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策緯（台灣台中人，畢業於台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研究生）

《記憶傳承人：極樂謊言》（The Giver，港譯《未來叛變》）故事背景開始於一個由廢墟重建的理想社會，為了避免再次戰爭及免於飢餓，在結界（boundary）內被保護的世界裡，沒有「意外」存在。人們的言談、穿著、日常作息都受到嚴格規範，職業由「長老」依個人特質決定，甚至所屬「家庭」也是被分配的，人們沒有姓氏、只有名字，是一個完全依照功能論的社會分工而建構的烏托邦。

社會裡，人們沒有任何對過去歷史的記憶，也沒有情感、人與人間沒有愛情，無論經過出生、死亡、結束他人的生命，都只是井然有序的生活片段的一部分。在這個烏托邦中，主角Jonas的職業是接受者（Receiver），是社會中少見、各項能力最傑出的人才有資格擔任的。接受者的工作，是受傳授者（Giver）訓練，獲得世界的歷史、文化知識，而當Jonas開始認識世界更多可能性的存在後，他開始拒絕理想社會用以剝奪人類情感的藥物注射，而學習到快樂、悲傷和愛。

《記憶傳承人》的劇情結構並不讓人有意外驚喜，但劇中角色從最初空洞的神情，到首次體驗情感，卻無法以有限的言語形容時的那種喜悅，以及最後再度被剝奪情感後，帶著哀傷及憤恨的神情說「我可以感受到更多，但這些感受被從你我之中剝奪」（I felt things.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Something that has been stolen from me and from you.）。

劇中透過角色情緒張力所呈現掌權者對底層人民的控制和剝削，卻意外地令人能夠有深刻地感受，尤其透過「被剝奪情感」的劇情安排，相較於其他同樣講述統治者與平民關係、同樣借用功能論社會分工架構的電影《分歧者》（Divergent）及《飢餓遊戲》（The Hungry Games），《記憶傳承人》更進一步指統治者挑戰了最基本的人性（失去情感、失去愛／被愛的能力）及家庭社會關係（沒有姓氏、被決定家人），更能召喚觀眾進入劇情脈絡，思考統治者及被統治者的關係，以及統治權限的合理性。

並且，《記憶傳承人》裡專業分工社會以及傳授者角色「全知」的對比，也體現現實中「專業」及「通才」在功能論取向社會底下的角色，亦提供觀眾從現實投射／反思現實的作用。

尤其電影劇本台詞的安排，置放於中港台近期各地公民運動興起的社會脈絡下，不同背景觀眾解碼（decoding）的過程，相信都能獲得某種程度的共鳴。

舉例而言，Jonas獲得情感經驗後，試圖說服好友停止剝奪情感能力的藥物注射，好友神情空洞但堅定的以「破壞規則」為由拒絕；而統治者合理化剝奪情感能力的理由是「人類懦弱、自私，並且因為選擇可能會錯誤，所以怕選擇」；政權合理性被質疑時則稱「如果你不願見到如此，你可以閉上眼睛」。這些情節顯示了被統治者如何受既定意識形態控制，以及統治者為了維持統治穩定，其手段之荒謬。

回過頭思考高度專業分工的當代香港社會，當傳統中環價值、獅子山精神在新時代中被挑戰，人們反身性思考「香港是誰的城市？」即是說，城市裡生活的權力──自由權、移動權、居住權等，在上層結構（superstructure）的政治、社會系統與下層結構（infrastructure）的經濟基礎失衡的情況下，階級流動僵固、靠個人努力就可以成功的機會變得不可得，甚至連最基本的在城市中生活的各項權力都受到排擠，而開啟遮打（雨傘）運動一系列公民抗命。

這些「破壞規則」的行為並非無來由的「搞事」，而是為了推動上層結構的改變。如此看來，《記憶傳承人》正好指出穩定的烏托邦和破壞規則二種思維之於社會的意義，讓人反省繁榮穩定下逐漸喪失的權力和自我。或許在這個意義上，《記憶傳承人》提供了香港及中國社會裡對遮打革命不理解的人們，一個另類理解這場公民抗命的視角。

Photo Credit: Tristan Loper CC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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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楊士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