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uy Verhofstadt（前比利時首相、歐洲議會自由民主聯盟黨團主席，《歐洲的最後機會：為何歐洲國家必須組成更完美聯盟》〔Europe’s Last Chance: Why the European States Must Form a More Perfect Union〕一書作者）
譯：王國仲

在臉書董事長、執行長兼聯合創辦人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今（2018）年5月出席歐洲議會聽證會之前，我向他提出建議，認為他已經失去對公司的掌控。身為少數幾個能私下和他碰面的政治家，我很高興能有這個機會。但令我大失所望的是，針對提出的問題，我並未得到任何肯定的答覆。

我不是唯一這麼想的人。世界各地的政治家們已經厭倦了臉書藉營利為名，不斷逃避責任。有臉書的例子，高薪遊說者再也不必費心提倡「公司自律」。從祖克柏出席美國國會和歐洲議會聽證會至今已過了好幾個月，但臉書商業行為中最迫切的問題仍懸而未決。

目前還不確定臉書對劍橋分析醜聞事件所知多少（還有他們是什麼時候知道此事的）。同樣不確定的，還有國外有心人士在臉書上的干預，對美國總統大選，以及英國脫歐造成多大影響。

在臉書上不斷散布針對性的文宣是否會增加民主選舉的風險？沒有人知道答案，我們只能仰賴臉書內部拆解資訊後得出的結論。他們聲稱在隱私權保護上已經做出改善，但由於臉書未能履行歐洲議會的要求，對劍橋分析事件進行完整的內部審計，因此我們完全有理由擔心，明（2019）年5月舉行歐洲議會選舉時，會有更多外國勢力干預。

儘管臉書和許多科技巨頭都已經簽署承諾監管仇恨言論與假新聞的歐洲議會行為準則，我們還有許多工作要做。行為準則效力不足，且未定出公司履行承諾的時間表。此外，我們需要更多資源，貫徹歐盟新的《一般資料保護規範》（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現在許多科技公司僅把濫用使用者數據所受的懲罰，當成拓展業務的成本之一。這不能再被允許。

歐洲也缺乏夠主動、願意讓科技公司負起責任的檢調機構。以美國為例，調查俄國干預總統大選的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已經送出數十份起訴書、確認多項犯罪，並證明在涉及社群媒體的案件中，有實權的檢察官十分重要，歐洲該迎頭趕上了。首先，建立特別檢察官體系以調查最近針對選舉的攻擊，同時也要解決因濫用資訊產生的其他罪行。

此外，歐盟必須建立強大機制，在成員國中以各種語言分析、追蹤俄國的不實宣傳。如此一來，檢察官們能掌握強而有力的證據，對攻擊行動做出有效偵查。透過正確的戰略，我們得以及時識別、阻止宣傳行為，不讓社群平台淪為假新聞的催化劑。

在歐盟層級，2015年成立的東方戰略司令部工作組（East StratCom Task Force）應擴張職能，並獨立於歐盟外交事務之外。其唯一的任務應為識別、分析、揭露並揭穿虛假消息。

然而，長遠來看，要解決臉書與其他平台對西方民主所構成的威脅，只有一個良方：（官方）監管。正如銀行業者的自我管理未能阻止2008金融危機發生，科技公司的自律行為也沒能讓臉書成為負責任的行為者。

要規範科技巨頭，得從新的競爭規則開始，解決對個人資訊的壟斷問題。制定新法規，確保任何行為者在處理使用者數據時保持透明且負責。最後，我們不該排除臉書或其他科技巨頭瓦解的可能性。

5月份時，我告訴祖克柏的話至今仍然適用：他似乎對自己的創作毫無限制。就算真有限制，我們也該對他提到的「更開放、連結更緊密的世界」感到憂心不已。試想，成千上萬的印度（或在其他地方）低薪「臉書員工」，仔細審核我們的每個字、每篇貼文，來決定什麼是假新聞和仇恨言論。

正如《紐約時報》最近揭露的那樣，臉書極度渴望保有其商業模式，甚至聘用公關公司來抨擊其主要批評者：金融家與慈善家索羅斯（George Soros），還製造索羅斯是反猶太主義分子的不實消息。這種令人髮指的行為，詔示臉書內部也有許多見不得光的事情。事實上，英國議會的一個委員會才剛收到臉書內部郵件，顯示他們可能早在2014年就知道俄國在自家平台上的惡意活動。

毫無疑問，對數百萬人數據的壟斷，再加上網路新聞與訊息的流通，對民主構成明顯且現實的威脅。臉書的管理階層已經屢次向大眾證明，不負責任的行事難以使人信服。我們，社會大眾，沒有任何理由再相信他們妥善管理個人資料和隱私的承諾。自我管理失敗了，真能辦好事的人該接手了。

© Project Syndicate，2018.—Mark Zuckerberg Has Lost Control of Facebook

責任編輯：羅元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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