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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區國安法》下,異地港人何去何從?

移澳港人的內疚與孤獨:終於嚐到民主滋味,可惜不在香港

2020/09/29 ,

採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有咩悲哀得過你懷念梁振英時代?」已成家立室的Brian早就過了「出去衝」的年紀,又有兒子要照顧,他無力再回港抗爭,決定留在澳洲,有時會協助一些留學生辦理簽證,希望年輕人能有地方落腳,「就算不在香港,也想一人出一分力。」

5月22日,香港時間約晚上七時,有媒體首引述消息指全國人大將要宣佈動議實施《港區國安法》,條文似23條卻出手更辣,消息震動了所有香港人。

「沒有想過那麼快,真的一國一制了。」兩年前移居澳洲的Brian,本來在夜裡埋首設計工作,思緒卻被來勢洶洶的新聞打亂了,「以前香港是斜線下行,現在是直線,懸崖式的崩塌。」

Brian是典型的80後憤青,從保衞皇后碼頭、反高鐵起便積極參與社運,但隨著人邁向中年,又組織了家庭,便為了孩子的教育前景,離開這片熟悉的土地。「運動創傷」來得比人早的他,常自責「連一棟建築物都保護不到」,在DQ頻繁、政局低壓的2018年尾,他搬到了澳洲,但心裡還是有份執著,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回來遊行集會,也會在外地做各種聲援行動。

如今國安法臨下,草木皆兵,使他留澳的選擇更堅定;然而,身處自由世界愈久,這個異鄉人感受到的孤獨與內疚也愈深——即使他終於嚐到民主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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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Brian搬到了澳洲,但心裡還是有份執著,在反送中運動期間曾回來遊行集會,也會在外地做各種聲援行動。

多年社運未果感絕望 見證教育赤化:為下一代而走

與Brian越洋做訪問,他坐在滿是書堆的工作室,背後有塊「香港加油」的仿紅Van車牌,上面掛了一幅「光時」旗幟。看似熱血的他,心底裡極為悲觀,慢慢談起推使他離港的絕望感。

「我參與社運,但無一次成功。2003年七一後,有咩運動係爭取到?」Brian在20歲出頭時,曾參與皇后碼頭保衞行動,在碼頭睡過、佔領多天,還是眼睜睜看見建築物被清拆。住在灣仔的他,一心想保育利東街,又被林鄭暗中耍招拆除,叫他感到無力:「我只係好簡單想保護一條街,也做不到。」

但這些年來,他屢敗屢戰,在2014年雨傘運動,剛成為人父的他,更忍不住出了去集會,吃過9.28的催淚彈,又曾在旺角通宵佔領,惟最後這場運動仍難逃清場命運。他認為,唯一較成功是2012年反國教運動,長久下來卻發現只是「表面」爭取到,「只不過沒有一科叫國民教育,但它在所有科目中出現。」

當Brian送兒子到幼稚園時,就曾見證「國教」滲透的跡象。他憶述兒子那班的課室中有塊壁報,上面寫著「我們」最常吃的食物是「拉麵和餃子」,最常見到建築物是「萬里長城及天壇」。Brian當堂目瞪口呆,「那些是北京食物來的。我們南方人,廣東人應該最常吃雲吞麵才對。」到了國慶日,兒子又拿著學校派發的國旗回家,「好多意識形態的東西,都係鉅細無遺的洗腦。」

他說,當年自梁振英主政後,荒謬事便不斷發生,例如議員宣誓後被DQ、港獨政黨被取締,又時值傘運及魚蛋革命後的清算期,「邊個判暴動罪,判了幾多年,全部都好像一刀一刀地插入你個心。」想到孩子的未來,他就更憂慮,「正常地方的人民可追求夢想,但在香港,你由生活、住屋到言論,都被政治制度層層壓迫。」

Brian和妻子苦思良久,曾想過送兒子到國際學校,又計劃在大學階段送他到外國升學,「計過條數,都係咁貴,那一刻便決定嘗試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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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與Brian越洋做訪問,他坐在滿是書堆的工作室,背後有塊「香港加油」的仿紅Van車牌,上面掛了一幅「光時」旗幟。看似熱血的他,心底裡極為悲觀,慢慢談起推使他離港的絕望感。

親歷「由下而上」的民主制度 不在香港感內疚

地點定在澳洲,是因為當地二線城市阿德萊德(Adelaide)需求設計人才,Brian與妻子剛好從事相關行業,便以家庭為單位,申辦「偏遠地區技術移民簽證」。他們只須居留4年,便可以申請入籍成為公民。

一到埗,Brian便感受到生活模式翻天覆地的轉變:這兒很少人會做全職工作,自由業或兼職盛行;孩子到5歲才正式上學,上幼稚園也只是玩兩小時便可下課,「說起來,在香港3歲就要受教育真的好變態。」

尚未正式入籍成公民的他們,也感受到被平等對待。Brian指出,只要人們有置業,並生活在同一個社區,當地議會(類似區議會)都會聽取其意見,包括外國人,或多元種族的聲音,「由醫療政策,到教育政策,小至一個星期倒幾次垃圾,社區或民生也好,每個人的聲音都會考慮。」他解釋,澳洲的民主是「由下而上」,地方議會有實權,可決定所有政策及撥款,並反映民生問題給參議員,而城鎮的部長或全國官員,皆是由選舉產生。他雀躍地說:「有些地區更是長久由亞洲人當選,外國人的聲音是入到政壇主流的。」

長年參與社運的Brian,首次嚐到民主及自由的滋味,卻感到有點內疚。去年反送中運動,他曾在6月回港參與集會遊行,回到澳洲後,便不停追直播緊貼時局,身處異地的他感覺像隔岸觀火,「警察衝入商場打人,北角啲後生仔被(白衣)人打。你在外國,心情好差,有時完全投入不到精神工作。」

為了出一分力,他幾乎出席當地所有大大小小的聲援行動,與留學生、港人家屬一起表態發聲,也會不時聯誼,談香港及運動。他坦言,抗爭如火如荼之際,不少留學生想立刻飛到香港「救亡」,但已快40歲的他,不能像往日般熱血,「始終有了家庭,想做和會做不同,現實總會蓋過了衝動。」

他又直言,縱使當地有聲援行動,澳洲有很多老移民是「藍絲」,安定的生活過久了,又對中國崛起感到驕傲,會反對所有示威,對警暴視而不見,甚至迴避去看新聞。「他們忘記了當初是因為97回歸而逃跑,便在一個好民主、自由的地方,說一些很法西斯的話。」Brian說,自己正正是放不下香港,才會感到糾結及鬱悶,但仍不希望有天變成那些「快樂的老移民」,「始終你是離鄉背井的人,始終這兒不是你屋企,你不能夠說你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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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片由作者提供
在澳洲,孩子到5歲才正式上學,上幼稚園也只是玩兩小時便可下課,Brian說:「在香港3歲就要受教育真的好變態。」

人在異地的孤獨 告別種種香港的美好

到了新地方,一切都化整為零,Brian也要告別種種香港的美好。以往他愛看演唱會,但阿德萊德比較冷清,要刻意乘飛機到一線城市墨爾本,才能看得一場表演;愛Vans鞋的他,要駕車到市中心才買到這些設計品牌;在香港,不論中日韓歐美,乃至中東國家的電影也會上映,在澳洲卻只會在戲院看到主流電影,還要是延期上映那一種。

「我會說,阿德萊德好宜居,適合退休,但對我這個年紀不太合適,沒有什麼事情發生。」Brian淡然道,移居到澳洲後,錢是賺少了,但他的生活簡樸了,有時與孩子到公園玩耍便是一天,放假也會到野外露營。

他又發現文化及成長背景不同,與當地人始終有距離,由吃喝玩樂,到對社區的想像都迴異,連看澳洲出品的喜劇也不明其幽默,「我觀察到,就算留了很久的香港人,也會想找同溫層,圍在一起便有唐人街的感覺。」

可是,最心痛的是,他越洋看著香港急速衰落,年輕人被警察拘捕、毆打,感覺自己有份造成共業,家鄉卻遠在北半球的另一端。「香港人落得如此下場,香港人應得,最可惜的是後生的人要陪葬。凡30歲以上的人,都有責任。」他沉著道:「我就快40歲,我自己都有份。雖然我好努力,但每一個人都有份。」

Brian如是說,是因為深感往日的社運太溫和,欠缺「抗爭意志」,直至去年年輕人不顧前途及性命,穿上全副裝備上街,才喚醒了這十多年年資的「和理非」,「香港人有無烏克蘭事件那般決心?連白俄羅斯示威的程度都沒有。以前都是太錫身。」他狠狠地說著,似是在責備自己。

國安法臨下,連香港特區護照也要放棄?

今年6月底,國安法生效後,香港的法治、選舉制度、言論及媒體自由都步步淪陷,港人對中共恐懼,移民潮自97回歸後再起;已居澳近2年的Brian,亦決定再留多兩年,望能順利能入籍成為澳洲公民。

「有咩悲哀得過你懷念梁振英時代?每一個時代向前推一格,都好過現在很多,香港實在太悲哀。」已成家立室的Brian早就過了「出去衝」的年紀,又有兒子要照顧,他無力再回港抗爭,決定留在澳洲,有時會協助一些留學生辦理簽證,希望年輕人能有地方落腳,「就算不在香港,也想一人出一分力。」

Brian又指,國安法「無所不包」,身處外國的他也可能遭「以言入罪」,在返港時被逮捕,而早前兩名澳洲駐中國記者被國安部扣留及調查,要在澳洲外交部激烈交涉、領事親自護送下才放了他們,更令他肯定必須有外國公民身分才能保障自己。

然而,早前中國政府宣稱,即使有兩本護照,都只會承認中國公民身分,令一眾海外港人都在考慮要「放棄香港特區護照」。Brian始終對香港有份執著,但關鍵的時刻到來,也會踏出這一步。他有點婉惜道:「是可惜,但都唔到你……時代要你行這步,都無何奈何要行。」

他又說,香港正步入英國文豪George Orwell小說《1984》下的極權世界,只怕繼續留在香港,結局就是被洗腦,不自覺地愛上「老大哥」,對權貴獻媚。他無悔出走的決定,只是換來了自由,卻難免要捨棄一點兒快樂,只能遙距支持這個永遠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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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Alex
核稿編輯:Al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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