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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香港與南洋的故事

東方之珠:香港何以成爲東南亞華商的「中轉站」、「避風港」和「商業基地」?

2020/10/09 ,

評論

彭成毅

Photo 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彭成毅

彭成毅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長期探究華裔青年的身份認同問題。視南洋為祖國,中華為故國,歐美為母國。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從去香港與東南亞華商頻繁交流的歷史,可意識到香港若為維持獨特的地位,無論是港府還是港人得繼續維持其特殊價值(法治和稅率,加上「知華」和雙語),才能繼續得到東南亞華商和外資的青睞。

東南亞華人素以經商有道著稱,東南亞各地經濟的發展與華裔移民的關係密不可分。根據Henry Yeung教授在1997年的研究,海外華人控制了印尼、馬來西亞過半數的企業資產,三分之一的一千大菲律賓企業也在華裔掌控之中。世界銀行亦統計,海外華人的經濟輸出高達6000億美元。這些數據顯示東南亞華商網絡規模之大是不容忽視的,但因其屬於私人家族企業,而未如國家經濟和跨國企業(MNC)般被看重。

東南亞華商作爲「中間人」少數民族(middleman minorities),在殖民時期扮演歐洲殖民者和當地統治者(如蘇丹)與當地人民的橋梁。在後殖民時期亦是如此,為本土政客的生意夥伴,發展出印尼「主公」(cukong)、馬來西亞「阿里巴巴」(ali + baba,馬來族「花瓶人物」加華商)等政商勾結的經濟模式。這種「恩寵制」造就了許多華裔富豪的誕生,因此不能將他們的成功完全歸於華人「刻苦耐勞」、「善於經商」、「儒家價值」等個別文化因素。

當然,這套模式并非華人獨有,「中間人」少數民族搭建經濟橋梁的方式在全球通用。舉凡東歐猶太人、拉美黎巴嫩人、海外亞美尼亞人、海外印度人等都類似東南亞華裔的情況。需强調的是,這些少數民族富豪畢竟只是族群中的極少數成功人士,大部分并非當地種族主義者或極右派所指稱的普遍富有。

對於「祖籍國」的匯款和投資,「中間人」少數民族有相似的經歷。印度和中國是世界前二僑民匯款的受惠國,黎巴嫩和亞美尼亞接收的匯款則佔GDP高達17%和21%。投資方面,各地猶太人(如俄羅斯、美國和歐洲)作爲以色列的外資頗爲重要。

將香港當作「中間人」的東南亞華商們

然而海外華人與其他少數民族在匯款和投資上有別,基於中國在戰後隸屬共產陣營,中國國内人民與國外親屬之間直接聯繫不易,香港成了重要的「中間人」。許多涉及中國的海外事務和交易都在香港進行。

相比當時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大陸和國民黨統治下的台灣,香港更像是海外華人的「以色列」(另一個是新加坡)。除了有對華投資的「中轉站」功能,香港也是東南亞華商的財富「避風港」,讓擔心資產被當地政府侵占或充公的華商有避險之地安置。

筆者將在香港投資的東南亞華商之用意主要分爲「中轉站」和「避風港」兩類,再加上部分華商將集團業務擴展到香港以增加收益。這三個用意并不完全互相獨立,大部分情況是并行的。

幾乎各大東南亞國家都有華商選擇投資香港(另一地是新加坡),如新加坡黃廷芳的信和集團(Sino Group)、馬來西亞郭鶴年嘉里建設(Kerry Properties)、郭令燦的國浩集團(Guoco Group)、泰國謝國民的卜蜂國際(CP Pokphand)、菲律賓陳永栽的裕景興業(Eton Properties)和達力集團(Dynamic Holdings)、印尼李文正的力寶有限公司(Lippo Limited)、林紹良的第一太平(First Pacific)等。這些香港公司的創辦人皆是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菲律賓和印尼的首富。

從東南亞華商投資香港的產業來看,筆者發現他們大多投入房地產、金融和傳媒,而實業仍留在東南亞當地或投放在新加坡資本市場。舉例來說,馬來西亞郭鶴年在大馬仍控制PPB集團(Perlis Plantation Berhad),擁有聯邦麵粉廠(FFM)、嘉通電影院(GSC)和購物中心。郭氏家族成員郭孔豐在新加坡則以豐益國際(Wilmar International)管理海外油棕園和食用油生意。至於各華商集團在港和在華業務,筆者於下文個別介紹。

郭鶴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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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首富郭鶴年

將香港當作「中轉站」、「避風港」和「商業基地」的大馬首富郭鶴年

眾華商之中將香港「中間人」功能最大化的當屬前述的郭鶴年。郭鶴年是馬來西亞第二代華裔,出生於南部城市新山。他曾就讀新加坡萊佛士書院,與李光耀是同學。從小他就承襲父親的商業稟賦,經營過米業和糖業。在期貨市場有所成就後,郭氏將資金投入成立聯邦麵粉廠(FFM)。1970年代郭鶴年從糧食業轉向投資房地產,在新加坡創立「香格里拉酒店」,其後也正式進入香港市場。在此之前,郭氏曾與香港「船王」之一的曹文錦合作創辦「馬來西亞國際船運」(MISC),是大馬最大的船務公司。

香港「九龍香格里拉大酒店」是郭鶴年在星馬和斐濟以外的第一家海外飯店。後來郭氏在港島開設了另一家「香格里拉酒店」。隨著1980年代中國因改革開放經濟起飛,郭鶴年將商業重心放在大中華地區,並以香港作爲商業基地。筆者認爲其主要目的是——一來可藉助香港作「踏板」前進中國市場,二來可藉助香港分散投資以規避馬來西亞「新經濟政策」(馬來族優先)的風險,三來可享受香港本土經濟高速成長的果實。此外,郭氏曾表示星馬稅務過高,使其將業務遷至低稅收的香港。

郭鶴年移居香港後,一方面投進了物流業,創辦「嘉里物流」(Kerry Logistics);另一方面通過「嘉里集團」投資北京,興建「中國國際貿易中心」(國貿),其爲北京最早的中心商業區(CBD)。經北京市政府規劃後,該區漸漸吸引大批外資企業進駐,郭氏的「國貿大廈」建築群成了熱門的辦公大樓。國貿中心内另有「香格里拉酒店」旗下的「中國大飯店」和「國貿大酒店」。

地產業之外,郭鶴年在中國還涉入「老本行」的糧食業,分別投資了食用油(嘉里糧油)和汽水(嘉里飲料)。前者生產大豆油,旗下「金龍魚」品牌是中國食用油的龍頭;後者生產可口可樂汽水,是可口可樂公司在中國授權的三大裝瓶廠之一(另兩家是央企「中糧集團」和香港「太古集團」)。筆者猜想郭氏投入食用油和汽水業,是基於他在期貨市場的經驗,對大豆和砂糖買賣瞭如指掌。

回到香港本地,郭鶴年還收購了當地最重要的英文報——《南華早報》,於2015年才轉售給阿里巴巴集團。從郭氏一生經歷來看,可以説他前半生在星馬有所成就,後半生藉助香港成爲大中華地區最成功的商人之一。筆者所稱香港的三大功能——「中轉站」、「避風港」和「商業基地」為郭鶴年所一一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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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彭成毅
郭鶴年在馬來西亞、新加坡、香港、中國的商業版圖

將香港當作「地產金融投資寶地」的新加坡、大馬、菲律賓和印尼華商

郭鶴年的商業王國所涉及領域非常廣泛,而其他華商的業務相對單一。以房地產起家的新加坡「地產大亨」黃廷方在當地擁有大片土地,通過其「遠東機構」(Far East Organization)建設了如「實龍崗花園」住宅區,以及烏節路上的許多物業(如幸運商業中心Lucky Plaza)。1970年代黃氏將業務拓展到了香港,成立「信和集團」(Sino Group),旗下物業有港麗酒店、城市花園酒店、港島太平洋酒店等飯店,以及許多商場、辦公樓和住屋。黃氏在中國的物業不多,主要還是以香港和新加坡為其產業核心。可以説,黃廷方系將香港視爲拓展業務的一個重要商業基地。

馬來西亞重要金融機構「豐隆集團」(Hong Leong Group)的佈局也類似。郭氏家族(郭芳楓、郭令燦、郭令明)將核心業務留在星馬兩地,即實業如生產瓷磚、水泥、建材甚至機車,以及房地產(國浩置地城市發展有限公司)和金融業(豐隆銀行)。郭氏家族在1980年代才進軍香港,成立國浩集團(Guoco Group)並收購道亨銀行,以踏入香港金融業,將之發展成香港第四大銀行。脫售道亨銀行後,郭氏入股了東亞銀行,成爲其第三大股東。對於郭氏家族,香港是星馬以外的第三個商業基地。

菲律賓陳永栽、印尼李文正和林紹良,同樣把香港當作房地產和金融投資重鎮。陳永栽(Lucio Tan)在菲律賓的業務多元,橫跨金融業(菲律賓國家銀行)、航空業(菲律賓航空)、釀酒業、地產業等。然而陳氏在香港的物業只是房地產,其裕景興業(Eton Properties)在香港擁有山頂龍庭、裕景花園、銅鑼灣電業城、利景酒店、西九龍中心等,在廈門、北京、上海、大連和瀋陽也有物業。

李文正(Mochtar Riady)在印尼的業務主要是金融業、房地產和傳媒。本業是金融業的李文正和兒子李白(James Riady)在香港成立了力寶有限公司(Lippo Limited),收購了「香港華人銀行」,也購入了奔達中心(今天的力寶中心)。

李文正「亦師亦友」的合作夥伴林紹良(Sudono Salim)則是前印尼首富,其涉及的行業甚廣,如同馬來西亞的郭鶴年和泰國的謝國民。林紹良的三林集團(Salim Group)旗下曾有印尼最大銀行之一「中亞銀行」(BCA),後來管理業務逐漸轉到了新加坡和香港。目前三林集團主要的公司為香港「第一太平」(First Pacific),通過該公司控制「營多麵」(Indomie)的製造商「營多食品」(Indofood)。香港之於林氏,可謂重要的「避風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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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香港金鐘的力寶中心

離不開香港的東南亞華商

在衆多的亞洲城市内,東南亞華商對香港情有獨鍾,不僅看中其低稅率,還珍視其「中轉站」、「避風港」和「商業基地」的功能。筆者提出下列幾個城市,似乎都比不上香港作爲「中間人」的優勢,下爲筆者之評斷:

首先,吉隆坡、曼谷、雅加達和馬尼拉雖是東南亞各國的首都和金融、商業中心,但對於早年華商在當地有「排華」陰影和政治干擾疑慮,加上法治基礎不及香港,只能作爲以本國為基礎的「商業基地」。第二,新加坡的稅率較香港高,且根據前述郭鶴年的觀點,乃是限制較多,又離中國較遠,無法作爲華商進入中國的「中轉站」,作爲「商業基地」也稍遜於香港,只能作為他們的財富「避風港」。

第三,台灣的稅率也較高、限制多,且非英美法系、不通英文,似乎只能作爲「避風港」和「中轉站」,無法成爲有效的「商業基地」。第四,北京、上海、深圳等大城市對私有資產的保護不若資本主義世界,法治基礎亦不完善,這使得早期華商寧願通過香港進入中國市場更爲保險。

相信東南亞華商的歷史抉擇,能成爲外資和各國政府看清香港「特殊地位」和「中間人」價值的指路明燈。香港(無論是港府還是港人)則要繼續維持其特殊價值(法治和稅率,加上「知華」和雙語),才能繼續得到華商和外資的青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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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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