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被誤判入小欖精神病院,穿過地獄門:社運青年梁穎禮

2018/10/24 ,

專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Wong Jojo
陳娉婷

陳娉婷

獨立記者,曾任關鍵評論網及果籽記者,關注人權、社運、文化議題。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新界東北13子之一的梁穎禮,因非法集結罪入獄13個月,期間兩度被送入小欖精神病院,囚友猜測他因爭取權益而被針對:「阿禮你搞太多事了。」阿禮無奈一笑,如果他不搞、不與權力作對,或許他今天仍在小欖。

整整十年,自投身社運的漩渦以來,梁穎禮終回復自由身——沒有官司纏身、不需到警署報到、社會服務令早已完成,及後在反新界東北撥款案被改判囚13個月,也因上訴得直而獲釋。

「終於完了單案,第一次獲得自由,以前總是持續有一兩單案件在身。」啟蒙阿禮走到前線是2005年韓農反世貿示威,自此擠身一場又一場反體制戰役:民間電台FM101、反高鐵衝鐵馬,到近年反新界東北撥款,每次都躲避不了與政府打官司,不斷被迫問「認不認罪」。

以前的抗爭成本,是被逮捕到警署、上庭面對審判、被判社會服務令及留案底,但阿禮坦言,自年輕政治犯的先例一開,以後抗爭者吶喊一句「無畏無懼」,或要包括一年起跳的牢獄之災。

在他有份經營的自由定價素食店「蘇波榮」門外,阿禮燃點一枝手捲煙吸著,緩緩反思半年牢獄生活的一切。他說道,初入獄即被扔了去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沒有精神病紀錄的他,一直想掙脫這座位於山邊的恐怖孤城,惟出院後又再度被關押。他形容第二次情急生智,不惜與小欖的獄長「互鬥爛仔手段」,才成功獲得釋放。回到滿是「正常人」的塘福監獄,囚友一窩蜂走來歡迎他,請他吃零食:「阿禮你返黎啦!」保安也說:「你不覺得這像從第八層地獄返回第三層地獄嗎?」

阿禮苦笑,沒想到在地獄中,也有這麼溫情的橋段:「我差點以為放了監,或者說,我經歷了坐監裡的放監。」實際上,能讓人破涕為笑的,也只得這麼非凡的一千零一天,大伙兒以為阿禮會被無限期關在小欖,猜測他因爭取權益而被針對,「阿禮你搞太多事了,都叫你唔好搞。」

阿禮無奈一笑,如果他不搞、不與權力作對,或許他今天仍在小欖。前後被送往小欖兩次,總共滯留17天,短時間內出院,他在體制內打過一場小勝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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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ong Jojo
梁穎禮回復自由身,忙於協助旺角暴動案案主的親友送信及物資。

小欖的第一天:好恐怖,但孤獨覆蓋所有感受

「你有無看過心理醫生?」初入冊,精神科醫生巡例做評估,機械式地問起這句。

「有。」梁穎禮如實作答,然後解釋,這是因為反新界東北撥款被捕當天,被警察拖上警車毆打,車上沒有閉路電視,唯有驗傷和做心理評估,作為控告警察的證據。

醫生無視他的解釋,只是因著一句「有」,判他入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這是一所高設防精神病院兼監獄,收容需要精神或心理評估及治療的囚犯,以及曾犯下變態或嚴重風化案件的人。

「初頭被單獨囚禁,俗稱『隔渣』,看你有無攻擊性。」梁穎禮在小欖的首5天,每天被囚禁在病房幾乎24小時,只得洗澡時10分鐘能出來走動,收音機、耳機、書本全被沒收,只剩下一本懲教署印刷、如《基本法》呎寸的「入冊需知」,「細簿仔寫滿晒規條,而我在邊上寫滿我想到的事情。」

試過不停寫保持頭腦靈活,也試過學習「無為」:「每一日你見到時間流動,聽過打坐、靜心、冥想、修行等,你啟動所有知識坐在這兒靜下來,你以為過了3個鐘,卻只是15分鐘。」

房間外是一條走廊,走廊連接不同病房,只有一線狹窄的窗隙能望出去;對外的窗戶也被密封,只有極少陽光能透進室內。第一個晚上,吃過晚飯後,阿禮聽到有人大喊「醫生巡房!」他走近窗隙窺見一個畸形的世界。

首先是獄長喊:「醫生殺到!大家全部著好衫!」醫生扭開一號房的門鎖,病人尖聲呼叫。再入第二間房,病人撲出來,跌倒在地下,但一聲不響。第三間房,病人大叫:「我唔想打針啊!」醫生說不用打針,病人肅然立正敬禮:「多謝!」 到四號房,尾隨醫生的職員大喝:「你乖唔乖,唔乖整爛你包薯片!」病人懇求「唔好啊」,醫生與職員竟一同大笑。

阿禮苦叫:「對我來說,從一號房走到四號房,是一個mindfxxked的過程。只得你一個獨自面對那幾個人,不知道說了什麼會被打針,什麼才是醒定?那刻才知道。」

醫生進入阿禮的病房,他一本正經地說自己是誰、犯什麼事入來,盡量表現自己是正常人。醫生走後,他在24小時燈火長開的病房,與看出去一片漆黑的走廊,渡過了艱難長夜。躺下去,他看到天花板和牆壁寫滿了不同語言的「好掛住你」,大概是無數前人留下的。亮燈令人難以入睡,他把有點發臭的被褥蓋在頭上入睡。

「讀者或聽眾的感覺是好慘,但在我自身感受上,孤獨覆蓋晒所有的恐怖。」

沒病的人也被囚小欖,排完期又要覆診

大概幾天後,阿禮被調到雙人房,「宿友」是坦桑尼亞人。阿禮看看他的囚犯證件,發現不是性罪犯,便疑惑他為何被囚在小欖。對話間,這名坦桑尼亞人表達正常,阿禮懷疑是因他的英文夾雜重口音,被視作「無法溝通」而轉介至小欖。又有一名大隻佬,談吐舉止都正常,惟曾打架生事,因有「暴力傾向」而被送至小欖。

「一有暴力傾向,去了小欖走不到。一話你暴力,好難證明到無。」阿禮也很難證明自己沒有精神失常。他形容,在職員或醫生面前,他要表現「合理」:不發脾氣、沒甚情緒起伏,卻又不能過份強調「我正常」。

面對職員有意或無意的挑釁,阿禮不時提醒自己按捺情緒。他曾向福利官提出請求,指想打電話給家人,告訴母親被送至小欖,叮囑她不要辛苦去錯了塘福探他。梁母雖患癌但尚能行走,福利官聽後卻道:「生cancer都要探你咁慘!做你阿媽真係慘囉!」

阿禮受到刺激,但強忍住憤怒。他盡可能保持「和理非」:「你在小欖做福利官,明知精神病人會『跳』(跳制,即突變瘋癲),你這樣說卻刺激人跳。你知道我是誰?你是否有什麼(政治)取向?還是你有什麼誤會?」最後,福利官仍拒絕讓他打電話。

工場形同虛設,囚犯愈來愈像動物

不用被單獨囚禁的日子,阿禮吃完早餐就去工場。但小欖收容精神嚴重錯亂的病人,他們怎會有工作能力?「所以工場永遠都無嘢做,很多空閒時間。」

阿禮常在空檔寫信,卻被周圍的病人騷擾:「有人震張枱,有人哄過來看你寫什麼。有人大喊、有人行cat walk、有人瘋狂唱歌,電視機永遠開住,工場永遠無嘢做。」

他形容小欖是「奇景」,病人在諸多限制下,愈來愈像求生的動物。小欖允許囚犯食煙,卻不批准帶打火機或火柴,囚犯會在放風(散步休息)時間,把操場或窗戶的鐵絲網用牙咬斷,把鐵線夾在兩個電池中間,透過熱能製造火焰,成功點燃一枝煙。

「根本在訓練你痴線,扭曲你某些東西,踢竇後下次咬過條新。」阿禮說,咬電線是獄中的「違法」行為,但職員多裝作看不見。如果病人偷竊,他也不會向職員投訴,因為對方怕麻煩。

更令阿禮崩潰的是,原來第一次入院是「排期」,像坊間一樣要「覆診」才能會見主診醫生。懲教署不評論個別個案,但回覆指小欖採取分流制度,囚犯經過初步評估後,若非緊急個案,病人會先返回懲教所接受醫護人員觀察,並依指定日期返回小欖跟進病情;經評估後無需繼續接受觀察或治療, 則可返回懲教所服刑。

坐監如走入體制,逐小爭取改變:剪髮、膳食、籃球場

暫時返回塘福監獄的日子,阿禮笑言不像周永康威風,被命令「踎班」(蹲在地上點名)時大喝「我不踎!」就不跟從,甚至令這規矩在體制內消失:「Alex在我們心目中真是發哥。」

阿禮更多使用協商議價的手法,與職員或獄長「deal」:「大平紳士行過,說我有嘢講!呢度膳食唔好!——太型啦!不會有這種事發生。」每天獄長都會循例巡倉,不時暗諷阿禮:「點啊?又有咩想同議員講?」 阿禮有次直言:「咁有咩可以直接同你講?不是透過媒體或議員?」

該獄長當下表現開明,不得不聆聽他的想法。阿禮盡可能不「爭吵」:「為什麼這裡有波踢、有足球場,有籃球場卻沒有籃球架?」「為什麼第二個監獄有得玩籃球,這裡卻沒有?」 塘福監獄的籃球架消失多年,事源多年前越南人與華人在此爆發騷亂,依照懲教署一貫「斬腳趾避沙蟲」做法,索性把籃球架拆了,但阿禮出監前,操場上重新設置籃球架,卻荒謬地沒有籃球提供。

初入獄時,阿禮留著一頭搖滾味濃的凌亂長髮,所有囚犯必須「剷青」,但阿禮和剪頭髮的職員「講數」,最後可以留簡單的清爽短髮:「同剪髮的人傾剪髮是什麼一回事:不用剷青,剪短咪得囉,都係想整齊啫!」

羅冠聰與梁穎禮一樣被囚在塘福,所以他十月尾因上訴而獲保釋時,大家看著他從終審法院走出,他的頭髮短而濃密,不是黃之鋒那種外露頭皮的剷青頭。阿禮解釋:「個個監獄有不同做法,源於每一個監獄的囚犯都爭取過不同的東西。」

阿禮推動在個別監獄產生小改變:「用一個好社區或民間的方法;我真係會同其他人相處,職員也不是敵人啊,他不是檢控我們那個人嘛!」又指這某程度像「地下經濟」,沒有明文規定,但囚犯能以食物換煙,阿禮在嚴冬時曾要求加毯加褲等。

他又指,相比起古惑仔,職員更願意聽取政治犯的訴求,監獄膳食30多年來第一次有改變,只因13+3名社運人士,各自在監獄發表意見,約一個月後餐單即轉變,包括所有餐的汁和餸再調整,變得足料和賣相正常、瓜菜和肉食的份量平均、送飯的汁不再是啡竭色怪味汁,而是白汁及有時可選咖喱汁或黑椒汁。「對囚犯已是唔開心入面的開心。」阿禮說,這也是為囚犯的長期營養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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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梁穎禮 facebook
入獄前阿禮披著長髮,他堅持不剷青,變了清爽短髮。

被禁止寫信給立法會,獄長要求簽紙說「自己不寄信」

不久後,阿禮再次收到小欖的醫院令,獄長堅持要送他到精神病院,囚友猜測他搞太多事,被秋後算帳。「一去到又係單獨囚禁,總共3日,第4日去了雙人房。」

足足等了7天,他才見到主診醫生,醫生一見阿禮便說:「我有睇過你單新聞,我知你係邊個。你看心理的理由,並不是因為你精神有問題。」這位醫生立刻簽紙讓他走,怎料去到獄長一關,又再次延滯:「醫生說他話不到事,要看看有無船期讓我走。」

他向福利官求助無門,被他大潑冷水及禁止打電話,阿禮不再信任職員,寫信予立法會的囚犯關注組成員。獄長威迫他放棄寄信:「阿禮,你自己簽張紙話封信唔寄,你自己簽。」阿禮不從,獄長直言:「這封信影響我們,影響這個監獄內的一些事,影響福利官,影響某些職員。」

阿禮急中生智,想到「以惡鬥惡」,反過來勸他放走自己——以不寄這封投訴信為代價。「我真係同佢講數,再用幾多詞匯也掩飾不到這事實。」「我叫他開車送我走,他說:『咁唔啱規矩。』我反道:『你不讓我寄信,都唔啱規矩。』」

最後,事情不了了之。但阿禮笑道,到了第9天清晨,獄長經由正式「船期」,讓他返回塘福。搞完手續,到達塘福已是四時多,阿禮說資源貧乏,但囚友都拿最好的零食、維他奶來歡迎他:「見到大家好開心,痴咗線,也因此感情有所增進。」

看到罪犯的另一面,無悔多坐了三個月監

阿禮坦言,他坐了半年才申請保釋的原因,有一半是因未必再見回囚友。最後上訴庭覆核刑期,量刑確實縮減了三個月,但阿禮無悔當初再坐一會兒。

「你知我喜歡非主流音樂,但很享受聽他們玩音樂,彈結他、唱歌。」縱然大家背景和興趣迴異,有人是黑社會、有人是越南或非洲人,阿禮喜愛另類前衛或搖滾音樂,他們的口味偏向大眾化,大家尚能和而不同。「和他們建立的感情也是真的。」

出獄前,阿禮教兩位囚友玩數字搖滾(Math rock),一種重視節奏要計數的前衛音樂,囚友沉迷起來,常在獄中作曲,甚至通過書信來往,至今仍與阿禮互寫編曲。

除了知音外,阿禮也與不同國籍的囚友通信,不時探監,幫他們寄信給海外的親人:「叫他們寄信到店裡(蘇波榮),然後把信的內容打出來,whatsapp給他們的親人,幫他們節省郵費。」

在阿禮心目中,囚犯並非只是一堆編號,而是充滿個性及文化差異的人——有黑人是和平主義者,囚友打架時會隔開雙方、勸人不要動怒;有美洲人信奉新紀元思想,感受到家人透過腦電波傳達愛意;有運毒的「外賣仔」,是全球毒販生意的砲灰,只想養起家人卻不幸落網,「大佬」就逍遙法外。「我聽這些資訊,總會肯定返為何最初要抗爭。全球化導致新自由主義,毒品市場、勞工的低賤價格、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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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Wong Jojo
阿禮指獄中過半人衰運毒,但實際上他們是被剝削的勞工,坐監是工作的一部分,毒販老大有時更與海關有交涉。

出獄的改變:返工也可同時搞藝術,為長期抗爭儲彈藥

入獄前,阿禮做過若干訪問,當時他充滿廢青味道,不諱言搞社運難有正職,要靠綜援為生。出獄後,阿禮有了一份畫廊兼職,政見沒有以前般「無政府主義」:

「80後有個混沌期——信不信政黨政治可改變一些事情?我以前不信代議式民主,我覺得在議會不會有真正的公義。」反高鐵由民間自發,佔領中環匯豐零政黨支持,這是阿禮過往的抗爭方式,「但坐過監不同的是,無論你信不信立法會,有些事情很真實的,必須經建制去周旋。有無人可把持初衷,記住初衷去走入政治這趟渾水?」

阿禮吸一口煙:「我現在接受這些人,以前我不接受,只相信建制外抗爭。」他心目中的模範前輩是張超雄,他的老戰友周諾恆(Jaco),現在做了社民連副主席,不時走入基層落區及做倡議。

至於阿禮,他保持邊緣人的身分,在藝術和社運之間游走。「在社會運動裡,我不太主流,性格令我不喜歡面對鏡頭,音樂也是。」阿禮唾棄潮流樂壇,10年前獲商台頒獎沒出席,專注玩獨立音樂,是樂隊「意色樓」的主音。他曾一度在社運和藝術之間拉扯,玩音樂的圈子也不時有「應否全職搞藝術」的爭拗。

阿禮現有新答案:有穩定工作,忘記社運人的光環,全情搞藝術,但隨時可投身運動。「避開鎂光燈,可以容易和街坊溝通,始終,最大群眾是要返工的人。」「有穩定工作是儲好後著,居安思危,先可預備大動盪來臨,例如要參與長期抗爭。」「或者那些半農半X的生活,我也很欣賞。」

但他念念不忘,最美好的時代是反高鐵,當時社運結合藝術,他與數名戰友一起五區苦行,雙手盛滿種子,每踏到第26步就跪下,低頭默禱、默默細數,走完幾日幾夜。路走過了,激起社會廣泛關注,不少藝評也湧現,叫這做「行為藝術」。

然而,時代其後不斷崩壞,相隔七年後,他的抗爭下場是坐牢,突然醒覺香港湧現政治犯,比台灣遲了30幾年,「突然覺得反高鐵已好out,現在香港興坐監。」

說來唏噓,示威者、社運人士被捕入獄,先例一開,所有派別都遭殃。阿禮說,本土派和左翼青年,各自因不同罪名入獄,同樣背負社會的重擔。在這危機關頭,他認為彼此產生和解的可能。「我自己會放下標籤,不再分本土派、右翼、自由派、無政府,如果用這套,左翼和右翼永遠傾唔埋欄。」

阿禮承認的,從來都是階級鬥爭,不是世代或左右之分。現在回復自由身,他正幫助旺角暴動案政治犯的親人,教他們送信或探訪要留意的事。問他過程很複雜嗎?阿禮輕輕道:「其實很簡單,但他們情緒通常很亂,很驚很激動,需要人在旁。」

阿禮說,不同世代的啟蒙點不同,對他來說是2005年國際主義的韓農反世貿衝突,對眾志現任主席林朗彥來說是2012年反國民教育,本土派青年就是2014年對傘運戰略的歧見。但無論抗爭者是誰,都是在同一條歷史的河流逆流而上,前人或後來人,都在面對我城的同一命運。

(記者曾去信懲教署,查問梁穎禮最終獲證實沒病可出院,是否代表第一次被判入小欖是署方錯誤決定?懲教署表示不評論個別個案。)

核稿編輯:周雪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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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八月,雙學三子、反新界東北撥款抗爭者相繼入獄,是本地首批年輕政治犯,監禁長度動輒達1年,及後旺角騷亂本土派青年因暴動罪入獄,刑期更長至最高7年。因上訴得直,這「13+3」名社運人在半年前出獄,揭露懲教署的不人道對待及虐囚事件,意欲為身陷囹圄的無勢者充權。記者把採訪範圍擴至其他青少年及成年釋囚,發現社運人的見聞已是「被漂白」景像,真正的酷刑及意志打壓遠惡於此,包括痛打私處、命令人扮狗吃飯、用心理計分化囚犯、連坐處罰等。除了受到高度關注的少年監獄外,本專題將進一步探討極度重犯的生存及假釋權、女性囚犯的日常困境、囚犯被判入小欖精神病院的遭遇,希望每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都能重新獲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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