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報導

那些年的香港與南洋

《港區國安法》通過後,香港與東南亞關係會生變嗎?

2020/10/09 ,

評論

馮嘉誠

8月16日,曼谷街頭抗議現場的泰國抗議者們,舉著帶有奶茶聯盟標籤的標語。Photo Credit:Reuters/達志影像

馮嘉誠

日本早稻田大學亞洲太平洋研究院博士候選人,曾任香港中文大學社會科學院全球研究課程助理講師。喜愛國際關係、電影、酒和咖啡。

我們想讓你知道的是

「港區國安法」成立,暫時沒有改變東南亞對香港的看法。不過,諷刺的是,香港之所以保持不變,並非源自於這些國家對香港體制的信任,而是建基於它們一早已研判香港和中國「一體化」。

2017年3月,香港特別行政區前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勝出行政長官選舉,成為首任女特區首長。林鄭甫上任,便挑選新加坡和泰國作為首個外訪地點,就職不到三個月,便宣佈在東協區內新設第三個經濟貿易辦事處(香港常駐海外的辦事處),同年更簽署《香港—東協自由貿易協定》及《投資協定》。在幾個月之間,香港和東南亞關係突飛猛進,甚為觸目。

其時,一岸之隔的台灣總統蔡英文,正在全心全意推動「新南向政策」,務求增強台灣與東南亞及印度的互動,突破外交悶局,重新譜寫台灣作為亞洲地緣政治行動體的角色設定。筆者當時認為,香港大可模仿台灣當局,推動港版「新南向政策」,讓港府能夠正視東南亞事務的重要性,製訂長遠策略讓官方及民間互動恆常化,協助中國推進「一帶一路」策略之餘,亦不忘香港作為「亞洲國際都會」的「亞洲」及「國際」身份。

三年後,香港的涉外關係卻面臨翻天覆地的變化。2019年6月,香港公民社會因為不滿特區政府草擬的《逃犯條例》修訂案(正式名稱為《2019年逃犯及刑事事宜相互法律協助法例(修訂)條例草案),爆發出持續多月的社運、抗爭、和警民衝突,換來國際社會對香港問題史無前例的高度關注。與中國關係陷入冰凍期的美國,不但先後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及《香港自治法案》,今年8月更對林鄭及十名與《港區國安法》有關的中港官員正式實施制裁,使香港自治問題變成中美角力的另一道戰線。

2020年6月30日,由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港府公布的「港區國安法」(正式名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正式生效,明確指出「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行為,都一律被視為犯罪。特區政府亦成立「港區國安委」(正式名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由特首擔任主席,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則出任國家安全事務顧問。同一時間,中國中央政府另外設立駐港國安公署(正式名稱為「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公署」),負責「監督、指導、協調、支持」特區政府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職責。

新法例及新制度的誕生,再加上港府高調查封壹傳媒集團、港警修改《警察通例》對媒體的定義等等事態發展,反映著中央治港模式出現根本轉變,中央介入香港事務的「全面管治權」亦得以落實。國際媒體及政要官員擔心,此一新常態意味「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傳統以來有別於中國的政經秩序亦會產生劇變,讓「亞洲國際都會」的身份拱手相讓予其他城市。

香港在國際活動的空間,一方面固然源自中國政府透過《基本法》授權而來,但另一方面也得依賴國際社會的認受。倘若國際社會接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的主張,認同香港不再擁有高度自治,中港法制差異日漸褪色,兩地之間的灰色地帶不斷縮窄,香港作為「超級聯繫人」的角色亦只會是虛有其表,功力大減。上述說法在歐美媒體頗為流行,但其他地區又是否全盤認同有關說法?港府在東南亞的經營又會否付諸流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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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 AP / TPG Images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港區國安法》觸發美國啟動一連串制裁舉動,讓中美角力在香港全方位施展。美國總統川普(川普)在7月簽署《香港自治法案》,法案授權總統制裁中港官員,以及與之往來的金融機構。特首林鄭月娥、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國安公署署長鄭雁雄都成為制裁名單人物,他們名下的所有美國資產都會遭到凍結。同時,川普亦宣佈取消香港特殊經濟待遇,終止對港出口敏感科技。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在8月亦公開說明,日後所有標注「香港製造」的進口貨品都必須改成「中國製造」,配合香港已失去特殊待遇的新規定。美方通過制裁後,中國政府亦決定以牙還牙,制裁十一名包括參議員在內的美國公民,向華府亮劍。

照理而言,這樣的形勢下,第三者基本上只能靠邊站:如果你較重視美國市場的,那麼你必須配合美國的制裁方向,甚至不惜冒險抵觸《港區國安法》。相反,如果你較重視中國市場的,那麼你便得無視美國的制裁決定。這種要求第三方歸邊的做法,並非只有在香港事務上展現。無論是制裁華為、字節跳動、WeChat、兩岸問題、南海問題等,中美基本上都是沿著同一舞步,展現同一模式。

習慣站在兩頭大象中間的東南亞國家,在過去幾年一直迴避向中美提交清晰答卷,希望藉著模糊的立場,爭取空間在兩強之間遊走,保持自主。一方面,東南亞國家緣於小國傳統的「避險」心態,不欲變成強國競逐之間的磨心。另一方面,東南亞各國利益有異,如果硬要犧牲成員利益,偏袒一方,隨時導致得來不易的東南亞整合工程毀於一旦,難以維護區域自主。所以,但凡面對《港區國安法》這種敏感議題,東南亞國家只會選擇沉默回應,保持觀望態度。

《港區國安法》背後牽涉的論述,始終牽動到中國內部事務、國家安全、以及領土完整等核心議題。東南亞國家在以上議題的立場普遍傾向保守,加上菲律賓、緬甸、印尼也面臨所謂「分離主義」的困境,難以認同歐、美、澳等國家對中國制裁的做法。7月初,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中,有53個國家支持中國在港實施《港區國安法》,當中包括東南亞的緬甸、柬埔寨和老撾(寮國)。相反,只有27國批評該法,當中無一東協成員國。剛剛過去(10月6日)的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會議中,德國代表39個國家就香港和新疆事態發展表達「嚴重關注」(gravely concerned),同樣不見東協身影。柬埔案、老撾、緬甸則聯同52個國家,強調香港屬於中國內政,國際社會不容干涉。由此可見,東南亞的立場至今未變,即使東協餘下七國沒有高調支持《港區國安法》,但至少也沒有加入歐美國家的批判陣營。即使是美國盟友菲律賓,外長洛辛曾表示關注《港區國安法》,但之前亦曾經明言「香港事務屬中國內政」。

畢竟,東南亞國家在人權、主權爭議議題上,素來採納沉默或不干預立場。與此同時,它們在香港問題上能夠保持一貫作風,意味歐美國家暫時未有在相關問題上向東南亞國家施壓歸邊,亦無意把南海爭議、「自由開放印太」的原則和定義,與《港區國安法》事務混為一談。這樣的狀況會否維持下去,固然視乎美國總統選舉結果,但民主黨或共和黨候選人擔任總統,在處理手法上都不會有太大迴異。當然,假若川普成功連任,上述分析前題是川普不會突然改變作風。

假若《港區國安法》讓歐美國家帶來根本的改變,那東南亞則明顯維持高度穩定,對新常態的反應相映成趣。

經貿方面,中美貿易戰基本上已改變香港這個轉口港的營商環境,與中國地理上的毗鄰成為了最大痛點,反而屬於第三者的東南亞從中獲得不少益處漁人得利。東協雖然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而香港也屬於東協主要經濟體的貿易夥伴,但貿易戰卻促使香港更單方面重視東南亞市場。早在「反修例風波」爆發前,不少外資及港商為了逃避中美關稅戰的影響,已決定把工廠及產業鏈轉設至泰國、越南、柬埔寨等發展中國家。《港區國安法》生效後,香港美國商會表示將有四成會員公司考慮撤資離港,也不過是延續香港的弱勢。如今加上美國制裁,「香港製造」直接等同於「中國製造」,但中美貿易前景持續暗淡,恐怕會進一步加強商家的離心力,轉投南鄰懷抱。

海外投資方面,香港固然是東南亞主要資金來源,亦是東南亞企業投資中國的轉口港。這些資金多少都有中國企業的身影,單純借助香港的「殼」,集資上市,再投資東南亞海外市場或其他產業。隨著中國與歐美國家「脫勾」的說法甚囂塵上,東協又取代歐盟成為中國最大市場,香港的金融制度在《港區國安法》監管下,相信能夠繼續扮演中國資金海外投資的中轉站。不過,無論這些資金是源自中國,抑或是來自香港,對東南亞國家分別不大。中國進一步加強對香港的控制,反而突顯新加坡這個香港競爭對手的「亞洲」及「國際」色彩,增加獅城在金融科技及科技投資的領導優勢。尤其當疫情稍微緩和後,這趨勢可能會更顯注。

外交關係上,香港在涉及「高層政治」領域中,素來都依照《基本法》的規定,接受中國官方指揮。但當「高層政治」與商務、旅遊、航運一類香港有權自行處理的涉外關係問題上,都愈來愈跟隨中央政府的步伐。2016年,香港海關扣押九輛從台灣出發前往新加坡、途經香港的新加坡裝甲車。因為事件發生在新、台「星光計劃」士兵訓練合作之後,引來外界猜疑北京在背後指使,藉機「懲戒」新台之間過從甚密,以及新方要求把「南海仲裁案」的結果寫入不結盟運動大會文件中。2019年,菲律賓最高法院前大法官莫拉萊斯和前外交部長羅薩里奧分別訪港,但當中一人被海關職員盤問、甚至被稱為「安全威脅」,另一人則被拒入境。二人此前一度向國際刑事法庭指控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後者在南海問題上違反「反人道罪行」。即使指控以失敗告終,但二人在港待遇均被視為中國政府的「報復」。《港區國安法》生效後,海關關長同時擔任國安委成員,更加強化外界對中港一體化的認知。

民間社會的互動,或許是近來香港與東南亞關係發展的唯一突破。新冠疫情爆發,與中泰網民的#nnevvy網戰,觸發「奶茶聯盟」這個跨地域網絡聯盟意外成立。假若沒有反修例風暴,港人對外國社運新聞的關注肯定不會急劇上升,對中國外交爭議不聞不問,會否參與「奶茶聯盟」亦成疑問。聯盟未來的發展定向至今仍然充滿變數,但泰國網民出乎意料地把香港困局,融入他們向威權體制的抗爭運動之中。不論是杯葛《花木蘭》、「十·一國慶」示威,都不會少了泰國年輕抗爭者的身影。

總而言之,《港區國安法》成立,暫時沒有改變東南亞對香港的看法。不過,諷刺的是,香港之所以保持不變,並非源自於這些國家對香港體制的信任,而是建基於它們一早已研判香港和中國「一體化」。相反,公民社會之間的交流在過去少之又少,但在威權壓迫的共同陰影下,抗爭者的距離卻又忽然拉近,漸漸形塑新的「亞洲」身份認同,創造了另類的「新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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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 Credit:劉華丹
9月29日,約有70位馬來西亞人聚集在吉隆坡一停車場,響應「全球聲援香港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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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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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年的香港與南洋:

在當前的形勢下,香港被認為其獨立地位已喪失,大灣區倡議、《國安法》,讓香港日漸被視為是一座「內地」的城市。因此在一個時代結束的感懷下,透過此專題報導,了解過去香港與東南亞之間的關係,再思索做為國際大都市的香港在當中發揮了什麼作用,與東南亞之間如何共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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