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按：本文取材、改寫自筆者的碩士論文《在「家鄉」的「異鄉人」：馬來西亞台商與台幹子女的「回流」遷移經驗與自我認同》。為保障受訪者的隱私，筆者除了匿名處理，小故事所描述的小華，亦非指涉單一個人的經驗，而是綜合了多名受訪者共同的經歷。

曾有一名國際學生寫下自己的經歷，引起廣大的、熱烈的討論與爭辯；學術著作也曾引述他的話。這名R. J. Dormer說道：

在外國覺得自己是外來的，是一件完全正常的事情。在自己的國家覺得自己是外來的，是不正常的事。這就是衝突的基本特徵：你覺得自己並不屬於那裡，但是你覺得自己應該屬於那裡。（It is perfectly normal to feel foreign in a foreign country. What is not normal is to feel foreign in your own country. This is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conflict: you do not feel that you belong there, but you feel that you ought to do so.）

小華在台灣出生，而年幼時，他父親的職涯發展將他們一家帶到了馬來西亞。幾年後，他的手足在馬來西亞出生了。小華最早的記憶，就是馬來西亞的景色：天際線、住過的不同公寓與獨棟房子，台灣學校的環境，以及榴槤。每到寒暑假，一家人會回台灣探親、旅遊。小華的父母安排孩子在當地的台灣學校就學，小華清楚知道，他之後會跟歷屆學長姐一樣，返回家鄉—台灣—升學。

小華參加了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所舉辦的大學入學考試，與其他台校準畢業生以考試成績爭取台灣各地公私立大學各科系的「僑生外加錄取名額」。自馬來西亞的台校畢業之後，小華再度隻身前往台灣，但這次不是暑假的探親旅遊，而是要升大學。

在台灣的大專校園裡，小華發覺每次自我介紹都很長，同儕也常常問他同一個問題：「為什麼你是僑生，然後爺爺奶奶都是台灣人、都住台灣，然後你有台灣的身分證跟護照？」或者是：「你是僑生，但你講話沒有口音噎？」在持續互動的過程中，小華發現，他時常難以加入同學所聊的話題，例如高中的社團聯合成發或是大家國小畢業旅行都有趣的觀光景點。小華也抓不到同學的笑點、不瞭解內哏，感覺自己無法跟台灣同學打成一片。小華不禁開始問自己：「我是台灣人嗎？我是僑生嗎？我是部分同學所稱的『假僑生』嗎？為什麼我回到了台灣，卻感覺像個外國人？」

小華的經歷與困惑，可以在有關外派人員與第三文化孩童（Third culture kids，簡稱TCKs）的研究中尋得呼應。根據西方學者Pollock與van Reken所述，「傳統上」對第三文化孩童的理解，係因父母的職業選擇而在其成長期間（developmental years）於一個或多個非護照國長期居住、生活的子女代，而「傳統上」的定義中對父母職業的分類包含四種：外交、軍事、商業（如商人與外派幹部），以及宗教人士（如宣教士）。

Photo Credit: 中央社

隨著全球化的蓬勃發展，跨文化家庭的樣態也更加多樣化，也有更多非西方國家加入了這種跨文化且具高度能動性與流動性的遷移模式。然而，針對非西方國家的第三文化孩童的研究相對地是比較貧瘠的，較早開發海外投資日本擁有較為豐富的討論與研究成果。

根據經濟部投資業務處的統計資料顯示，台灣從1980年代開始，因應經濟發展與產業轉型，對外投資顯著增加，目的國為東南亞國家如馬來西亞。想必，有不少在東南亞國家成長的台灣第三文化孩童，但對其成長與遷移經驗的描繪，惜有大量留白。筆者著手研究，試以捕捉因商業因素而在馬來西亞成長的台灣第三文化孩童的經驗。以下與讀者分享其中兩個研究發現。

首先，台商與台幹子女雖居住在馬來西亞，但其生活與學習環境大多侷限於與馬來西亞主流社會文化有所隔閡的「網絡型飛地」當中。這部分的發現，呼應了西方現有文獻：早期，商務與外派人員在海外有明顯的「外派社區」（或作expatriate enclaves），現今則較無明顯區隔的飛地或外派社區。筆者在馬來西亞的田野觀察也是如此。無論是公司安排或自己處理起居，台商與台幹家庭大多選擇住在方便接送子女、治安較佳的住宅區，而儘管是台商較多的吉隆坡或檳城，也未形成地域高度集中的台灣人社區。小俞曾在台灣唸過小學才隨家人搬到馬來西亞，他說道：「可能台灣同一所學校讀書的都住同一個社區、同一個學區、地點，可是馬來西亞那邊其實我們住的都很散。」

因此，在馬來西亞社會中的台灣飛地社群，並非地理上的飛地，而是網絡型的飛地：台商與台幹子女的人際網絡具有高度的同質性與邊界（boundedness）。小潔在接受筆者的訪談中直言：「我覺得我的生活⋯⋯其實就是在一個小型的台灣社會裡面。我們的學校幾乎都是台灣學生，就是爸媽其中一個是台灣人，所以那整個環境就很台灣。然後比較少會接觸到其他當地人。台商之間也會有很多台商的活動。」

尤其對就讀台灣學校的台商與台幹子女而言，從學校環境到家裡到交友圈，同學、朋友，以及父母的朋友，都是台灣人。家中或許會料理台灣菜，他們也能透過網路與衛星電視接觸台灣的流行文化與媒體。與馬來西亞主流社會有所區隔、在馬來西亞的「格格不入」，可以說是預期之內的事；如前述小華的經歷，在自己的「護照國」會感到格格不入，或許因為有了台校畢業的學長姐的經驗傳承，所以不在預料之外，但仍屬待克服的挑戰。

其次，回到台灣之後，起初的不適應以及缺乏「回到家」的感覺，亦可在西方的現有文獻中找到對照。然而，在台灣特殊的歷史脈絡下產生的僑生升學制度，使台商與台幹子女需要面對更多一層的挑戰。就像小華所經歷，僑生的身分使受訪者需要不斷地自我解釋，小俞說道：「這個時候會變成，你會著有一個認知的衝突或矛盾。」此現象，實與在台灣社會中，大眾對於僑生的認識有關。洪淑倫在他的碩士論文中提到，「僑生」其實包含台籍僑生與非台籍（如：馬來西亞籍）僑生，而根據台灣海外聯合招生委員會的招生簡章與相關規定，近期連續居留海外6年以上，或取得僑居地長期或永久居留證件之華裔學生，得以僑生身分申請來台升學。小俞加以描述：

僑生有兩種，一種就是像我這種，就確實是台灣人，你的國籍是台灣，就是你是在台灣出生，只是在外面待了一陣子，然後再回來。另外一種的僑生就是他的國籍不是台灣，但是他是華人，他是來台灣唸書。

馬來西亞台商與台幹子女返回台灣升學初期，除了因為長期居住在國外，故如外國人般地需要重新認識並適應台灣社會，另因在台灣的脈絡之下，以僑生的身分來台升學，額外地需要適應這個標籤。換言之，與相關領域的研究發現相比，台灣的第三文化孩童在返回護照國之後，除了在自己究竟是「台灣人」還是「外國人」之間掙扎，「僑生」的身分標籤也在他們與台灣的同儕互動時，為他們帶來額外的挑戰。

小華、小潔、小俞等人的故事都未完續，他們在台灣及世界各地繼續寫著自己的生命故事。到了訪談末尾，受訪者大多表示，雖然有時還是會困惑自己到底是台灣人還是外國人，尤其是跟初次見面的人自我介紹的時候，但總體而言，面對回台後的不適應，他們都能蠻快地找到應對的方法。

或許，在離開了大專校園、進入職場之後，「僑生」的身分標籤就不再那麼引人注目；畢竟，在學校裡頭，這個身分不單單影響了入學管道，在灌檔的僑生國文課、學生基本資料表、每學期修課向新同學的自我介紹等場景，都不斷地被提醒著這個身分。這個推測，以及台商與台幹子女日後的發展，尚待後續研究進一步探索、瞭解。

本文試勾勒台商與台幹子女在馬來西亞的生活模式以及返台初期所經歷的不適應，為這一塊的學術留白貢獻一份心力，也希望對現象的梳理能幫助其他的第三文化孩童，更期待對此議題感興趣的人可一同來探究。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延伸閱讀：

• 《來去馬來西亞》：去了馬來西亞才知道，原來僑委會認定的「僑生」不是華僑
• 高教新南向：馬國學生人數連三年下跌，陸生人數驟降，境外生人數跌破十萬
• 你我求學時都曾碰過的大馬僑生：從數據談馬來西亞的華文教育

責任編輯：杜晉軒
核稿編輯：吳象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