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結婚就不用給我工資，讓我白幹活，所以合理，是這麼回事吧？」「利用別人的愛來作免費勞動，這不是剝削嗎？」早前日劇《逃避可恥但有用》紅遍港日台，女主角實栗對家務勞動的無酬性質提出批判，並發起一項社會實驗︰讓主婦的工作有償化，以丈夫「支月薪包食宿」的方式進行無愛的契約婚姻。

在這一邊廂的香港，天水圍師奶鍾婉儀深受女性主義啟發，為主婦的無酬勞動抱打不平，雖然她不認同把一段夫妻關係銀碼化，卻認為政府有責任回饋主婦對社會的貢獻，正與所屬組織「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策劃倡議，向政府爭取把家務勞動的價值量化，轉換成GDP上的經濟價值，從而迫使政府增加相關的財政支出，如照顧者津貼、牛奶金、託兒服務等，以肯定主婦作為經濟後盾及照顧社會未來棟樑的功勞，讓眾人知道女人不是「老奉」的「家奴」。

鍾婉儀認為，母愛就是「無私奉獻」的說法，是父權社會的產物，她對此嗤以之鼻︰「我覺得有點『變態』，這是性別歧視的一種極致，不要講得咁偉大，成日歌頌母愛無價，讓我們看清現實的真相，母愛是真的變了沒有價值，家務勞動不值得人去尊重。」

她強調，不是打算與丈夫或子女錙銖必較地計算其付出，而是希望社會能改變觀念，不應再視湊仔、料理家務為女性的「天職」，否則家務勞動只會被定型為女性的「份內事」，其付出往往得不到重視及回報，政府永遠不會在制定政策時考慮對家庭主婦的保障，視女人的犧牲為「老奉」，不視她們為獨立個體、有自我需要的人，而只是養份。

「除非你當女人是第二性（the second sex），是次一等的人種，所以可以犧牲、可以是成全別人的附屬品，否則你是人、我是人，為何我要犧牲而得不到回報？」鍾婉儀憤言，社會不能以一句「愛是無私奉獻」就扼殺了主婦獲得公平待遇的權利；在家庭領域，除了愛，我們也應追求正義。

photo credit: 陳娉婷

家務要對生命負責　24小時on call卻被指享福

鍾婉儀對家務勞動的價值如此執著，是因她親身體會過全職主婦的痛苦——在2008年，她結婚後不久誕下了女兒，生活立刻來個大突變，走在婦女運動最前線的她，迫不得已為了湊女辭去社福機構的工作，終日活在家庭的牢籠中——這個曾經為家暴受虐者發聲、鼓勵女性獨立自主的「鐵娘子」，突然變了整天為家庭瑣事奔波的「小婦人」︰

凌晨5、6點鐘就要醒，餵一個鐘奶，整早餐俾老公同自己，上午要洗衫、煮飯，去街市買菜，10點餵第二次奶，中午幫BB沖涼，再氹佢瞓一個鐘頭覺仔，下午推車陪BB出去行逛，大概三點鐘又返屋企氹佢瞓，四點準備晚飯、收衫，六點零鐘煮好晚飯，之後做下家務，夜晚瞓覺也要起身餵奶。

她形容，家務勞動常被賤視為簡單、不用腦的「小事」，而非一份正式的「工作」，身邊人總揶揄她「唔使做」、「享清福」，但實際上辭職後的生活是「廿四小時on call」，比在職時更忙碌，無休息、無假期，加上她堅持要給女兒吃人奶，每兩、三個鐘頭就要吃一次，晚上經常要起床餵奶，令她長期睡眠不足。

根據2016年街坊工友服務處的一份抽樣調查指出，在300名基層婦女中，達9成的女性要獨立承擔所有家務，而近1/4的受訪婦女，每天花8小時或更多的時間做家務，反映主婦的「工時」與市場中的工種相差不遠，甚至更多，因主婦在休息時也要隨時候命，「返工你有得放工，但半夜囡囡喊你可以不起床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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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家務勞動不被重視，主要源於經濟體系對勞動力的介定過於狹隘，一般只著重可量化的貨品及服務交易，以及市場上製造資本或財富的有形生產力，但市場外的無酬勞動，如料理家務及照顧小孩，則由於沒有金錢交易，而被視為「不符經濟效益」。

鍾婉儀表示，相較於市場上的工作，家務勞動的成果難以被量化，卻是實實在在地滋養別人的生命。例如為了小孩的健康，她堅持要在家煮飯，以免他們盡吃多肉少菜、多味精的街外飯，也要花心思在食物的配搭，讓小孩的營養吸收均衡；收拾、整潔家居，也是為了丈夫及小孩能有舒適的生活環境休息。

然而，面對生命，主婦的付出及收獲很多時是不成正比的，是一份吃力不討好的工作︰「以前返工，鍥而不捨地向政府討價還價，政府的政策會改，社會制度或觀念會有改變，你肯努力、花時間，一定會有成果；但對住BB，沒有這條公式，面對一條生命，原來好多事情不到你控制，整個生活好失序。這次你訓練到BB用尿片，下次她又瀨尿，又或者餵奶餵到整損你乳頭，但你不能怪責BB，變相所有責任推落在媽媽身上。」

主婦的付出，不只是身體上的勞力，還有精神及情緒上的「勞心」，這種「情感勞動」（emotional labor）的價值是無可限量的，卻被隱沒於公共領域的討論中，甚至把婦女納入「無業人士」之列，女性的勞動身分的被隱形，不被認同及尊重。

主婦社會經濟貢獻被忽略

鍾婉儀提倡把家務勞動量化成GDP（國民生產總值），是要我們反思一點︰家務勞動沒有金錢交易，就等同沒有生產力嗎？就等於對社會及經濟沒有貢獻嗎？

實際上，家庭勞動是一種把他人的勞動力「再生產」或「釋放」的工種，令社會或經濟能持續發展的基礎。簡單來說，即是主婦承擔起私領域的一切雜務，令丈夫可以從家務、照顧小孩等事中解放出來，無後顧之憂地發展自己的事業，又或整理家居、代理雜務，讓丈夫可以得到充份的休息，確保勞動力質素的水平——若沒有主婦作為後盾，我們可以想像社會停滯不前，託兒、護老、洗衣、煮食等任務成為打工仔的負累，只會阻礙市場的生產力。

更重要的是，主婦為家庭付出的同時，也為社會扛起了養老及社教化的責任︰照顧小孩、裁培讀書，培養社會未來棟樑；老人不良於行，主婦全天候照顧，省卻公共醫療開支，也分擔了香港人口老化帶來的安老問題。

無酬勞動的影響如此深遠，鍾婉儀建議以「時間運用」來量化婦女的付出。在2013年，她與幾個民間婦女團體已成功爭取勞福局及婦女委員會的協助，委託政府統計處進行兩性時間運用研究，發現承擔繁重家務人士中80%為女性，而女性用於照顧家庭、作義務工作及為親戚朋友作無酬活動的時間，則是男性所用時間的3倍。

量化成GDP肯定貢獻

但她認為還不夠，正聯同「平等機會婦女聯席」積極爭取進一步把婦女的貢獻轉換成GDP上的經濟價值，「我希望政府可以給婦女一個credit，肯定她們對社會的貢獻。」

她指出，很多發達國家如美國、英國、韓國、日本等，已定期進行全國性的時間運用研究（National Survey of Time Use），當中英國走得更前，把婦女進行家務勞動的時間轉化為經濟價值，與市場上的GDP的價值並列比較（Total value of GDP + unpaid care work），方法是將家務工作與市場上近似的有酬工作（外傭費、洗衣費、託兒費等）比較，計算出婦女若以同等時間投入該工種的應有回報。

根據英國政府的計算，全職家庭主婦在2015年生產價值為449億英鎊，相當於全國生產總值（GDP）1869億英鎊的24%；美國麥肯錫（McKinsey）一份有關職場性別鴻溝的報告更指出，全球無酬家務勞動的實際價值達到令人震驚的10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13%，或大致等同於中國的GDP總和，數字令人震驚。

「若可計到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就可以迫使政府量入為出，正視婦女的需要及回報，爭取在財政開銷上加碼，如照顧者津貼、牛奶金等。」她強調，家務勞動轉換成GDP的經濟價值，主要目的不是為了「索償」，而是要在政策及文件中把隱形已久的無酬主婦顯現出來，還她們一個社會身位，迫使政府考慮政策時加入性別角度，以英國為例，當地高度重視無償家務勞動的價值，該國才能發展出相應完善的託兒系統，以及每星期發放照顧者津貼予有小孩的婦女。

主婦「隱形」貧窮問題嚴重　照顧者津貼紓緩財政壓力

有人或許會問︰「主婦有老公養，每個月會有家用，為何還需要照顧者津貼？」

鍾婉儀對這種「經濟依賴者」的標籤心感不忿，旁人總愛稱主婦為「少奶奶」，家庭經濟條件富裕，才可賦閒在家不用上班，但事實恰好相反，女性是為了照顧家庭而「被迫」放棄工作，失去經濟自主權外，家庭收入也大減，對基層家庭更是百上加斤︰家中少了一個賺錢的人，奶粉錢、書簿費大增，容易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

她又指，做全職媽媽期間，家用大部份也花費於家庭事務的開支，並非滿足自己的個人需求，「如燈油火爉、買菜錢、交通費等，也要動用以往工作的積蓄才夠生活，要好慳咁過。也會沒有安全感，因為積蓄始終會有用完的一日。」

在以家為本的社會中，大眾都假設了家庭資產是家人共享的，福利的審查亦以家庭為單位，卻忽略了家中各人未必平等分享到資源，主婦沒有個人收入，純粹依賴丈夫的小額資助，其貧困的處境往往被隱沒於整個家庭的財政狀況中，是一種看不見的貧窮。

根據街工的調查顯示，300位受訪基層婦女中逾7成人沒有儲蓄，大部份受訪者每月儲蓄少於1,000元，原因是她們沒有工作，不能積下私己錢，就算有工作的22%人中，七成半受訪婦女也因照顧小孩而只能從事零散工，大部分的薪金只在$5000或以下，在私人積蓄欠奉、沒有強積金保障的情況下，超過一半婦女擔心年老時活於貧窮，若子女不願供養、與丈夫關係不好，她們就一無所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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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務勞動沒有薪水、沒有勞工保障的情況下，政府發放照顧者津貼是對無酬勞動者的最好回報，也能紓解婦女的貧困，不用全然依賴丈夫的經濟援助，「可參考英國做法，政府給予媽媽照顧者津貼，幫補一些原本有份工，但生左小朋友後要辭職的基層女性，折番港幣大概一千至二千元一個小朋友。」

她說，約二千元的津貼不能全然彌補女性辭職所帶來的損失，因為女性離職前的月薪可達上萬元，但起碼能象徵式地承認婦女對社會、照顧下一代的貢獻，是對無酬勞動的一種正面肯定。

僅照顧小孩，婦女無法發展自我

然而，鍾婉儀認為，真正讓婦女獨立自主，脫離經濟依賴者身份的方法，還是讓她們重返職場，但前提是政府應提供足夠的託兒服務，讓婦女可以暫時放下子女，發展自己的興趣或事業。

「為何女人不是獨立的生命，而是養分，去成全子女、老公，不可有個人想法、興趣，唯一的生存目的就是湊仔和做家務？」

她憶述，連續誕下兩個女兒後，她為了照顧小孩無業五年，生活與社會完全脫節，為了方便湊女更只能留在天水圍區內，世界變成「一小時的生活圈」，鮮少有社交生活，也無法發展自己興趣，更險些患上抑鬱症，影響了育兒質素。

「好委屈，覺得為了女兒停了幾年，我什麼也做不到，不能讀自己喜歡的書、聽自己喜歡的歌，那時有婦女團體叫我寫百多字的計劃書也寫不到，覺得自己好無用。」「不是不愛她（女兒），但湊湊下覺得很厭煩，太多犧牲無左自己，為何男性又不是這樣被要求呢？成個人心理很不平衡，聽到她哭就心煩，甚至顛到聽見鄰居的嬰兒哭會從睡夢中驚醒。當時很怕會虐兒，我明白抑鬱症的產婦為何會掟個仔落街，去到殺嬰個地步。」

天水圍社區發展網絡去年公佈的一項調查顯示，在受訪的175位沒有全職工作的年輕主婦中，有62.5%人有抑鬱傾向，當中31%被訪者屬輕度抑鬱，31%屬嚴重抑鬱，主因是長時間照顧、無法發展自我及社交圈子狹窄。

倡發展託兒系統及家庭友善政策

鍾婉儀認為香港的託兒服務嚴重不足，無助分擔婦女的照顧壓力，如為0至3歲幼兒提供穩定託兒服務的幼兒中心，全港只有約700多個名額，但適齡人口達10萬，服務嚴重供不應求。至於近年社會福利署推行的「社區保姆」鄰里支援幼兒計劃，則以義工的形式進行，服務時間不穩定，且沒有嚴謹的配對服務，一個小朋友一年間可以換三次保姆，不能與小孩建立較好的照顧關係。更甚的是，這些服務全由非貿利機構提供，政府只負責資助，從沒有提供公營的託兒服務，「英國的稅收10%花費在託兒服務，相比起香港的0.1%，是相差了100倍！政府應投放更多資源於下一代的培養。」

除了增加幼兒中心的數目外，她建議參考英國的託兒系統（childminder system），把託兒服務規範化，包括設立社區保姆的註冊名單，派社工上門檢查社區保姆家中的安全措施、檢查有否性犯罪的紀錄，配合再培訓局的專業訓練，以提高保姆的質素。

「英國的託兒服務很完善，註冊名單已放上網，你可尋找屋企附近有哪些保姆，她們的湊仔『履歷』、僱主評價也詳細紀錄在案。」說是「履歷」，是因英國市場上已把湊仔的工作專業化，提高家務勞動的市場價值，例如一些婦女為了湊仔無業多年，履歷表一片空白，行業技術可能生疏了或與時代脫節，難以再投入職場，屆時湊仔經驗也可作一技之長。

鍾婉儀指出，若政府能提供更多的託兒服務，婦女在照顧上能有喘息機會之餘，更可以釋放婦女的勞動力，而在職場上，則可落實家庭友善政策，如彈性上班時間、標準工時及家事假期等，讓婦女可以兼顧事業及家庭。

她以過來人的身分，道出社區支援對一個婦女的重要性︰在2013年，當幼女升上幼稚園時，她再也受不了閉門在家的生活，決定重返天水圍社區網絡兼職，寧可聘請家務助理去料理家事，儘管大半份人工也花費於鐘點的家務費，但工作上的成就感、社交圈子令其心理質素改善了，放工湊女時能更有耐性。至今，兩個女兒已升上小學，全日制的學校為她分擔了照顧的壓力，而公司也提供空間，允許她中午時買菜擺放在公司，又可提早放工去接送女兒。

一個婦女的自立自主，是需要社會的認可及支持的，香港政府應正視家務勞動的經濟價值，並設計「主婦友善」的社會政策在背後扶持，若政府仍以「愛」、「無私」為名，漠視主婦的應有公平待遇，那性別平等的社會想像只會遙遙無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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