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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囚籠:鐵窗背後的吶喊

黃之鋒與前少年犯們:投訴懲教署,路途有多崎嶇?

2018/11/22 , 採訪
陳娉婷
陳娉婷
迷信文字的人。

監獄裡的人都說:「出咗去,唔好望返轉頭。」

距離上次服刑,已近一年多時間,但黃之鋒不信邪,仍不時回去探監。旺角暴動案、BB彈槍案、立法會外垃圾筒起火案的囚犯,他全都探望過。在政治犯湧現的一代,他認為抗爭者要互相扶持:

「人們常問,探政治犯有無用?或者覺得有議員探,反會帶來麻煩?但事實是,懲教知你是政治犯,如果無人探,會覺得你被利用,是蝦兵蟹將。有人探的話,會對你好點。」

目前,黃之鋒仍有佔旺藐視法庭案在身,已被定罪及判囚3個月,惟上訴後獲淮保釋,要等到來年4月再審;換言之,幾個月後他可能再淪為階下囚。然而,動筆之際,黃之鋒放下遠慮,正在聲援傘運後被清算而官司纏身的人,又要幫李卓人出戰九西補選造勢,更要埋首已拖了5年的大專學業。

險惡時勢,練就了這年輕領袖的應變能力:眾志團員被DQ,變陣成民間團體,黃之鋒除了國際連結,專注港島地區工作;在獄時受侮辱對待,向懲教署投訴無門後,他決定反客為主,另循小額錢債審裁處向懲教署索償。

你或會疑惑,為何投訴懲教署,卻變了錢債糾紛?黃之鋒說,意不在那1.6萬元賠償,欲在法庭親自盤問涉事職員,他要反問的是:本來的投訴機制為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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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黃之鋒認為懲教署的投訴機制層層失效,現另循法律途徑尋一個公道。
向獄長投訴不成功,囚友被逐一問話

試想像你受到與黃之鋒一樣的對待:轉到成人監獄第一天,被命令脫光衣服,當眾蹲下來接受問話,過程長達3分鐘。你的自尊心受創,你會選擇息事寧人,還是立案投訴?

身在監獄,投訴有幾個方法:一,太平紳士巡視時,發聲表達意見;二,把不滿寫在監頭簿,約見獄長;三,把投訴信放入信箱,直接寄給申訴專員公署。

在少年監獄的頭幾天,黃之鋒已動用第二個選項,失敗後對這方法心灰意冷。當時他初來報到,即被要求剷青,頭髮不能留多過6mm,卻發現監獄守則沒有這樣寫。假日坐在飯堂,囚友與他閒聊起來,說不想剪陸軍裝,要求黃與職員「傾吓」。

「不知為何咁夠薑,真的落了簿,話要見總主任。」但會談後,不但無法改變規例,還連累囚友被問話一輪:「懲教人員看閉路電視,逐個找回星期日與我談天的人,問他們:同黃之鋒講過咩?」

何不寫信予申訴專員公署?黃之鋒說,該署接受一些部門失職的投訴,很難就個別事件跟進。被罰全裸蹲在地上答話3分鐘,並非慣常發生之事,只針對三名涉事職員,故黃之鋒也放棄這途徑,寧可寫信給立法會議員。「我是政治犯還好,但一般囚犯投訴,申訴那邊的職員來監獄落口供,懲教職員對你印象自然差,可能鎖你入水飯房、全日單獨囚禁。」

太平紳士每月來一次巡視,囚犯要集體步操、表現聽話,「從來無人夠膽舉手,舉了會落record。」他心裡很掙扎,自己快滿21歲了,才坐兩個月少年倉,得罪所有人又如何?但一想到向太平紳士告發,最後還是轉介給監獄內部的長官或職員,還是打消了這念頭。「太平紳士有分政府和非官守的,通常與懲教關係友好,還是無謂拿來搞了,要投訴就自己投。」

投訴組「主動」找黃之鋒;一般囚犯被阻嚇勿投訴

然而,出獄前有一次,懲教署投訴調查組卻找上門,「主動」接收投訴。原來黃之鋒寫了一封信,寄給公眾和媒體,裡面寫了被阿sir粗口問候的侮辱事件。職員審查書信後,拒絕把信寄出:「職員話有淫褻及不雅的用字,但擺明你迫我寫啦!」

結果,黃之鋒不得不刪了那句粗口,才能把信公佈天下。但與此同時,投訴調查組自動上門,找他落口供,似要把事件轉為內部投訴,以免再鬧大,也成了黃之鋒出獄後另一宗要跟進的投訴。

黃之鋒透露,在他入獄的首天,高級主任便召見他,煞有介事地「關心」他:「我知你和其他罪犯有何不同,有什麼需要可以和我說。」又常重覆強調,會對他一視同仁:「他們對我很大戒心,愈是這樣說,愈不是一視同仁。」

而實際上,是否「一視同仁」?曾與黃之鋒一起上街抗議懲教制度的前少年犯林啟成,明確說不。

有別於投訴組找上門平息怒火,林啟成指出,懲教人員會恫嚇一般囚犯,至他們放棄投訴為止。在青少年監獄,囚犯刑期長短由職員決定,成了最強的威迫利誘手段。

他形容,不少囚犯落了監頭簿見長官,會面時卻受到威嚇:「通常會問:你是否真的投訴?有張紙係度,你夠膽就攞,但你日子會難捱。你仲有幾多日子才出監呢,睇下先。你想被人係咁加監嗎?你唔想,咁你係咪要投訴?你自己選擇。」

他又指,投訴處理需時,青少年監獄刑期較短,審批表格交由第二輪處理後,投訴人已出冊,更難跟進或落口供,「拖得來都走了,還處理什麼投訴?」據懲教署網站,投訴組會盡力在18星期內完成調查,但黃之鋒的個案,則拖了大半年才出結果,只寫著「虛假」兩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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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囚權關注組召集人林啟成。
向太平紳士投訴? 不敢舉手,9間院所「零投訴」

翻查去年政府官方數據,太平紳士在懲教所接獲的投訴共209宗,大部份集中於小欖精神病治療中心、赤柱及羅湖懲教所,分別錄得72、52、31宗個案。然而,全港懲教所共21所,卻有9間錄得「零投訴」紀錄,另外7間亦僅單位數字。在零投訴的院所中,包括了所有的青少年監獄。

黃之鋒被囚的壁屋監獄去年也錄得「零投訴」,他指太平紳士來訪期間,從未見過人舉手投訴。懲教署署長林國良曾公開強調,太平紳士會突擊檢查,署方事前不知時間及日期;曾被囚在少年及成人監獄2年多時間的林啟成就反駁,太平紳士每次都坐政府車進來,在門口泊車的一剎那,已能驚動整個監獄:

「門口都未入到,在第一道閘,全部阿sir都知、全世界都知,用對講機嘛!無嘢係突擊,係人都知,係突擊唔到!」身在獄中的他,曾被提點要「好好表現」:「阿sir循例就會講,等陣有人來乖乖哋啦,唔好亂X舉手啦!」又指若舉了手,後果自負,輕則辱罵,重則體罰,以後日子不好過。

然而,總有些反叛者不顧後果,想要舉手吧?另一前少年犯阿森說,與他同期有一青年,與職員有過節,早已蘊釀向太平紳士告發,職員聞聽後把他隔離,官員來訪時,帶他到洗衣房及「遊花園」。林啟成又指,即使向家人告發,也會遭受報復,因職員會在一旁監聽;黃之鋒則指,與親友見面時,壁屋的探訪室是隔著玻璃、用電話通訊,職員可隨時偷聽電話內容:「其他人我不知,但我是政治犯,應該有被監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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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Jimmy
90年代入獄的阿森。
一年僅3宗投訴成功:「自己人查自己人」

在各種探訪中,公務探訪最保密,只要是議員、公職人員或律師,便可關上房門,不被旁聽的情況下,與囚犯一對一面談。在各類信件中,「封口信」最安全,職員沒權翻閱,只要檢查過沒毒品,便會在犯人前封起信口,寄給議員、高官或特首。

出獄前,黃之鋒依這兩個渠道,向議員透露被侮辱對待,出獄後,他就裸身接受盤問一事,向懲教署投訴調查小組入紙投訴。約大半年後,他得到的答覆是:被粗口辱罵及被剝光豬,前後兩宗投訴均告不成立,獲「無法證實」和「虛假」的調查結果。

黃之鋒不滿回覆過於簡短,多次向懲教署索取被投訴職員的口供,署方先是拒絕,後才告知能填寫《個人資料(私隱)條例》表格,索取涉事職員口供。黃之鋒說,口供僅顯示職員一味堅持「沒發生過這回事」,投訴組便給出「虛假」的結果,直指懲教署審理草率:「只要無閉路電視,懲教話有就有,無就無。點講都話無發生,這是問題所在。」

據懲教署說法,投訴機制共3層結構:第一級調查組是署長委任的「獨立組別」;第二級是投訴委員會,負責審核調查結果;第三級是上訴委員會,由18名社會人士組成,惟主席由署長擔任。懲教署上月發表最新聲明,上訴委員由10名增至18名,新加入的8名均是宗教人士及太平紳士。

黃之鋒認為,投訴組全是內部職員,一律由署長委任,有「自己人查自己人」之嫌;翻閱懲教署2017年年報,獲授理的123宗投訴個案中,僅3宗獲「證明屬實」,其餘多是「無法證實」,投訴成功率僅2%。另外兩級投訴機制的應用率也偏低,經委員會審批的案件僅5宗,上訴委員會僅9宗,由署長直接處理的上訴案3宗。

黃之鋒已就案件上訴,但為了當面與職員對質,令審訊具透明度,他告至小額錢債審裁處。「進入法律程序,又和政治有關,能引來傳媒和公眾關注。」還是大學生的他說:「小額不允許請律師,可以當面盤問,輸極都是4位數字,你不會無啦啦輸了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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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陳娉婷
以議助身分探監,被禁止閉門與政治犯交流

出獄一年多,黃之鋒為倡議囚權馬不停蹄,兼職做議員助理,不時跟隨區諾軒探訪政治犯,路途偏僻遙遠,每次耗上一整天。「行程直落,朝早探石壁的話,下午到同在大嶼山的塘福。有時先去清水灣,到鄰近西貢的壁屋監獄,後去柴灣的哥連臣角懲教所,再往赤柱那邊,東頭懲教所。」

大半天時間,均分給數位政治犯,每個見半小時左右,每月重覆這節奏。黃之鋒說,公務探訪次數及長度不受限,但他作為議員助理,卻不能一起閉門交談。只要助理在場,議員必需開放門戶讓懲教人員監聽,黃指對話有時會被筆錄——這是自近年起,政治犯人數躍升後,懲教署的最新規定。「有些環頭會筆錄,有些不會,所以講政治敏感的事情,都要關門,我都不在房內。」

後記:黃之鋒——擴展社會、民生工作

問坐監有沒有為他帶來什麼深遠影響?黃之鋒打趣道:「多講了粗口」,解釋這是懲教所內職員或囚犯的共通語言,職員更愛用粗口辱罵囚犯。「壞的職員真的什麼都鬧,10隻字裡面5隻粗口。」他批評道:「我有時覺得,他們在家庭找不到認同感,才想在少年監獄尋回威嚴。」

話鋒一轉,他又認真道,更深遠影響應是坐監的心態。來年四月,他可能再度入獄,卻沒有不安和惆悵,甚至視為政治志業的一部分:「其實在今時今日的香港,坐監坐多6個禮拜,不是什麼一回事。這政治環境,不輪到我們話事。」「當然最好不用坐,我都坐多了3個月(公民廣場案)給法庭。」但每每想到暴動案,本土派領袖梁天琦被囚6年,他便自覺卑微:「在他們面前,坐多6個禮拜算什麼呢?6年、7年的刑期,對我來說,仍是不能想像的概念。」

然而,回歸基本步,剛滿22歲的青年,既要兼顧學業,又要回應政治局勢,有時也分身不暇。一天24小時,他分作幾部分:港島地區工作、國際關係連結,還有追趕學業、眾志日常職務、補選造勢等。

黃之鋒的政途,從反國教、雨傘運動等巨大浪潮展開,但近幾個月,他深入地區工作,紮根成長地海怡半島一帶,處理滲水、打流感針、平安紙等民生問題。他坦言想尋求突破,在幫李卓人補選助勢、回應政治打壓事件、為聯合國刪眾志意見書一事向日內瓦施壓外,也想在社區深耕細作,與民眾建立更緊密的關係。

其中,囚權也將是他明年主打的社會議題之一:「我想證明,大政治事件、抗爭運動有我的付出,在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上,我也可為社群帶來改變,真的放時間去做好。」

核稿編輯:歐嘉俊

(九西補選其他候選人還包括伍廸希、馮檢基、曾麗文及陳凱欣。)


人在囚籠:鐵窗背後的吶喊:

2017年八月,雙學三子、反新界東北撥款抗爭者相繼入獄,是本地首批年輕政治犯,監禁長度動輒達1年,及後旺角騷亂本土派青年因暴動罪入獄,刑期更長至最高7年。因上訴得直,這「13+3」名社運人在半年前出獄,揭露懲教署的不人道對待及虐囚事件,意欲為身陷囹圄的無勢者充權。記者把採訪範圍擴至其他青少年及成年釋囚,發現社運人的見聞已是「被漂白」景像,真正的酷刑及意志打壓遠惡於此,包括痛打私處、命令人扮狗吃飯、用心理計分化囚犯、連坐處罰等。除了受到高度關注的少年監獄外,本專題將進一步探討極度重犯的生存及假釋權、女性囚犯的日常困境、囚犯被判入小欖精神病院的遭遇,希望每一個被人遺忘的角落都能重新獲得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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