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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普亭這種極權政權無法再創榮景,就會面臨「英雄」的威脅

2019/09/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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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後,莫斯科和其他俄羅斯城市的街頭示威活動越來越多,普亭的統治日益脆弱。當這類政權無法繼續依靠實現經濟繁榮時,它們的未來便會因為反對派中出現新的英雄而面臨威脅。

文:Robert Skidelsky(英國上議院議員,現為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

最近,我看了一部關於俄羅斯異見政客鮑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的紀錄片《太自由的人》(The Man Who Was Too Free)。2015年,涅姆佐夫在克里姆林宮大門口被槍殺。20世紀90年代,涅姆佐夫是一位年輕英俊的政治新星,後來他拒絕向俄羅斯總統普亭(Vladimir Putin)的極權主義低頭,而轉向了反對派,自己也因此而被騷擾、羈押和殺害。影片讓我想到英雄主義和勇氣在現代生活中的作用越來越少,也讓我思索俄羅斯的命運。

英雄主義是極端情況的產物——以戰爭和暴力為典型。當今西方生活方式沒有極端情況,英雄主義也不再那麼有價值。但英雄主義的存量在世界其他地區(包括俄羅斯)越來越多。

英雄是高貴的,也是自我毀滅的。他寧可光榮而死,也不願猥瑣而生;寧可英年早逝,也不願帶著得來容易(也容易被忘記)的榮譽苟延殘喘,長命百歲。荷馬史詩《伊利亞德》中的赫克托爾說「我死了,但我死得偉大。」英雄的生命註定悲劇;不朽是唯一的獎賞。

涅姆佐夫便是這一命運所鑄就。據影片中的一些受訪者說,作為曾經的政府部長,同時也是葉爾欽(Boris Yeltsin)更中意的俄羅斯總統繼任人選,他相信自己永遠不會被暗殺。但在我看來,他是故意挑釁普亭政權以求一死。

和英雄主義不同,勇氣未必一定悲情。但它的命運也差不多。戰爭是展現勇氣的主要場合,其重要性早已今不如昔,今天的戰爭不再是人力密集型,而更多地依靠機器。儘管我們也仰慕個人的英勇之舉,但已不再要求它是必備的公共美德。我們不再期待我們的政客要像御駕親征的國王,而只要求他們有足夠的技能和恰到好處的厚臉皮。

道德勇氣不同於身體勇氣,它屬於文勇而非武勇。一個人也許害怕身體傷害,但在道德上無所畏懼。但相比身體勇氣,道德勇氣總是得不到多少仰慕,因為這需要冒天下之大不韙。統治者討厭它,因為它「向權力訴說真相,」老百姓不喜歡它,因為它與他們的偏見對立。

從倫理角度,道德勇氣在自由時代被視為勇氣的最高形式,因為它是有意為之而非出自本能。但其價值隨著表現道德勇氣所受的懲罰的減小而減小。曾經被認為充滿勇氣的觀點,現在僅僅屬於「爭議性」,它們可能導致你丟掉飯碗或朋友,但很難與火刑風險相提並論。

17世紀60年代,哲學家湯瑪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預言了公共英雄主義和勇氣的衰落,他寫道,公民「膽子越小越好,不管是對全體國民,還是對他們自己都是這樣。」專業主義的成長,以及和平商業和製造業的普及,讓我們不再那麼需要英雄或勇氣之舉。現代科學和社會組織的總體趨勢是讓勇氣和其它美德不再那麼必不可少。至少在西方,英雄主義和勇猛的行為如今只能從舞臺和螢幕上尋找,我們可以仰慕它們,而不必承受它們的後果。

英雄主義和勇氣想來被視為陽剛美德。在西班牙無敵艦隊時代的蒂爾伯里(Tilbury)演說中,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一世利用這一刻板印象,宣佈「我知道我身體上只是一位若不驚風的女人,但我擁有國王的心臟和肚量。」擁有男人的心臟的女人被認為是例外。反之,霍布斯認為, 「有著陰柔之氣的男子」應該免服兵役,因為他們可能會臨陣脫逃。亞當・史密斯(Adam Smith)擔心商業會讓人口變得「陰鷙」,他不是唯一一個作如是觀的人。

女性所具備的大量未加利用的勇氣儲備,特別是道德勇氣,基本上被(男)作家們所忽視。但婦女解放便是女性勇氣崛起的結果。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在20世紀30年代逃離了希特勒德國,她在寫作其1963年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時表現出了道德勇氣典範。該書是對大屠殺策劃者的庭審的記錄。年輕女性,包括最近的少女格蕾塔・塔恩伯格(Greta Thunberg)成為綠色政治領袖也不應該讓我們感到驚奇。因此,女性正在填補公共生活中男性勇氣的衰落,而這讓許多男性深感不安。

這讓我的思路回到了涅姆佐夫和俄羅斯。1996年,涅姆佐夫是唯一的認為剛剛被顛覆的共產黨——當時仍在民調中處於領先——應該被允許角逐俄羅斯總統競選的「自由派」俄羅斯政客。他說,這是樹立權力的合法過渡傳統的唯一辦法。俄羅斯其他自由派認為涅姆佐夫瘋了。在這次選舉中,葉爾欽依靠賄選取得連任,而他的繼任者普亭這通過某種「軟獨裁」一直讓自己掌權。但涅姆佐夫可謂有先見之明,宣揚真正的民主才是唯一合法的現代統治之道。

2011年後,莫斯科和其他俄羅斯城市的街頭示威活動越來越多,普亭的統治日益脆弱。當這類政權無法繼續依靠實現經濟繁榮時,它們的未來便會因為反對派中出現新的英雄而面臨威脅。這不但是俄羅斯給我們的教訓,也是中東和東亞給我們的教訓。

在世界大部分地區,英雄主義的價值再次浮現。未來很可能並非繫於政客和外交官身上,而是繫於不懼犧牲的人——無論男女——身上。

© Project Syndicate,2019.—公共英雄主義的興衰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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