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今年度同志遊行改由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主辦。基於我們認為了解過往籌備的經驗，有助於反思遊行所面臨的困境與挑戰，因此我們專訪了過去六年主辦同志遊行的臺灣同志遊行聯盟籌備人員，透過他的經驗了解這個全由無給職志工所組成的團隊，在籌備遊行的過程遭逢了哪些困難；他們又如何在人力、資源相對有限的情形下，完成這場眾所期待的盛會。

隨著臺灣同志遊行的規模年年擴大，在遊行現場除了可見到精心打扮的參與群眾之外，正是負責在隊伍前方掌彩虹旗的旗手、協助沿路指揮交通、在舞臺附近帳篷販售義賣品等志工們，撐起了這個日漸茁壯的年度盛會。這群志工中，約莫有80人經歷了近10個月的籌備期，才得以讓這場盛會如期地在每年十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六登場。那麼，這群人的故事是什麼？他們在籌備的過程又遭逢了哪些困難、如何克服？當我們歡欣鼓舞地上街之後，是否有思考過如何讓同志遊行繼續向前走？

專訪前我再度看了戴佑勳的經歷，他開始加入臺灣同志遊行聯盟（以下簡稱遊行聯盟）的時間點（2013年），仍在臺大就讀社會學系。從2013年至今，他就一直在遊行聯盟服務，其間擔任過文宣組志工、媒體發言人與總召等職位。即將三十而立的他，已經連續統籌遊行的大小事，讓六屆的臺灣同志遊行順利在臺北登場。

超過六年的緣分，來自於大學社團社員的「推坑」

加入遊行聯盟的契機來自於他在臺大男同性戀社（NTU GayChat）的社員「推坑」。在成為遊行聯盟的一份子之前，戴佑勳曾擔任過該社負責規劃活動的學術、也曾擔任過社長，代表社團對外發言或是介紹社團在做些什麼。他也曾經在臺灣同志諮詢熱線協會的教育小組擔任志工，到臺灣各級教育現場演講。他表示這些經歷對他而言，都是在「累積面對（不同）人的能力」，因此某次在社團的幹部會議中，社員將遊行聯盟招募的訊息提供給他時，他認為是時候接受更多的挑戰，便從此與遊行聯盟結下了超過六年的緣。

遊行聯盟的編制分為七個（包含文宣、設計、動員、活動、義賣、商業合作、行政）小組，將志工分為籌備志工與現場志工。前者在概念上可理解為聯盟的核心成員，招募時間落在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人數為上述提及的80人。籌備志工很有可能是參與過歷屆遊行籌備所留下來的成員，因此對遊行的運作較為熟稔。現場志工則是在遊行當天負責讓遊行順利運作，所需要的人數又比籌備志工來得多。

七個小組的志工各有重要性難以偏廢，然而招募時的熱門程度不盡相同。戴佑勳以旗手組和交通組為例，擔任旗手的現場志工是能夠搏到最多媒體版面的小組，因此也是歷年在招募時，競爭最激烈的組別。旗手組需要的是體力（因為要帶領整個遊行隊伍）以及展現自我的自信心。交通組相對而言是個較為低調，遊行當天除了需要留意交通狀況，甚至也有可能要與警察打交道。一言以蔽之，他認為交通組是個相對吃力不討好的組別。但在他眼裡，這七組就像是演奏不同樂器的樂手。唯有將這些樂手找齊、協調好默契，遊行當天才能共同譜出一曲和諧的彩虹樂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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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人力、資源的有限，將志工招募視為圓夢的機會

人力對遊行聯盟是困境，也是挑戰。他一樣舉交通組為例，在2017-2018年時，雖然他知道對外要開出的志工缺額數量已多達100人，但這人力仍不足以應付當天現場的需要。回顧他待在這組織的六年，戴佑勳說如果是前三年的他必然斬釘截鐵地說「廢話，人當然不夠」，三年後也就是如今的他將人力想得更遠更深入：「遊行聯盟後來接受了人力和資源是有限的，不確定性多，因此我們會估算在這樣的前提下，成功籌備一場遊行所需的最低人力是多少。」遊行聯盟接受了現實，但也盡可能在此前提下，讓遊行成為可能。

當然，這不表示他不希望人力增加，而是他認為需要清楚地知道新增的人力可以協助遊行聯盟達成什麼目標。

他回顧2013或2014年的情形，提及當年動員組請其他小組評估人力需求時，彼時的義賣組組長回答「我們今年不需要新增人力」。這個回答令他印象深刻，在於促使他更認真看待人力招募。「人力有限的情形下，我也知道當時義賣組組長應該是認為以現有人力，也能處理好義賣組的工作。但這讓我進一步去想，我們能不能不只是將手上的事情照顧好，而是能夠有個機會去完成我們構想過的藍圖。志工招募對後來的我，就是一個能夠實踐藍圖的機會。」

人力的流動是另個棘手的挑戰。戴佑勳承認在遊行聯盟中，許多志工經常是一人分飾多角，身兼數職。特別是籌備遊行的型態，經常是在籌備過程費盡心力、焦頭爛額，遊行結束後又恢復到日常生活。「遊行前後的忙碌過程是很極端的，愈接近遊行當天疲憊指數愈高，但遊行結束後可能會感到頓失目標，回到自己的生活裡。」

另個挑戰是：籌備經驗高度與人綁在一起。偶爾會遇到當某一名籌備志工離開組織後，接手的人因為不清楚當時某項業務的籌備情形，因而不知道如何處理，更別談經驗傳承。「人力流動在我待在組織的前三年，確實為我帶來急迫感——如何讓新的志工在經過接近一年的籌備期後留下。人力沒有留下來，久而久之就會讓資深志工感到疲倦、新的志工人力空轉。這使得我後來開始留意各小組的留任率，就發現有些小組的感情真的很要好，跟大學社團沒兩樣；即使是留任率不好的小組，你也會發現那些留下來的志工，慢慢長出屬於自己的韌性。」

如何共譜彩虹樂章？共同激盪「婚姻平權」以外的同志議題

共同譜出一曲彩虹樂章的前提除了找齊樂手，還需要樂手間對要譜出的樂曲內容有共識。戴佑勳說面對新進志工時，往往是檢視「遊行聯盟怎麼看自己」、「新進志工眼中的同志遊行是什麼」以及「同志遊行實際的模樣」三者間是否有落差的最佳時機。

他坦承地表示在過去六年的經驗裡，因為婚姻平權而前來遊行聯盟的志工確實不在少數。「但某個程度上，遊行聯盟確實沒那麼在意婚姻平權。對我以及其他籌備志工的挑戰是，如何讓新進志工認知到遊行聯盟並不只是關心婚姻平權，而是廣泛的『同志議題』。於此同時，你也得學著接受：當一個人意識到時記得遊行跟他想像有落差，他又不想接受時，就會離開。」

但，何謂「同志議題」？同志議題與遊行主論述的生產，對戴佑勳和遊行聯盟又是另一個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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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佑勳表示，每年的同志遊行都會有個主論述，以及依著這份主論述所延伸出來的活動和宣傳。換言之，主論述牽一髮而動全身，影響著其他小組的運作。最初他加入遊行聯盟時就是在負責撰寫論述的文宣組，因此對撰寫主論述的心得良多。對主論述的不滿同時來自組織的內與外，他經常得回答的問題是：「遊行的主論述為什麼不能再訂得更明確？」或是「為什麼主論述對外釋出的時間總是這麼晚？」

戴佑勳說至少這幾年遊行的主論述，都意圖根據該年的社會氛圍或大環境，採取一個廣泛的寫法，盡可能是以同志族群能感受到的環境變化為基礎。主論述甚至得因應最新的時局變化更動，因此拖到最後一刻才放手送印的情況也不陌生。「聯盟內部當然也討論過為何主論述不能是個明確的單一議題，但這麼一來的問題有好幾個。其一是，如果主論述是來自特定且單一的同志議題，那麼要如何讓不與這議題相關的同志族群有感？其次是，我們也認為很難提出單一同志議題，是能夠照顧到所有同志族群的。」

對於遊行主論述，另個他念茲在茲的是希望社會能夠看見「雙重弱勢」。戴佑勳說過往幾年的主論述裡，都盡可能希望讓大眾看見「同志身上不只有性傾向或性別認同這個弱勢身份」。他舉年齡為例，面向青少年同志時就能夠看見性平教育落實在教育場域的重要；面朝老年同志時，我們就能看見性別友善的長期照顧體系仍付之闕如。於是乎，感染者、用藥、老年同志等雙重弱勢，都是遊行聯盟希望能讓參與者看見身份的多樣性。

從主論述訂得不夠明確這一批評，戴佑勳也看見大眾對於社會運動的想像需要鬆動。「常見的批評是將同志遊行形容為嘉年華，質問為什麼要將社會運動舉辦得如此歡樂？大眾對於社會運動的想像似乎是強度較高的，會流血、會受傷、要向政府大聲抗爭的，所以會用同樣的標準來看待同志遊行。」戴佑勳認為同志遊行主要想對話的對話是臺灣社會，採取的是不與政府對幹的社會運動方式。正因為是與社會對話，他認為同志遊行的主要功能是促進臺灣社會對同志議題的討論：

歡迎大家參加完遊行之後吵架，因為我們認為你在平時的生活中，很難找到一個場合看到這麼多「妖怪」走在路上。你可能會對參與遊行的人所舉的標語感到困惑，而這可能來自你們生命經驗互異的關係。那麼，開始吵架就是開啟意見交流的機會。

參與遊行交流意見，籌備遊行見證歷史

訪談的過程中，戴佑勳將這六年在組織裡的經驗、感觸與困頓整理得極為有條理。我好奇地詢問他，這六年的籌備經驗有沒有讓他覺得更得心應手。他有點無奈地笑著回答沒有。「遊行在性質上是例行性的大型活動沒錯，也的確有個稍微成形的籌備時程表。但即便歷經了六屆的籌備。沒有任何一屆你能夠感受到『這個我去年做過，所以我有經驗，所以我會更熟練。』每年要應對的場面和問題都不太一樣，每年都有爭議（但吵法不同）。幹部訓練、招募志工、和外部團體合作的問題，每年都會發生，但都會有些許差異。」

「只能將前次的遊行當作經驗參考」，他說在籌備的過程還是得小心翼翼地處理每個環節。因為很多團體或活動在準備過程中，因應各種因素的關係都有不一樣的狀況。

聽他娓娓道來這六年來與志工們群策群力的歷程，我在訪談尾聲詢問他為何願意無酬地在遊行聯盟待這麼久，並且肩負著相對多的責任。畢竟，這過程聽起來，就像是他口中的交通組志工一樣——「吃力不討好」。他思考了一會，語氣中略不太確定地這樣回答：

因為在籌備過程觀察到的故事，對後人來說是重要的（雖然不是必須），而你是知道這些故事的人。我所觀察和理解的未必正確，因此我也會去觀察別人是不是這麼想。我認為總要有人把這些事情，在適當的時機說出來，所以這些人必須留下。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