病人能否生活下去,「生活的意思不是能否『續命』,而是你能否自給自足、有生活動力、有謀生方法、有社交。」

「這不只是精神醫學,也是這個城市處理問題的方法。」陳楚珩補充說,在資本主義的城市中,把活生生的人「個案化」的態度特別嚴重,彷彿食藥、入院、付錢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片尾曲《逆瞄》也諷刺了如此態度:「伸手閉目靜待那疫苗針剌/確信這驅體終要被它統治」、「編寫病歷/卻刪去一切故事」——「藥物可以stone到你變成一個乖乖聽話的人,可能令你沒有工作能力,最後病人安坐家中,順利沒有出事,卻失去了生活。」黃進語帶惋惜地批判。

陳楚珩指,訪談中接觸到的病人都像阿東,本來已經康復,但返回社區時,承受歧視及工作壓力,令病情不斷復發,「不是訴諸精神醫學、醫生不斷加藥就行,很多問題是環境、人際關係等。」黃進接著說,不正常的社區令病人無法得到正常生活,「我們好多時問病人是否適合返回社區,但我們很少問社區適合病人回去嗎?好少問我們準備好未,與他重新開始新生活。」

在電影的尾段,劏房鄰居投票趕走阿東兩父子,正是社區壓迫的縮影,阿東沒有容身之處,悄悄然走到天台去,是被驅逐,也是自願放逐,幸好身旁走來「余果」,一個內心純粹的孩子,不批判、不憐憫、不恐懼地與他談花植草,給他一個被理解、與人連結的可能。「小朋友跟他是好平等、好純粹的關係,可能對一個水深火熱的人來說,這才是最重要的。」黃進說。

陳楚珩指,小孩角色的原型來自一個病人的真實經歷,他是長期精神病患,後來做了社工,被診斷過不同病種很多次,也吃了很多藥,但最幫到他的,還是機構中一位願意以平等關係與之相處的職員,「那種關係幫到佢係多過藥物,好過一些很理性的治療,有些事情比我們想像的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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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Golden Scene
戲中的小朋友余果是非人城市中的一點清泉,他不理母親的反對也要與阿東玩,每天改編《小王子》的故事,隔著劏房的薄牆朗讀給阿東聽(還節錄了一首陳滅的詩《說不出的未來》)。觀眾看著余果,心中不免感慨:「所有的大人都曾經是小孩,但很少人記得這點」。
回不去了,但還能並肩走下去

電影最後一幕,當眾人還蒙蔽於無明中,被阿東的舉止嚇得臉容扭曲時,只有阿東和大海看清了一點事情的實相,大海不捨把兒子驅逐到精神病院,在鄰居面前為兒子護航,阿東也看化了眾生的無知,接受了自己被標籤為異類的事實,在一念純粹的愛意下,父子來個親密的擁抱,但鏡頭一轉,兩人在那「回不去了」的童年回憶之地,靜靜呆坐,又意欲轉身離去。

「最後是否叮一聲無事呢?不是。兩個大男人是否解決了所有問題?也絕對不是。結尾不是很bright、不是happy ending,只是指出咗一個方向,那就是父子決定一起走下去,但不代表日後一切都很平坦或順利。」黃進說,不要以為電影能解決所有問題,電影完了,有相似生活經驗的朋友仍然要面對他們的問題,「若我話用戲劇完了件事,那是對他們不尊重的;再說,電影結尾是否需要立論呢?我覺得開放和延續下去,那延伸性會強一點。」

所謂的延伸性,就掌握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能否看清真正重要的東西,在現實中敏感審慎地做生命中每一次抉擇,緊靠愛人走下去,電影插曲《裝睡的人》 中的開頭也有這麼一句:鐵鎖敲響節奏/我們起舞後喝杯酒,即使人生無處不是枷鎖,我們的腳步也注定伴隨鐵鎖聲,何不擁抱這些節奏,思考如何走下去?

「《裝睡的人》的節奏和歌詞令觀眾很快進入香港的意象,很焦急、躁動,同時它能帶觀眾到一個畫面及情節都觸及不到的地方。聽著這首歌,我們閱讀和思考時都望遠了很多,對我們的城市可以多一點想像。」黃進徐徐地說出願景。

在侷促的香港,我們還能找一個角落,播一首歌,擁抱著《一念無明》帶給我們的餘溫,對人多一點善念,保守一顆敏感的心,慎思如何能為身邊的愛人、世界促成一點改變。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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