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Robert Skidelsky（英國上議院議員，現為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6月份去世的歷史學家諾曼・斯通（Norman Stone）一直堅持歷史學學生要學習外語。語言讓你能夠進入一個民族的文化，再由文化進入這個民族的歷史。歷史告訴我們這個民族如何看待自身和他人。因此，語言知識應該成為歷史學家必備的技術裝備。它是理解國際關係的過去和未來的關鍵。

但瞭解特定語言的根本重要性的信念已經消失，哪怕是在歷史學家中間也是如此。所有社會科學或多或少都始於對普適語言的嚮往，從而能讓細節契合觀點。因此，它們的知識模式即效仿自然科學的精確性和一般性。只要我們以普適且（關鍵地）非歷史（ahistorical）的原則理解人類行為，我們就能覬覦控制（當然也要改善）它。

陷入這一誘惑最深的社會科學莫過於經濟學。其渴望的普適語言是數學。其人類行為模型不是基於近距離觀察，而是基於假說，這些假說在不經意間脫離了經濟學家的智識和政治環境，甚至可以說絲毫不接地氣。於是就出現了以下邏輯推理前提：「所有綿羊都是白的，因此我見到的下一頭綿羊也將是白的。」換成經濟學版本：「所有人類都是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因此，在任何情況下，他們都會按照效用最大化的方法行事。」這一方法給了經濟學家獨樹一幟的預測力，特別是當效用都可以量化地表達和操縱時。用保羅・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話說，學者讓經濟學成為「社會科學的皇后。」

原則上，經濟學家不否認他們的結論必須被檢驗。在這裡，你也許會認為，歷史能派上大用場。所有綿羊，不論在什麼地方、什麼氣候下都是白的，真的如此嗎？但大部分經濟學家蔑視歷史「證據」，認為無非是一些奇聞異事。他們的歷史學方法是計量經濟學。過去充其量只是統計調查場所。

經濟學家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對經濟史和他稱之為「歷史盲」的計量經濟學的關係做出過全盤否定式批評，「最優秀、最聰明的經濟學家將經濟學視為社會物理學。存在一個放諸四海而皆準的模型。你只需要運用它。你可以隨時隨地從時光機上拽下一位現代經濟學家，只要他帶著個人電腦，他就能登堂入室，甚至不需要問一句他身處何時何地。」

簡言之，大部分構建歷史模型的經濟學家，都會假設過去的人有著和今天的人本質相同的價值觀和動機。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沿著這條路得出的邏輯結論是「構成了一個由……互動的機器人組成的……機械的人造世界，它能夠表現出與真實世界特徵基本相仿的行為。」

經濟學的目標是用普世的數學語言取代妨礙發現一般規律的特殊語言。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將盧卡斯的互動的機器人更進一步，雄心勃勃地欲將人腦與世界（包括其他人的大腦）直接相連。我們的思想將直接社會化，而不必經過語言的仲介。當你想著「開門！」時，門就會開。經濟學家夢想著在模型中加入上帝，而汲取人烏托邦夢想著通過創造神一樣的人來逆轉人的衰亡。

坦白說，這是對西方的自負的崇拜。西方仍自視為普世文明的孕育者，而非西方則只不過是落後的文化指標。在西方本身，經濟學的權威已經式微，但這並沒有妨礙西方輸出文明的傾向。「好經濟學」已被普世人權承諾所取代，普世人權被視為拯救世界的手段，但目的是一樣的：說教其他地區的人他們的短處。

在這裡，我們遇到一個悖論。普世主義（universalism）的勝利到來之日，正逢西方實力崩潰之時。而正是這一實力讓西方思想在一開始擁有普世地位。征服，而不是傳教，讓基督教遍佈全世界。

西方社會科學和西方價值觀也是如此。非西方接受西方的進步模式，特別是經濟進步，是因為他們渴望擺脫西方的說三道四。這仍然給了經濟學（西方的發明）以優勢。這是一種白人的魔法。但缺少了魔法背後的實力和權威，其號召力註定要消失。非西方仍渴望效仿西方的成功，但會用自己的方式。芝加哥大學和麻省理工大學將讓位給中國或印度的院校，非西方也將選擇接受哪些西方價值觀。

但世界需要一些普世的東西讓我們有共同的人文精神。大挑戰——用老生常談的話說——在於發展哲學家湯瑪斯・內格爾（Thomas Nagel）所謂的「無源之見」，它衍生出文化拜物教和科學主義，而不會迫使我們在兩者之間做出選擇。這是哲學的任務，不是經濟學的任務。

© Project Syndicate，2019.—經濟學家的帝國的衰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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