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obert Skidelsky（英國上議院議員，現為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英國曠日持久的脫歐進程，顛覆了世界自冷戰結束以來便習以為常的兩個幻覺：國家主權和經濟一體化。用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1989的文章的話說，這兩件事是歷史的雙重終點。

在法律上，世界由191個主權國家組成，它們可以自由簽訂條約、協定，組建聯盟，以此建立彼此間的關係。英國也是其中之一。其無法有意義地退出歐盟將是現代歷史上第一次一個主要主權國家，在法律上擁有自由退出的情況下，因為退出代價過於高昂而被迫留在自願的聯盟中。

強制必須理解為連續的壓力，可以重如武力，也可以輕如微不足道的經濟和文化制裁，而一國的主權則可以用其面對各種可能遇到的壓迫的脆弱度衡量。

用這個標準，全世界191個國家中極少有真正的主權國家，即只有軍事力量能夠迫使它們改變政策和政府制度的：顯然成立的有美國、中國、俄羅斯，可能符合的有日本和印度。英國已經痛苦地發現了自己的主權的極限。

2016年6月的英國脫歐公投給了英國選民簡單的二元選擇，但其結果卻幾乎不可能得到落實。主要障礙不是談判新條約的複雜性，而是決定英國政治生活的人的判斷——強行退出的代價過於高昂。

過去三十多個月中，首相梅伊（Theresa May）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尊重名義上要退出，事實上又不想退出的公眾選擇上。這場悲劇源於一個事實：英國到底要脫離什麼，這個問題從未被完全搞清楚過。歐盟及其疊床架屋的下屬經濟機制只是一個軟弱無力的結構，而不是政治和經濟聯盟。

對英國政治界來說，國家主權的考驗不是脫離歐盟的能力，而是在盡可能不影響日常活動的情況下脫離歐盟的能力，亦即英國仍與歐盟國家保持經濟一體化。但那些支持大大破壞英國與歐盟的關係的選民呢？

這使我轉向了第二個幻覺：盲目相信跨國經濟一體化的超然優勢，及其國界是更完美的市場一體化障礙的推論。從這一觀點看，民族國家的唯一功能是確保國家政策要為市場服務，即國家僅僅是政府的分支。

哈佛大學經濟學家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強烈指出，這一民族國家只是全球一體化的載體的觀點忽視了一個事實，即現代政府一般要因為它們的決定而受到本國人民的問責。有可能經濟一體化在長期有利於所有人，但在短期，它會帶來重大的經濟和文化破壞。於是，經濟一體化和民主政治的衝突就此爆發。

歐盟的設計師們將歐盟成員民族國家主要視為建立單一市場的四大自由的法律工具，即商品、資本、服務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但歐盟各國政府要受到選民的問責。他們無法像它們19世紀的前輩們那樣忽視經濟一體化的代價。那時候的政府只要面臨少量的選民，而管理著龐大的帝國。

所有有思想的歐洲主義者都早已認識到歐盟的民主赤字問題，但對此幾乎毫無作為。和經濟不同，政治不會大幅向國界之外轉移。因此，希臘前財政部長雅尼斯・瓦魯法基斯（Yanis Varoufakis）等深信的歐洲主義者呼籲建立歐羅巴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Europe）。唯有通過真正的議會制衡民選的總統，能夠帶來單一市場的民主合法性。

但歐羅巴合眾國超過了現實政治範圍。你不可能只靠一部新憲法就實現民主合法性。選民必須將控制政治的感覺內在化，而這種擁有感和義務感是有機生長的，而不是規定死了的。

因此，儘管對於脫歐的複雜性的代價已經有了充分的資訊，但英國脫歐爭論自2016年夏天以來從未有過真正的進展。脫歐派、英國記者安布羅斯・埃文斯－普理查（Ambrose Evans-Pritchard）在2016年6月13日的《每日電訊》（Daily Telegraph）上寫道，英國的「根本選擇：重塑對民族的充分自主，還是繼續生活在超國家機制之下，接受非由我們選出歐洲理事會的統治。」

羅德里克同意「支撐歐洲單一市場所需要的歐洲規則大大超過了民主合法性所能支持（的範圍）」，但他仍對演化出單一歐洲政體支撐單一市場感到樂觀。

問題在於英國還是否能夠選擇有意義的自治。它似乎陷入了一張無法擺脫的網。如果這一困境被更廣泛的歐盟選民所感受到，很有可能成為歐洲自由民主的終點。而惡魔的回歸——反自由民主甚至更糟糕的情況的產生——也為時不遠了。

© Project Syndicate, 2019.—英國沒有選擇，也不能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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