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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二代」童年坎坷 愛心教授Isabella仗義助學

2016/11/30 ,

專訪

陳娉婷

Photo Credit: 陳娉婷
陳娉婷

陳娉婷

現任關鍵評論網國際版編輯,從香港移居台灣生活,業餘沉溺於文學電影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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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十歲的小孩,人生本有無限的可能,但生於難民家庭的下一代,卻注定要承襲無國籍的身分,失去教育、三餐溫飽等基本權利,被社會邊緣化。長期關注難民議題的教授Isabella決定仗義助學、在元岡幼稚園舉辦playgroup,燃亮孩子的童年。

「Madam,老師說我兒子的眼睛出現了毛病,怎辦?」Isabella與免遣返聲請人的兒子、學校溝通過後,才知道原來他得了近視,老師勸家長盡快買一副眼鏡給小朋友。

「Madam,兒子把食物劵換來的出前一叮都吃光了,但他還是很肚餓,一直在哭,但今個月津貼都用完了,真的沒錢再買食物……」Isabella二話不說,立刻在超級市場買了一大堆米粉、餅乾、雞翼給聲請人的小朋友。

以上的電話對話,是教育大學亞洲政策研究學系助理教授伍鳳嫦(Isabella)在學術研究、教學工作以外的生活日常。

自從2014年11月與三位滯港多年的難民成立了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後,Isabella的生命便多了一班「難二代」(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孩子)的存在,開始在錦田元岡幼稚園借用場地辦學、為免遣返聲請人的子女提供免費playgroup課程、協助他們入讀幼稚園或中小學,甚至連小朋友生活上的微小事情她也照料得無微不至,心裏常記掛著要「幫A君買書包」或「帶B君到麥當勞」,彷如難二代父母之外的第三位監護人。

「難民是一班不被看見的人、主流媒體不願報導、港人鮮少關心的弱勢社群。」Isabella如是說。星期一的傍晚,記者跟隨她與學生義工,到元岡幼稚園探望了playgroup的小朋友,與家長傾談後,發現難二代不單承襲了父母「不見得光」的身份,更失去了免於匱乏的自由,成長路一波三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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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playgroup前,Isabella忙著到超級市場購買零食、飲料,作為學生上課時的茶點。

難二代身世複雜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目前香港約有580名難二代,他們沒有國籍、沒有與生俱來的公民權利,只因父母大多也是難民,即拿「行街紙」的免遣返聲請人。Isabella解釋︰「現時大部份難二代也是在香港出生,但與父母一樣沒有居港權,出世紙狀態一欄寫著『未確立』(not confirmed)。」

她又指,帶小孩到playgroup的,多是單親媽媽,要不是在原居地被丈夫迫害、虐打後,逃出生天、流落異鄉的女子;要不就是家庭被審批機制「拆散」,丈夫被遣返回原居地,留下母親和小孩。據悉,亦有女性難民為了生計,不惜從事性服務「賺快錢」卻意外產子,最終養不起自己,也養不起小孩,陷入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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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an來自單親家庭,是一名巴印混血兒。他的媽媽Srinawati是印尼藉女性,家鄉的男女不平等,使她淪落為家暴的受害者,丈夫曾用利刀割傷她的手臂和腳,並揚言要殺死她,一夜潛逃後便來了香港。

後來, 她與一名同是聲請人的巴基斯坦藉男子拍拖,誕下了Aktan,但該男子被入境處遣返回國,兩人的戀情亦無疾而終。兩次愛情都不圓滿,卻讓她成為了單親媽媽,一力承擔養育兒子的責任,單靠國際社每月約3000元的微薄津貼與Aktan相依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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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tan與母親居住在元朗一間不到300呎的劏房,房內連一部電視、一張桌子也沒有,Aktan平日只能上網看動畫,或躺在床上做功課。自小欠缺父愛的Aktan,並不因此自卑,更靠自己努力考入了區內一所地區幼稚園,現在只有放假時才會參加 pla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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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施虐的傷痕仍在,偏佈手臂、大腿多處,Srinawati曾多次被入境處安排驗傷,作為被迫害經歷的「證據」。Srinawati指每次看到身上的傷痕,都會令她想起當初如何鼓起勇氣逃離丈夫的魔掌,提醒她了來到香港要做一個「堅強、獨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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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爾裔的Lama是香港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的秘書,與丈夫因國內的種姓制度被父母、親戚迫害。丈夫屬最低社會地位的首陀羅 (Sudra),她則屬商人階級的吠舍 (Vaishya) ;父母親不滿女兒下嫁社會地位懸殊的丈夫,經常虐打其丈夫、要脅他倆離婚,兩人為了戀愛自由與私奔到香港,才能育有一子一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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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ma指初來香港時過著寄人籬下的生活,暫住在姊姊的香港朋友家裏,後來發現懷孕,便四處找合適的地方居住,但語言不通的她,最後要靠Isabella才找到錦上路一間村屋安定下來,租金扣除津貼後,其餘由教會資助,圖左為她的女兒Princess。

元岡幼稚園內辦playgroup 主張快樂學習

起初,Isabella是因人類學的研究而接觸了這些少數族裔、難民的社群,後來親身走入他們的圈子、了解到難二代的失學困境後,作為協會總幹事的她決定租借場地,為學前的難二代義教。而選擇在元岡幼稚園借場,並非因慕名《五個小孩的校長》的名聲而來,乃是一次機緣巧合下,知悉呂麗虹校長也熱心教育南亞裔孩子,有教無類的理念相近,決定借用場地,呂校長也隨即答應,不收一分一毫。

回望2009年,元岡幼稚園只剩下5名學生而瀕臨「殺校」邊緣,幸得呂麗紅校長以4500元的全港最低校長月薪接手才能成功保留下來。經其悉心打理後,元岡幼稚園規模日漸擴充,現時更慷慨借出場地給尋求庇護者及難民協會使用。Playgroup發起人、協會總幹事Isabella一度被傳媒形容為「南亞版的五個小孩的校長」。

就是這樣,自2015年3月起,每逢星期一下午4時正,在元岡幼稚園的學生下課後不久,又換來一班南亞或非洲裔的免遣返聲請人帶同小孩上課。「最初我是自己教的,教大的學生也有幫手,但後來愈來愈多善心人前來義教,如義務教學的外籍英文老師Andrew Gipson,幼兒教育及服務聯會也曾派大學生來教英文。」

為了解playgroup的教學情況,記者與Isabella一起「上學」,抵達位於八鄉錦上路元崗村的這所鄉村幼稚園,發現它貼近大自然,周圍有不少灌木,能令小孩敞開心靈,愉快學習。正式上課前,小孩在小操場上嬉笑、追逐、玩耍、玩滑梯,「他們在這裏結交朋友,學會群體生活,不會覺得只有自己一個,更能適應香港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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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唱歌的是外籍老師Andrew Gipson, 在一所私人教育中心工作,業餘以「無償服務」(pro-bono service) 方式為有經濟需要的學童免費開班教授playgro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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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rew對小孩子有無比耐心及愛心,雖然平日工作繁忙,但一直堅持跨區到playgroup義教,「比起一般小孩,他們是社會的邊緣人,成長路上將面對很多困難,希望playgroup能使其感到被接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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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終是不到3歲的小孩子,家長也會陪同孩子上課,讓他們更有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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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能隨便享用義工帶來的飲料和食物。

至於上課的學習模式則相當互動,外籍老師Andrew當日就以卡拉OK的環節,用兒歌引導小朋友學英文,一些小朋友開始手舞足蹈,或念念有詞。唱遊過後,便開始玩泥膠,發揮想像力。「學習上我們主張輕鬆、愉快,Andrew會教英文拼音、油畫、唱歌等,家長也能陪同在側。」在學校裏,Isabella也很受小朋友歡迎,一邊與記者說話時,偶爾便有小孩在旁向她打招呼、拉著她的手。

找學校入讀困難 最嚴重6、7年失學

除了舉辦playgroup外,協會也會幫助難二代申請入學,特別是幼稚園,因為在現行制度下,免遣返聲請人的子女若是適齡中小學童,便可進入教統局的統一派位機制,自動分配學位。平日, Isabella會代不諳廣東話的母親打電話給學校,處理過無數入學問題的她說︰「很多時學校會說不收『行街紙』的小孩,我見過連拿身份證的南亞裔也拒諸門外。」她更指,曾有小孩至7歲也未上過學,主要是聲請人對香港教育制度一概不知,連何時入學也不清楚。

即使入了學,難民學童也在學習上遇到諸多阻礙。「難民媽媽不諳中文、英文不夠好,教不了子女;沒有書薄、車船津貼,未必夠錢買教科書,又或買錯了二手書。」本來,有經濟需要的中小學生可透過學生資助處的津貼計劃,申請每月3274元至5636元不等的書薄津貼,但沒有居留權的難二代則被拒諸門外,不能工作的難民父母又負擔不起動輒上三、四千元的書薄費,許多難民學童只好問人借書,或被迫購入印刷版本已過期的舊書,影響學習進度。

Isabella在必要時更會慷慨解囊,買快餐店的小吃或小食給他們,協會偶爾也會收到深水埗明哥或華星冰室捐贈的食物,在節慶日子送上溫暖、哄小朋友開心。「以往國際社會服務社會提供食物包,但曾出現偷工減料、食物過期的問題,現今則改以食物劵形式,卻諸多限制,例如糖果、雪糕等都不納入換購範圍。而食物津貼金額只有1200元,換取食物有限,發育時期的小孩怎會吃得飽?」

她又指,小朋友的語言學習能力很強,他們的廣東話、英文比家長說得更好,只不過難民的身份窒礙了他們的發展。例如一位天資聰穎、已經升上中一的少年Ali,熱愛足球,可以一天到晚玩個不停,本來被選入校隊代表學校在外國比賽,卻因沒有護照而失去機會,「這是扼殺了小孩的興趣和潛能,實在可惜、也不公平。」

一個孩子的童年,本能有無限的可能性,但無國籍的身分卻窒礙了其發展,錯失了各種教育、玩樂、成長的機會。《兒童權利公約》自1994年起適用於香港,《公約》訂明難民兒童應得到適當的保護和援助,在最近一次審議香港政府遞交有關在港實施《公約》的報告後,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審議報告》亦指香港對於難民和尋求庇護的兒童,歧視仍然普遍存在,香港政府顯然未有盡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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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tnl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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