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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電影新勢力

《明月幾時有》紅色合拍片下的港式變奏:許鞍華沒有忘記香港

2017/07/16 , 評論
陳娉婷
photo credit: Vincent Yu/AP/達志影像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明月何時有,把酒問青天,是誰的詞?」
「也是蘇東坡的,不過不是何時有,是幾時有。」
「幾和何有什麼不同?」
「幾是仄聲,何是平聲,平仄是不同的,中國的古詩詞時要用唱的,如果平仄錯了,就入不了音韻。還有用法也是不同的,有時候可以用幾不可以用何,有時候用何不可以用幾。」

要知道當一個導演如此明顯地把劇中人的對話指向作品的命題,一定別有深意,而知音人自會填補角色沒說出口的空白:中國的唐詩宋詞要用廣東話吟唱,才會更接近唐宋時期的中古音,而「幾時」是粵語古漢語的用法,與國語的「何時」有著意義上的基本相同,但用法上的微妙差異,兩者不可交替互用。

與其說這段對話是歌頌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乃至舉兵侵略中國的日本軍官也要拜倒在宋詞之美下,不如說,許鞍華正在隱晦地向你我傳遞訊息——她沒有忘記香港人的身分,以鮮明的一個「幾」字,取巧地烙印在片名中。

許鞍華曾在訪問中說:「一部好戲的意思是會放射性的,很多人會看到不同的意義。」四兩撥千斤地回應了《明》是中資合拍片,淪為紅色「主旋律」電影的指摘。一部好的電影不只一重意義,一個好的導演更能拍出弦外之音。當內地發行商把《明》包裝成慶祝香港回歸20年的電影時,導演已如劇中的女特務角色般,暗暗地偷渡了一些香港獨有的全民抗爭精神、有別於中國抗日論述的小城史觀入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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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影劇照
去愛國情懷的悲壯,換來小城中的惘惘威脅

男女主角方蘭(周迅飾)、劉黑仔(彭于晏飾),作為共產黨黨員、東江縱隊隊員,是主旋律電影中最「政治政確」的角色。然而,由兩人牽頭的營救文化人任務,在電影中頭20分鐘以緊湊的動作片格局交代過後,歌頌功德的英雄敘事已落幕。在紅歌《游擊隊之歌》響起、螢幕blackout打入勝利營救800多位文人的一刻,許導要向回歸20周年獻的禮,已俐落地呈上了。

接下來的,是另一種敘事格局,文藝式的、眾生相的白描,打開了紅色主旋律下的可能性。故事不再一面倒聚焦在劉黑仔的機智神武,或方蘭的俠女柔情上,而是加入了大量小人物的生活細節、每一個人都可能是特務的全民抗爭精神,意圖在東江縱隊立下大功的傳頌史(myth)之外開闢一種新的視點。(有觀眾批評《明》的情節鬆散,或許就是因這種群像式的拍攝手法,較難平衡和銜接得好。)

片中的小人物多得如天上的繁星般璀璨:幫地下隊員療傷、負責傳送情報的藥舖老闆娘、在憲兵部偷取情報但敗走潛逃的女特工、行動笨拙但心地善良的地下隊員阿四、暗中包庇方蘭送情報的懦弱漢奸,全都較謳歌家國情懷、犧牲精神的歷史人物(方、劉)來得立體。亦因為他們的「小」,沒有歷史資料佐證編寫,偏偏出奇地真實,像活在你我身邊的人,任何抗爭情景也能代入,乃至能折射今天的香港。在電影的結尾,許導以水平移動的鏡頭把淪陷的香港與現今的維多利亞港無縫交接,借古喻今、抗爭精神的傳承之意不言而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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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影劇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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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影劇照

此外,方蘭反覆吟誦的茅盾散文《黃昏》幾句:「遠處有悲壯的笳聲。夜的黑幕沉重地將落未落」,也奠定了《明》「惘然」的美學基調。它不是一套壯烈、可歌可泣的戰爭片,沒有「抗日神劇」的愛國情懷、千兵萬馬的歷史大論述,日軍搶花姑娘或屠殺的暴行也發生在鏡頭之外。取而代之的,是香港獨有的小城史觀:戰場在「地下」、規模細小、衡突點零碎,抗爭的手段也是一些很日常、很市井的技法,感召眾人出來抗命的,更是守護鄰里的義氣多於愛國口號。

另一點更偏離主旋律公式的,是對日軍殘暴、漢奸不仁的描寫。許導有意淡化兩者的惡,把人物立體化,例如殺人不貶眼的日本軍官也會談詩論文,因私人的交情放過知識分子李錦榮一馬;為了生存選擇成為漢奸的無名小卒,也有私底下包庇特務送情報的一面。這些突破正邪二分的人物處理,都是抗日題材電影中少見的寬容。

秘密的第四主角:100%良心港人方母

《明》惹來最大的抨擊,莫過於許導找來三位內地及台灣演員—周迅、霍健華、彭于晏,來飾演香港人的角色,這無疑是拍大片、票房考慮的「商業妥協」(許導也在訪問中如是說),但最精妙的,是換來100%良心港人葉德嫻飾演的方母,成了許導為合拍片「變奏」的重要埋伏。

由葉德嫻飾演的方母,堪稱眾多小人物中的代表。葉德嫻曾挺身撐佔中,被大陸封殺,在《明》的宣傳會中缺席、名字/頭像也在海報中下架,相信許導早料到內地審查的這一著,但這一著,反成了她的秘密武器。她是一個隱匿在英雄身後,埋伏在方蘭這條母女線的「第四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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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影劇照
左是王苑芝飾的阿四,右是葉德嫻飾的方母。

方母是香港人的典型:自私、計算、精明,會為了租客棄租而臉露不屑之色,懶得理你是否大文豪如茅盾;在淪陷的亂世,為了難得有一口肉食而雀躍;對於政局,總抱持一定的距離,阻止女兒探頭觀看樓下的日軍暴行,免得惹事。然而,在大事大非上,她是有良知而糾結的矛盾體,得悉女兒加入東江縱隊地下部隊後,她首先是支持:「打日本仔要有力」、「死唔緊要,唔好累隊友」,但又不無現實的隱憂,擔心女兒出事、怕她一去不返,在方蘭升上隊長後阻止她做更前線的工作。

後來她以身犯險送情報的一段,許多人覺得轉折得突兀,我卻認為是畫龍點晴的橋段,巧妙在方母犧牲的偶然性。為何一向明哲保身的方母會選擇送情報?她沒有為國捐軀的打算,只有一堆偶然及私人因素推動她做「正確的事」。她見鄰里阿四累倒睡著了,一腔義氣的代替她拿情報,知道情報是送給方蘭的,愛女心切便吵著要跟阿四一起去。

方母最後任務失敗而被日軍槍斃,臨死前沒有高喊抗日口號,電影也沒有奏出悲壯的音樂,她只是對身旁「被拖埋落水」的女名媛說了句:「累咗你咯」,一句帶有喜劇作用(comic effect)的遺言,成了一陣反主旋律的另類高潮,與英雄人物劉黑仔、方蘭「無諗過有命出返來」的死而後已精神,形成強烈對比。(要注意的是,方、劉兩人在戲中沒有犧牲,為了顧全大局而沒有犯險營救方母,兩人為著的是公共的理由—東江縱隊的整全、不要打草驚蛇。死與不死,道德上沒有誰比誰高尚,但效果是沒有過份淒美化愛國英雄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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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影劇照
許導寄語:在亂世中,我們都是命運共同體

「唔好累隊友」、「累咗你咯」,表面是幽默的台詞,但實有深意,也和我覺得方母是秘密主角有關。在電影的尾段,幾乎所有角色的命運都是繫於方母一人身上,把「不要累人」掛在口邊的她,在機緣巧合下,不得不成了一條「牽一髮通全身」的劇情主線,也寓意了在抗爭中我們的選擇會彼此影響。

初看電影時,搞不清楚為何名媛春夏會被踢到方母和阿四的囚室中,抱著兩個陌生的女人哭喊,感情戲上是不太合理的。後來才想到是因方母收藏的地圖被日軍揭發了,而密件是春夏從她的日本好姊妹身上偷來的,再在酒會中轉交給卧底李錦榮(有快閃的密件入袋一幕),輾轉透過敗走的女特工送到地下隊員阿四手上。但方母任務一失敗,所有人都遭殃——春夏被捉拿、李錦榮被揭發,而方蘭和劉黑仔也陷入「營救母親」或是「顧全部隊」的道德兩難中。

在囚室中,鏡頭以高空俯視本來不相識、階級懸殊的名媛春夏和方母、阿四擁作一團,其實是象徵了在亂世中,素來沒有關連的抗爭者也會成為命運共同體的患難之情。當然,方母憑著義氣仔女的一句「我唔識佢」,能充其量救回阿四一人,但當她以為只是把春夏一人「拖埋落水」時,她不知道女兒的男友李錦榮已因此惹來殺身之禍——這又是在大時代中,個體不能縱觀全局、難以控制命運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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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電影劇照
《明月幾時有》:婉約派的抗戰文藝片

最後,想談一談《明》的命名。還記得在電影開首,日本軍官山口大佐連續吟誦了兩首蘇軾的作品嗎?一首是《大江東去》,一首是《水調歌頭》;聽罷,中文老師李錦榮會心微笑說,兩首也是蘇東坡的,心裏或許在分辨:前者屬豪放派作品,後者屬婉約派,而此戲的編劇,選了婉約詞的一句作電影名。

編劇的選擇,似乎是想突顯《明》是一套偏離主旋律的文藝抗戰片。縱觀近年香港導演北上拍攝的主旋律作品,清一色選用了大氣磅礡、氣吞山河的名字:《十月圍城》、《智取威虎山》、《蕩寇風雲》、《建國大業》,全都是為了襯托出革命或歷史題材的宏觀性,以及與戲中涉及大量武打、動作及戰爭鏡頭有關。許鞍華作品的《明月幾時有》五字,承襲了婉約詞風的細膩委婉、惆悵傷感,它絕對與歷史、戰爭一類題材是不相襯的,這使我入戲院前大惑不解片名與東江游擊隊的關聯。

觀影後我才發現許導最在意的,不是歌頌家國情懷、共產黨的豐功偉績,也無意建構如豪放詞般波瀾壯闊的畫面,就如歷史中有炸窩打老道橋的一幕,她也因「不喜歡」大場面而刪掉了。在我看來,她最想描繪的,是亂世中的兩種小人物。一種是張愛玲式的戰爭視野:炮火聲只是佈景,或出於政治冷感、或出於對戰爭的無力感,小市民不忘過著結婚、談情、裝扮、飲宴的俗世生活。方蘭的表姐在亂世中舉行婚禮一段,看著每位女性都塗口紅、換上盛裝,感覺有點《燼餘錄》中炎櫻和張愛玲在淪陷香港買唇膏和甜食的影子。另一種是較為貼地的平民起義,以許鞍華最擅張的人物白描手法道出,例如把情報縫在衫袖中的方母、把槍放在米缸中的方蘭、只靠暗號傳話的街坊鄰里,他們取巧、精明、走遮面的抗爭手段,其實很「香港人」。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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