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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香港與南洋的故事

無奈只一息間燦爛?從漸去的世界香港,與東南亞關係的前世今生

2020/10/09 ,

評論

鄺健銘

Photo Credit: Shutterstock / 達志影像

鄺健銘

畢業於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隨後負笈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並曾在新加坡從事研究工作。著有《港英時代:英國殖民管治術》。文章散見於香港《信報》、《明報》、《亞洲週刊》、《陽光時務週刊》、《立場新聞》、《Pentoy》、《Breakazine》、The Diplomat、新加坡《聯合早報》、馬來西亞《當代評論》、台灣《風傳媒》、《關鍵評論網》、中國《參差計劃》等。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於國安法時代,中國香港的轉變顯而易見。一方面,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重要接觸點的地方價值受衝擊,另一方面,香港政治寬容不及往昔,昔日香港作為政治綠洲的歷史在逆轉。

香港一直與東南亞淵源甚深,但在香港,這仍未算得上是常識。可以說,香港與東南亞的關係,是定義「本土」的重要一環。

從街道角度看,北角「春秧街」是為紀念20世紀初填海造地、興建住宅樓房的印尼華商郭春秧。「渣華道」原稱為「爪哇道」,曾為「爪哇輪船公司」辦事處與碼頭所在地,從北角開出的航班,曾連接上海、香港、印尼雅加達、萬隆、泗水等地。從飲食文化角度看,香港最大飲品製造商「維他奶」創辦人羅桂祥生於馬來亞,快餐店「大家樂」及「大快活」為其家族成員所創。從音樂文化角度看,菲律賓樂師是香港音樂歷史中的重要推手,「賓佬音樂,必屬佳品」觀念曾流行一時,《月亮代表我的心》、《忘不了你》、《愛在深秋》、《千千闕歌》等經典作品,皆由香港菲律賓裔著名音樂人盧東尼(Tony Arevalo Jr)編曲。

從電影文化角度看,來自新加坡的三大電影公司(邵氏﹑電懋﹑光藝)在二戰後為香港電影發展奠下了基石。直到1990年代,東南亞仍然在香港電影發展之中佔重要席位。在那個時代,成龍主演的《警察故事III超級警察以馬來西亞為場景;曾志偉執導的《安樂戰場》,其故事發生在菲律賓,且在拍攝期間得到菲國政府支援;香港著名演員梁朝偉曾在1995年主演越南電影《三輪車伕》;1999年爾冬陛編導的《真心話》(The Truth About Jane and Sam),由父母為香港人、生於美國、成長於台灣的男演員何潤東,以及新加坡女演員范文芳主演,范文芳更因此戲得到2000年第19屆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新人獎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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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shutterstock/達志影像
香港北角的春秧街

香港與東南亞所以淵源早種,其實是受益於英治時代的各種因緣際會。英治時代下的香港,有至少兩大特點:

第一,英屬香港是中國乃至亞洲的前沿發展地,是能夠匯聚各處人﹑貨與資本的重要區域樞紐。早在19世紀中,香港便已成為明治維新前日本洞見世界的重要媒介。香港史家冼玉儀所著的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亦指,香港航線發展﹑北美淘金熱﹑中國社會政治動蕩,令香港成為北美勞動力的重要輸出地。隨香港與北美航線日漸成熟,中國與印度貨品亦經香港轉運至北美。

這是近代香港的東南亞網絡成形的重要背景。往東南亞謀生的華工,多會途經香港南下。在1899年由東華三院倡建,於1900年落成的香港大口環東華義莊提供的重要服務,正是處理散佈於全球各地的海外華人棺骨,這些棺骨來自新加坡﹑泰國﹑越南﹑馬來亞等地。二戰後,制度較寬鬆穩健的香港,是海外與中國之間的華人匯款重鎮。當時新加坡匯業領袖曾言:「戰後的香港,由於本國(即中國)經濟起了恐慌的變態,政府無供應外匯,在嚴密管制出口與限制人民支出外匯之原則下,香港已應運形成中國與國際套換外匯的交易市場。」這形同香港國際金融發展史之先聲,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運作一直對中國至為重要。

第二,英屬香港是亞洲區內政治自由地乃至革命事業基地。於19世紀中,菲律賓國父黎剎為遠離政治壓力而兩度來港。在港期間,黎剎曾草擬《菲律賓同盟會章程》, 他回到菲律賓被判死刑後,其妻將其遺作〈我的最後訣別〉帶給身處香港的黎剎好友,作品於清末被梁啟超譯為《墓中呼聲》,在民國時受魯迅稱頌。

1930年,於九龍候王廟附近的宋王臺海旁召開會議後,胡志明宣告越共成立。從20世紀初起,中共也利用香港的自由土壤,在香港建立「紅色地下交通線」,秘密運送情報﹑物資與資本。二戰後,在中國文革掀起時,有不少原來心繫中國﹑返國後卻受「同胞」迫害的東南亞華人選擇於香港落戶。事實上,在英治時代,香港政治氣氛相對寬容,香港華人精英能持三重效忠,能同時心繫英帝國﹑香港本土﹑中國大陸。旅美台灣學者郭慧英的著作Networks beyond Empires: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中譯版將在今年年底於台灣推出)更深刻指出,20世紀初同處英治下的星港華人精英能以「實業救國」之名,視「外國勢力」推中國現代發展的有益助力。

由此一歷史脈絡看,於國安法時代,中國香港的轉變顯而易見。一方面,香港國際色彩日淡,匯聚人﹑事﹑資本的能力日降,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重要接觸點的地方價值受衝擊,香港作為前沿發展地的魅力漸失,Made in Hong Kong標籤被迫改為Made in China ,是極具時代象徵意義的事。另一方面,香港政治寬容不及往昔,昔日香港作為政治綠洲的歷史在逆轉,香港輸出政治難民之勢漸受關注。

於不久之前,在中國以雄心壯志大談「一帶一路」之時,中國企業要在東南亞擴張勢力,也不能不夥拍香港資本力量,或以香港名義行事,原因是東南亞各方只信任與國際接軌的香港仲裁體制。按此角度看,香港與東協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其實不無為「一帶一路」鋪路之效。中國著名企業家馬雲收購香港百年老報《南華早報》,使之吸納新加坡較開明的傳媒工作者,進而增加《南華早報》在東南亞的影響力,同樣不無擴展中國軟實力之意。中國在香港力推國安法,卻多少有違此一國家大戰略。

那香港是否終將會與東南亞漸行漸遠?這卻未必,理由至少有三:第一,東南亞也是香港人移民熱門地之一;第二,從數年前的電影《十年泰國》開始,至近年的「奶茶聯盟」的崛起,我們都可以見到香港與東南亞的政治文化共振,再者,香港民間也不忘與東南亞增強經貿合作;第三,在2019年11月,於美國國務院發表的印太戰略願景綱領A 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Advancing a Shared Vision之中,香港「一國兩制」的國際協議基礎與言論自由被列為議題。世事如棋,never say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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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那些年的香港與南洋:

在當前的形勢下,香港被認為其獨立地位已喪失,大灣區倡議、《國安法》,讓香港日漸被視為是一座「內地」的城市。因此在一個時代結束的感懷下,透過此專題報導,了解過去香港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再思索做為國際大都市的香港在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與東南亞之間如何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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