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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

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我們該往何處走?

2017/08/11 , 評論
吳 承紘
吳 承紘
寫字、拿相機的人。

文、攝影:吳承紘|圖表製作:吳念芯|影片拍攝:程兆芸|影片監製:李漢威|動畫製作:高敏嘉、游子慧|題字:江芃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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拚經濟拚了將近20年,到底拚到誰的經濟?

2001年,前總統陳水扁在就職週年演說裡表示,「成立經發會,開始拚經濟。」從那時候開始,「拚經濟」成了不分藍綠難得的共識和神主牌,任何政策或主張,一旦碰上「拚經濟」,也都只能退讓。但將近20年來,拚經濟到底是拚到誰的經濟?不論是身為中小企業製造業第二代的張庭芳,還是飯店業高層的高齊民,都不約而同對我提出這個疑問。身處資本主義最下層的厭世代們,感受更是深刻。

如果企業數量以及從業人數都是台灣最多的中小企業,它們所面對的是景氣下滑、轉型不利,以及利潤縮水甚至虧損的嚴峻寒冬,想提昇員工薪資談何容易,更不用說幾乎位於企業中低階級的厭世代們,要如何扭轉低薪的困境。

為了進一步了解台灣中小企業的經營現狀,以及造成困境的原因,掌管台灣138萬家中小企業的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相信有相當多的研究與統計資料,或許可以了解低薪源頭的來龍去脈。

不過,很可惜的是,中小企業處處長吳明機婉拒我的採訪邀請,但他推薦中華經濟研究院的副院長王健全接受我的採訪,並且代為安排相關的工作。

我其實可以理解吳明機的難處。

2017年3月17日,前行政院院長林全在立法院接受總質詢,由於先前我已經先採訪過國民黨立委許毓仁,他也相當關心低薪議題,於是許毓仁在總質詢時詢問林全,「面對台灣青年低薪已久,政府有什麼對策?有沒有可能幫青年加薪?」結果林全回答:「加薪物價就會漲,會有螺旋效應。」姑且不論「加薪物價會漲」跟日本近年來想要透過2%的通貨膨脹,解決長年通貨緊縮所造成的經濟與薪資停滯,是否有奇妙的矛盾存在,顯然林全甚至整個執政團隊對於低薪問題沒有任何具體方案。

5月5日,林全接受彭博社專訪時,再次提到「⋯⋯台灣低薪的同時物價也很低。如果以平均國民購買力來看,台灣的GDP在全世界排名是前十幾名,我記得比英國還高,就表示我們實質購買力是夠的,雖然薪資很低,物價更低。」然後他再次把「加薪物價就會漲」的邏輯拿出來,在專訪中強調,「⋯⋯在實質購買力很夠的情況下要把薪資提高,可以想像最後的結果是物價不可避免地上升,⋯⋯」這是他第二次提到低薪問題。

林全兩次的公開說明,很明確地傳達一個訊息:「短期間內,低薪問題無法解決。」既然中小企業處的頂頭大老闆都這樣明白地傳達這個訊息,處長怎敢甘冒大不諱,強出頭談低薪議題?

中小企業的困境和台灣未來的經濟出路仍是厭世代低薪的源頭,為了解決我對於中小企業的諸多疑問,我決定前往拜訪吳明機推薦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副院長王健全。

中小企業與年輕族群-新政府的挑戰

位在台灣大學隔壁一個幽靜角落的中華經濟研究院,長久以來擔任政府的智庫,並接受委託進行相關研究,是台灣重要的經濟研究機構之一。

副院長王健全在這樣的情況下被推上火線,我不知道他是否感到無奈,但對於我的問題,他知無不答,充分展現學者風範。

在研究台灣低薪議題的學者當中,王健全因為在中華經濟研究院多年,因此與官方關係密切,也對官方的問題較為熟悉,也曾經就低薪議題於2014年出版《如何擺脫22K的夢魘?:贏在起跑點的職場攻略》一書。早在2011年,王健全便針對低薪與中小企業困境寫了一篇《多多照顧三中一青》,文中明白地對政府提出建言,他認為「中小企業、中南部、中低收入跟年輕族群會是新政府的最大的夢靨。」但官方顯然並沒有聽進去。2012年馬英九再次獲得連任,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某次場合王健全當面對馬英九說「現在薪水停滯但物價上來了⋯⋯」,但馬英九卻告訴他,「不會,用物價來比的話,購買力是平價的。」

「後來我就寫了一篇文章,叫做『馬總統,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國度裡』,但是我沒有發佈。」王健全說。

對於台灣的低薪困境,王健全相當熟悉。「從整體來看的話,其實台灣這十幾來,2007到2017年,薪資差不成長不到1%而已,加上物價又上來。所以我覺得的確有低薪的現象,薪資停滯。但不是只有台灣這樣啦,是全世界啦。」

的確,種種原因造成台灣的薪資停滯,但弔詭的是,台灣的GDP從1970年代到現在,一共只出現過三次負成長,其他時期都是成長。王健全的看法與大多數學者與研究相同,這就是所謂「三角貿易」所帶來的結果:「台灣接單,海外生產」。「所以GDP雖然成長,但是很多的就業機會跟利潤其實都是在海外,所以中小企業沒有上來。所以從總體來看其實是有點misleading(走錯方向)啦。」

王健全更進一步解釋,「就是說,你如果扣掉大陸的部份,或是扣掉這些海外生產的話,搞不好我們的經濟還是負成長,或是GDP是負成長的。」

「也就是說,GDP沒有成長,所以你薪水當然上不來。」王健全結論道。

但三角貿易是怎樣形成的,台灣企業在薪資停滯的年代中又做了什麼?

為什麼台灣的中小企業沒賺錢?

王健全以日本為例,當日本在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以後,開始面臨土地、勞工與環保成本的問題時, 便在1985年到1989年外移到四小龍。不久之後四小龍的經濟成長,成本也開始上升,於是再移到更便宜的地區,這就是1980年代日本第一波外移。而台灣也開始在1990年代開始外移,走上和日本一樣的路。這就是產業「雁行理論」(flying-geese model),王健全認為是一個國家產業循環的必然過程。

「但台灣最大的問題是winner’s curse,贏家的詛咒。」王健全說,因為台灣代工業太成功了,而且有中國可以外移,所以產業不認為需要升級,等於只是延續企業的生命,或是讓應該被淘汰的產業繼續生存,「而沒有新的產業長出來,這才是最大的原因。」

此外,政府的產業政策同樣出了問題。「我們的政策也是鼓勵製造代工,高科技代工,因為你功能性R&D,你都鼓勵在製程創新,但你都沒有去做品牌通路的投資,」王健全解釋,「所以企業就說,第一個就是政府也鼓勵我做這種事啊,因為所有的政策就鼓勵我這樣做,然後我就外移,然後又有補貼,所以你過去太成功,就不會有轉型的動力。」

在產業升級不算成功,三角貿易盛行之下,台灣的GDP就像美國一樣,已經和現實的人民生活脫勾,完全無法感受到經濟成長的果實。中小企業也一樣,就像是勝利印刷廠第二代張庭如所說的,完全不知道經濟成長到哪去了。

「因此,台灣為什麼中小企業沒賺錢,總體的數字來看,第一個就是說,我們雖然GDP成長,但因為三角貿易的關係,以鴻海為例,雖然是出口,但在海外生產,所以GDP跟實況還是有點落差,這是三角貿易的落差。」

「第二個,其實這波經濟的成長,有點叫做外熱內冷,成長在大企業。為什麼?因為中小企業大部分都還是內需型的產業,而內需型產業在台灣出了什麼問題?我們人口沒有增加,第二是可支配所得沒有增加,幾乎停滯沒有增加。所以人口沒有增加,所得也沒有增加,消費能力就會出問題,內需就會出問題。」

內需出問題,直接受到衝擊的就是大多數以內需市場為主的中小企業,比如勝利印刷廠業績節節衰退,也印證了王健全的分析。

第三個原因,王健全認為是減少的觀光客。雖然這並不是主流的看法,不過根據高齊民20年飯店業的經驗,觀光客減少,的確對飯店業帶來衝擊。

「因為觀光客也是一個也是廣義的出口,等於是擴大你的內需。」他補充。

王健全提到台灣消費力衰退的問題,我直覺想到林全先前接受彭博社專訪時所提到「台灣購買力高」這件事,王健全強調,「不是,台灣現在是M型社會,你如果沒有看到這個問題就會失真。」

「我舉幾個例子,你用平均數來觀察,就會忽略M型社會的本質。如果把所得分成五等份,會發現最後20%的家庭是負儲蓄的,入不敷出。倒數第二個20%的家庭則是一個月存差不多兩三千塊錢,等於一年存三萬多而已,所以根本不能做什麼。如果一個家庭三四個人,一年只能存三萬多你能做什麼?所以說,其實如果你用消費能力來看的話,前20%可能很強,但是後面40%幾乎是入不敷出。但是前面的是所得多,但是他的消費傾向是低的,沒有時間消費。」

王健全等於間接反駁了林全的說法,「所以你現在談M型社會,你用平均數來看會曲解了經濟的真相。這是最重要的一點。」

四個困境拉著大家往下沉

企業沒有轉型,尤其是服務業,影響台灣薪資的程度更高。台灣有60%的就業人口在服務業,這60%當中只有10%在高階服務業,其他的50%都在中下階服務業,薪資當然很難提昇。

王健全認為,服務業沒有轉型進行高階化,也沒有國際化,恐怕都還是在低薪中打轉。「因為百分之六十的人都在服務業嘛,年輕人幾乎七八成都在服務業嘛,所以當然薪水都很低啊!」

王健全總結,「所以我才說台灣經濟面臨四個困境,一個就產業外移,一個是專上教育投資太多,第三個就是服務業沒有鬆綁,規模太小,沒有辦法做跨境的服務,最後一個是我們沒有外資。」

「外資進來之後,外資都會提供比較高的薪水啊。」

除了台灣本地企業的營運之外,外資(FDI)往往也是經濟的重要指標之一。根據王健全的研究,目前台灣的外資在亞洲目前只超過三個國家。「哪三個?一個叫北韓,一個是巴基斯坦,一個叫孟加拉。」王健全用手指一隻隻按下代表數字,按到中指時,他顯得相當無奈。

根據經濟部最新的統計數據,台灣自2009年後的FDI逐漸萎縮,2015年的FDI只有24億美元,年減14.9%,比台積電一座12吋晶圓廠的30億美金還要少。同年全世界的FDI成長到1.76兆美元,大幅成長38%,其中新加坡是台灣的27倍,香港則是驚人的73倍。台灣產業不振加上法令的限制,讓外商投資的意願越來越低,也更難以帶動本地的薪資成長,以及產業的升級。

「外資不進來啊!外資不進來第一個就是市場太小,人口所得沒增加,再來就是沒有ECFA,沒有區域整合去當大市場跳板。」

「所以你就知道台灣有多慘。」王健全有些激動。

內外夾擊之下,台灣企業失去轉型的契機,加上政府產業政策的失準,面對全球化的競爭,20年來台灣企業漸漸失去優勢,即使仍有優秀的企業,然仍然無法撐起整個台灣的經濟,乃至於現在的低薪困境。

因此,林宗弘在他的研究論文裡很明白地下了結論:「從台灣經濟發展與台商的興衰經驗來看,企業追求向外投資、利用規模經濟與政商關係壓低生產要素成本,只是短期求生之道,不是國家或廠商在創新與獲利方面長期領先的良方。面對全球競爭,台商並沒有走出一條活路,反而給未來的政策制定者與廠商留下較為負面的歷史教訓。」完全道盡台灣企業的痛處。

很明顯,即使企業必須負擔一部分轉型升級的責任,但政府缺乏整體的經濟戰略,導致長達20年的薪資停滯,這點仍是難辭其咎。因此,總統蔡英文在2016年的520就職演說中首次提到:「最重要的,我要特別強調,我們的年輕人處於低薪的處境,他們的人生,動彈不得,對於未來,充滿無奈與茫然。」並宣示「雖然我沒有辦法立刻幫所有的年輕人加薪,但是我願意承諾,新政府會立刻展開行動。」不但是首次,也是第一位總統在這樣重要的公開場合,宣示要處理青年低薪問題,絕對是歷史新頁。

然而行政院長林全在蔡英文就職週前前夕兩次宣稱低薪問題短期無解,等於間接否定蔡英文在就職演說當中的宣示。目前為止,蔡英文針對青年就業和低薪方面的政策,只有教育部於2016年12月宣布推出的「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再也沒有其他的政策或宣示出現,即使最重要的就職週年,也沒有任何公開演說。因此,蔡英文對於她所宣示的處理青年低薪問題,過了一年是否等於宣布跳票?

已讀不回,避而不談

為了瞭解蔡英文對於青年低薪的態度與相關的政策規劃,其實早在2016年520當天,看完就職演說後,晚上我直接以電話聯繫總統府發言人黃重諺,想了解總統演講當中「青年低薪」的依據是什麼,以及除了選前的白皮書,是否有更進一步解決青年低薪的政策,以及可以聯繫的相關人員,但在電話與簡訊聯繫之後便再無下文。

2017年2月23日,距離就職演說已將近9個月,除了「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以及沸沸揚揚的年金改革、一例一休和同婚議題,總統府方面似乎完全沒有任何青年低薪政策的新進度。因此,有了上次聯繫的經驗,這次我委請一位與黃重諺有多次業務往來的媒體前輩代為聯繫,但除了收到訪綱後禮貌性的回覆,後續的詢問訊息黃重諺同樣都是已讀不回。

前輩覺得很抱歉,也感到憤怒。

難道這真的是跳票的政策?青年低薪議題千絲萬縷,不會是一朝一夕,甚至可能得經歷數位總統接力才有可能完成的政策,在快速變化的全球化時代,這個時候不作,更待何時?一年多來,總統府成立了13個特別委員會,沒有一個與青年有關。難道執政黨的政策團隊只推了一個報名情況不理想,並引起爭議的「青年教育與就業儲蓄帳戶」方案,然後以林全兩次宣示短期無法解決低薪問題作結?

7月17日,我仍不死心,再次以簡訊和電話聯繫黃重諺,簡訊依舊已讀不回,電話打去則是直接按掉。

不可思議。

看來蔡英文並不打算針對青年低薪議題面對媒體─至少是關鍵評論網,更不用說造成青年低薪的產業升級議題。不過,雖然蔡英文看起來對這個議題似乎沒有進度,但執政與在野黨立委們卻似乎動作積極。除了先前採訪的國民黨新科立委許毓仁,提出思考「basic income」(基本工資)的可能性之外,他也首先發難,3月17日在立法院內以青年低薪議題質詢行政院長林全,是否能夠透過資源配置等方式,在未來五年內有效地提高人均所得,五年內達到在亞洲具有競爭力的薪資水平,以避免人才外流,這是林全也是第一次對青年低薪問題表態。

之後,民進黨立委吳思瑤和鐘佳濱,也舉辦「青年貧窮與低薪對策公聽會」,針對這個議題邀集產官學與媒體進行討論,並陸續與其他執政黨立委規劃相關公聽會,希望可以做成相關決議提供執政當局參考。

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希望,如果青年低薪議題能夠從朝野開始形成共識,並開始影響行政部門,那麼或許會有機會,至少行政機關不再迴避青年低薪議題,並開始蒐集相關資訊進行研究,進一步影響社會,正視厭世代低薪問題,而不是先入為主地扣上「草莓族」、「不爭氣」的大帽子。

因此,為了瞭解執政黨其他立法委員對於青年低薪的態度,我拜訪了以新創為主要問政領域,今年37歲的新科立委余宛如。

亟待掙脫荒謬法規束縛的現況

余宛如的研究室內,一如她曾經經營過咖啡館的背景,明亮而開闊活潑的空間,以及年輕的助理團隊,讓這裡的氣氛與其他立委研究室顯得格外不同。

由於余宛如的專業是在新創領域,因此,我把拜訪的重點放在產業轉型、新創與青年低薪議題的連結上。

余宛如認為,台灣的產業無法順利轉型,原因很多,但她觀察到的一個原因就是所謂的「文化」與「心態(mindset)」。

「台灣簡單講就是不尊重專業這件事情。當然還有很多面向的文化,這是其中一塊。第二個就是說,做生意都學人家皮毛,這種事情很多國家都會犯,可是我們要從成功的案件裡面看見到底人家是怎樣去改造。」

「我覺得這些東西就是台灣一直都沒有的DNA。再來就是國際化。我知道很多的企業第二代,他們都很有心,也知道危機感在哪邊,可是為什麼他們失敗了?像剛剛講的因素之外,還有一個就是他們根本不知道趨勢在哪裡。」余宛如說。

但除了企業本身需要有轉型的動機和要素,追根究柢,攸關產業轉型、新創以及各種政策推動的「法規鬆綁」是余宛如所認為的第一要務,而法規鬆綁也是許多學者和企業主們所極力推動的概念,但同時也是誤會最深的議題。

「鬆綁的意思是什麼?台灣很多的法規是很舊的時候所訂下來的。我就舉例來講,」余宛如忍不住笑著說,「我們台灣的觀光發展條例是1990年代訂的,然後訂的時候譬如說就規定民宿一定要有停車場,可是問題是,」余宛如此時無奈地說,「我要是背包客的話,誰會去這種地方?我又不開車,我又不是當地人,我幹嘛要開車呢?台灣這麼小交通又這樣方便,我幹嘛要開車呢?」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法規的荒謬性。」

許多舊的法令就如同《觀光發展條例》一樣,隨著時間的演進而漸漸與時代脫節,最後跟不上時代的變化,產生許多亂象,但沒有任何人針對這個系統,有思維、有系統地解決。「因為,大部分的狀況就是我看到一個問題就去改一個法規,就是一個法條的其中一項,可是就是不是去整個翻修這件事情。」余宛如說。

而最讓余宛如感到荒謬的則是《產業創新條例》

《產業創新條例》在六年前上路,這六年來fintech成為新興產業,但支付卻遲在今年才跌跌撞撞上路,「所以我們當初的產創條例完全跟不上時代,它沒有創新的思維在裡面。」余宛如說。

跟不上時代可以理解,但余宛如補充一個讓她覺得不可思議的例子。「我就舉裡面有一個很恐怖的條例,內容是要去援助因為天災人禍什麼的企業,我就想說天啊這是產業援助條例吧,怎會放在產業創新條例呢?但產業創新條例就真的這樣幹。」余宛如驚呼。

「所以你就知道,台灣從來沒有真的產業創新的思維。」

「能夠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法規先鬆綁,再來談產業轉型,這是成本最低的。」

因此,余宛如目前針對青年低薪議題所採取的戰略是以法規鬆綁優先,再來是金融監理沙盒,以及降低創業並走向國際的門檻。

「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我們要為年輕人或下一個世代創造舞台,沒有舞台人才不會進來。很多人講低薪,其實真的不是,很多是看不到未來的機會,重點是看不到未來。」余宛如認為,沒有舞台,不但本地的青年看不到未來而離開台灣,就連國外的人才,或在國外的台灣青年也無法來台灣。

「像我很憂心的是說,新創其實已經吵了七八年了,現在真的是失望的人很多,然後不大願意衝了。」余宛如對於目前法規鬆綁或立法所造成的分裂與爭議感到憂心,「其實他們想回來,但是沒辦法回來。因為說實在,你真的出國就會發現台灣真的好,但是沒辦法回來,因為沒有舞台。」

但是,只要法規順利鬆綁,有青年可以因此找到舞台成為創業模範,或許未來並不會那樣糟。「只要我們有一個像是祖克柏那樣的獨角獸,年輕人講話就大聲了啦!」余宛如笑著說。

愛台灣的人們心急如焚

由政治力解決厭世代所面對的低薪困境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但從國家最高領導人乃至於行政與立法機關不同調的現況來看,可以確定的是短期內不會看到結果。那麼,厭世代該何去何從?因為低薪所造成的世代對立,又該如何化解?

「我也不知道該怎辦,然後,我覺得都⋯⋯我不是一個對政治特別有感覺的人,但是我很愛台灣這個地方,我在這裡住兩年了,我覺得台灣人真的非常好,聰明又有能力。」

今年42歲,香港出生的陳治平,在台灣與新加坡創辦協助轉職的新創機構Alpha Camp,操著一口廣東腔濃厚,不時夾雜著英文的國語,同事們都叫他Bernard,面對我的問題,他沉思了好一會兒。

由於創辦的是高階轉職機構,因此陳治平可以接觸到台灣與新加坡的許多年輕人,而他抽離台灣本地文化的視角,看到的現象卻是精確無比。

比方高等教育擴張,就讀大學卻面臨畢業後失業以及低薪困境,陳治平認為這對年輕人很不友善。「一個是期待的落差。對,他以為他去花這個時間跟錢,去做這個東西,他覺得應該會有這個機會,他沒有。」

「第二個是說,他們看不到我會幹嘛,也就是說看不到未來。」

就陳治平所接觸的學生,即使是所謂人生勝利組的台積電或聯發科的白領階級,因為企業的組織不流動而無法升遷,根本看不到未來,更不用說厭世代。

「一個社會你需要給年輕人希望,需要給年輕人舞台,你需要給他們說,只要你努力,就是有。不一定是錢,但你可以做到不一樣的事,你可以過一個有價值,有貢獻的人生。」和余宛如的看法一致,陳治平認為,台灣目前最需要的就是給年輕人舞台。

「但台灣我覺得這方面還滿讓人失望的。」陳治平嚴肅地說。

如果連外國人都認為台灣沒有給年輕人舞台,那麼高階企業主又會怎樣看待這個議題,會給厭世代怎樣的建議?

世代對立?其實是缺了一座橋

厭世代所面臨的困境,其實就是來自於世代間的不了解,因為不了解厭世代的思考與生活方式,因此各種帽子扣在他們身上,但扣帽子的人卻往往是用自己習慣的價值觀去評判厭世代,完全忽略這個世界已經和他們所習慣的世界大不相同,問題也就這樣產生。比如四年級生總喜歡拿「沒有不景氣,只有不爭氣」來責難厭世代,認為他們不努力、不思進取,所以才會落到低薪的境地,完全不思考時空已截然不同。

總部位在瑞士的「Adecco藝珂」是台灣最大的國際人力顧問公司,目前在全世界已有超過5,000家分公司,遍佈全球60個國家。已經在人力資源領域耕耘長達24年的台灣暨南韓區總經理陳玉芬,對於厭世代的觀察與理解,精準到完全出乎我的預料之外。

陳玉芬首先分析台灣三個不同的世代,嬰兒潮世代(boomers)、X世代與Y世代。這幾個世代其實台灣人也並不陌生,也就是所謂的三年級到八年級生。但讓我感到驚奇的是她對七、八年級也就是厭世代的理解。

根據陳玉芬觀察,年輕人追求的是生活與職場上的「意義」,但老一輩的人追求的卻是成功以及健康的生活。所謂的成功就是當上律師、醫師等師字輩的工作,或是爬到總經理以上的高階職位,而健康的生活則是五子登科,因此他們無法接受同性戀,以及種種不在他們世界裡的行為與觀念。

「因此你會發現這幾個世代的工作態度、思想,和職場上的工作方式都有很大的不同。」陳玉芬說。

更重要的是,陳玉芬認為現今的年代是非常刺激的年代,「就是說,有史以來你沒有辦法用過去的經驗去做事的年代。」所以,老人(嬰兒潮世代)的成就來源就是進去成功的企業,然後擁有「健康的」人生,擁有很好的社經地位,可是輪到最年輕的世代,這卻都不是他們想要的,他們要的是生活與工作上的意義。

「對年輕世代20幾歲的人來說,他們一出生就有iPad,他們出生就有網路,所以很多東西是虛的,很多東西都是看過,但看過不等於做過。」陳玉芬解釋,他們對於資訊的掌握遠遠超過他們之前的每個世代,但也因為這樣,很多事情都是他們透過網路學習而來,卻未必真正體驗過。這樣的觀察,在《The Atlantic》(大西洋月刊)一篇引用美國聖地牙哥大學心理學系教授Jean M. Twenge在今年八月出版的《i世代》(iGen: Why Today’s Super-Connected Kids Are Growing Up Less Rebellious, More Tolerant, Less Happy--and Completely Unprepared for Adulthood--and What That Means for the Rest of Us)一書的文章〈智慧手機毀了一個世代?〉(Have Smartphones Destroyed a Generation?),也有類似的描述。

「因此我們在面試這樣的人的時候,因為大部分的人都是說『我知道』,所以會造成一些困擾,就是我們聽不懂他們講的話真正的意義,」陳玉芬進一步解釋,「聽的時候你會覺得他們很有自信,但是其實是很虛的。如果按照我們以前的思考方法,我們跟他們交談後,常常會很失望。比方你說起來好像自己很能幹,很強,但是實際做起來好像不是這樣一回事?」這樣的狀況對於厭世代來說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老一輩的人就會產生誤解,「也就是你說你什麼都會,但你進來之後你什麼都不會。」衝突也往往就這樣發生。

因此陳玉芬感嘆,整個社會缺乏一個「橋」,也就是翻譯機的角色,讓這兩個世代跨過「gap」,能夠彼此包容與理解。

「所以要怎樣補起這個gap?就是要聽懂年輕人他們在說什麼,想辦法把他們說的東西化為實際。」

陳玉芬分享她與厭世代工作的經驗。「比如可以做成專案化,因為他們希望可以趕快獲得成就,所以當我告訴他你做三年以後我可以升你當經理,他們不會等那樣久,所以你要把這三年分成六段,也就是說半年後你要告訴他說哪些好,哪些不好,說你是公司非常重要的人,沒有你不行,但是你現在還不足,所以你必須要再往前。所以他會知道,我下個路不用走太久,我可能半年就會有下一個level。」

「就像是打怪的概念,或是集點的概念,如果你工作用這樣分配的概念,他們就可以慢慢達到目標。」陳玉芬笑著說。

「再加上我們(老一輩)受到的教育,都是比較溫良恭儉讓,我們不喜歡衝突講話不要太直,但年輕人聽不懂,你要直接。」

因為有這樣深刻的觀察與理解,所以陳玉芬反而認為「老的人其實要學的更多。」而這也可以解釋很多因為世代而產生的衝突。因為長輩無法接受新觀念,總是以自己的觀念為優先而抗拒新觀念,對抗就這樣產生。陳玉芬舉例,老一輩的人必須學會驅策年輕人的方法,「因為這跟你老闆以前驅策你的方式已經不同了。」陳玉芬反問,「企業要往前走,你要不要學?你要聽的懂他們的話,而這就是在溝通上必須做的改變。」

走過厭世階段的她這麼說

從余宛如與Bernard為厭世代搭建舞台的看法,到陳玉芬對於厭世代的觀察,都點出了厭世代乃至於台灣所面臨困境的癥結點。但他們也很清楚,短期間之內要靠政府處理乃至於解決厭世代困境,並不是那樣的樂觀。厭世代們要怎樣應對這樣的環境,甚至進一步靠自己的力量脫離厭世代?而脫離了厭世代的年輕人,回頭看厭世代,又會有怎樣的看法和建議?

2016年以「厭世動物園」獨特的「負能量」手繪插畫,「反心靈雞湯式」的語錄風靡厭世代的「厭世姬」,目前在一家行銷公司工作,在「誤打誤撞」成為插畫家,自嘲因此「脫魯」、脫離厭世代之前,她有段從資產階級落入厭世代的經歷,也因為這樣,她更深刻體會這兩個階級所帶來的生活經驗,也更珍惜現在的生活。

我問厭世姬認為厭世代厭世的來源是什麼,她就像是自己筆下的人物那樣辛辣直接,「就是沒有錢啊!低薪就是沒有錢啊!」她哈哈大笑。

厭世姬原本成長在一個資產階級家庭,母親是位繪本編輯,收藏著上萬本來自各國的繪本,父親則是經營一家公司的企業主。不過父親的公司在金融海嘯期間倒閉,從此她過著以前所無法想像的人生。雪上加霜的是。大學時父母親相繼過世,靠著理賠金畢業後,厭世姬找工作時剛好有位在保險業的朋友找他,厭世姬覺得去歷練也不錯,因此進入保險業。也因為厭世姬進了保險業才發現,原來保險業也有所謂的「保險二代」,讓她第一次深刻體會階級所帶來的社會不公平。

「當時遇到保險二代,覺得怎樣拚都沒用,再來就是同學其實都沒啥錢,所以沒啥用。」厭世姬笑著回憶。

離開保險業之後,即使頂著台大外文系的光環,厭世姬同樣面臨低薪問題。她在一家出版社擔任編輯,起薪兩萬五,一年後加薪到三萬。「我們的國家真的很慘。我以前兩萬五就是月光族啊,真的不知道該怎樣活。」而她大學和中山女高的同學也都是差不多的際遇,有超過三萬的薪水就已經算多了,而那是2009年的事情。

「三萬塊對我來說有一個意義就是,我有一個阿姨大我七、八歲,她們說出社會三萬塊差不多,結果過了十幾年後我大學畢業,我的起薪還沒有我阿姨多?」厭世姬哭笑不得地提高音調,讓我想起碩士畢業的黃瑋隆也曾經說過他高職畢業的母親出社會領三萬,而他出社會也領差不多薪水的事情。

「我從小就是聽這個長大的,結果我出社會發現根本不是這樣。」厭世姬說。

因此,體驗過自己所形容「從天堂掉到地獄」的生活,厭世姬建議厭世代們不要買房子,「不買房你壓力小很多,第二就是你錢投入房市的話回到市場會比較好,我自己覺得啦。」

厭世姬認為買房子就會感覺沒有未來,「那個感覺是你沒有未來,他是把你整個未來都給綁死了。就是延伸到對未來沒有希望,因為大多數人都想要成家或是生小孩,當然也有人不想,但現在變成是想的人他都覺得他根本做不到,你連選擇都沒有。」

「再來就是我們錢已經夠少,所以要做有效的投資,但我不鼓吹大家去投資,而是比方投資自己,上課,甚至看電影也不錯,讓自己開心的事。」

厭世姬收起笑容,「我的角度比較像是,不會說你投資自己將來會有很多才藝什麼的,我的出發點反而是讓你自己開心,然後多接觸,不要做太多經濟上負荷太多的事情。比方我去上跳舞課,一堂250,那就還好。假設250到300,我就可以用一兩個小時就好。那一筆小小的錢對你有幫助,對老師也有幫助,你給他這樣有薪水可以去做他想做的事情。所以消費就是一種互助的事情,自己開心也幫助到那個領域的人。」

厭世姬認為作自己有興趣的事,而且不要花費太多,這比一般人所謂的投資自己更為實際。而她也因為這樣,很「幸運地」因為自己的興趣而「脫貧」。

「我要補充的是,你找到興趣不見得脫貧,但是你可以快樂,我覺得這就很夠了。我們可能真的無法脫貧,至少我可以快樂啊!」如同厭世姬自己書上的語錄,她說的每一句話都直接到讓你一聽就懂,帶著厭世姬式的獨特幽默,反勵志也反心靈雞湯。

「老實講很現實,能不能脫貧不一定,但至少我快樂。」

對於想要和厭世姬一樣追求夢想,或是猶豫不知道該怎樣邁向下一步人生的厭世代,厭世姬建議,「去做一件薪水穩定,很無聊的工作,就把工作當工作,額外的時間再去發展你的興趣。」

這聽起來一點都不熱血,甚至很世俗,但厭世姬強調,只要是工作絕對會是痛苦的,「像是我要當音樂家,把音樂當工作,我覺得這一定會很痛苦的。你應該是要去做一件穩定工作,然後再去發展你的音樂。因為這樣會有退路,不會讓自己很痛苦,至少有一份工作。」更重要的是,厭世姬也看出厭世代想要跟上一代一樣有付出就會有所得,或是白手起家,已經這樣的情形已經越來越稀少。「以前也許你一樣很痛苦,但你會有機會成功,但現在很困難了。」

「千萬不要斷自己後路,在這個時代。」厭世姬嚴肅地說。

「我都一直覺得有後路可以有餘裕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像我自己就是這樣,比較不會有精神跟經濟壓力。我很多朋友沒有正職,但這樣就過的很辛苦。」

「不要堅持理想,而是你實踐理想有很多方法,像以前那種阿甘的方式不一定是有效的。如果我們只是單純談夢想,我覺得就是要有後路。」

「因為我不是有很多後路的人,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有後路。」厭世姬回憶那段從優渥生活跌落成為厭世代的遭遇,就像是連續劇裡頭的場景,卻真真實實地發生在她的身上。

「我爸原本是做生意的,因為金融海嘯生意失敗,房子沒了車也沒了,到處借錢,所以我感受很深。當初除了保險理賠金,沒有東西留給我。所以我很瞭解要靠自己,很清楚後路的重要性。」走過這一回,對貧窮生活的恐懼讓她深深覺得人生必定要留一條後路,而她就正在做這件事情,並且還有能力回饋給社會。

「我的想法是說如果這個社會我們真的大環境沒有辦法變好,那我就是想辦法讓大家好過點,透過我的作品。」厭世姬笑著說,「其實我覺得只要有幾個老闆願意出來講我們現在年輕人很辛苦,我們也希望有所改變,希望可以幫助他們,我覺得這樣就會有一個風向了,現在不是很流行風向嗎?那就可能有人願意跟進,那可能或許會有一些機會。但要是繼續食古不化,我覺得真的就完蛋了!」

就連社會學學者林宗弘也認為,應該要給這個世代的人一些厭世姬風格的反心靈雞湯,給厭世代們心理建設,因為未來不管是氣候變遷,還是再也無法達到6%以上的經濟成長率,甚至因為內耗而無法前進的國力,這未來的二十年絕對不好過。厭世姬說的更直接:「我覺得把話說清楚是好的,正視沒有出路這件事也許是一種出路。就是說不要一直覺得自己有出路然後就一直衝一直衝,然後到最後發現沒有,那不就很慘,倒不如一開始就講清楚,做好自己該做的事情,這樣會比較好過點。」

厭世姬笑著說,「就好像自己知道是癌症末期,那就把錢拿去旅行,讓自己快快樂樂的,而不是都覺得自己會好然後到最後什麼也沒有莫名就死了,這樣不是很糟?」

但不管未來是否會越來越難過,是不是需要反心靈雞湯,如同陳玉芬所說的,不同的世代需要一座橋來互相理解,而不是互相對立以及不理解,搭起這座橋,這世界仍會有前進的可能。

在搭起這座橋之前,不論是王隆甫、黃瑋隆、林秋容、陳芳君,秋葵還是專題當中的其他厭世代們,他們都正在台灣南北各方努力地生活著。或許仍舊徬徨,或許時不時感到疲憊,雖然不知道何時可以看到光亮,但他們知道,未來也許就在不遠的地方,他們並不孤單。

特別感謝:所有接受這次採訪的受訪者們,不管有沒有出現在專題內,都感謝您的協助
群學出版社總編輯劉鈐佑、編輯林立恆、王偉綱
台南新芽協會研究員忻儀

核稿編輯:楊之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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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貧窮人的台北】

重新認識貧窮,讓我們解決貧窮的問題,而不是解決貧窮的人。
10/6-10/22 一起看見、聆聽、體驗、團結
https://doyouaflavor.github.io/inadequate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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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下則文章:

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老闆,是被慣壞還是真的沒辦法? 

厭世代: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

他們是90年代前後,啣著滑鼠出生,素質最優秀的一代,也是在變化劇烈的年代中,徬徨、不安,疲憊地尋找光亮的「厭世代」。這樣的厭世感,是一種對處於貧流層低薪生活的自我嘲諷,不悲觀,卻也不樂觀。低薪、貧窮與看不見的未來,是厭世代們共同的困境。然而,曾經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台灣社會在進入21世紀之後,低薪導致年輕人失去夢想,在經濟的壓迫下失去生活,過著被錢追著跑的生活,因而成了厭世代,甚至就這樣落入貧流層再也無法向上流動。厭世代將何去何從,透過個案的訪談、數據探討與學者專家的研究,接下來的篇章,我們將一一呈現厭世代的生活與工作樣貌,並嘗試找出厭世代迷途未來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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