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有言：「中國傳統政治，規定只許讀書人可以出來問政，讀書人經過考試合格就可做官。讀書人大都來自農村，他縱做了官，他的兒孫未必仍做官；於是別的家庭又起來了，窮苦發憤的人又出了頭；這辦法是好的。不過積久了，讀書人愈來愈多，做官人也愈來愈多。因為政權是開放的，社會上聰明才智之士都想去走做官這條路，工商業就被人看不起。

西方社會就不同，起先根本不讓你做官；實際只有封建貴族，也沒有所謂官。於是社會上聰明才智之人都去經營工商業。待他們自己有了力量，才結合著爭政權。這就形成了今天的西方社會。」

當年的宋朝，確實是一個「官本位」社會。

書中車馬多如簇，宋朝統治者在杯酒釋兵權後，很快找到了統治合法性的第二個依歸：收編讀書人。

在壓制武將的權力後，國家的大事小情還是必須有人參與決策。既然武將與權臣靠不住，那麼宋代統治者就只能依靠手無縛雞之力的官僚來維繫國家運轉。可是讀書人懂什麼，魏晉南北朝的士人不就治國治得亂七八糟嗎？怎麼保證官僚的品質？會寫詩不一定代表會治國，官僚的才幹只能靠策論來體現。所謂策論，就是對國家政策的分析與建議，很考驗一個人的歸納與推理能力。

宋朝的科舉相比唐代更注重策論，注重邏輯，注重一個人說話的前後一致性，注重建議的實用性，因此實在很難出現李白這種瘋子。在唐朝如果不會寫詩，沒有辦法用很漂亮的駢文撰寫政府公文的話，基本是與仕途絕緣的。吳喬的《圍爐詩話》卷四有云：「唐之功名富貴在詩」，而宋朝則不然，宋朝人巴不得「罷詩賦」，將全部心力投注在策論上，這造就了唐宋兩代截然不同的藝術風格。

宋朝統治者，徹底解決了知識份子的心病

為什麼要「罷詩賦」，答案與實現階級流動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